“不要管那些，我自己會安排得很好的。”
“朋友，”史密斯說，他總是故意用這個親密的稱呼，“這件事該怎麽辦才最合適，你應該讓我們決定。”
“謝謝您，先生。”陌生人說完以後，就走了。
工程師把他的提議告訴了夥伴們，大家一致同意在畜欄裏蓋一所木頭房子，他們要把它蓋得盡量舒適。
當天，移民們就帶著必要的工具一齊到畜欄去，不到一個星期，房屋已經落成，隻等房客搬進去了。這所房子蓋在離獸棚大約二十英尺的地方，在那裏照看羊群非常方便，現在畜欄裏已經有八十多隻羊了。他們還製造了一些家具：一張床、一張桌子、一條板凳、一隻碗櫃和一隻箱子，又拿了一支槍、一些彈藥和工具到畜欄裏去。
陌生人直到現在還沒有看見過自己的新居，他讓居民們在那裏工作，自己留在高地上，毫無疑問，他想把他的工作全部做完。由於他勞動的結果，整個的地麵都已經翻鬆，隻等到時播種了。
12月20日，畜欄裏全部收拾好了。工程師告訴陌生人他無論什麽時候搬都可以，陌生人答應說當天晚上就到那裏去睡。
這天傍晚的時候，移民們集合在“花崗石宮”的餐廳裏。這時候是八點鍾，他們的夥伴就要和他們分別了。居民們怕由於他們在場，陌生人勢必要向大家辭行，這樣也許會引起他的難受，於是他們把陌生人單獨留下來，都回到“花崗石宮”裏麵去了。
他們在大廳談了幾分鍾，突然聽見有人輕輕地敲門。陌生人立刻就進來了；他沒有什麽開場白，張嘴就說：
“諸位先生，在我離開你們以前，你們應該知道我的歷史。我告訴你們吧。”
這幾句簡單的話使賽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夥伴們深深感動。
工程師站起身來。
“我們並沒有要求你，朋友，”他說；“你有權利保持緘默。”
“我應該談出來。”
“那麽，坐下吧。”
“不，我要站著。”
“你說吧，”史密斯說。
陌生人站在房角落一個光線微弱的地方，他沒有戴帽子，兩手交叉在胸前，擺好了這種姿勢，然後，就好象逼迫著自己似的，開始用一種暗啞的嗓音講起來，在講的過程中，他的聽眾一次也沒有打斷他。以下就是他的故事：
“1854年12月20日，蘇格蘭貴族格裏那凡爵士的遊船鄧肯號停泊在澳大利亞西海岸南緯37度的百奴衣角。遊船上有格裏那凡爵士和他的夫人、一個英國陸軍少校、一個法國地理學家、一個女孩子和一個男孩子。這兩個孩子是格蘭特船長的兒女，一年前格蘭特和他的水手們隨著不列顛尼亞號一起失蹤了。鄧肯號的船長是約翰·孟格爾，船上一共有十五個水手。
“遊船到澳大利亞海岸來的原因是這樣的：六個月以前，鄧肯號上的人在愛爾蘭海撿到一個瓶子，裏麵裝著一張紙條，紙上寫著英文、德文和法文。大意說，不列顛尼亞號遇險以後，還有三個人活下來，那就是格蘭特船長和他的個水手，這三個人流落在一個海島上，紙條上註明著海島的緯度，然而寫著經度的地方卻被海水侵蝕了，已經認不出來。
“這個緯度是南緯37度11分，雖然不知道經度，可是隻要不管大陸或海洋，一直沿著37度線前進，最後一定能夠找到格蘭特船長和他的兩個夥伴所在的地方的。英國海軍部遲遲不去找他們，格裏那凡爵士卻決定要盡一切力量把船長找回來。瑪麗和羅伯爾·格蘭特，這兩個孩子也和他取得了聯繫。於是爵士的全家和格蘭特船長的兒女準備乘鄧肯號汽艇遠航。鄧肯號離開格拉斯哥，向大西洋進發，經過麥哲倫海峽，進入太平洋，一直來到巴塔戈尼亞；他們原先看了紙條，以為格蘭特船長被當地的土人擄去了。
“鄧肯號的旅客在巴塔戈尼亞的西岸登陸，然後遊船開到東岸的哥連德角去等他們上船。格裏那凡爵士沿著37度線橫穿巴塔戈尼亞，一路並沒有發現船長的蹤跡。於是又在11月13日回到船上，以便橫渡大西洋，繼續尋找。
“鄧肯號一路經過透利斯探達昆雅群島和阿姆斯特丹群島，但是都沒有找到，在1854年12月20日那天，我已經說過，它到達了澳大利亞的百奴衣角。
“格裏那凡爵士打算象橫穿美洲一樣穿過澳洲，於是他登了陸。離海岸幾英裏的地方，有一個愛爾蘭人的農場，農場主人殷勤地招待了旅客。格裏那凡爵士向愛爾蘭人說明了來意，並且問他，在一年多以前，是不是曾經有一隻叫做不列顛尼亞號的三桅船在澳大利亞的西海岸一帶沉沒。
“愛爾蘭人從來也沒有聽說過沉船的事情；然而，沒想到他的僕人中突然有一個人走上前來說：
“‘閣下，謝天謝地！如果格蘭特船上還有人活著，那麽他一定就在澳大利亞一帶。’
“‘你是誰？’格裏那凡爵士問道。
“‘和您一樣，閣下，也是蘇格蘭人，’僕人說；‘我是格蘭特船長手下的一個水手——不列顛尼亞號船上的遇難人。’
“這個人名叫艾爾通。根據他的證明文件，不錯，他是不列顛尼亞號的水手。可是就在觸礁的時候，他和格蘭特船長拆散了，直到當時，他始終以為船長和所有的水手都死了；自己是不列顛尼亞號唯一僥倖脫臉的人。
“朋友，”史密斯說，他總是故意用這個親密的稱呼，“這件事該怎麽辦才最合適，你應該讓我們決定。”
“謝謝您，先生。”陌生人說完以後，就走了。
工程師把他的提議告訴了夥伴們，大家一致同意在畜欄裏蓋一所木頭房子，他們要把它蓋得盡量舒適。
當天，移民們就帶著必要的工具一齊到畜欄去，不到一個星期，房屋已經落成，隻等房客搬進去了。這所房子蓋在離獸棚大約二十英尺的地方，在那裏照看羊群非常方便，現在畜欄裏已經有八十多隻羊了。他們還製造了一些家具：一張床、一張桌子、一條板凳、一隻碗櫃和一隻箱子，又拿了一支槍、一些彈藥和工具到畜欄裏去。
陌生人直到現在還沒有看見過自己的新居，他讓居民們在那裏工作，自己留在高地上，毫無疑問，他想把他的工作全部做完。由於他勞動的結果，整個的地麵都已經翻鬆，隻等到時播種了。
12月20日，畜欄裏全部收拾好了。工程師告訴陌生人他無論什麽時候搬都可以，陌生人答應說當天晚上就到那裏去睡。
這天傍晚的時候，移民們集合在“花崗石宮”的餐廳裏。這時候是八點鍾，他們的夥伴就要和他們分別了。居民們怕由於他們在場，陌生人勢必要向大家辭行，這樣也許會引起他的難受，於是他們把陌生人單獨留下來，都回到“花崗石宮”裏麵去了。
他們在大廳談了幾分鍾，突然聽見有人輕輕地敲門。陌生人立刻就進來了；他沒有什麽開場白，張嘴就說：
“諸位先生，在我離開你們以前，你們應該知道我的歷史。我告訴你們吧。”
這幾句簡單的話使賽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夥伴們深深感動。
工程師站起身來。
“我們並沒有要求你，朋友，”他說；“你有權利保持緘默。”
“我應該談出來。”
“那麽，坐下吧。”
“不，我要站著。”
“你說吧，”史密斯說。
陌生人站在房角落一個光線微弱的地方，他沒有戴帽子，兩手交叉在胸前，擺好了這種姿勢，然後，就好象逼迫著自己似的，開始用一種暗啞的嗓音講起來，在講的過程中，他的聽眾一次也沒有打斷他。以下就是他的故事：
“1854年12月20日，蘇格蘭貴族格裏那凡爵士的遊船鄧肯號停泊在澳大利亞西海岸南緯37度的百奴衣角。遊船上有格裏那凡爵士和他的夫人、一個英國陸軍少校、一個法國地理學家、一個女孩子和一個男孩子。這兩個孩子是格蘭特船長的兒女，一年前格蘭特和他的水手們隨著不列顛尼亞號一起失蹤了。鄧肯號的船長是約翰·孟格爾，船上一共有十五個水手。
“遊船到澳大利亞海岸來的原因是這樣的：六個月以前，鄧肯號上的人在愛爾蘭海撿到一個瓶子，裏麵裝著一張紙條，紙上寫著英文、德文和法文。大意說，不列顛尼亞號遇險以後，還有三個人活下來，那就是格蘭特船長和他的個水手，這三個人流落在一個海島上，紙條上註明著海島的緯度，然而寫著經度的地方卻被海水侵蝕了，已經認不出來。
“這個緯度是南緯37度11分，雖然不知道經度，可是隻要不管大陸或海洋，一直沿著37度線前進，最後一定能夠找到格蘭特船長和他的兩個夥伴所在的地方的。英國海軍部遲遲不去找他們，格裏那凡爵士卻決定要盡一切力量把船長找回來。瑪麗和羅伯爾·格蘭特，這兩個孩子也和他取得了聯繫。於是爵士的全家和格蘭特船長的兒女準備乘鄧肯號汽艇遠航。鄧肯號離開格拉斯哥，向大西洋進發，經過麥哲倫海峽，進入太平洋，一直來到巴塔戈尼亞；他們原先看了紙條，以為格蘭特船長被當地的土人擄去了。
“鄧肯號的旅客在巴塔戈尼亞的西岸登陸，然後遊船開到東岸的哥連德角去等他們上船。格裏那凡爵士沿著37度線橫穿巴塔戈尼亞，一路並沒有發現船長的蹤跡。於是又在11月13日回到船上，以便橫渡大西洋，繼續尋找。
“鄧肯號一路經過透利斯探達昆雅群島和阿姆斯特丹群島，但是都沒有找到，在1854年12月20日那天，我已經說過，它到達了澳大利亞的百奴衣角。
“格裏那凡爵士打算象橫穿美洲一樣穿過澳洲，於是他登了陸。離海岸幾英裏的地方，有一個愛爾蘭人的農場，農場主人殷勤地招待了旅客。格裏那凡爵士向愛爾蘭人說明了來意，並且問他，在一年多以前，是不是曾經有一隻叫做不列顛尼亞號的三桅船在澳大利亞的西海岸一帶沉沒。
“愛爾蘭人從來也沒有聽說過沉船的事情；然而，沒想到他的僕人中突然有一個人走上前來說：
“‘閣下，謝天謝地！如果格蘭特船上還有人活著，那麽他一定就在澳大利亞一帶。’
“‘你是誰？’格裏那凡爵士問道。
“‘和您一樣，閣下，也是蘇格蘭人，’僕人說；‘我是格蘭特船長手下的一個水手——不列顛尼亞號船上的遇難人。’
“這個人名叫艾爾通。根據他的證明文件，不錯，他是不列顛尼亞號的水手。可是就在觸礁的時候，他和格蘭特船長拆散了，直到當時，他始終以為船長和所有的水手都死了；自己是不列顛尼亞號唯一僥倖脫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