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時一聽“結婚”兩個字都害怕。因為暗地裏聽到的關於女兵婚姻不幸的事情太多了。婚姻自由是人最基本的自由，但當時卻沒法做到。據我看，造成婚姻不幸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是年齡相差太大，有的相差二十多歲。其次是沒有共同語言。特別是一些湖南、四川來的學生兵，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對愛情和家庭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憧憬。而當時的連、營幹部，大都是靠打仗打出來的，脾氣很粗暴，雖然都想找個有文化的老婆，卻不知道怎麽對待。我後來總結了一下，發現一個規律：年齡越大結婚越早，結婚越早婚姻越不幸，但更不幸的是人長得漂亮的，文化程度高的。因為結婚越早，年齡差距越大，人越漂亮，越易被上級領導挑走，這決定了你難以擺脫別人強加給你的命運，內心也就更痛苦。
自我入伍那天起，這塊石頭就一直壓在心上，隨著年齡的增加，“婚齡”的到來，天天都擔心哪個領導有一天突然對我說，小江，你到年齡了，該結婚了，明天，你跟某某結婚吧。直到上學後，這種擔憂沒有了，心裏的石頭才落了地。於是，就一門心思地爭取在學習上拔尖，工作搞得更出色。
我丈夫與我相守了四十一年，於九七年去世了，他是我在新疆的第一個親人，在沒有孩子時，他也是我在新疆的唯一的親人。這四十一年時光，無論頻繁的政治運動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多少動盪，我們始終相親相愛。這對於像我們這樣普通的一介平民，已經是最大的幸福了。
塔裏木，留著我的青春，留著我的愛，這土地，也浸透著我的汗水和眼淚，所以我愛它。
我再也沒有什麽可以留給她了，隻有我這一副老身骨，我願把它留在這裏，哪怕能肥沃這裏的一土也好，哪怕能使一株荒草生長得茂盛一些也好。
的確，我如今才感覺到，對於這片土地，我做得太少太少了。
戴慶媛：你們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1)
我是一個泥木工人的女兒，三五年十一月出生在長沙。抗戰時父親在湘西一家兵工廠工作。火燒長沙城後，祖父母帶著全家逃往湘西。叔父用籮筐一頭挑著我，一頭挑著弟弟，像兔子一樣逃得飛快。日本人的飛機像烏鴉似的，一陣陣飛來，朝著逃亡的人流掃射和扔炸彈。不時可以看到被打死的人橫在路的兩邊。
湘西也籠罩在戰爭的恐懼之中，沒有人知道日本人多久會打來。為防止日本飛機轟炸，人們所有住處的外牆都塗成了黑色，屋頂則用柴火偽裝起來，遠遠看去，很難看出有人居住。抗戰結束後，我和全家人一起回到了長沙。原來的房屋已在戰火中化為灰燼，全家隻有到市郊的史家坡找了家祠堂棲身。我讀完小學，湖南就解放了。雖是小學畢業，但在村裏也算是個有知識的人，就被招去參加土改工作隊，當時我才十四歲。
自參加工作起，我就在琢磨著當兵。但每次去報名，都因年紀太小、個子太矮被刷了下來。
我終於等到了十七歲。我不能再等了，我無論如何也要穿上軍裝。
第一天去，身高和體重仍然不夠。
第二天，我特意向父親要了六毛錢，買了一雙底子很厚的“南關”牌帆布鞋。那雙鞋幫助了我，使我的身高勉強夠了一點五米，體重不夠，我就在身上綁了幾隻舊鐵鎖。
終於通過體檢了，我激動得哭了起來。為表示祝賀，特意去買了一大把瓜子，一邊嗑著，一邊忍不住哼起了在湘西學會的小曲兒。
在我的記憶中，上路後，總是在不停地唱歌，有軍歌，有革命歌曲。從西安出發後，我就不時地數路上的汽車。但怎麽也數不清——一百多輛車，一線拉開，前麵看不見頭，後麵看不見尾，黃塵漫天，好不威風。
我天生樂觀。大家吃不慣陝西大餅，想念家鄉親人，我就想法子逗大家樂。我改了《我是一個兵》的歌詞——
我是一個兵，
來自湖南省，
三天沒吃大米飯，
氣得肚子疼。
餅子像磨盤，
坐在臀下麵，
進入甘肅給災民，
也是為人民。
…………
這歌兒一唱，沒有人不笑的。我自己沒覺得受累，就到了新疆。我們在迪化北山坡警衛營住下後，才開始仔細打量這個陌生的城市。望望天，長天湛藍，白雲如錦;望遠處，天山橫亙，博格達閃耀著聖潔的光輝;向空氣中嗅嗅，潮濕的南方氣息沒有了，空氣已變得幹燥，到處瀰漫著孜然和烤羊肉濃烈的香味。我這才意識到故鄉已遠離了我，親人已遠離了我。我因為不知道故鄉和親人離我究竟有多遠，就傷心地哭了起來。那是我離家之後第一次落淚。抹幹眼淚後，就開始計算回家要走多少天路，總是沒有算清，隻知道要回家恐怕很難了。
第二天，女兵們被集合到八一廣場，聽王震將軍訓話。大家都還沒有接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嘰嘰喳喳，全是三湘四水的方言俚語，整個廣場上，全是穿著土黃色軍裝的湖南女兵，景象好不獨特。
突然，廣場寂靜下來。接著，響起了王震將軍濃重湖南口音的、具有職業軍人特質的聲音——
同誌們，你們要做好思想準備，把你們招聘來，是建設新疆，保衛新疆的，是為各族人民辦好事的，湖湘子弟滿天山，這還不夠，你們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
將軍的話還沒有講完，下麵的秩序就亂了，因為大家從將軍的話裏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見不著爹娘了。大家哭的哭，鬧的鬧，後麵將軍講的什麽就聽不清了。
我沒有哭。我是一個不輕易落淚的人。
我們這批女兵大多進了工廠，有去鋼鐵廠、水泥廠的，也有進修配廠、棉紡廠的。我被分到了七一棉紡廠。
棉紡廠在迪化東郊，大家背著背包，提著行李，走了半天，也沒看見工廠的影子。最後，隊伍停了下來，帶隊幹部宣布，到工廠了。
我四下裏望了望，問道，工廠在哪裏呢?
那幹部笑一笑，樂觀地說，它在我們的汗水裏，隻要我們不怕苦，肯流汗，想要什麽，就會有什麽。
藍天為帳，大地為床，大家放好行李，就開始打土坯，修廠房。迪化當時正值四月，在南方早已是鶯飛草長的時候，這裏的冰雪才剛開始融化。露天宿營，大家即使緊緊地擠在一起，也凍得受不了，沒有辦法，第二天隻好挖地窩子。根據地形，地窩子有大有小，有的住一個班，有的住兩個班。沒有想到，我們留在新疆工作，卻連個住處也沒有，不得不掘地而居，成了城市裏的穴居人。
當時的生活那麽艱苦，我的確沒有想到，有句俗語叫“當兵吃飯”，有的人就是為了有口飯吃才去當兵的，而我們當時卻根本吃不飽，穿不好。微薄的津貼捐獻去建其他廠礦，糧食被省下來了，軍裝被省下來了。剛到新疆時，穿單衣冷，穿棉衣又熱，但就一套單衣和一套棉衣，不穿怎麽辦?由於勞動強度大，又吃不飽，我瘦得隻有三十八公斤，八個月沒來例假。有好多次，幹著幹著活，就起不來了，最後終於住進了醫院。當時的病號飯是稀飯裏放幾粒葡萄幹，那稀飯可真是稀飯，稀溜溜的，能照出人影子。
自我入伍那天起，這塊石頭就一直壓在心上，隨著年齡的增加，“婚齡”的到來，天天都擔心哪個領導有一天突然對我說，小江，你到年齡了，該結婚了，明天，你跟某某結婚吧。直到上學後，這種擔憂沒有了，心裏的石頭才落了地。於是，就一門心思地爭取在學習上拔尖，工作搞得更出色。
我丈夫與我相守了四十一年，於九七年去世了，他是我在新疆的第一個親人，在沒有孩子時，他也是我在新疆的唯一的親人。這四十一年時光，無論頻繁的政治運動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多少動盪，我們始終相親相愛。這對於像我們這樣普通的一介平民，已經是最大的幸福了。
塔裏木，留著我的青春，留著我的愛，這土地，也浸透著我的汗水和眼淚，所以我愛它。
我再也沒有什麽可以留給她了，隻有我這一副老身骨，我願把它留在這裏，哪怕能肥沃這裏的一土也好，哪怕能使一株荒草生長得茂盛一些也好。
的確，我如今才感覺到，對於這片土地，我做得太少太少了。
戴慶媛：你們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1)
我是一個泥木工人的女兒，三五年十一月出生在長沙。抗戰時父親在湘西一家兵工廠工作。火燒長沙城後，祖父母帶著全家逃往湘西。叔父用籮筐一頭挑著我，一頭挑著弟弟，像兔子一樣逃得飛快。日本人的飛機像烏鴉似的，一陣陣飛來，朝著逃亡的人流掃射和扔炸彈。不時可以看到被打死的人橫在路的兩邊。
湘西也籠罩在戰爭的恐懼之中，沒有人知道日本人多久會打來。為防止日本飛機轟炸，人們所有住處的外牆都塗成了黑色，屋頂則用柴火偽裝起來，遠遠看去，很難看出有人居住。抗戰結束後，我和全家人一起回到了長沙。原來的房屋已在戰火中化為灰燼，全家隻有到市郊的史家坡找了家祠堂棲身。我讀完小學，湖南就解放了。雖是小學畢業，但在村裏也算是個有知識的人，就被招去參加土改工作隊，當時我才十四歲。
自參加工作起，我就在琢磨著當兵。但每次去報名，都因年紀太小、個子太矮被刷了下來。
我終於等到了十七歲。我不能再等了，我無論如何也要穿上軍裝。
第一天去，身高和體重仍然不夠。
第二天，我特意向父親要了六毛錢，買了一雙底子很厚的“南關”牌帆布鞋。那雙鞋幫助了我，使我的身高勉強夠了一點五米，體重不夠，我就在身上綁了幾隻舊鐵鎖。
終於通過體檢了，我激動得哭了起來。為表示祝賀，特意去買了一大把瓜子，一邊嗑著，一邊忍不住哼起了在湘西學會的小曲兒。
在我的記憶中，上路後，總是在不停地唱歌，有軍歌，有革命歌曲。從西安出發後，我就不時地數路上的汽車。但怎麽也數不清——一百多輛車，一線拉開，前麵看不見頭，後麵看不見尾，黃塵漫天，好不威風。
我天生樂觀。大家吃不慣陝西大餅，想念家鄉親人，我就想法子逗大家樂。我改了《我是一個兵》的歌詞——
我是一個兵，
來自湖南省，
三天沒吃大米飯，
氣得肚子疼。
餅子像磨盤，
坐在臀下麵，
進入甘肅給災民，
也是為人民。
…………
這歌兒一唱，沒有人不笑的。我自己沒覺得受累，就到了新疆。我們在迪化北山坡警衛營住下後，才開始仔細打量這個陌生的城市。望望天，長天湛藍，白雲如錦;望遠處，天山橫亙，博格達閃耀著聖潔的光輝;向空氣中嗅嗅，潮濕的南方氣息沒有了，空氣已變得幹燥，到處瀰漫著孜然和烤羊肉濃烈的香味。我這才意識到故鄉已遠離了我，親人已遠離了我。我因為不知道故鄉和親人離我究竟有多遠，就傷心地哭了起來。那是我離家之後第一次落淚。抹幹眼淚後，就開始計算回家要走多少天路，總是沒有算清，隻知道要回家恐怕很難了。
第二天，女兵們被集合到八一廣場，聽王震將軍訓話。大家都還沒有接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嘰嘰喳喳，全是三湘四水的方言俚語，整個廣場上，全是穿著土黃色軍裝的湖南女兵，景象好不獨特。
突然，廣場寂靜下來。接著，響起了王震將軍濃重湖南口音的、具有職業軍人特質的聲音——
同誌們，你們要做好思想準備，把你們招聘來，是建設新疆，保衛新疆的，是為各族人民辦好事的，湖湘子弟滿天山，這還不夠，你們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
將軍的話還沒有講完，下麵的秩序就亂了，因為大家從將軍的話裏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見不著爹娘了。大家哭的哭，鬧的鬧，後麵將軍講的什麽就聽不清了。
我沒有哭。我是一個不輕易落淚的人。
我們這批女兵大多進了工廠，有去鋼鐵廠、水泥廠的，也有進修配廠、棉紡廠的。我被分到了七一棉紡廠。
棉紡廠在迪化東郊，大家背著背包，提著行李，走了半天，也沒看見工廠的影子。最後，隊伍停了下來，帶隊幹部宣布，到工廠了。
我四下裏望了望，問道，工廠在哪裏呢?
那幹部笑一笑，樂觀地說，它在我們的汗水裏，隻要我們不怕苦，肯流汗，想要什麽，就會有什麽。
藍天為帳，大地為床，大家放好行李，就開始打土坯，修廠房。迪化當時正值四月，在南方早已是鶯飛草長的時候，這裏的冰雪才剛開始融化。露天宿營，大家即使緊緊地擠在一起，也凍得受不了，沒有辦法，第二天隻好挖地窩子。根據地形，地窩子有大有小，有的住一個班，有的住兩個班。沒有想到，我們留在新疆工作，卻連個住處也沒有，不得不掘地而居，成了城市裏的穴居人。
當時的生活那麽艱苦，我的確沒有想到，有句俗語叫“當兵吃飯”，有的人就是為了有口飯吃才去當兵的，而我們當時卻根本吃不飽，穿不好。微薄的津貼捐獻去建其他廠礦，糧食被省下來了，軍裝被省下來了。剛到新疆時，穿單衣冷，穿棉衣又熱，但就一套單衣和一套棉衣，不穿怎麽辦?由於勞動強度大，又吃不飽，我瘦得隻有三十八公斤，八個月沒來例假。有好多次，幹著幹著活，就起不來了，最後終於住進了醫院。當時的病號飯是稀飯裏放幾粒葡萄幹，那稀飯可真是稀飯，稀溜溜的，能照出人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