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軍區政治部舉辦政治幹部培訓班，我考上了。主要學維語，開學不久，學校就改為軍區語文學校，搬到了伊犁巴彥岱。
學校提出的口號是、“一年學會是天才，兩年學會是人才，三年學不會是蠢材。”學校把我們分成甲、乙、丙、丁四級，我漢語水平是丙級，維語水平是乙級。我感到很難過，想很快把漢語突擊上去，但由於文化基礎差，感到非常吃力，我著急得哭了——這是我入伍以來第三次流淚——其他兩次一次是為不知家有多遠哭，另一次是為八個月沒來例假害怕得哭。
我是個要強的人。我當不了天才，但也決不當蠢材，為學好維語，我就去村裏交維族朋友，跟他們練口語發音;為學好漢語，我就虛心向從華北、華中、華南革大肄業後參軍來疆的同學學習。半年後，我的漢語和維語都升到了甲級。
1954年9月，軍區從語文學校抽調十二名優等生去軍區首屆黨代會籌備委員會當幹事，其中就有我。軍區副政委熊晃審查後，認為我維語已學得很好，就讓我當維文打字員。
戴慶媛：你們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2)
黨代會結束後，我留在了軍區機關工作。當時在軍區機關，男女間的接觸有嚴格規定，除了工作往來和參加集體活動之外，男女如有單獨接觸和交往，一經發現，就要關禁閉七天。
當時軍區的女性很少，我所在的部門四十多人，女的隻有兩人，所以我們特別顯眼，也是眾多男性暗中追求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隻有閉門學習最安全，隻要一走出辦公室，就有人追求你。
當時的婚姻狀況是這樣的，對我們這些五四年以後結婚的女兵來說，覺得像包辦又不是包辦，自願又不是自願，既幸福又不幸福，反正十分別扭。可以說，絕大多數人都覺得婚姻生活沒有愛，十分壓抑，最好的，也隻有友誼，沒有真正的感情。這是當時的歷史條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無意當中，我們對情感的選擇，都不是從個人的需要出發，而是從集體利益出發，那就是繁殖生育，讓兵團的人口增加，壯大力量，以固守疆土，紮根邊疆。
人世裏男女之間的關係存在著解不透的密。就我們當時而言，它有時顯得無比純潔，有時又顯得十分複雜。我們到伊犁後，條件十分艱苦，因為土改隊有幾個女兵有天晚上沒去看電影，就被壞人糟蹋了。我們在行軍途中或到農村去，為保證安全，我們二十多個女學員睡中間，七八十個男學員就圍成幾圈，睡在外麵，一年多快兩年的時間裏，大家都像兄妹一樣，沒發生過任何事情。但條件變了，環境變了，這種情況也就會改變。我對此一直沒想得太通。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思考，我已知道男女之間的愛與被愛從來都是天經地義的。
從軍區轉業後，我到了農八師一三三團，我去那裏不久，就被當地的維吾爾族群眾尊稱為“瑪依努爾”，漢語的意思是“像五月的陽光一樣溫暖”。維吾爾族群眾一直這樣稱呼我。我到石河子市委工作後，仍有維吾爾族群眾絡繹不絕地前來看望我。我威信的確立，就是因為我精通維語。所以，我認為語言是民族間交流和理解的橋樑。
我永遠是個明朗而坦誠的人。我坦然承認，我們是被禁慾的一代。我也永遠是個繁忙的人。我一直在為自己的姐妹們不被故鄉遺忘奔走。為此，我與盧代昌、朱湘楚等人一起組織印刷了一本磚頭一樣、厚達五百多頁的精裝本《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籍人名錄》。其中印有她們的照片、故鄉地址、出生年月，現在的工作單位、通信地址、電話、配偶及子女的名字和一生的主要業績、取得的榮譽等等。我們在1987年一次聚會中留在簽名單上的題詞，很好地表達了我們對兩個故鄉——湖南和新疆的感情——
衡嶽蒼蒼，湘水泱泱，
吾人故土，耿耿難忘。
胸懷祖國，建設新疆，
飲天山水，食戈壁糧。
喜十三大，日月同光，
嬋娟千裏，相祝壽昌。
石城鄉友，濟濟一堂，
開懷暢敘，共譜華章。
我們的人名錄，無疑是自己在故鄉麵前，替故鄉寫的一份份尋人啟事。
杜頌先：跨到新疆來，又割葦子又打狼(1)
我1951年5月參軍時，也是買了厚底鞋，然後再在裏麵填上棉花、布片才勉強夠了身高的。我的進疆，有一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味道。我父親原在飛機製造修理廠工作，後來，工廠從湖南搬到貴州，父親失業了，為了謀事，他曾經想到新疆謀生，已經到了酒泉，因實在忍受不了那無邊荒涼帶來的恐懼，半道折回了。這些，他跟我講過，希望以此打消我的西行夢想。但他沒有成功。他總想著女兒肯定會在某一天像他一樣逃也似的跑回故鄉來。可直到他離開人世，我還在新疆。
我覺得自己沒有白來新疆，總的來說是幸福的。當然也有一些坎坎坷坷的事，但誰的人生又總是一帆風順的呢?我們原來有首歌謠，我唱給你聽聽吧——
走長路，出陽關，
不怨爹，不怨娘，
隻怨孩兒腿太長，
一步跨到新疆來，
又割葦子又打狼……
我入伍後，一直在兵團後勤部財務處工作。1954年10月，我主動要求調到了安集海。
我當時的想法與很多人一樣，越艱苦的地方越光榮。
安集海當時是夠艱苦的。我到達那裏時，正是隆冬季節。那是一個新墾區，在水利工程處的指揮下，上萬人兵分兩路，同時出擊，一路人馬負責挖渠修水庫，另一路人馬負責開荒造田。水利戰士們住帳篷，喝雪水，每天勞動十幾個小時;開荒部隊則正集中火力猛攻肅州戶等地，他們睡地窩子，喝鹽鹼水，跟古榆、紅柳、梭梭和蘆葦較量。那裏除了幹部，其餘的全是勞改人員;有二十多名婦女，都已結過婚，她們住在幾頂帳篷裏。沒有結婚的就我一個，我就自己挖了個小地窩子住下。沒門沒窗，勞改人員又那麽多，我睡覺老睡不踏實，就在門口放了兩盆水，心想若有不軌之徒，水盆被碰翻，有了響動，就會被驚醒。
那些天每天要勞動十五六個小時，有時，淩晨兩點鍾就得起來打爬犁，拉肥料和沙子。我勞動不到半年，體重就減少了二十多公斤，降到了我當兵時的三十五公斤——當年，由於體重不夠，不能當兵，我跑到湘江邊拾了兩塊石頭揣在衣兜裏，才夠了體重。
半年之後，我們拿下了長達四十公裏的引水渠和總幹渠，接著又一氣嗬成，完成了安集海水庫一期工程和所有配套工程。也就是一年時間，十幾萬畝荒原就變成了良田。
1956年年底，開發安集海的第一場戰役勝利結束，新華社立即將這一消息通告全國，“我國最大的一個以植棉為主的農場，正在新疆著名產棉區瑪納斯河流域的安集海地區建成，麵積四十二萬多畝。”《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對此做了記錄，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了紀錄片。
追憶往事，我總是不勝感慨。那時候的人，思想單純，生活樂觀，對未來充滿希望，真是不知道苦是什麽東西，隻知道真拚實幹。
學校提出的口號是、“一年學會是天才，兩年學會是人才，三年學不會是蠢材。”學校把我們分成甲、乙、丙、丁四級，我漢語水平是丙級，維語水平是乙級。我感到很難過，想很快把漢語突擊上去，但由於文化基礎差，感到非常吃力，我著急得哭了——這是我入伍以來第三次流淚——其他兩次一次是為不知家有多遠哭，另一次是為八個月沒來例假害怕得哭。
我是個要強的人。我當不了天才，但也決不當蠢材，為學好維語，我就去村裏交維族朋友，跟他們練口語發音;為學好漢語，我就虛心向從華北、華中、華南革大肄業後參軍來疆的同學學習。半年後，我的漢語和維語都升到了甲級。
1954年9月，軍區從語文學校抽調十二名優等生去軍區首屆黨代會籌備委員會當幹事，其中就有我。軍區副政委熊晃審查後，認為我維語已學得很好，就讓我當維文打字員。
戴慶媛：你們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2)
黨代會結束後，我留在了軍區機關工作。當時在軍區機關，男女間的接觸有嚴格規定，除了工作往來和參加集體活動之外，男女如有單獨接觸和交往，一經發現，就要關禁閉七天。
當時軍區的女性很少，我所在的部門四十多人，女的隻有兩人，所以我們特別顯眼，也是眾多男性暗中追求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隻有閉門學習最安全，隻要一走出辦公室，就有人追求你。
當時的婚姻狀況是這樣的，對我們這些五四年以後結婚的女兵來說，覺得像包辦又不是包辦，自願又不是自願，既幸福又不幸福，反正十分別扭。可以說，絕大多數人都覺得婚姻生活沒有愛，十分壓抑，最好的，也隻有友誼，沒有真正的感情。這是當時的歷史條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無意當中，我們對情感的選擇，都不是從個人的需要出發，而是從集體利益出發，那就是繁殖生育，讓兵團的人口增加，壯大力量，以固守疆土，紮根邊疆。
人世裏男女之間的關係存在著解不透的密。就我們當時而言，它有時顯得無比純潔，有時又顯得十分複雜。我們到伊犁後，條件十分艱苦，因為土改隊有幾個女兵有天晚上沒去看電影，就被壞人糟蹋了。我們在行軍途中或到農村去，為保證安全，我們二十多個女學員睡中間，七八十個男學員就圍成幾圈，睡在外麵，一年多快兩年的時間裏，大家都像兄妹一樣，沒發生過任何事情。但條件變了，環境變了，這種情況也就會改變。我對此一直沒想得太通。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思考，我已知道男女之間的愛與被愛從來都是天經地義的。
從軍區轉業後，我到了農八師一三三團，我去那裏不久，就被當地的維吾爾族群眾尊稱為“瑪依努爾”，漢語的意思是“像五月的陽光一樣溫暖”。維吾爾族群眾一直這樣稱呼我。我到石河子市委工作後，仍有維吾爾族群眾絡繹不絕地前來看望我。我威信的確立，就是因為我精通維語。所以，我認為語言是民族間交流和理解的橋樑。
我永遠是個明朗而坦誠的人。我坦然承認，我們是被禁慾的一代。我也永遠是個繁忙的人。我一直在為自己的姐妹們不被故鄉遺忘奔走。為此，我與盧代昌、朱湘楚等人一起組織印刷了一本磚頭一樣、厚達五百多頁的精裝本《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籍人名錄》。其中印有她們的照片、故鄉地址、出生年月，現在的工作單位、通信地址、電話、配偶及子女的名字和一生的主要業績、取得的榮譽等等。我們在1987年一次聚會中留在簽名單上的題詞，很好地表達了我們對兩個故鄉——湖南和新疆的感情——
衡嶽蒼蒼，湘水泱泱，
吾人故土，耿耿難忘。
胸懷祖國，建設新疆，
飲天山水，食戈壁糧。
喜十三大，日月同光，
嬋娟千裏，相祝壽昌。
石城鄉友，濟濟一堂，
開懷暢敘，共譜華章。
我們的人名錄，無疑是自己在故鄉麵前，替故鄉寫的一份份尋人啟事。
杜頌先：跨到新疆來，又割葦子又打狼(1)
我1951年5月參軍時，也是買了厚底鞋，然後再在裏麵填上棉花、布片才勉強夠了身高的。我的進疆，有一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味道。我父親原在飛機製造修理廠工作，後來，工廠從湖南搬到貴州，父親失業了，為了謀事，他曾經想到新疆謀生，已經到了酒泉，因實在忍受不了那無邊荒涼帶來的恐懼，半道折回了。這些，他跟我講過，希望以此打消我的西行夢想。但他沒有成功。他總想著女兒肯定會在某一天像他一樣逃也似的跑回故鄉來。可直到他離開人世，我還在新疆。
我覺得自己沒有白來新疆，總的來說是幸福的。當然也有一些坎坎坷坷的事，但誰的人生又總是一帆風順的呢?我們原來有首歌謠，我唱給你聽聽吧——
走長路，出陽關，
不怨爹，不怨娘，
隻怨孩兒腿太長，
一步跨到新疆來，
又割葦子又打狼……
我入伍後，一直在兵團後勤部財務處工作。1954年10月，我主動要求調到了安集海。
我當時的想法與很多人一樣，越艱苦的地方越光榮。
安集海當時是夠艱苦的。我到達那裏時，正是隆冬季節。那是一個新墾區，在水利工程處的指揮下，上萬人兵分兩路，同時出擊，一路人馬負責挖渠修水庫，另一路人馬負責開荒造田。水利戰士們住帳篷，喝雪水，每天勞動十幾個小時;開荒部隊則正集中火力猛攻肅州戶等地，他們睡地窩子，喝鹽鹼水，跟古榆、紅柳、梭梭和蘆葦較量。那裏除了幹部，其餘的全是勞改人員;有二十多名婦女，都已結過婚，她們住在幾頂帳篷裏。沒有結婚的就我一個，我就自己挖了個小地窩子住下。沒門沒窗，勞改人員又那麽多，我睡覺老睡不踏實，就在門口放了兩盆水，心想若有不軌之徒，水盆被碰翻，有了響動，就會被驚醒。
那些天每天要勞動十五六個小時，有時，淩晨兩點鍾就得起來打爬犁，拉肥料和沙子。我勞動不到半年，體重就減少了二十多公斤，降到了我當兵時的三十五公斤——當年，由於體重不夠，不能當兵，我跑到湘江邊拾了兩塊石頭揣在衣兜裏，才夠了體重。
半年之後，我們拿下了長達四十公裏的引水渠和總幹渠，接著又一氣嗬成，完成了安集海水庫一期工程和所有配套工程。也就是一年時間，十幾萬畝荒原就變成了良田。
1956年年底，開發安集海的第一場戰役勝利結束，新華社立即將這一消息通告全國，“我國最大的一個以植棉為主的農場，正在新疆著名產棉區瑪納斯河流域的安集海地區建成，麵積四十二萬多畝。”《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對此做了記錄，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了紀錄片。
追憶往事，我總是不勝感慨。那時候的人，思想單純，生活樂觀，對未來充滿希望，真是不知道苦是什麽東西，隻知道真拚實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