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軍醫院幹了半年多，組織上了解到朱楚蘭和其他幾名姑娘是學織布的，正好軍區後勤部要在莎車建一個紡織廠，就把她們調到莎車紡織廠工作。到廠的第一項任務，也是建廠，蓋廠房、蓋宿舍。這期間，朱楚蘭一直擔任班長。後來，由於她有初中文化，表現又好，領導上把她調到軍區後勤部皮革廠任文教。1953年因婚姻關係，調獨立工程三團三營任記帳員。
朱楚蘭婚姻上的遭遇是不幸的。小時候，因為家裏窮，孩子多，生活苦，差一點給人家當童養媳。參軍後，在工作中她有了自己的意中人，但組織上給她介紹了一個在革命戰爭中作出過貢獻的老同誌，並反覆做工作，勸說她為革命作“貢獻”。她作為一名青年團員，懂得應該聽組織的話，也懂得為革命作貢獻是光榮的。最後，她經不起輪番“轟炸”，嫁給了一個比她大十三歲的戰鬥英雄。臨結婚時，她接受不了這一“事實”，連夜跑了出來。後來，在同誌們的勸說下，心緒才慢慢平靜，與他生活在一起。
隨著時間的推移，物質條件的改善，生活好起來，日子過得滿意了。但沒有想到升了官的丈夫，手中有了權，思想滑了坡，在“道德”的泥潭中屢屢失足，不僅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更使朱楚蘭蒙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擊。當初，她盼望他改過，但沒有想到他屢教屢犯，原先的夫貴妻榮變成泡影，別人投過來的是鄙夷的目光，這對於一個爭強好勝的女性來講，是多麽大的打擊啊!她不想要這個家了，長時間的精神痛苦和內心的壓抑，使她四十多歲就病倒了。1989年，終於離開了人世。
我們在老家時曾聽說她們到新疆當兵滿三年後就能回來。沒想到第三年時，收到姐姐的信，說她已經結婚，又過了不久，知道她的第一個孩子已懷上了。我們當時就感覺她不會回到湖南來了。
記得她在給母親的一封來信中說，在艱苦創業的年代，懷孩子時，周圍同事全是男人，隻自己一個女人，有話沒處說，也不好意思說，就跟著大家一樣拚命幹活，孩子生下來時，跟前沒有老人，養育孩子沒有經驗，全憑自己一人操持。白天走進辦公室忙工作，下班回到家裏忙孩子，後來實在沒法堅持，委託一隨隊家屬幫助看管。生第二個孩子時，是1956年，當時正在安集海開荒建農場，連住的房子都沒有，孩子是在帳篷裏出生的。
這一切在我們看來，太不可思議了。真的無法想像姐姐生活在一個什麽樣的地方。當她懷第二個孩子時，母親就想過去幫她。但姐姐想著自己在安集海開荒，吃得差，住的又是地窩子，勞動強度又那麽大，怕母親見了傷心，就沒答應。直到她懷第三個孩子搬到石河子時，才答應讓母親去。
朱楚湘：“湖湘子弟滿天山”(2)
這回輪到我和妹妹去送母親。母親一生沒出過遠門，姐姐她們還有一大批人同去，可母親則是孤零零一個人西行。我聽說火車已從蘭州通到了張掖，但我在地圖上沒有找到那個地方。我隻看見了一條黑色的線延伸到了一片蒼黃的地方。張掖離新疆還很遠的，那麽遠的路，母親得坐汽車了，她能受得了嗎?我們都非常擔心，但母親去意已定，她說，我有五年多沒見女兒了，即使有啥事，能見她一麵也就心滿意足了。我就是爬，也要爬到新疆去。
母親就是這樣，當年她是那麽擔心自己的孩子去那個地方，但為了孩子，她卻什麽也不怕了。她說，人家能去，我也就能去;人家在那裏能活命，我照樣能活命。母親這時變得多麽勇敢。
我們真想勸阻她，因為她的確不知道新疆有多遠。我找到一幅中國地圖，給她指烏魯木齊，說到那裏有上萬裏路呢，你自己看看吧!母親倔強地說，隻要沒遠到天上去，我就能到那裏。
看著母親獨自一個人上了火車，我們感覺母親再也回不來了。不想，她一個人到了新疆，找到了姐姐那裏。收到姐姐的來信，我們真是不敢相信。但母親的確沒再回來，她成了我們家繼姐姐之後，第二個走向天山的人。
第三個就是我。
我當時在湖南省稅務局工作。之所以去新疆，主要還是因為思念母親。還有就是覺得大西北艱苦，能鍛鍊人。剛好我寫信給姐時，幹部處的人見我的字寫得好，信也有文采，就半開玩笑地對姐說，我們這裏需要你弟這樣的人才，你能不能把他也動員過來呀。
姐說，讓我試試。
姐就寫了一封信來。我想母親在那裏，去就去吧。信寄出後不久，新疆發給湖南省人事廳的調函就來了。
時值五六年冬天，我懷著滿腔熱情上路了。一過淮河，進入河南，景色就蒼涼起來。到了鄭州，我就想回去了。我也是一個人走的，獨自走在這遙遠的路上，想著從此告別故鄉的山水親人，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心中難免有些淒涼。但當我想母親都能去，我也一定能去。我是個男人，踏上的也算是一條追求理想之路，怎麽可能半途而廢呢?
那時火車已通到清水。冬天的北方景色真是蕭條，讓人越往西走，越覺心寒。我是初出湖南，在鄭州轉車之後，我能大概聽懂他們的話，他們卻聽不懂我的湖南話了，交談不了，旅途異常寂寞。
我就這樣走了三十五天，終於到了冰天雪地的石河子。
但我沒想到的是，二姐和弟弟隨後也來了。
二姐朱楚馥從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後，分配到嶽陽一所中學任教;姐夫朱荻畢業於北京大學，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後，下放到河南焦作教書。當時兩人分居兩地，政治壓力又大，加之家中除了二姐自己和弟弟以外，都去了新疆，所以，五九年二姐也以探親為由，帶著九歲的弟弟到了新疆，安排在農八師中學教書。當時已不讓姐夫教書了，把他下放到了農村勞動。他寫了一封信來，說自己是“右派”，到新疆來要不要。二姐去請示了農八師領導，那時真是思賢若渴。一聽是北大畢業的，當即就讓他來，說來這裏隻要好好工作，完全可以保護他。
姐夫當時已一無所有。他背著幾本書，就偷偷地跑出來了。一路上他沒錢，也沒吃沒喝，受盡了苦，終於到了石河子。他到後就被安排在農八師中學教高中物理。他是這裏的第一個北大畢業的知識分子，也是這裏的第一位物理老師。後來姐姐和姐夫都成了高級教師，都榮獲過農業部“從事農墾教育三十年”榮譽證書，他們為兵團培養了大批人才，早已是桃李滿天下了。
我主要從事文秘宣傳工作，主持和參與編修了五部史誌著作，近三百萬字。弟弟是一名基層領導幹部。
五十年過去了，一家人在新疆成家立業，生兒育女，由一個人發展到四代近五十口。除了還未成人的第四代，大多是知識分子。大姐十七歲入伍，母親四十四歲入疆，她們都已埋骨天山。雖然業績平凡，但自從建國之初毛澤東主席借鑑歷代西域屯墾戍邊的成敗得失，將駐新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近二十萬官兵集體就地轉業至今，能發展到二百多萬人口，能在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上開墾出一千四百多萬畝耕地，修建六點四萬公裏水渠，九十三座水庫，年產糧食十多億公斤，年產棉花一萬一千萬公斤，興建一千三百多個工礦企業，工業總產值達到三十多億元，擁有商業機構近三千個，在1988年的商品零售總額達到十八億多元;修橋築路近兩萬公裏，有高等院校十二所，中等專業學校三十七所，普通中學近六百所，小學一千二百餘所;有科研機構一百多個，衛生機構六百五十多個，這些輝煌的不凡成就正是因為有這些普普通通的人。
朱楚蘭婚姻上的遭遇是不幸的。小時候，因為家裏窮，孩子多，生活苦，差一點給人家當童養媳。參軍後，在工作中她有了自己的意中人，但組織上給她介紹了一個在革命戰爭中作出過貢獻的老同誌，並反覆做工作，勸說她為革命作“貢獻”。她作為一名青年團員，懂得應該聽組織的話，也懂得為革命作貢獻是光榮的。最後，她經不起輪番“轟炸”，嫁給了一個比她大十三歲的戰鬥英雄。臨結婚時，她接受不了這一“事實”，連夜跑了出來。後來，在同誌們的勸說下，心緒才慢慢平靜，與他生活在一起。
隨著時間的推移，物質條件的改善，生活好起來，日子過得滿意了。但沒有想到升了官的丈夫，手中有了權，思想滑了坡，在“道德”的泥潭中屢屢失足，不僅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更使朱楚蘭蒙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擊。當初，她盼望他改過，但沒有想到他屢教屢犯，原先的夫貴妻榮變成泡影，別人投過來的是鄙夷的目光，這對於一個爭強好勝的女性來講，是多麽大的打擊啊!她不想要這個家了，長時間的精神痛苦和內心的壓抑，使她四十多歲就病倒了。1989年，終於離開了人世。
我們在老家時曾聽說她們到新疆當兵滿三年後就能回來。沒想到第三年時，收到姐姐的信，說她已經結婚，又過了不久，知道她的第一個孩子已懷上了。我們當時就感覺她不會回到湖南來了。
記得她在給母親的一封來信中說，在艱苦創業的年代，懷孩子時，周圍同事全是男人，隻自己一個女人，有話沒處說，也不好意思說，就跟著大家一樣拚命幹活，孩子生下來時，跟前沒有老人，養育孩子沒有經驗，全憑自己一人操持。白天走進辦公室忙工作，下班回到家裏忙孩子，後來實在沒法堅持，委託一隨隊家屬幫助看管。生第二個孩子時，是1956年，當時正在安集海開荒建農場，連住的房子都沒有，孩子是在帳篷裏出生的。
這一切在我們看來，太不可思議了。真的無法想像姐姐生活在一個什麽樣的地方。當她懷第二個孩子時，母親就想過去幫她。但姐姐想著自己在安集海開荒，吃得差，住的又是地窩子，勞動強度又那麽大，怕母親見了傷心，就沒答應。直到她懷第三個孩子搬到石河子時，才答應讓母親去。
朱楚湘：“湖湘子弟滿天山”(2)
這回輪到我和妹妹去送母親。母親一生沒出過遠門，姐姐她們還有一大批人同去，可母親則是孤零零一個人西行。我聽說火車已從蘭州通到了張掖，但我在地圖上沒有找到那個地方。我隻看見了一條黑色的線延伸到了一片蒼黃的地方。張掖離新疆還很遠的，那麽遠的路，母親得坐汽車了，她能受得了嗎?我們都非常擔心，但母親去意已定，她說，我有五年多沒見女兒了，即使有啥事，能見她一麵也就心滿意足了。我就是爬，也要爬到新疆去。
母親就是這樣，當年她是那麽擔心自己的孩子去那個地方，但為了孩子，她卻什麽也不怕了。她說，人家能去，我也就能去;人家在那裏能活命，我照樣能活命。母親這時變得多麽勇敢。
我們真想勸阻她，因為她的確不知道新疆有多遠。我找到一幅中國地圖，給她指烏魯木齊，說到那裏有上萬裏路呢，你自己看看吧!母親倔強地說，隻要沒遠到天上去，我就能到那裏。
看著母親獨自一個人上了火車，我們感覺母親再也回不來了。不想，她一個人到了新疆，找到了姐姐那裏。收到姐姐的來信，我們真是不敢相信。但母親的確沒再回來，她成了我們家繼姐姐之後，第二個走向天山的人。
第三個就是我。
我當時在湖南省稅務局工作。之所以去新疆，主要還是因為思念母親。還有就是覺得大西北艱苦，能鍛鍊人。剛好我寫信給姐時，幹部處的人見我的字寫得好，信也有文采，就半開玩笑地對姐說，我們這裏需要你弟這樣的人才，你能不能把他也動員過來呀。
姐說，讓我試試。
姐就寫了一封信來。我想母親在那裏，去就去吧。信寄出後不久，新疆發給湖南省人事廳的調函就來了。
時值五六年冬天，我懷著滿腔熱情上路了。一過淮河，進入河南，景色就蒼涼起來。到了鄭州，我就想回去了。我也是一個人走的，獨自走在這遙遠的路上，想著從此告別故鄉的山水親人，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心中難免有些淒涼。但當我想母親都能去，我也一定能去。我是個男人，踏上的也算是一條追求理想之路，怎麽可能半途而廢呢?
那時火車已通到清水。冬天的北方景色真是蕭條，讓人越往西走，越覺心寒。我是初出湖南，在鄭州轉車之後，我能大概聽懂他們的話，他們卻聽不懂我的湖南話了，交談不了，旅途異常寂寞。
我就這樣走了三十五天，終於到了冰天雪地的石河子。
但我沒想到的是，二姐和弟弟隨後也來了。
二姐朱楚馥從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後，分配到嶽陽一所中學任教;姐夫朱荻畢業於北京大學，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後，下放到河南焦作教書。當時兩人分居兩地，政治壓力又大，加之家中除了二姐自己和弟弟以外，都去了新疆，所以，五九年二姐也以探親為由，帶著九歲的弟弟到了新疆，安排在農八師中學教書。當時已不讓姐夫教書了，把他下放到了農村勞動。他寫了一封信來，說自己是“右派”，到新疆來要不要。二姐去請示了農八師領導，那時真是思賢若渴。一聽是北大畢業的，當即就讓他來，說來這裏隻要好好工作，完全可以保護他。
姐夫當時已一無所有。他背著幾本書，就偷偷地跑出來了。一路上他沒錢，也沒吃沒喝，受盡了苦，終於到了石河子。他到後就被安排在農八師中學教高中物理。他是這裏的第一個北大畢業的知識分子，也是這裏的第一位物理老師。後來姐姐和姐夫都成了高級教師，都榮獲過農業部“從事農墾教育三十年”榮譽證書，他們為兵團培養了大批人才，早已是桃李滿天下了。
我主要從事文秘宣傳工作，主持和參與編修了五部史誌著作，近三百萬字。弟弟是一名基層領導幹部。
五十年過去了，一家人在新疆成家立業，生兒育女，由一個人發展到四代近五十口。除了還未成人的第四代，大多是知識分子。大姐十七歲入伍，母親四十四歲入疆，她們都已埋骨天山。雖然業績平凡，但自從建國之初毛澤東主席借鑑歷代西域屯墾戍邊的成敗得失，將駐新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近二十萬官兵集體就地轉業至今，能發展到二百多萬人口，能在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上開墾出一千四百多萬畝耕地，修建六點四萬公裏水渠，九十三座水庫，年產糧食十多億公斤，年產棉花一萬一千萬公斤，興建一千三百多個工礦企業，工業總產值達到三十多億元，擁有商業機構近三千個，在1988年的商品零售總額達到十八億多元;修橋築路近兩萬公裏，有高等院校十二所，中等專業學校三十七所，普通中學近六百所，小學一千二百餘所;有科研機構一百多個，衛生機構六百五十多個，這些輝煌的不凡成就正是因為有這些普普通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