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像一朵花，正要開放時，卻被摧折了，凋零了。
奇怪的是，自從周姐結婚以後，團裏的官兵又成了泥頭泥腦、鬍子拉碴的樣子。是的，他們心目中的美神已經沒有了……
1959年我再次見到她時，她已有三個孩子。加之那領導原來的三個孩子，她已有六個孩子了。她什麽事也沒做，但已憔悴得很，都已讓人認不出來了。她那時的病經過治療，已好了些。當我對她說我是誰時，她想躲開，我拉住了她，她已哭得淚人似的。就一直哭，什麽也不說，引得我也陪著她落淚。
她哭著哭著，突然又扯頭髮又抓臉的，然後捶胸頓足地說，他那麽大年紀了，我這麽年輕，他肯定會先死的，他死了，留下這麽多娃娃，我以後咋辦?我以後咋辦?咋辦呀?
我怕一刺激她，她又會犯病，趕快找人把她帶回了家。
一晃又過了幾年，我聽說她犯病後，用手槍打死了自己的一個兒子。
我離開新疆時，她還在新疆，我不知道她現在怎麽樣。懷著一個美好理想的她，一生就這麽過去了，她在那裏唯一做到的，就是為那位首長繁衍了幾個後代。她的病時好時壞，時輕時重，聽說那首長去世後，她的病情已好了許多。而我，則希望她就那麽過下去，因為我不知道，她一旦完全地清醒過來，怎樣去麵對自己的理想，怎麽去回首自己的一生呀!但我又是多麽希望她能恢復健康，能認識這個世界。如果她還健在——我希望過去的一切在她的腦海中是一片空白，希望她是從如花似玉的少女時代一步跨入老年的，中間的那段時光在她心中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還有一名湖南女兵，我叫她湯姐。她父親曾經在解放前的《湖南日報》任過總編。她出身於，是個才女。她到新疆，就進了俄文學校，從那裏畢業後，分到了我們團。我們團當時有個工程師，姓林，是新疆大學畢業的，結過婚，有孩子，夫人是家屬，沒工作，住在烏魯木齊。他們產生了感情，相愛了。可那男的沒有告訴她自己是有婦之夫。她懷孕了，五五年生下了孩子。這時她才知道自己愛的人一直在欺騙她。她不知道這孩子該怎麽辦，最後有位團長膝下無子，就把孩子帶走了。
從此以後，她就走下坡路了。博樂的冬天十分寒冷，加之當時的生活條件本來就很差，她的月子沒人照顧，身體也垮了。
那男的受了處分，她也受了處分。最後，組織出麵把她介紹給一個起義的老兵，那老兵已四十多歲，老婆死了好幾年了，留下兩個孩子。但即使這樣，那老兵因知她以前的事情，對她非常不好，隻過了兩年，老兵就和她離婚了。然後，她就下放到了南疆，幾年後，又調到了石河子的工程四團，嫁了一個刑滿釋放人員。這人受夠了苦，有了個老婆，自然十分珍愛，兩人的生活雖然清貧，但能互相體恤，相親相愛，讓我們感到十分欣慰，心想，她終於熬出來了。不想天有不測風雲，“文革”時，她丈夫又被弄進監獄裏，押到南疆勞改去了，她毅然跟隨丈夫去了南疆。她沒了工作，沒了工資，什麽也沒有了，幾乎是過著乞討的生活，最後手腳都凍爛了。
湯姐就這樣，等著丈夫勞改結束。誰也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有人說她後來回口內去了，也有人說她還在南疆，還有人說她早就去世了……
唉，好了，我不想再浪費你的時間了。我耳聞目睹的關於湖南女兵的事還有很多很多，我想一時是說不完的。更主要的是，我覺得我講了這些後，內心並沒有感到絲毫的輕鬆。我這才知道，這一切無論怎樣，都僅僅屬於我和我的女兵姐妹們，還是讓我們自己來承受吧!
王燦輝：婚姻那麽神聖，又那麽苦澀(1)
我是長沙市人，在含關女中讀完初中後，就在農業銀行當出納。有天我正忙著自己的工作，有幾個同學來向我告別，說她們參軍要走了，看她們那神氣的樣子，我就問，你們參軍到哪裏去呀?
新疆。
媽呀，那是人去的地方嗎?說是遠得很吶!我的同事一聽就說。
隻要有一雙腳，再遠的地方也能走到。我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我當時不知道世界有多大。
招兵的首長講了，招我們去新疆是上俄文學校，當hushi，搞財經，開拖拉機。我的同學說。
我一聽可以開拖拉機，就興奮了。當時能當一個女拖拉機手，可是了不得的，恐怕比現在一個女人駕駛美國的幻影戰鬥機或乘坐宇宙飛船進入太空還要神氣。我當即就說，走，我要和你們一起去，我要去開拖拉機!
就這樣，十四歲的我在1951年2月28日登上了西去的列車。到焉耆後，分配到了十八團二營，駐在輪台。這是一個富有歷史感和神秘色彩的地方，當我到達那裏時，所看到的是它的破敗和貧窮。
沒有看到俄文學校的影子，更見不到拖拉機，發給每個人的是一把砍土鏝——一種從蘇聯拉過來的、很笨重的農具。這種農具在中亞用得十分廣泛，對於口內來的湖南女兵，則是第一次見到，我們不知道這玩意兒是用來幹什麽的。直到有一天，營裏出發到草湖開荒時，才知道這就是大家的武器——雖說我們是來當兵的，卻從來沒有扛過槍，打過靶，更不用說其他軍事訓練了。就是靠著一把砍土鏝，駐疆部隊的官兵開墾出了成千上萬畝的土地。
我背著自己的行李背包，扛著砍土鏝往草湖走那天，時值六月，太陽狠毒地炙烤著大地，沙漠灼人，使人難以睜開眼睛。隊伍一直往南，一直往塔克拉瑪幹沙漠的深處走去。除了黃沙，什麽也沒有。隻有一陣陣熱浪迎麵湧來，讓人窒息。汗水濕透了我的衣服，然後很快又被太陽曬幹，隻留下些白色的鹽粒。我覺得自己像要被烤幹了。我忍不住跑上前去問營長，營長，你要把我們往哪裏帶呀?走了快一百裏路了，這兩天的路程，我連一根草也沒見到，難道還有可以開發出來種莊稼的地方嗎?
有，我們去的就是可以種莊稼的地方，是一個世外桃源，從來沒有人開墾過。營長一邊喘著氣，一邊對我說。
這太陽把人都要烤成肉幹了。
再走一天就可以到了，你甭看現在這裏荒涼，以後，我們走過的地方會是一條大馬路，路兩邊全是莊稼地和一排排白楊樹。營長充滿憧憬地對我說。
天啊，還要走一天!我在心裏叫了一聲苦，感到自己又要哭了。因為幹渴和勞累，我已偷偷地哭了好幾次鼻子。
隊伍走進大漠之後，又向東行進了約七八十裏路，奇蹟般地看到了一個小小的湖泊。它地處塔裏木河北岸，雖然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曾斷言說：“塔裏木流域是世界文化的搖籃，找到這把鑰匙，世界文化的大門便打開了。”但在我們這些帶著盲目性尋找著可墾之地，以期創造出一個農民式家園的軍人們來說，更多的印象是在印證塔克拉瑪幹的本來意義——“進得去，出不來”;或者是在執拗地和它較勁——“我們可以征服你”。
我心想，在這樣的地方工作一輩子，還不如死。
奇怪的是，自從周姐結婚以後，團裏的官兵又成了泥頭泥腦、鬍子拉碴的樣子。是的，他們心目中的美神已經沒有了……
1959年我再次見到她時，她已有三個孩子。加之那領導原來的三個孩子，她已有六個孩子了。她什麽事也沒做，但已憔悴得很，都已讓人認不出來了。她那時的病經過治療，已好了些。當我對她說我是誰時，她想躲開，我拉住了她，她已哭得淚人似的。就一直哭，什麽也不說，引得我也陪著她落淚。
她哭著哭著，突然又扯頭髮又抓臉的，然後捶胸頓足地說，他那麽大年紀了，我這麽年輕，他肯定會先死的，他死了，留下這麽多娃娃，我以後咋辦?我以後咋辦?咋辦呀?
我怕一刺激她，她又會犯病，趕快找人把她帶回了家。
一晃又過了幾年，我聽說她犯病後，用手槍打死了自己的一個兒子。
我離開新疆時，她還在新疆，我不知道她現在怎麽樣。懷著一個美好理想的她，一生就這麽過去了，她在那裏唯一做到的，就是為那位首長繁衍了幾個後代。她的病時好時壞，時輕時重，聽說那首長去世後，她的病情已好了許多。而我，則希望她就那麽過下去，因為我不知道，她一旦完全地清醒過來，怎樣去麵對自己的理想，怎麽去回首自己的一生呀!但我又是多麽希望她能恢復健康，能認識這個世界。如果她還健在——我希望過去的一切在她的腦海中是一片空白，希望她是從如花似玉的少女時代一步跨入老年的，中間的那段時光在她心中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還有一名湖南女兵，我叫她湯姐。她父親曾經在解放前的《湖南日報》任過總編。她出身於，是個才女。她到新疆，就進了俄文學校，從那裏畢業後，分到了我們團。我們團當時有個工程師，姓林，是新疆大學畢業的，結過婚，有孩子，夫人是家屬，沒工作，住在烏魯木齊。他們產生了感情，相愛了。可那男的沒有告訴她自己是有婦之夫。她懷孕了，五五年生下了孩子。這時她才知道自己愛的人一直在欺騙她。她不知道這孩子該怎麽辦，最後有位團長膝下無子，就把孩子帶走了。
從此以後，她就走下坡路了。博樂的冬天十分寒冷，加之當時的生活條件本來就很差，她的月子沒人照顧，身體也垮了。
那男的受了處分，她也受了處分。最後，組織出麵把她介紹給一個起義的老兵，那老兵已四十多歲，老婆死了好幾年了，留下兩個孩子。但即使這樣，那老兵因知她以前的事情，對她非常不好，隻過了兩年，老兵就和她離婚了。然後，她就下放到了南疆，幾年後，又調到了石河子的工程四團，嫁了一個刑滿釋放人員。這人受夠了苦，有了個老婆，自然十分珍愛，兩人的生活雖然清貧，但能互相體恤，相親相愛，讓我們感到十分欣慰，心想，她終於熬出來了。不想天有不測風雲，“文革”時，她丈夫又被弄進監獄裏，押到南疆勞改去了，她毅然跟隨丈夫去了南疆。她沒了工作，沒了工資，什麽也沒有了，幾乎是過著乞討的生活，最後手腳都凍爛了。
湯姐就這樣，等著丈夫勞改結束。誰也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有人說她後來回口內去了，也有人說她還在南疆，還有人說她早就去世了……
唉，好了，我不想再浪費你的時間了。我耳聞目睹的關於湖南女兵的事還有很多很多，我想一時是說不完的。更主要的是，我覺得我講了這些後，內心並沒有感到絲毫的輕鬆。我這才知道，這一切無論怎樣，都僅僅屬於我和我的女兵姐妹們，還是讓我們自己來承受吧!
王燦輝：婚姻那麽神聖，又那麽苦澀(1)
我是長沙市人，在含關女中讀完初中後，就在農業銀行當出納。有天我正忙著自己的工作，有幾個同學來向我告別，說她們參軍要走了，看她們那神氣的樣子，我就問，你們參軍到哪裏去呀?
新疆。
媽呀，那是人去的地方嗎?說是遠得很吶!我的同事一聽就說。
隻要有一雙腳，再遠的地方也能走到。我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我當時不知道世界有多大。
招兵的首長講了，招我們去新疆是上俄文學校，當hushi，搞財經，開拖拉機。我的同學說。
我一聽可以開拖拉機，就興奮了。當時能當一個女拖拉機手，可是了不得的，恐怕比現在一個女人駕駛美國的幻影戰鬥機或乘坐宇宙飛船進入太空還要神氣。我當即就說，走，我要和你們一起去，我要去開拖拉機!
就這樣，十四歲的我在1951年2月28日登上了西去的列車。到焉耆後，分配到了十八團二營，駐在輪台。這是一個富有歷史感和神秘色彩的地方，當我到達那裏時，所看到的是它的破敗和貧窮。
沒有看到俄文學校的影子，更見不到拖拉機，發給每個人的是一把砍土鏝——一種從蘇聯拉過來的、很笨重的農具。這種農具在中亞用得十分廣泛，對於口內來的湖南女兵，則是第一次見到，我們不知道這玩意兒是用來幹什麽的。直到有一天，營裏出發到草湖開荒時，才知道這就是大家的武器——雖說我們是來當兵的，卻從來沒有扛過槍，打過靶，更不用說其他軍事訓練了。就是靠著一把砍土鏝，駐疆部隊的官兵開墾出了成千上萬畝的土地。
我背著自己的行李背包，扛著砍土鏝往草湖走那天，時值六月，太陽狠毒地炙烤著大地，沙漠灼人，使人難以睜開眼睛。隊伍一直往南，一直往塔克拉瑪幹沙漠的深處走去。除了黃沙，什麽也沒有。隻有一陣陣熱浪迎麵湧來，讓人窒息。汗水濕透了我的衣服，然後很快又被太陽曬幹，隻留下些白色的鹽粒。我覺得自己像要被烤幹了。我忍不住跑上前去問營長，營長，你要把我們往哪裏帶呀?走了快一百裏路了，這兩天的路程，我連一根草也沒見到，難道還有可以開發出來種莊稼的地方嗎?
有，我們去的就是可以種莊稼的地方，是一個世外桃源，從來沒有人開墾過。營長一邊喘著氣，一邊對我說。
這太陽把人都要烤成肉幹了。
再走一天就可以到了，你甭看現在這裏荒涼，以後，我們走過的地方會是一條大馬路，路兩邊全是莊稼地和一排排白楊樹。營長充滿憧憬地對我說。
天啊，還要走一天!我在心裏叫了一聲苦，感到自己又要哭了。因為幹渴和勞累，我已偷偷地哭了好幾次鼻子。
隊伍走進大漠之後，又向東行進了約七八十裏路，奇蹟般地看到了一個小小的湖泊。它地處塔裏木河北岸，雖然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曾斷言說：“塔裏木流域是世界文化的搖籃，找到這把鑰匙，世界文化的大門便打開了。”但在我們這些帶著盲目性尋找著可墾之地，以期創造出一個農民式家園的軍人們來說，更多的印象是在印證塔克拉瑪幹的本來意義——“進得去，出不來”;或者是在執拗地和它較勁——“我們可以征服你”。
我心想，在這樣的地方工作一輩子，還不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