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違法的事,而他們有充分的證據,能把我送進監獄。


    他們擁有我。


    尤裏的警告一直在我腦中迴蕩——你是孩子的唯一依靠。確實如此。馬特離開了。我不能一直這麽等著他,等著他突然出現,扭轉局麵。我需要自己解決這件事。


    我要抗爭。


    我不要坐牢。


    隻要尤裏手中有我的把柄,想要自由就不可能。隻要尤裏手中有證據。這個想法驚醒了我。如果他手上不再有證據呢?


    中情局手上沒有任何我的證據,隻有俄羅斯人有,隻有尤裏有。


    放在我們家信箱裏的東西,他肯定有副本——能夠證明我看過馬特照片的列印文件——他就是用這個勒索我的。如果我找到他手中的副本,然後銷毀呢?他就沒有籌碼了。當然,他還是可以向當局告發,但那時我們就能勢均力敵。


    就這樣定了。就這樣解決,我可以避免牢獄之災,陪孩子一起生活。我這就去銷毀證據。


    這就意味著,我得找到他。


    腎上腺素突然湧上來。我站起身,走向門廳,在工具袋裏翻出記下了尤裏車牌號的紙片。


    然後我來到雙胞胎房間的衣帽間,從最頂層的架子上拉出一個塑料盒。裏麵裝著穿不下了的衣服。我四處翻找,看到那個預付費一次性手機。我回到家庭娛樂房,找到奧馬爾的號碼,卸掉手機電池,用一次性手機撥通了電話。


    “我是薇薇安。”他一接通電話我就說,“我要你幫個忙。”


    “說。”


    “我要你幫我查一個車牌號。”


    “好的,”這時他略微有些猶豫,“能告訴我為什麽嗎?”


    “今天有一輛車開到了我們住的地方。”到現在我還說的是實話。“就停在那裏。看起來很可疑,可能也沒什麽,但我覺得有必要查一下。”撒這個謊比我想像的還要簡單。


    “好,當然。稍等。”


    我聽到電話另一端有腳步聲,想像著他打開電腦,登錄到調查局的資料庫,從那裏可以調取任何地方的車牌登記信息。所有數據都在裏麵。通過這個車牌號能夠找到名字和地址,如果運氣好的話,即使尤裏在美國使用各種化名也能找到他確切的地址。如果找不到,至少也能有一條線索,可以繼續追蹤。


    “好了。”奧馬爾說。我把車牌號念給他,聽到他敲擊鍵盤的聲音。頓了好久,接著又是敲擊鍵盤的聲音。然後他又向我重複了一遍車牌號,問我是否確定。我又仔細看了看那張紙片,告訴他,確信。


    “嗯,”他說,“這就奇怪了。”


    我屏住呼吸,等著他繼續說下去。


    “我以前從沒遇到這種情況。”


    我的心怦怦直跳,幾乎能聽到心跳的聲音。“怎麽了?”


    “記錄裏根本沒有這個車牌號。”


    第二天早上,我在櫥櫃裏拿咖啡杯時注意到那個雙壁馬克杯,閃亮的金屬,置於架上。我僵住了。


    車牌號是我找到尤裏的唯一線索,除此之外,我完全不知道該怎樣找到他,怎樣銷毀可以把我送進監獄的證據。


    我慢慢伸手,把雙壁馬克杯從架子上拿下來,放到操作台上。


    我可以這樣做。我可以帶那個u盤上班,插進電腦裏,就像上次一樣。然後,一切就都結束了。馬特這樣說過,尤裏也這樣說過。


    我們會付錢給你,足夠你養孩子,可以用很久。尤裏的承諾在我腦中迴蕩,這也是我一開始沒有告發馬特的重要原因之一——害怕他走了之後,我一個人養不起孩子。現在他已經走了,尤裏給了我一條路。


    還有馬特很久之前說的話,那天在車裏說的——如果我遭遇任何意外,薇薇,不論付出怎樣的代價也要照顧好孩子。


    不論付出怎樣的代價。


    “薇薇安?”


    我轉過身,看到我媽媽。我都沒有聽到她走進廚房。她正看著我,滿臉擔憂。“你還好嗎?”


    我回頭看著雙壁杯子,在杯子上看到我的投影,那個扭曲的形象。我不是這樣的人吧?我不是這樣的人。我更堅強。


    我扭過頭,又看向媽媽。“我還好。”


    我坐在辦公桌前,麵前放了一杯咖啡,頂上還漂了一些咖啡末。我盯著電腦屏幕,上麵顯示著一份諜報,隨機打開的。這樣有人看過來時,我就好像在讀報告一樣,但其實並沒有。我很努力地想要集中精力。


    我必須要找到那份證據。我必須銷毀它。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麽做。


    奧馬爾又查了別的資料庫,但還是沒有找到那個車牌號。“薇薇安,發生了什麽?”他問。“一定是我記錯了車牌號。”我應道。但是我知道沒有記錯,而車牌號沒有任何記錄這件事也令我害怕。


    一時間我還冒出帶著孩子逃走的念頭,但這不可能。俄羅斯人很厲害,他們會找到我們。


    我需要留下來,抗爭。


    這天深夜,孩子和我爸媽都睡了,我一個人在家庭娛樂房,有電視裏不用動腦的節目相伴,藉此來逃過瀰漫整座房子的沉寂。電視裏播放著一個相親節目,很多女人爭一個男人,每一個都瘋狂地愛著這個男人,盡管誰都沒有確切地、真正地了解過他。


    我的手機在振動,在我旁邊的沙發墊子上輕輕地晃動著。是馬特。我想。我開著手機就是為了等馬特的電話。但是手機屏幕上顯示的卻是“未知號碼”。不是馬特。手機繼續振動著,嗡嗡的,讓人不安。我把電視調成靜音,伸手拿起手機,接通電話,小心地放在耳邊,好像手裏拿著的是危險的東西。“你好?”


    “薇薇安。”對麵的人說,聲音很特別,是俄羅斯口音。我的胃像打了結。“又過了一天,但是你還是沒有完成任務。”他的語氣很友好,像聊天一樣,但還是令人不安,因為說的都是威脅、指責的話。


    “今天沒有機會。”我撒謊。此刻,拖延時間才是唯一的選擇。


    “啊。”他說,他故意拖長了音,是想我明白他並不相信我。“好吧。我準備給你接通一個人”——他頓了頓,好像在尋思恰當的詞——“他或許能說服你找到機會。”


    我聽到電話裏哢嗒一聲,又一聲。好像有腳步聲。我緊張地等待著,然後聽到了。馬特的聲音。“薇薇,是我。”


    我的手指緊緊摳住電話。“馬特,你在哪兒?”


    對麵頓了一下。“莫斯科。”


    莫斯科。不可能,莫斯科就意味著他離開了,就意味著那天是他故意丟下了沒人看管的孩子。直到這一刻我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我依然對他還會回到我們身邊抱有希望,他還沒有真正離開。


    “聽我說,你需要去做這件事。”


    我呆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莫斯科。這一點兒也不真實。


    “想想孩子。”


    想想孩子。你竟敢說這種話。“你想過嗎?”我問,語氣生硬。我回想起馬特消失的那天,盧克獨自一人在廚房的飯桌前;回想起三個小一些的孩子在學校前台等待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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