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組織科長給我介紹了對象，他是四七年從河北參軍的子弟兵，在家就是兒童團員，有一些文化，參軍後搞機要工作。好多人是徒步進疆，他是跟著王震乘飛機抵達迪化的。來新疆後仍從事機要工作，後到八一農學院學習，畢業後分到了七十九團。
我對他印象不深，隻是組織科長出麵，我作為一直搞婦女工作的人，自然知道意味著什麽——隻要介紹了，就表示組織上給你定下來了。
他出身貧農，又有文化，第二年提為教導員，第三年便當了副團長。
有一天，他找到我，對我說，小陳，有幾對人今天結婚，我們也結吧，組織已批準了。
我當時連我們從認識到結婚有多長時間都想不清楚，但一想組織已批準了，還有什麽好說的呢，就說，你定吧!
我漸漸地也不奢望什麽，隻求安然度過一生。他除了脾氣不好之外，也沒太大的毛病。不想“文革”開始，他就跳出來了。
他一夜之間變成了兩個人，在人與魔鬼之間，我分辨不出他屬於哪一種，但在當時，他從事的一切都顯得那麽神聖——他是“紅色戰士”的頭頭。除了他的盲目，還有他自己那“貧下中農”“共產黨員”“子弟兵”三塊“金字招牌”，加之他口才好、有能力、有號召力，使他迅速進入“革命”和“造反者”的陣營。他帶著紅衛兵三次進京“朝聖”，回來後就開始批鬥團長、師長，以至兵團政委張仲翰……
但“文革”結束後，那一切煙消雲散，他從天上跌落下來，摔得很慘，卻不知怎麽跌落下來的。他兩手空空，得到的卻隻有人們對他的仇恨。他被人怨恨，生活在冷漠之中，他的良心也越來越不安，內心感到越來越愧疚，他在自負和懺悔中早早地去世了——他去世時是八三年，剛滿五十三歲。
他沒有給我一個孩子——有人也因此罵他，說這是因為他把事做得太絕的原因，我們曾從他老家領養過一個侄女，他去世後，她也回老家去了。
陳修明：我在遙遠的異鄉孤獨地生活著(3)
然後，由我獨自一人來承受從他身上轉嫁到我身上的怨恨。開始我覺得很冤，後來，我覺得作為她的遺孀，我應該承受這一切。“文革”中有那麽多人受害，害人的人也應該受到懲罰。如果罪惡輕易地化作了煙雲，那麽，它可能隨時會再次發生。
所以，我選擇了不與外界交往，選擇了在這間寒冷寬敞的平房裏，孤獨地生活。
我，就以這種方式承受著敵意和不公，替丈夫贖罪。
故鄉因為沒有親人而成了異鄉，這裏也因為那種徹骨的炎涼也成了異鄉，這人間似乎已沒有我的居所，我在遙遠的異鄉孤獨地生活著。
但我並不想終老於此。我期待到養老院去，在那裏開始新的生活。
朱楚湘：“湖湘子弟滿天山”(1)
朱楚湘：“湖湘子弟滿天山”這個夢想已經變成了現實
因為姐姐朱楚蘭一個人進疆而全家出塞的事情，我原是萬萬沒有想到的。隻記得五一年的春天細雨綿綿，薄霧蒙蒙，把天地淋漓得一派憂鬱。雨想澆灌一切，卻把新萌發的好多鮮花綠葉黴爛了。但那種拯救一切的氣息仍然洋溢在天地之間。那是一個不寧靜的春天，每個人都顯得浮躁，好像任何一個願望都會神奇地得以實現。韓戰掀起的參軍熱潮一浪高過一浪，每一個人都能感知那半島上戰火的熱度和硝煙的味道。入朝作戰幾乎成了每個年輕人的夢想。
那天，當母親疲憊不堪地回到家中，說楚蘭當兵走了，沒攔回來。大家都以為她是去了朝鮮。我們當時怕母親難過，表麵上裝出也很痛惜的樣子，內心裏卻為姐姐高興。但當我們得知她去的不是朝鮮，而是新疆時，我們真正地難過起來。新疆，在湖南人眼裏一直是個遙遠、荒涼、寒冷，被發配充軍的、十分可怕的地方。就連一字不識的母親也知道那是一個去了後就再也回不來的地方。她決計一定要把女兒勸回來，於是，不顧一切地、幾乎是跑著到了長沙。她逢人便問招聘團在哪裏，在城裏轉了好多圈，終於找到了營盤街。到達那裏，她那一雙裹過的腳早已起滿了泡，連站著都很吃力了。
母親找到招聘團領導，一定要讓女兒回家。哪知招聘團人員隻是好言相勸，說一千道一萬就是不放人。無奈，母親登上列車，聲言要跟著女兒一起走。車到高家坊，她見女兒仍無回心轉意的意思，自己不可能再往前走了，隻好下車，母女倆揮淚而別。下車後，母親望著北上的列車，怔怔地呆若木(又鳥)。女兒看著母親下車，也控製不住自己的情感，失聲大哭起來，她望著站在鐵路旁的母親，永遠忘不了母親的背影。火車隆隆西去，姐姐跟招聘團北上到達西安。此時，她的思家心緒再也按捺不住，常常一個人跑到城牆上，麵對南方，暗暗哭泣。
和所有含辛茹苦拉扯兒女成人的母親一樣，她害怕孩子有個什麽意外。
在姐姐六歲時，身為湘潭市一礦山小職員的父親就去世了。母親帶著我們姐弟三人依靠礦山救濟和親友資助度日。1946年，內戰烽火再起，礦山倒閉，民不聊生，一家生活無著落。母親攜子女奔長沙老家，尋找族人資助，怎奈他們生活也非常困難，勸母親將姐姐及妹妹送人作童養媳，將兒子送孤兒院，自己改嫁。母親想著童養媳受人欺淩，一家人分崩離析，抱著孩子痛哭起來。她寧願一家人在一塊挨餓，也不願把孩子送人。就這樣，她帶著一家人來到湘陰縣外婆家，由外婆做主，改嫁到姨父家(姨母早已去世)，兩家合為一家，六個子女八口人，靠種幾畝薄田過日子。一年收成，交了租子，隻夠吃半年，後半年隻能吃糠咽菜，湯湯水水苦熬。
朱楚蘭是老大，她最懂事，最體諒父母的苦衷，小小年紀就挑起家庭重擔，起早貪黑、洗衣做飯、餵豬生產。後來看著家裏困難重重，她又去一家織染坊當學徒，學織布，工作之餘還給人家帶小孩、洗尿布。後因織染坊倒閉而回家，她馬上又到長沙，找到父親的一個朋友家，幫助幹家務，以減輕家庭負擔。經受了人間各種生活磨難，使她懂得了人生不易，要自強自立。正當她千方百計謀求生活出路時，恰好新疆招聘團在長沙招人。她得知這一消息後，異常興奮。迅速把消息告知曾跟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過辛亥革命，並為同盟會會員的叔祖父。叔祖父表示支持。
姐姐於1951年8月1日進入新疆哈密。見到那些高鼻樑、深眼窩、紮小辮的維吾爾族姑娘，她覺得自己好像到了異域他鄉。在哈密稍事停留，即向南疆重鎮喀什進發。喀什更是民族聚居區，一個女孩子不能獨自外出。到喀什後，她被分配到二軍醫院建設隊參加建院勞動。
進入二軍醫院，是朱楚蘭人生奮鬥的開始。她們一群湖南姑娘被安排住在一幢國民黨軍隊的舊營房裏。房屋十分破舊，曾發生大梁斷裂、房頂下塌，砸死兩名湖南女兵的事。她們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建設營房。女同誌負責和泥巴、搬土坯、運房泥。湖南妹子打得赤腳，脫了鞋子、襪子就往泥裏踩，也不怕紮。搬運土坯時，沒有運輸工具，姑娘們就用背包帶、綁腿布捆著背，一背就是八塊，有時背到十二塊，每塊土坯十二斤重，一個姑娘要背一百多斤的東西，在工地上來回跑，肩磨破了，腿跑腫了，也沒人叫苦。背完土坯就是上房泥，兩個姑娘抬著一個抬把，一推一拉往房上跑，真是累極了。每天汗流浹背幹十多個小時，回到宿舍，每人一盆涼水，洗臉、洗腳、洗澡全是它。女孩子的更大苦處是，每逢例假來了，還不好意思說，照樣幹活，有時血水順著褲子往下流。在湖南，姑娘們是從來沒有吃過這麽大苦的，但大家想著當兵幹革命，勁頭十足，心裏高興。
我對他印象不深，隻是組織科長出麵，我作為一直搞婦女工作的人，自然知道意味著什麽——隻要介紹了，就表示組織上給你定下來了。
他出身貧農，又有文化，第二年提為教導員，第三年便當了副團長。
有一天，他找到我，對我說，小陳，有幾對人今天結婚，我們也結吧，組織已批準了。
我當時連我們從認識到結婚有多長時間都想不清楚，但一想組織已批準了，還有什麽好說的呢，就說，你定吧!
我漸漸地也不奢望什麽，隻求安然度過一生。他除了脾氣不好之外，也沒太大的毛病。不想“文革”開始，他就跳出來了。
他一夜之間變成了兩個人，在人與魔鬼之間，我分辨不出他屬於哪一種，但在當時，他從事的一切都顯得那麽神聖——他是“紅色戰士”的頭頭。除了他的盲目，還有他自己那“貧下中農”“共產黨員”“子弟兵”三塊“金字招牌”，加之他口才好、有能力、有號召力，使他迅速進入“革命”和“造反者”的陣營。他帶著紅衛兵三次進京“朝聖”，回來後就開始批鬥團長、師長，以至兵團政委張仲翰……
但“文革”結束後，那一切煙消雲散，他從天上跌落下來，摔得很慘，卻不知怎麽跌落下來的。他兩手空空，得到的卻隻有人們對他的仇恨。他被人怨恨，生活在冷漠之中，他的良心也越來越不安，內心感到越來越愧疚，他在自負和懺悔中早早地去世了——他去世時是八三年，剛滿五十三歲。
他沒有給我一個孩子——有人也因此罵他，說這是因為他把事做得太絕的原因，我們曾從他老家領養過一個侄女，他去世後，她也回老家去了。
陳修明：我在遙遠的異鄉孤獨地生活著(3)
然後，由我獨自一人來承受從他身上轉嫁到我身上的怨恨。開始我覺得很冤，後來，我覺得作為她的遺孀，我應該承受這一切。“文革”中有那麽多人受害，害人的人也應該受到懲罰。如果罪惡輕易地化作了煙雲，那麽，它可能隨時會再次發生。
所以，我選擇了不與外界交往，選擇了在這間寒冷寬敞的平房裏，孤獨地生活。
我，就以這種方式承受著敵意和不公，替丈夫贖罪。
故鄉因為沒有親人而成了異鄉，這裏也因為那種徹骨的炎涼也成了異鄉，這人間似乎已沒有我的居所，我在遙遠的異鄉孤獨地生活著。
但我並不想終老於此。我期待到養老院去，在那裏開始新的生活。
朱楚湘：“湖湘子弟滿天山”(1)
朱楚湘：“湖湘子弟滿天山”這個夢想已經變成了現實
因為姐姐朱楚蘭一個人進疆而全家出塞的事情，我原是萬萬沒有想到的。隻記得五一年的春天細雨綿綿，薄霧蒙蒙，把天地淋漓得一派憂鬱。雨想澆灌一切，卻把新萌發的好多鮮花綠葉黴爛了。但那種拯救一切的氣息仍然洋溢在天地之間。那是一個不寧靜的春天，每個人都顯得浮躁，好像任何一個願望都會神奇地得以實現。韓戰掀起的參軍熱潮一浪高過一浪，每一個人都能感知那半島上戰火的熱度和硝煙的味道。入朝作戰幾乎成了每個年輕人的夢想。
那天，當母親疲憊不堪地回到家中，說楚蘭當兵走了，沒攔回來。大家都以為她是去了朝鮮。我們當時怕母親難過，表麵上裝出也很痛惜的樣子，內心裏卻為姐姐高興。但當我們得知她去的不是朝鮮，而是新疆時，我們真正地難過起來。新疆，在湖南人眼裏一直是個遙遠、荒涼、寒冷，被發配充軍的、十分可怕的地方。就連一字不識的母親也知道那是一個去了後就再也回不來的地方。她決計一定要把女兒勸回來，於是，不顧一切地、幾乎是跑著到了長沙。她逢人便問招聘團在哪裏，在城裏轉了好多圈，終於找到了營盤街。到達那裏，她那一雙裹過的腳早已起滿了泡，連站著都很吃力了。
母親找到招聘團領導，一定要讓女兒回家。哪知招聘團人員隻是好言相勸，說一千道一萬就是不放人。無奈，母親登上列車，聲言要跟著女兒一起走。車到高家坊，她見女兒仍無回心轉意的意思，自己不可能再往前走了，隻好下車，母女倆揮淚而別。下車後，母親望著北上的列車，怔怔地呆若木(又鳥)。女兒看著母親下車，也控製不住自己的情感，失聲大哭起來，她望著站在鐵路旁的母親，永遠忘不了母親的背影。火車隆隆西去，姐姐跟招聘團北上到達西安。此時，她的思家心緒再也按捺不住，常常一個人跑到城牆上，麵對南方，暗暗哭泣。
和所有含辛茹苦拉扯兒女成人的母親一樣，她害怕孩子有個什麽意外。
在姐姐六歲時，身為湘潭市一礦山小職員的父親就去世了。母親帶著我們姐弟三人依靠礦山救濟和親友資助度日。1946年，內戰烽火再起，礦山倒閉，民不聊生，一家生活無著落。母親攜子女奔長沙老家，尋找族人資助，怎奈他們生活也非常困難，勸母親將姐姐及妹妹送人作童養媳，將兒子送孤兒院，自己改嫁。母親想著童養媳受人欺淩，一家人分崩離析，抱著孩子痛哭起來。她寧願一家人在一塊挨餓，也不願把孩子送人。就這樣，她帶著一家人來到湘陰縣外婆家，由外婆做主，改嫁到姨父家(姨母早已去世)，兩家合為一家，六個子女八口人，靠種幾畝薄田過日子。一年收成，交了租子，隻夠吃半年，後半年隻能吃糠咽菜，湯湯水水苦熬。
朱楚蘭是老大，她最懂事，最體諒父母的苦衷，小小年紀就挑起家庭重擔，起早貪黑、洗衣做飯、餵豬生產。後來看著家裏困難重重，她又去一家織染坊當學徒，學織布，工作之餘還給人家帶小孩、洗尿布。後因織染坊倒閉而回家，她馬上又到長沙，找到父親的一個朋友家，幫助幹家務，以減輕家庭負擔。經受了人間各種生活磨難，使她懂得了人生不易，要自強自立。正當她千方百計謀求生活出路時，恰好新疆招聘團在長沙招人。她得知這一消息後，異常興奮。迅速把消息告知曾跟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過辛亥革命，並為同盟會會員的叔祖父。叔祖父表示支持。
姐姐於1951年8月1日進入新疆哈密。見到那些高鼻樑、深眼窩、紮小辮的維吾爾族姑娘，她覺得自己好像到了異域他鄉。在哈密稍事停留，即向南疆重鎮喀什進發。喀什更是民族聚居區，一個女孩子不能獨自外出。到喀什後，她被分配到二軍醫院建設隊參加建院勞動。
進入二軍醫院，是朱楚蘭人生奮鬥的開始。她們一群湖南姑娘被安排住在一幢國民黨軍隊的舊營房裏。房屋十分破舊，曾發生大梁斷裂、房頂下塌，砸死兩名湖南女兵的事。她們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建設營房。女同誌負責和泥巴、搬土坯、運房泥。湖南妹子打得赤腳，脫了鞋子、襪子就往泥裏踩，也不怕紮。搬運土坯時，沒有運輸工具，姑娘們就用背包帶、綁腿布捆著背，一背就是八塊，有時背到十二塊，每塊土坯十二斤重，一個姑娘要背一百多斤的東西，在工地上來回跑，肩磨破了，腿跑腫了，也沒人叫苦。背完土坯就是上房泥，兩個姑娘抬著一個抬把，一推一拉往房上跑，真是累極了。每天汗流浹背幹十多個小時，回到宿舍，每人一盆涼水，洗臉、洗腳、洗澡全是它。女孩子的更大苦處是，每逢例假來了，還不好意思說，照樣幹活，有時血水順著褲子往下流。在湖南，姑娘們是從來沒有吃過這麽大苦的，但大家想著當兵幹革命，勁頭十足，心裏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