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為什麽不讓他走?為什麽要把他追回來?為什麽要把他送到那樣一個地方?我氣憤地問道。
他是一個軍人，不能擅離部隊。他私自離開部隊，就是違反軍紀，違反軍紀，就得被處分。
去你的軍紀吧!我說完後就轉身走了。
大概過了四個月時間，副團長升任團長。有一天，他的通信員來叫我，讓我到團長辦公室去。我去了，他站起來迎接我，說，我有幾本書要送給你，宣傳股的人說，這些書是西方名著，經典之作，我看不太明白，但我相信你一定會喜歡。
我道了謝，把書接過來。那的確是我喜歡的書，有《茶花女》《羅馬帝國衰亡史》《歌德詩歌選》《悲慘世界》和《黑桃皇後》。這些書在當時十分難得，特別是在喀什，要看到這樣的書，更是做夢。我的確非常感激他，問道，首長從哪裏得來這些珍貴的書?
是趙錫光部隊的一名軍官送給我的，那軍官有不少藏書。我是粗人，一介武夫，看不進去，因此把它們送給你，還有，對於你來說，可以考慮婚姻問題了……
沒等他說完，我就打斷了他的話，不，我不會考慮婚姻問題，首長。
不要叫我首長，我們是平等的同誌。
你永遠是首長。我已後悔不該接受他的書。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新疆部隊的情況十分特殊，也因此產生了特殊的婚姻形式，希望你能理解。說大一點兒，這也是為了保衛邊疆，建設新新疆的需要。你們需要自由的婚姻，我們也需要，但在新疆，這一點目前還做不到。
婚姻必須建立在愛的基礎上，沒有愛的婚姻不會帶給你任何幸福，你是一位我敬重的首長，但這不等於愛。我不會結婚的，因為我隻愛一個人，但那個人已死了。我鬥膽說出了上麵的話。
陳瑾：唯有愛是永恆的(3)
團長沉默著。半天，說，你們知識分子的想法總是不同，強扭的瓜不甜。從此，你的戀愛和婚姻可以是自由的。
我聽了他的話，感動得眼淚都流出來了。我滿懷敬意地向他敬了個軍禮。
半年後，他調走了。臨走之際，他問我需不需要幫助。我說我希望去男友生前的部隊，他答應幫我。第三天，我就調走了。
那是一個像村莊一樣的縣城。崑崙山橫亙在遠處。我去後不久，就到了文工隊，然後隨慰問團前往阿裏慰問進藏的騎兵部隊。
我們先是騎馬，到了桑株，就改騎氂牛。翻越崑崙山、喀喇崑崙山、岡底斯山後，到了嘎大克、普蘭、日土等地，那是最艱苦的行軍。當年進藏先遣連進軍阿裏時，彭德懷元帥說其艱苦恐不亞於長征，我感到這話一點也不誇張。進藏先遣連一百三十五人，有一半人犧牲在了高原上，他們大多是被高原病奪去了生命的。世界屋脊一直是中亞最為閉鎖、最為神秘的地區，在解放軍入藏之前，隻有斯文·赫定翻越崑崙山，穿越過那裏。我們慰問團還沒過界山達阪，就已躺倒了一半，就得不停地往回護送，我適應能力還可以。我把它當作一次探險，但最後返回時，我還是得了高原心髒病。當時並沒有在意，吃了些藥，感到沒事了。後來，隨著年齡的增加，病情也就凸顯出來了。
從西藏回來，我尋到了他的墳墓。那裏很少埋過漢族人，加之他是上吊自殺的，屬於凶死，好些人說撞見過他，挺恐怖的。所以他的墳前少有人蹤，墳也早被野草覆蓋，一片荒蕪。我按家鄉的風俗，為他的墳添了土。
不久，我被抽去學開汽車，然後，我就成了農墾部隊的一名司機。中印邊境戰爭打響後，我駕著車，翻越崑崙山，往戰場上運送過物資，拉過傷員，也運過印軍俘虜。有好多次，車差點從那些高聳入雲的達阪上翻下去，但每次都化險為夷。
似乎沒人知道我學過英語。當時，包括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它因是資本主義的語言文字而受冷落，熱門的是蘇聯的俄語。但“文革”中，我還是被抓出來，進行了批鬥。
我自認為已歷經苦難，可以忍受人世間的一切。但那似無止境的批鬥和那非人的生活還是使我崩潰了。我逃了出來，先是回到湖南。不想父親——一個舊知識分子，清末考取過秀才，解放前教私塾，解放後當語文老師——已經在“文革”初就自殺了。他投的是湘江，屍體沒有找回來。母親承受不了那樣的打擊，病倒後就再也沒有爬起來。弟、妹和親友人人自危，根本不敢與我這個“潛逃右派”接觸。弟哭著塞給我四十多元錢，說，姐，你還是走吧。
為了不連累他們，我當即就點了點頭。
可我往哪裏去呢?天地如此之大，卻沒有我的一個容身之地。百般無奈，我買了一套黃軍服，找了一副紅衛兵袖章，化裝成了紅衛兵，搭上了免費的火車，在全國“串聯”。
我是1932年出生的，當時已三十多歲，這一化裝，竟沒有一個人認出我來。後來，我又這樣去了四川，到了我男友的老家。他的父母當時還不知道自己的兒子早已去世，還以為他在新疆工作，還在抱怨獨生子何以不來信，不回家看看。我不忍傷他父母的心，就沒有對他們說任何有關他的事情。他母親當時已七十多歲，因想念兒子，眼睛都哭瞎了。我為了安慰她，就說自己是她兒子的同事，她兒子很好，隻是在一個保密單位工作，不便與外界聯繫。然後又拿出僅剩的三十四元錢中的三十元錢，說，這是她兒子托我帶給她的。他的父母相信了，他們欣慰地說隻要他還好就行，隻要他還活著就行。
剩下的四塊錢已做不了任何事情，我仍隻能靠串聯為生。我跟著那些狂熱的青年學生，到了西安、延安、西柏坡，去了北京，然後我又回到了湖南，去了韶山。正準備再次遠行時，不準串聯了，這種管吃、包住、包行的好日子再也沒有了。我被困在了湖南，不知道該怎麽辦。正在絕望的時候，我找到了當年的一個姓周的同學。雖然她的日子也不好過，但她還是把我接到了她家，讓我住下來。長沙那麽大，但當時似乎隻要多一個人，這城市就能感覺出來。那時，每一個人都是監視員，我這個可疑人的出現，馬上就被注意到了。她隻好把我送回她的位於湘西的老家去。她老家住在山裏麵，人煙稀少，生活窮困，遠離革命的漩渦，我在那裏躲了兩年多，直到毛主席去世，才又出來，經同學介紹，到一所中學當了一名英語代課老師。
十年浩劫期間，我有近六年時間處在逃亡之中。因為我教學教得好，學校舍不得我走，我就留了下來。但我還是想念新疆，想念孤身留在那裏的他，我在七九年離開學校，踏上了回疆的長路。
他們為我平了反，讓我繼續開車。我就又開了五年汽車，然後，開不動了，就讓我去了汽車修配廠，直到九一年退休。
我開始還能拿三四百元退休費，最後修配廠垮了，退休費也拿不上了，我就幹脆來到了這個小城，離他近些，有個守候，感覺自己一生畢竟沒有落到一無所有的境地。
有人也問我，你是否值得為他而付出一生。
他是一個軍人，不能擅離部隊。他私自離開部隊，就是違反軍紀，違反軍紀，就得被處分。
去你的軍紀吧!我說完後就轉身走了。
大概過了四個月時間，副團長升任團長。有一天，他的通信員來叫我，讓我到團長辦公室去。我去了，他站起來迎接我，說，我有幾本書要送給你，宣傳股的人說，這些書是西方名著，經典之作，我看不太明白，但我相信你一定會喜歡。
我道了謝，把書接過來。那的確是我喜歡的書，有《茶花女》《羅馬帝國衰亡史》《歌德詩歌選》《悲慘世界》和《黑桃皇後》。這些書在當時十分難得，特別是在喀什，要看到這樣的書，更是做夢。我的確非常感激他，問道，首長從哪裏得來這些珍貴的書?
是趙錫光部隊的一名軍官送給我的，那軍官有不少藏書。我是粗人，一介武夫，看不進去，因此把它們送給你，還有，對於你來說，可以考慮婚姻問題了……
沒等他說完，我就打斷了他的話，不，我不會考慮婚姻問題，首長。
不要叫我首長，我們是平等的同誌。
你永遠是首長。我已後悔不該接受他的書。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新疆部隊的情況十分特殊，也因此產生了特殊的婚姻形式，希望你能理解。說大一點兒，這也是為了保衛邊疆，建設新新疆的需要。你們需要自由的婚姻，我們也需要，但在新疆，這一點目前還做不到。
婚姻必須建立在愛的基礎上，沒有愛的婚姻不會帶給你任何幸福，你是一位我敬重的首長，但這不等於愛。我不會結婚的，因為我隻愛一個人，但那個人已死了。我鬥膽說出了上麵的話。
陳瑾：唯有愛是永恆的(3)
團長沉默著。半天，說，你們知識分子的想法總是不同，強扭的瓜不甜。從此，你的戀愛和婚姻可以是自由的。
我聽了他的話，感動得眼淚都流出來了。我滿懷敬意地向他敬了個軍禮。
半年後，他調走了。臨走之際，他問我需不需要幫助。我說我希望去男友生前的部隊，他答應幫我。第三天，我就調走了。
那是一個像村莊一樣的縣城。崑崙山橫亙在遠處。我去後不久，就到了文工隊，然後隨慰問團前往阿裏慰問進藏的騎兵部隊。
我們先是騎馬，到了桑株，就改騎氂牛。翻越崑崙山、喀喇崑崙山、岡底斯山後，到了嘎大克、普蘭、日土等地，那是最艱苦的行軍。當年進藏先遣連進軍阿裏時，彭德懷元帥說其艱苦恐不亞於長征，我感到這話一點也不誇張。進藏先遣連一百三十五人，有一半人犧牲在了高原上，他們大多是被高原病奪去了生命的。世界屋脊一直是中亞最為閉鎖、最為神秘的地區，在解放軍入藏之前，隻有斯文·赫定翻越崑崙山，穿越過那裏。我們慰問團還沒過界山達阪，就已躺倒了一半，就得不停地往回護送，我適應能力還可以。我把它當作一次探險，但最後返回時，我還是得了高原心髒病。當時並沒有在意，吃了些藥，感到沒事了。後來，隨著年齡的增加，病情也就凸顯出來了。
從西藏回來，我尋到了他的墳墓。那裏很少埋過漢族人，加之他是上吊自殺的，屬於凶死，好些人說撞見過他，挺恐怖的。所以他的墳前少有人蹤，墳也早被野草覆蓋，一片荒蕪。我按家鄉的風俗，為他的墳添了土。
不久，我被抽去學開汽車，然後，我就成了農墾部隊的一名司機。中印邊境戰爭打響後，我駕著車，翻越崑崙山，往戰場上運送過物資，拉過傷員，也運過印軍俘虜。有好多次，車差點從那些高聳入雲的達阪上翻下去，但每次都化險為夷。
似乎沒人知道我學過英語。當時，包括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它因是資本主義的語言文字而受冷落，熱門的是蘇聯的俄語。但“文革”中，我還是被抓出來，進行了批鬥。
我自認為已歷經苦難，可以忍受人世間的一切。但那似無止境的批鬥和那非人的生活還是使我崩潰了。我逃了出來，先是回到湖南。不想父親——一個舊知識分子，清末考取過秀才，解放前教私塾，解放後當語文老師——已經在“文革”初就自殺了。他投的是湘江，屍體沒有找回來。母親承受不了那樣的打擊，病倒後就再也沒有爬起來。弟、妹和親友人人自危，根本不敢與我這個“潛逃右派”接觸。弟哭著塞給我四十多元錢，說，姐，你還是走吧。
為了不連累他們，我當即就點了點頭。
可我往哪裏去呢?天地如此之大，卻沒有我的一個容身之地。百般無奈，我買了一套黃軍服，找了一副紅衛兵袖章，化裝成了紅衛兵，搭上了免費的火車，在全國“串聯”。
我是1932年出生的，當時已三十多歲，這一化裝，竟沒有一個人認出我來。後來，我又這樣去了四川，到了我男友的老家。他的父母當時還不知道自己的兒子早已去世，還以為他在新疆工作，還在抱怨獨生子何以不來信，不回家看看。我不忍傷他父母的心，就沒有對他們說任何有關他的事情。他母親當時已七十多歲，因想念兒子，眼睛都哭瞎了。我為了安慰她，就說自己是她兒子的同事，她兒子很好，隻是在一個保密單位工作，不便與外界聯繫。然後又拿出僅剩的三十四元錢中的三十元錢，說，這是她兒子托我帶給她的。他的父母相信了，他們欣慰地說隻要他還好就行，隻要他還活著就行。
剩下的四塊錢已做不了任何事情，我仍隻能靠串聯為生。我跟著那些狂熱的青年學生，到了西安、延安、西柏坡，去了北京，然後我又回到了湖南，去了韶山。正準備再次遠行時，不準串聯了，這種管吃、包住、包行的好日子再也沒有了。我被困在了湖南，不知道該怎麽辦。正在絕望的時候，我找到了當年的一個姓周的同學。雖然她的日子也不好過，但她還是把我接到了她家，讓我住下來。長沙那麽大，但當時似乎隻要多一個人，這城市就能感覺出來。那時，每一個人都是監視員，我這個可疑人的出現，馬上就被注意到了。她隻好把我送回她的位於湘西的老家去。她老家住在山裏麵，人煙稀少，生活窮困，遠離革命的漩渦，我在那裏躲了兩年多，直到毛主席去世，才又出來，經同學介紹，到一所中學當了一名英語代課老師。
十年浩劫期間，我有近六年時間處在逃亡之中。因為我教學教得好，學校舍不得我走，我就留了下來。但我還是想念新疆，想念孤身留在那裏的他，我在七九年離開學校，踏上了回疆的長路。
他們為我平了反，讓我繼續開車。我就又開了五年汽車，然後，開不動了，就讓我去了汽車修配廠，直到九一年退休。
我開始還能拿三四百元退休費，最後修配廠垮了，退休費也拿不上了，我就幹脆來到了這個小城，離他近些，有個守候，感覺自己一生畢竟沒有落到一無所有的境地。
有人也問我，你是否值得為他而付出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