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否認自己殺害渡邊ju，說她是被別人所殺。在警方的充分調查下，今天我陳述的是真正的事實：殺害渡邊ju的是我，這是真的。
他對犯罪過程是這麽說的：我進大門時見有根樫木的頂門棍豎在那兒，我心想把它當作兇器倒也稱手，所以把它帶進房裏。渡邊ju見我來了，說聲歡迎，就跪起身到火盆邊為我沏茶，我乘機用雙手握棍朝阿ju頭上狠命打去。然而，早就藏有殺機的人即使對這裏的情況很熟悉，難道會用被害者家頂門用的那根樫木棍嗎？一般說來，蓄意殺人者會早點備下兇器。這案件按檢察官的看法並不是偶發的，而是“有計劃”的作案，那麽，柳田正夫用被害者家裏的東西作為兇器行兇是反常的，並且難以自圓其說。
在第九次審訊報告中還記錄這樣的供詞：
……阿ju立即仰翻在地。我見她拚命掙紮起身，想朝我猛撲過來，我右手握棍隨即朝阿ju的前額和臉上揍去，阿ju發出異樣的叫聲仰麵倒下，再也不能動彈了。
這是極為含糊的供詞。如果是兇手的話，至少會供述得更正確，細節也會更加具體些。恐怕柳田正夫是沒法把當時殺人的過程說得更正確吧。因為想起報紙、雜誌上報導過渡邊ju為麵部受傷，就作了“毆擊了麵部”這樣的供認。警方也發覺這裏的疑問。
在第十次審訊報告中供認說：
關於我上回供述殺害渡邊ju的事實，昨天，對毆擊的部位，怎麽也回憶不起來。今天才想起，用樫木棍第一下好象擊在阿ju後腦勺上，阿ju仰天倒下後，又毆打前額部的左側和左臉，隨後好象朝阿ju的胸口揍去。
為何柳田正夫對犯罪過程不能說得更具體些？可以說，這是他在想當然，或是得到了某種暗示。大塚律師從這件事中能得到這樣的結論。記得在第九次審訊報告中有這麽一段話：“我見她拚命掙紮起身，想朝我猛撲過來，我右手握棍朝阿ju的前額和臉上揍去。”當時，並沒有提到毆擊阿ju胸口的動作。這是因為報紙上對受害的傷勢報導中隻提到頭部和臉部，沒說起胸前的傷。如果柳田正夫是從報導中得知傷情的話，當然肯定不會想到還有阿ju胸前的傷勢。由於兇手的棍子擊在身著衣服的胸前，傷勢並不重，雖形成第三肋骨的骨折，但在外部不見有傷。大塚以往聽法醫談過，年老者並不需要受很大的衝擊力也往往會造成肋骨骨折的現象。為此，檢察部門也是看了屍體檢驗報告之後，經過解剖才知道第三肋骨骨折。所以無論如何，在罪犯指供詞中必須要提到這個傷勢。於是在第十次審訊報告中，開始有“好象又”毆擊了胸部這樣的供述。
還有，檢察官認定，現場衣櫃抽屜被抽開，衣物翻亂的跡象是柳田正夫竊取借據之後，為了偽裝成搶劫現場而幹的。這是認為現場僅缺少一張借據為前提作出的結論。警方也認為柳田正夫除了借據之外，並沒有搶去其他東西。然而，究竟渡邊ju被竊走多少東西，是很難作出正確判斷的。她孤身一人，兒子和兒媳都和她分開居住。根據渡邊ju的兒子隆太郎的證詞，他們夫妻倆跟阿ju合不來，兩年前就搬了出去。
隆太郎的證詞是這麽說的：
沒聽母親說過她有多少錢，這一點我全不清楚。直到出了事，警察問我缺少多少錢？我是一無所知，也許母親的手頭會有些現錢的。
既然不知道被竊的餘額，那麽是少了錢，還是分文不少，全是一筆糊塗帳。連兒子都不清楚，所以也有可能失竊了一筆相當數量的現金。因此，可以推斷，真正的兇手倒是半拉開抽屜，竊走了一筆現金逃之夭夭的人。這事反證了柳田正夫是無罪的。真正的犯人倒是在柳田正夫到達之前那一刻逃跑了。
大塚欽三查閱研究了厚厚一疊卷宗之後，發現這麽些疑問和矛盾。而這一切都證明了柳田正夫是無罪的。被告為人誠實這一點，有不少證人作了證明。他向渡邊ju借高利貸，是想悄悄地賠償丟失的那筆三萬八千多元的學生旅行費用。
對這筆錢，小學校長是這麽說的：
如果向我報告的話，不管怎樣，我總能湊足這筆不到四萬元的錢。可柳田並沒這麽做，而是自己承當了賠款的責任，從而釀成這場悲劇。由此也可以了解柳田正夫的個性和為人了。
大塚欽三的心情越發陰沉了。倘若當時自己承接下這案子，看來能為柳田正夫辨清冤案。現在想來，有這個把握。大塚欽三又想起來過事務所的柳田正夫的妹妹，那目光銳利、炯炯有神的少女。大塚當時回絕過她：“九川當地也會有好律師的。我看你也用不著老遠跑到東京來請啊。”
那個少女斷言：“我覺得隻有先生才能救我哥哥。”她說的倒也是。九州的指定律師雖不能說是無能的庸才，但是，如果自己來辦的話？結果就……自傲而產生的深深懺悔齧嚼著他的心。
“因為我付不出規定的辯護費，您就不肯幫忙？”被告的妹妹追問說。
在年輕姑娘的有力詰問下，他隻覺得她是位個性倔強的姑娘。大塚有點兒不快，當時不想繞什麽彎子，直截了當地回答她：“多少也有點吧。”，大塚至今還為這句多餘的話感到後悔。那位少女準會為了錢拒絕她而惱恨不已吧。
“先生，我哥哥也許會判死刑啊。”這是她在臨走時留下的一句話。第一審果然判了死刑，這是柳田桐子射向大塚心坎的第一枝利箭。她的第二枝利箭就是寫在明信片上的那句話：我哥哥蒙受著搶劫殺人的惡名死去了。
大塚欽三將厚厚的一大摞卷宗用繩紮好，打算明天吩咐奧村寄還給九州的律師。他合上記事冊，手支撐著臉，皺起眉陷入沉思。
“你為什麽這樣愁眉不展？”河野徑子端詳著大塚的臉說，“見到我就做出這副表情，真討厭。請快活點吧。”
“對不起。”大塚苦笑著連聲道歉，“我不是不高興見你，實在沒法子。”
被爐上蓋著條花色艷麗的被子，小桌子放著好幾隻酒壺，但大塚欽三卻一點兒沒醉。這是他常來的藏嬌金屋。這兒的老闆娘摸透他的脾氣，他跟女招待也廝混得十分稔熟。自從跟河野徑子相好上之後，他一直來這兒幽會。
大塚跟徑子都換上薄棉睡衣。外頭和室內都靜悄悄的。隻覺得室外的寒氣直透進衣服裏。不叫喚，女招待她們是不會進來的。不一會，耳邊飄來鄰室的喧鬧聲，還夾雜著三弦琴和女人唱小調聲。不時揚起陣陣笑聲。
“外頭挺熱鬧啊。”徑子取過酒壺說，“如果能為你助興的話……”
“好啊，”大塚欽三拿起酒盅說，“為我、唱一曲吧。”
“哎喲，你別出我醜了。”徑子笑起來很美，眼角上象有點紅腫似的惹人可愛。
“我是你忠實的聽眾啊。”
“你真壞。”徑子做了個飛眼，她知道自己的眼睛長得很漂亮，這是勾魂攝魄的一瞥。
徑子低吟慢唱起來，那柔細綿綿的音調沁人心腑。聽著，聽著，大塚的耳朵和腦袋各司其職了，腦子裏又想起那樁案件來。驀地，他發現徑子已唱完，急忙輕輕地鼓幾下掌。
他對犯罪過程是這麽說的：我進大門時見有根樫木的頂門棍豎在那兒，我心想把它當作兇器倒也稱手，所以把它帶進房裏。渡邊ju見我來了，說聲歡迎，就跪起身到火盆邊為我沏茶，我乘機用雙手握棍朝阿ju頭上狠命打去。然而，早就藏有殺機的人即使對這裏的情況很熟悉，難道會用被害者家頂門用的那根樫木棍嗎？一般說來，蓄意殺人者會早點備下兇器。這案件按檢察官的看法並不是偶發的，而是“有計劃”的作案，那麽，柳田正夫用被害者家裏的東西作為兇器行兇是反常的，並且難以自圓其說。
在第九次審訊報告中還記錄這樣的供詞：
……阿ju立即仰翻在地。我見她拚命掙紮起身，想朝我猛撲過來，我右手握棍隨即朝阿ju的前額和臉上揍去，阿ju發出異樣的叫聲仰麵倒下，再也不能動彈了。
這是極為含糊的供詞。如果是兇手的話，至少會供述得更正確，細節也會更加具體些。恐怕柳田正夫是沒法把當時殺人的過程說得更正確吧。因為想起報紙、雜誌上報導過渡邊ju為麵部受傷，就作了“毆擊了麵部”這樣的供認。警方也發覺這裏的疑問。
在第十次審訊報告中供認說：
關於我上回供述殺害渡邊ju的事實，昨天，對毆擊的部位，怎麽也回憶不起來。今天才想起，用樫木棍第一下好象擊在阿ju後腦勺上，阿ju仰天倒下後，又毆打前額部的左側和左臉，隨後好象朝阿ju的胸口揍去。
為何柳田正夫對犯罪過程不能說得更具體些？可以說，這是他在想當然，或是得到了某種暗示。大塚律師從這件事中能得到這樣的結論。記得在第九次審訊報告中有這麽一段話：“我見她拚命掙紮起身，想朝我猛撲過來，我右手握棍朝阿ju的前額和臉上揍去。”當時，並沒有提到毆擊阿ju胸口的動作。這是因為報紙上對受害的傷勢報導中隻提到頭部和臉部，沒說起胸前的傷。如果柳田正夫是從報導中得知傷情的話，當然肯定不會想到還有阿ju胸前的傷勢。由於兇手的棍子擊在身著衣服的胸前，傷勢並不重，雖形成第三肋骨的骨折，但在外部不見有傷。大塚以往聽法醫談過，年老者並不需要受很大的衝擊力也往往會造成肋骨骨折的現象。為此，檢察部門也是看了屍體檢驗報告之後，經過解剖才知道第三肋骨骨折。所以無論如何，在罪犯指供詞中必須要提到這個傷勢。於是在第十次審訊報告中，開始有“好象又”毆擊了胸部這樣的供述。
還有，檢察官認定，現場衣櫃抽屜被抽開，衣物翻亂的跡象是柳田正夫竊取借據之後，為了偽裝成搶劫現場而幹的。這是認為現場僅缺少一張借據為前提作出的結論。警方也認為柳田正夫除了借據之外，並沒有搶去其他東西。然而，究竟渡邊ju被竊走多少東西，是很難作出正確判斷的。她孤身一人，兒子和兒媳都和她分開居住。根據渡邊ju的兒子隆太郎的證詞，他們夫妻倆跟阿ju合不來，兩年前就搬了出去。
隆太郎的證詞是這麽說的：
沒聽母親說過她有多少錢，這一點我全不清楚。直到出了事，警察問我缺少多少錢？我是一無所知，也許母親的手頭會有些現錢的。
既然不知道被竊的餘額，那麽是少了錢，還是分文不少，全是一筆糊塗帳。連兒子都不清楚，所以也有可能失竊了一筆相當數量的現金。因此，可以推斷，真正的兇手倒是半拉開抽屜，竊走了一筆現金逃之夭夭的人。這事反證了柳田正夫是無罪的。真正的犯人倒是在柳田正夫到達之前那一刻逃跑了。
大塚欽三查閱研究了厚厚一疊卷宗之後，發現這麽些疑問和矛盾。而這一切都證明了柳田正夫是無罪的。被告為人誠實這一點，有不少證人作了證明。他向渡邊ju借高利貸，是想悄悄地賠償丟失的那筆三萬八千多元的學生旅行費用。
對這筆錢，小學校長是這麽說的：
如果向我報告的話，不管怎樣，我總能湊足這筆不到四萬元的錢。可柳田並沒這麽做，而是自己承當了賠款的責任，從而釀成這場悲劇。由此也可以了解柳田正夫的個性和為人了。
大塚欽三的心情越發陰沉了。倘若當時自己承接下這案子，看來能為柳田正夫辨清冤案。現在想來，有這個把握。大塚欽三又想起來過事務所的柳田正夫的妹妹，那目光銳利、炯炯有神的少女。大塚當時回絕過她：“九川當地也會有好律師的。我看你也用不著老遠跑到東京來請啊。”
那個少女斷言：“我覺得隻有先生才能救我哥哥。”她說的倒也是。九州的指定律師雖不能說是無能的庸才，但是，如果自己來辦的話？結果就……自傲而產生的深深懺悔齧嚼著他的心。
“因為我付不出規定的辯護費，您就不肯幫忙？”被告的妹妹追問說。
在年輕姑娘的有力詰問下，他隻覺得她是位個性倔強的姑娘。大塚有點兒不快，當時不想繞什麽彎子，直截了當地回答她：“多少也有點吧。”，大塚至今還為這句多餘的話感到後悔。那位少女準會為了錢拒絕她而惱恨不已吧。
“先生，我哥哥也許會判死刑啊。”這是她在臨走時留下的一句話。第一審果然判了死刑，這是柳田桐子射向大塚心坎的第一枝利箭。她的第二枝利箭就是寫在明信片上的那句話：我哥哥蒙受著搶劫殺人的惡名死去了。
大塚欽三將厚厚的一大摞卷宗用繩紮好，打算明天吩咐奧村寄還給九州的律師。他合上記事冊，手支撐著臉，皺起眉陷入沉思。
“你為什麽這樣愁眉不展？”河野徑子端詳著大塚的臉說，“見到我就做出這副表情，真討厭。請快活點吧。”
“對不起。”大塚苦笑著連聲道歉，“我不是不高興見你，實在沒法子。”
被爐上蓋著條花色艷麗的被子，小桌子放著好幾隻酒壺，但大塚欽三卻一點兒沒醉。這是他常來的藏嬌金屋。這兒的老闆娘摸透他的脾氣，他跟女招待也廝混得十分稔熟。自從跟河野徑子相好上之後，他一直來這兒幽會。
大塚跟徑子都換上薄棉睡衣。外頭和室內都靜悄悄的。隻覺得室外的寒氣直透進衣服裏。不叫喚，女招待她們是不會進來的。不一會，耳邊飄來鄰室的喧鬧聲，還夾雜著三弦琴和女人唱小調聲。不時揚起陣陣笑聲。
“外頭挺熱鬧啊。”徑子取過酒壺說，“如果能為你助興的話……”
“好啊，”大塚欽三拿起酒盅說，“為我、唱一曲吧。”
“哎喲，你別出我醜了。”徑子笑起來很美，眼角上象有點紅腫似的惹人可愛。
“我是你忠實的聽眾啊。”
“你真壞。”徑子做了個飛眼，她知道自己的眼睛長得很漂亮，這是勾魂攝魄的一瞥。
徑子低吟慢唱起來，那柔細綿綿的音調沁人心腑。聽著，聽著，大塚的耳朵和腦袋各司其職了，腦子裏又想起那樁案件來。驀地，他發現徑子已唱完，急忙輕輕地鼓幾下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