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有什麽辦法呢?母親為我吃了很多苦，我不能不聽她的話……
白天修了一天渠，我們都很累，說著說著話，就睡著了。
我睡著不久，就做了一個夢。夢見副營長坐在王惠芝的床前，臉上流著血。血不停地流，順著身子流到了地上，在地上漫開，血紅一片。但他好像沒有感覺，隻用很熱的目光盯著王惠芝。我和王惠芝則躲在一邊笑。她說床上躺著睡熟的人並不是她，那是一個空殼。說完，我們就跑開了。跑進沙漠，又跑進戈壁灘，又跑到一片陌生的草原上，但無論跑到哪裏，都可以見到流著血的副營長在那裏坐著，看著躺在他麵前的王惠芝。最後，王惠芝說，我會飛，我會飛到天上去，他就會看不見的。她說完就真飛了起來，還咯咯咯地笑。她在空中越飛越高，最後看不見了，隻留下笑聲還在天上響。我呼喊她，叫她回來，她說，我不回來了，我要飛到媽媽身邊去。我很難過，想從這個夢中醒來，但我怎麽也醒不來。
然後，我聽到了一聲槍響。它像是從夢中發出來的。過了好一會兒，我才醒過來。然後，我又聽到了一聲槍響，營區一下亂了起來。
王紀南：官兵渴望女人像沙漠渴望水(2)
誰在打槍，誰在打槍?
好像在女兵班那邊。
莫不是土匪襲營吧?
可能是哨兵的槍走了火。
到處亂鬧鬧的。
我仍迷迷糊糊的，好像那個夢還沒有完。我推了一下王惠芝，她沒有動靜。我又推，一邊推，一邊說，看你睡得像個死人，外麵土匪襲營了呢，看土匪來把你扛走當壓寨夫人去。推著，覺得手上黏黏的，一摸，王惠芝頭上冒著熱熱的東西。我趕緊下床點了馬燈，一看，媽呀，她已死了。她頭上被打了一槍，血已把枕頭滲紅了。
緊急集合哨吹響了，腳步聲把月光踏亂了。我跑出去，哭著喊叫道，王惠芝被人打死了，快來人呀，快來人呀!
人們都朝這裏湧來。
我哭了起來，我用水擦她頭上的血，但怎麽也擦不幹淨，直到她身子冷了，血凝固了。
我抱著她，給她洗臉，梳頭，換上幹淨點兒的衣服，我希望自己像一個親人一樣，給她一點兒照顧。
她很安詳，像仍在熟睡。隻是臉上沒有血色，慘白得很，我已感覺是他幹的，我想罵他，但哽咽著沒罵出來。
副營長也被抓住了，因為他拐到那個幹事那裏，想把他也打死，但幹事跑了，沒有打著。
我這才知道，他說的他要走了，就是這樣走的。
沒多久，他被槍斃了。剛槍斃，上頭來電，念他保衛過延安，念他是戰鬥英雄，當連長時帶出的連隊是戰鬥英雄連，先不要槍斃。但已晚了。聽人說，槍斃他時，他啥話都沒有說，隻是念叨著，惠芝，我們可以在一起了，我們可以在一起了。
他們就這樣走了。
我為王惠芝傷心，覺得她命苦，也為副營長傷心，他可以有很好的前程，卻給自己弄了那麽一個結局。慢慢地，我覺得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比他們更可憐。副營長是為愛而死的，王惠芝是因為被人愛而死的，而我們好多人卻沒有。既沒有被人愛過，也沒有愛過別人，迷迷糊糊就一起過日子了，糊裏糊塗地過了一輩子。
我的婚姻是這樣的，五三年，我在學生隊當分隊長時，領導找我談話，把我介紹給學生隊司務長。他是四八年從傅作義部隊起義的，比我大九歲。我自然不同意。後來領導就找我一次次談話，我忍受不了啦，就說我們先談談看吧，我還沒跟他談過一次話呢!結果上頭不管三七二十一，丁零噹啷就讓我們結婚了。
我感到很突然，對婚禮也沒什麽感覺，所以除了記得年份，是哪月哪天結的婚都記不得了。
結婚之後，我就到四十七團商店當售貨員，不久，又派我到哈密去學做食品。學做麵包、點心、蛋糕，後來做出了名，還上了報紙。丈夫則到石河子速成中學學習，學完後就到連隊當指導員。但由於他脾氣不好，老跟領導頂牛，被降為排長，就當了一輩子排長，最後以排長退休。
生活就是這樣平淡無奇，但我已活了六十七歲，父母把我們生下來，就是要讓我們在這個人世上活下去，我做到了。對於那個時代的一個普通人，做到這一點已經不容易了。
而王惠芝走了，走了快五十年了，不知她的靈魂是否已安息，我很懷念他們，我想趁這個機會，祝願他們都安息!
陳瑾：唯有愛是永恆的(1)
這就是我住的地方，這兩間土坯房，原已因垮塌而被人廢棄。我對它做了修葺，把殘缺的牆補好，找來一些楊樹，抱來一些樹枝，和了一些泥，做好了屋頂，自己又修了灶台，便把這裏作為自己的居所了。
這裏處在小城的邊緣。不遠處便聚集著來自鄉下或異地的流浪者，他們靠出賣勞力或販賣水果及廉價的小商品為生。
我居所麵對的一片莊稼地是我心目中的公園，我經常到那裏散步。住處周圍的空地我自己開墾出來了，竟有一畝多，我在地的周圍種了石榴和杏樹，用七分地種小麥和玉米，剩下的地種各種菜蔬瓜豆。靠這些地，我原來可以勉強生活，但年老後，我做不動了，連一些蔬菜都伺候不了，全部身心都要用來應付自己逐漸病弱的身體，生活也就一天比一天困頓。
我還有一千多冊圖書，那是我的精神樂園。我當兵前就讀於湖南大學英語係，至今還能讀英文原作。當我無法麵對自己的命運，當我感到人生寂寥之時，當我無法承受生命的沉重之時，我就會翻翻那些散發著歲月氣息的書籍，我能從那裏得到慰藉。
書是世界上最為珍貴的財富。
我的書大多是“文革”後購置的。以前的一千四百多冊書在“文革”中被人焚燒了，隻戲劇性地留下了一本英文版的《政治的罪惡》，由法國人路易斯·博洛爾所著，是倫敦費希爾·安文出版公司20世紀初的版本。它倖存下來，是因為焚書的人不識英文，問我那是什麽反動書，我說是政治書，那人就把它甩在了一邊。我的這本書現在已活了近百年，它目睹了一個世紀中的一切，也目睹了我的一生。我今天所說的，這本書都可以證明。我不願說的，這本書也會知道。
可以說，所有的時尚都難敵革命的時尚，因為它顯得那麽崇高，崇高得讓人難以抗拒。我們這個民族的20世紀，基本上就在革命著。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投身其中，我僅是其中的一個。而很多人憑自己的才能，完全能夠適宜去為這個民族做更多有益的工作，但在戰爭年代，他們沒有，而是成批成批地上了戰場。比如我，我真正應該做的，是做一名英文教師，致力於培養一批掌握這門語言的學生，而我卻來到了這裏。
這當然是我自己的選擇。當時是那麽堅決，誰也阻擋不了。現在，我當然還要勇敢地麵對它，並不是因為我落到了如此的境地——這種境地何嚐不好，隱者，現代社會的隱者，我做到了。我甚至不能把這種選擇歸之於命運，因為是我改變了它。
白天修了一天渠，我們都很累，說著說著話，就睡著了。
我睡著不久，就做了一個夢。夢見副營長坐在王惠芝的床前，臉上流著血。血不停地流，順著身子流到了地上，在地上漫開，血紅一片。但他好像沒有感覺，隻用很熱的目光盯著王惠芝。我和王惠芝則躲在一邊笑。她說床上躺著睡熟的人並不是她，那是一個空殼。說完，我們就跑開了。跑進沙漠，又跑進戈壁灘，又跑到一片陌生的草原上，但無論跑到哪裏，都可以見到流著血的副營長在那裏坐著，看著躺在他麵前的王惠芝。最後，王惠芝說，我會飛，我會飛到天上去，他就會看不見的。她說完就真飛了起來，還咯咯咯地笑。她在空中越飛越高，最後看不見了，隻留下笑聲還在天上響。我呼喊她，叫她回來，她說，我不回來了，我要飛到媽媽身邊去。我很難過，想從這個夢中醒來，但我怎麽也醒不來。
然後，我聽到了一聲槍響。它像是從夢中發出來的。過了好一會兒，我才醒過來。然後，我又聽到了一聲槍響，營區一下亂了起來。
王紀南：官兵渴望女人像沙漠渴望水(2)
誰在打槍，誰在打槍?
好像在女兵班那邊。
莫不是土匪襲營吧?
可能是哨兵的槍走了火。
到處亂鬧鬧的。
我仍迷迷糊糊的，好像那個夢還沒有完。我推了一下王惠芝，她沒有動靜。我又推，一邊推，一邊說，看你睡得像個死人，外麵土匪襲營了呢，看土匪來把你扛走當壓寨夫人去。推著，覺得手上黏黏的，一摸，王惠芝頭上冒著熱熱的東西。我趕緊下床點了馬燈，一看，媽呀，她已死了。她頭上被打了一槍，血已把枕頭滲紅了。
緊急集合哨吹響了，腳步聲把月光踏亂了。我跑出去，哭著喊叫道，王惠芝被人打死了，快來人呀，快來人呀!
人們都朝這裏湧來。
我哭了起來，我用水擦她頭上的血，但怎麽也擦不幹淨，直到她身子冷了，血凝固了。
我抱著她，給她洗臉，梳頭，換上幹淨點兒的衣服，我希望自己像一個親人一樣，給她一點兒照顧。
她很安詳，像仍在熟睡。隻是臉上沒有血色，慘白得很，我已感覺是他幹的，我想罵他，但哽咽著沒罵出來。
副營長也被抓住了，因為他拐到那個幹事那裏，想把他也打死，但幹事跑了，沒有打著。
我這才知道，他說的他要走了，就是這樣走的。
沒多久，他被槍斃了。剛槍斃，上頭來電，念他保衛過延安，念他是戰鬥英雄，當連長時帶出的連隊是戰鬥英雄連，先不要槍斃。但已晚了。聽人說，槍斃他時，他啥話都沒有說，隻是念叨著，惠芝，我們可以在一起了，我們可以在一起了。
他們就這樣走了。
我為王惠芝傷心，覺得她命苦，也為副營長傷心，他可以有很好的前程，卻給自己弄了那麽一個結局。慢慢地，我覺得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比他們更可憐。副營長是為愛而死的，王惠芝是因為被人愛而死的，而我們好多人卻沒有。既沒有被人愛過，也沒有愛過別人，迷迷糊糊就一起過日子了，糊裏糊塗地過了一輩子。
我的婚姻是這樣的，五三年，我在學生隊當分隊長時，領導找我談話，把我介紹給學生隊司務長。他是四八年從傅作義部隊起義的，比我大九歲。我自然不同意。後來領導就找我一次次談話，我忍受不了啦，就說我們先談談看吧，我還沒跟他談過一次話呢!結果上頭不管三七二十一，丁零噹啷就讓我們結婚了。
我感到很突然，對婚禮也沒什麽感覺，所以除了記得年份，是哪月哪天結的婚都記不得了。
結婚之後，我就到四十七團商店當售貨員，不久，又派我到哈密去學做食品。學做麵包、點心、蛋糕，後來做出了名，還上了報紙。丈夫則到石河子速成中學學習，學完後就到連隊當指導員。但由於他脾氣不好，老跟領導頂牛，被降為排長，就當了一輩子排長，最後以排長退休。
生活就是這樣平淡無奇，但我已活了六十七歲，父母把我們生下來，就是要讓我們在這個人世上活下去，我做到了。對於那個時代的一個普通人，做到這一點已經不容易了。
而王惠芝走了，走了快五十年了，不知她的靈魂是否已安息，我很懷念他們，我想趁這個機會，祝願他們都安息!
陳瑾：唯有愛是永恆的(1)
這就是我住的地方，這兩間土坯房，原已因垮塌而被人廢棄。我對它做了修葺，把殘缺的牆補好，找來一些楊樹，抱來一些樹枝，和了一些泥，做好了屋頂，自己又修了灶台，便把這裏作為自己的居所了。
這裏處在小城的邊緣。不遠處便聚集著來自鄉下或異地的流浪者，他們靠出賣勞力或販賣水果及廉價的小商品為生。
我居所麵對的一片莊稼地是我心目中的公園，我經常到那裏散步。住處周圍的空地我自己開墾出來了，竟有一畝多，我在地的周圍種了石榴和杏樹，用七分地種小麥和玉米，剩下的地種各種菜蔬瓜豆。靠這些地，我原來可以勉強生活，但年老後，我做不動了，連一些蔬菜都伺候不了，全部身心都要用來應付自己逐漸病弱的身體，生活也就一天比一天困頓。
我還有一千多冊圖書，那是我的精神樂園。我當兵前就讀於湖南大學英語係，至今還能讀英文原作。當我無法麵對自己的命運，當我感到人生寂寥之時，當我無法承受生命的沉重之時，我就會翻翻那些散發著歲月氣息的書籍，我能從那裏得到慰藉。
書是世界上最為珍貴的財富。
我的書大多是“文革”後購置的。以前的一千四百多冊書在“文革”中被人焚燒了，隻戲劇性地留下了一本英文版的《政治的罪惡》，由法國人路易斯·博洛爾所著，是倫敦費希爾·安文出版公司20世紀初的版本。它倖存下來，是因為焚書的人不識英文，問我那是什麽反動書，我說是政治書，那人就把它甩在了一邊。我的這本書現在已活了近百年，它目睹了一個世紀中的一切，也目睹了我的一生。我今天所說的，這本書都可以證明。我不願說的，這本書也會知道。
可以說，所有的時尚都難敵革命的時尚，因為它顯得那麽崇高，崇高得讓人難以抗拒。我們這個民族的20世紀，基本上就在革命著。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投身其中，我僅是其中的一個。而很多人憑自己的才能，完全能夠適宜去為這個民族做更多有益的工作，但在戰爭年代，他們沒有，而是成批成批地上了戰場。比如我，我真正應該做的，是做一名英文教師，致力於培養一批掌握這門語言的學生，而我卻來到了這裏。
這當然是我自己的選擇。當時是那麽堅決，誰也阻擋不了。現在，我當然還要勇敢地麵對它，並不是因為我落到了如此的境地——這種境地何嚐不好，隱者，現代社會的隱者，我做到了。我甚至不能把這種選擇歸之於命運，因為是我改變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