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到了婦女組，我學得很刻苦，所以我沒當農機員，就直接升成了副駕駛，兩個月後，我就當上了正駕駛。結業後，我駕駛著拖拉機回到了車排子，成了一名真正的拖拉機手。
我當時剛滿十六歲。
這的確不是一個輕鬆的活計。我常常和副駕駛一起開上拖拉機，駛到了一片荒原上，開始墾荒。方圓一兩裏的範圍內，就我們兩個人。我們當時有“兩怕”：一怕成群結隊、到處亂竄的狼;二怕那些勞教人員。當時，這些荒原上除了軍人，就是勞改犯。50年代初，石河子墾區不足萬名軍人，而罪犯就有三千四百六十一人。他們大多數是在全國鎮反、肅反運動中捕判的，近百分之七十屬於反gemin犯。
華淑媛：犯人有人管製(3)
犯人有人管製，但狼卻是沒人能管製得住的。白天無所謂，它們躲在蘆葦叢中，隱進荒原深處，一到晚上，它們就竄出來了，隻見綠色的狼眼磷火樣四處閃爍，悽厲的狼嗥此起彼伏，讓人不由得心驚肉跳，真正是與狼共舞。
拖拉機開荒翻地時，人員分成白班和夜班。我膽子大，所以值夜班的時候多。我在地裏勞動，狼群就在四周打轉。它們沒見過拖拉機，不知那是什麽獸類，竟好奇地跑到拉拖機前麵來，左瞅瞅，右看看，拖拉機不到跟前，它們是絕不會跑的。
這種時候最怕拖拉機發生故障，機器不轟鳴，狼群就會圍上來，所以晚上檢修機器的時候，要趕快點上火，才能防止狼群靠近。
當時每個拖拉機上都配備了一支步槍，不過，它不是拿來打狼的，而是對付勞改犯的。記得那是1954年，我擔任拖拉機組組長。那時夜班是三個人，一個正駕駛，一個副駕駛，一個油機員。當時上至兵團領導，下至每個戰士，都把拖拉機當作寶貝，所以一出故障，無論什麽時候，無論在什麽地方，都得馬上報告。
那是10月10日的半夜。拖拉機熄火了。我讓另外兩人去報告，自己抱著槍守在拖拉機上。
周圍是罪犯在加班打荒。有幾名罪犯見拖拉機不動了，就指指點點地一邊嘀咕著，一邊要走過來。我不知道他們想幹什麽，所以十分緊張。我把槍握在手中，見他們要靠近，就大聲說，你們打你們的荒去吧，若再往前靠，我就開槍了。
我們是在打荒的。一個人說。
這地都耕過了，你們到這裏打什麽荒!你們敢再往前走一步，我就不客氣了。
那幾個人站住了，然後悻悻地退了回去。
其實，那支步槍對於我來說，與一根木棍無異，因為我自入伍以來，就沒接受過任何軍事訓練，我根本不知道那步槍該怎麽用。
一年後，我又被派去學開康拜因，從試割到參加搶收，我一共隻用了半個月時間就學會了。開康拜因比開拖拉機更辛苦，官兵們一年的汗水和辛勞，往往就在於能否搶收回來。當時講勞動競賽，我一天一夜隻休息兩三個小時，每天能收割一千來畝麥子。即使來了例假，也沒有休息的時候。我因此差點丟了命。
有一天，我剛想喘口氣，不想身體太虛弱，暈倒後從康拜因上滾了下來。先是倒在地埂上，然後滾到埂下，剛滾下去，草車就過來了，差點把我碾著，我差點就沒命了。
我什麽都不怕，就怕康拜因出故障，一出故障，就很難趕上別人。任務沒完成，落在了別人後麵，就隻有抱著頭流淚的份兒了。
一次，搶收就要結束了，就在這時，康拜因的鏈條沒油了，為防止鏈條磨損，我讓拖拉機手停下來，抓緊時間膏油。不想拖拉機手疲勞過度，連離合器鬆了也不知道，拖拉機向前開了十幾米，駕駛員才醒過來，踩了離合器。這時，我的右手上全是血，再仔細一看，拇指已被鏈條打掉了，我爬起來，找到那個指頭，就往衛生隊跑。
我問衛生員能不能把那個手指給我接上。
衛生員搖搖頭，說，你的想像力真不錯，樹枝斷了都接不上呢，何況是人的手指頭。
當時的外科手術還沒有現在這麽先進。我隻好嘆了口氣，讓衛生員趕快給我包紮，我還要去搶收。
你這個樣子還要去搶收呀，明年再說吧!衛生員認真地說。
我嘆了口氣，說，這第一名隻有讓給別人了。
更主要的原因是，我當時正在與後來成為我丈夫的邸世光談戀愛，對於一個置身初戀的女孩子而言，總希望自己完美無缺地出現在男友麵前，所以我覺得一個姑娘家缺了一個手指，是十分別扭的事。好在男友並不太在意，隻是一個勁兒地安慰我，並真誠地說，維納斯缺了一隻胳膊仍是完美的，你隻缺一個手指，並且是為新疆的建設缺的手指，是很光榮的。他的話讓我十分感動。
邸世光參加起義時，是名準尉，屬於國民黨軍隊裏麵的青年軍人，年輕，有一定的文化。我與他認識時，他剛二十歲出頭。我們是在拖拉機培訓班認識的，他是機耕隊隊長，我是學員。當時，能與有文化、年齡相當的青年軍官談戀愛，是很難的，婦女隊的好多女兵都看上了他，而他偏偏看上了我。
我開康拜因共經歷了三難，那兩難已過去了。另一難發生在1954年夏收結束後，那次，我到七十五團機耕隊去檢修機器，他們把牽引架支好了。沒想我剛一踏上去，牽引架就打了過來。我當時被打暈在地，頭上砸了好長一條口子。衛生員給我做了簡單的包紮後，就用牛拉架子車把我拉到了團衛生隊。
我從醫院出來後，領導找到我，說，小華，你行不行，不行的話，就改行。右手的手指很重要，它沒了，你把握東西就沒力了。
我一聽讓我改行，眼淚就下來了，我說，我不會改的，我喜歡這個職業。我掉了一個手指，可我還有九個呢，這一點難處不算什麽，我能夠克服。
領導見我如此堅決，就說，好吧，隻要你願意幹，我們就會答應你。
我一直幹到五九年才不得不改了行。因為我第二個孩子生下來後，我就貧血，身體也垮了。離開機耕隊的那天，我傷心地哭了一場，我恨自己的身體不爭氣，不能一直開著拖拉機在我們開墾出來的田野上耕種和收割。
劉玲玲：汽車把地窩子壓塌了(1)
在1952年入疆的湖南女兵中，共有兩百名湘女分配在八一農學院農學係學習農業生產技術，占全係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十，按文化高低分編成一個本科班，三個大專班，兩個中專班。
學院的教室和宿舍都是破舊不堪的兵營，全是平房。我們五百多名學員入校的第一課就是參加整修校舍勞動，女兵們和男同誌一樣幹，不怕苦不怕累，背土塊一個比一個積極，最多背到十二塊，肩背爛了也不休息，鞋破了就光著腳幹，人多力量大，經過半個多月的勞動，我們的校舍便煥然一新。
我被分在中專班。我們中專班主要是學習植棉栽培技術和糧食作物的管理以及植物保護。萬事開頭難，我們的學習條件非常差，一無課本，二無講義，全靠自己記筆記，下課後，同學們再互相對筆記，完成自己的作業。學習雖然很難，但學習空氣很濃，大家的考試成績都能達到優秀。
我當時剛滿十六歲。
這的確不是一個輕鬆的活計。我常常和副駕駛一起開上拖拉機，駛到了一片荒原上，開始墾荒。方圓一兩裏的範圍內，就我們兩個人。我們當時有“兩怕”：一怕成群結隊、到處亂竄的狼;二怕那些勞教人員。當時，這些荒原上除了軍人，就是勞改犯。50年代初，石河子墾區不足萬名軍人，而罪犯就有三千四百六十一人。他們大多數是在全國鎮反、肅反運動中捕判的，近百分之七十屬於反gemin犯。
華淑媛：犯人有人管製(3)
犯人有人管製，但狼卻是沒人能管製得住的。白天無所謂，它們躲在蘆葦叢中，隱進荒原深處，一到晚上，它們就竄出來了，隻見綠色的狼眼磷火樣四處閃爍，悽厲的狼嗥此起彼伏，讓人不由得心驚肉跳，真正是與狼共舞。
拖拉機開荒翻地時，人員分成白班和夜班。我膽子大，所以值夜班的時候多。我在地裏勞動，狼群就在四周打轉。它們沒見過拖拉機，不知那是什麽獸類，竟好奇地跑到拉拖機前麵來，左瞅瞅，右看看，拖拉機不到跟前，它們是絕不會跑的。
這種時候最怕拖拉機發生故障，機器不轟鳴，狼群就會圍上來，所以晚上檢修機器的時候，要趕快點上火，才能防止狼群靠近。
當時每個拖拉機上都配備了一支步槍，不過，它不是拿來打狼的，而是對付勞改犯的。記得那是1954年，我擔任拖拉機組組長。那時夜班是三個人，一個正駕駛，一個副駕駛，一個油機員。當時上至兵團領導，下至每個戰士，都把拖拉機當作寶貝，所以一出故障，無論什麽時候，無論在什麽地方，都得馬上報告。
那是10月10日的半夜。拖拉機熄火了。我讓另外兩人去報告，自己抱著槍守在拖拉機上。
周圍是罪犯在加班打荒。有幾名罪犯見拖拉機不動了，就指指點點地一邊嘀咕著，一邊要走過來。我不知道他們想幹什麽，所以十分緊張。我把槍握在手中，見他們要靠近，就大聲說，你們打你們的荒去吧，若再往前靠，我就開槍了。
我們是在打荒的。一個人說。
這地都耕過了，你們到這裏打什麽荒!你們敢再往前走一步，我就不客氣了。
那幾個人站住了，然後悻悻地退了回去。
其實，那支步槍對於我來說，與一根木棍無異，因為我自入伍以來，就沒接受過任何軍事訓練，我根本不知道那步槍該怎麽用。
一年後，我又被派去學開康拜因，從試割到參加搶收，我一共隻用了半個月時間就學會了。開康拜因比開拖拉機更辛苦，官兵們一年的汗水和辛勞，往往就在於能否搶收回來。當時講勞動競賽，我一天一夜隻休息兩三個小時，每天能收割一千來畝麥子。即使來了例假，也沒有休息的時候。我因此差點丟了命。
有一天，我剛想喘口氣，不想身體太虛弱，暈倒後從康拜因上滾了下來。先是倒在地埂上，然後滾到埂下，剛滾下去，草車就過來了，差點把我碾著，我差點就沒命了。
我什麽都不怕，就怕康拜因出故障，一出故障，就很難趕上別人。任務沒完成，落在了別人後麵，就隻有抱著頭流淚的份兒了。
一次，搶收就要結束了，就在這時，康拜因的鏈條沒油了，為防止鏈條磨損，我讓拖拉機手停下來，抓緊時間膏油。不想拖拉機手疲勞過度，連離合器鬆了也不知道，拖拉機向前開了十幾米，駕駛員才醒過來，踩了離合器。這時，我的右手上全是血，再仔細一看，拇指已被鏈條打掉了，我爬起來，找到那個指頭，就往衛生隊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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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員搖搖頭，說，你的想像力真不錯，樹枝斷了都接不上呢，何況是人的手指頭。
當時的外科手術還沒有現在這麽先進。我隻好嘆了口氣，讓衛生員趕快給我包紮，我還要去搶收。
你這個樣子還要去搶收呀，明年再說吧!衛生員認真地說。
我嘆了口氣，說，這第一名隻有讓給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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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世光參加起義時，是名準尉，屬於國民黨軍隊裏麵的青年軍人，年輕，有一定的文化。我與他認識時，他剛二十歲出頭。我們是在拖拉機培訓班認識的，他是機耕隊隊長，我是學員。當時，能與有文化、年齡相當的青年軍官談戀愛，是很難的，婦女隊的好多女兵都看上了他，而他偏偏看上了我。
我開康拜因共經歷了三難，那兩難已過去了。另一難發生在1954年夏收結束後，那次，我到七十五團機耕隊去檢修機器，他們把牽引架支好了。沒想我剛一踏上去，牽引架就打了過來。我當時被打暈在地，頭上砸了好長一條口子。衛生員給我做了簡單的包紮後，就用牛拉架子車把我拉到了團衛生隊。
我從醫院出來後，領導找到我，說，小華，你行不行，不行的話，就改行。右手的手指很重要，它沒了，你把握東西就沒力了。
我一聽讓我改行，眼淚就下來了，我說，我不會改的，我喜歡這個職業。我掉了一個手指，可我還有九個呢，這一點難處不算什麽，我能夠克服。
領導見我如此堅決，就說，好吧，隻要你願意幹，我們就會答應你。
我一直幹到五九年才不得不改了行。因為我第二個孩子生下來後，我就貧血，身體也垮了。離開機耕隊的那天，我傷心地哭了一場，我恨自己的身體不爭氣，不能一直開著拖拉機在我們開墾出來的田野上耕種和收割。
劉玲玲：汽車把地窩子壓塌了(1)
在1952年入疆的湖南女兵中，共有兩百名湘女分配在八一農學院農學係學習農業生產技術，占全係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十，按文化高低分編成一個本科班，三個大專班，兩個中專班。
學院的教室和宿舍都是破舊不堪的兵營，全是平房。我們五百多名學員入校的第一課就是參加整修校舍勞動，女兵們和男同誌一樣幹，不怕苦不怕累，背土塊一個比一個積極，最多背到十二塊，肩背爛了也不休息，鞋破了就光著腳幹，人多力量大，經過半個多月的勞動，我們的校舍便煥然一新。
我被分在中專班。我們中專班主要是學習植棉栽培技術和糧食作物的管理以及植物保護。萬事開頭難，我們的學習條件非常差，一無課本，二無講義，全靠自己記筆記，下課後，同學們再互相對筆記，完成自己的作業。學習雖然很難，但學習空氣很濃，大家的考試成績都能達到優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