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師一共分去一百多名女兵，我留在了政治部組織科，任見習幹事，是一百多人中唯一留在師機關的，所以覺得十分幸運。其實是師部協理員看上了我，有意把我留下的，和許多女兵一樣，我當時並不知道。
開始，協理員找我幫他寫家書，我同意了。後來，我發現協理員的家書越寫越頻繁，姑舅姨表，堂兄堂弟，侄兒侄女，包括同村的鄰居等，他都在不停地給人家寫。開始十天半月找我幫著寫一封，然後變成了每個禮拜找我一次，再然後是兩三天找我一次，最後每天都要找我幫忙寫信。我當時年紀很小，並沒有在意，隻是覺得這個協理員很想念家鄉，很想念親人——他對家鄉和親人的愛甚至使我深受感動。
但有一天，協理員紅著臉，非常緊張地來到我麵前，支吾了半天，說，王建華同誌，我有話要對你說。
我當時覺得很奇怪，他突然變成那樣，也使我覺得很可笑，就說，你是首長，你有什麽話就說吧!
他的臉更紅了，一直紅到了脖子根。過了好久，他也沒有憋出一句話來，卻把一封信硬塞到了我的手中。
我們抬頭不見低頭見，你給我寫什麽信呀?我深感奇怪，忍不住問他。
我有一件事一直想跟你說，但你知道，我這人不會說話，我覺得在信中說著方便些。他語無倫次地對我說。
我看一看有什麽事。我說著就要把信撕開。
協理員更是不好意思了。你先不要看，我走後你再看吧!他說完，就慌忙走開了。
我拆開信看後，知道是一封求愛信，我又羞又生氣，就把信撕了。
協理員一直在等待著我的回音，見我好幾天都沒動靜，就壯了膽子前來問我，那封信，你看完了沒有?
我當時還是個孩子，心靈單純，當時看了那信很生氣，但過了幾天後，也就沒再把那件事放在心上。協理員一提起此事，我不由愣了一下。待明白他問的是什麽事後，就毫不客氣地說，你這麽老的同誌，給我當父親還差不多，你卻寫那樣的信給我，我當時就把信撕掉了。
協理員尷尬地站在那裏，臉上紅一塊、白一塊的，過了好久，才低著頭，轉身走了。
我在師部已聽說了許多有關女兵婚配方麵的事情，心裏特別警惕，我也從別人那裏得來了經驗，遇到這樣的事，首先就不和你唆。我死死守住一條：寧願槍斃，也不答應。
師機關比下麵要文明許多，現在想起來，那位協理員的方式也算是很文明的了。你不同意，別人也不會強求。我當時對這事處理得很魯莽，對他的態度也實在太過分了，一點麵子也沒有給人家。但聽說的事太多了，所以內心特別敏感。一聽到這樣的事就來氣，就害怕。後來覺得，應該好好地跟人家說，不該讓人家下不了台。但當時年紀太小，沒有想到這些，所以，協理員想報復我。
協理員報復我的方式在當時是很要命的，那就是要查我的家庭出身。
有一天，他帶著一臉嚴肅的神情找到我，用冰冷的口氣對我說，你在你的家庭出身上隱瞞欺騙了組織，要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嚴肅、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出身下中農，這是組織審查過的。
你養父是國民黨的官吏，所以你的出身應是反動官僚家庭。他說。
我養父隻是個小官吏，我小時候家裏很窮，父母被逼得沒有辦法，讓我去給他當了幾年養女。後來，我又回到親生父母家了，跟養父再沒什麽關係了。所以，我還是下中農。我沒有隱瞞和欺騙組織，我希望你盡可以依靠你的工作之便，去查個水落石出。我話中帶刺地對他說完，就轉身走了。我聽到他在我身後不甘心地冷笑了一聲，說，我們走著瞧吧!
沒過多久，二十七師除留一個團給六師外，其餘各部全部調往北疆。官兵們都很高興，因為北疆的條件與南疆相比，相對而言要好得多。
我卻決心隨那個團一起留下來。我這樣做，完全是為了避開那協理員。協理員畢竟是我的上級，對我這個小戰士來說，在那樣的環境中工作的確別扭。好多人都勸我一起到北疆去，我都搖頭謝絕了。最後連政治部主任都對我說，小鬼，你在機關工作，條件要好許多，你要知道，下去容易，要想再上來可就難了。
我說，多謝首長關心，我願意留在這個艱苦的地方。
到了六師後，我很高興。因為這是王震將軍的老部隊，它的前身三五九旅曾經天下聞名，而二十七師是起義改編部隊，最初分我去時我就不太樂意。
我到了和靜。我想老部隊中，一定不會再有那樣的事情發生，所以覺得自己像一隻出籠的鳥兒，自由了許多，沒想到這樣的事情還是沒能避免。這兩次都不是給我寫信，而是由組織出麵，直接給我介紹，這使我非常絕望。我這才知道，這種事情，在駐疆部隊中已很普遍。我不服他們的做法，所以不論組織怎樣做工作，我都抱定一條信念：寧死不嫁。
我當時隻能讓時間來改變這種現狀。我相信，時間會讓這一切成為過去。
如果真正要找對象，那時的女兵從內心來講，首先想找的是子弟兵，不願意找起義軍官，這是由於當時政治宣傳的影響;其次是想找機關裏的參謀幹事，因為他們大多是學生兵出身，有文化，年齡差距小，顯得文明一些，有教養一些;最害怕找營長、連長一類的軍事幹部，他們經常帶兵打仗，顯得粗魯。然後希望是南方人，這樣，生活習慣接近一些。我當時就是這麽想的，要找對象，就要按這個條件去找，若找不到，就不結婚。
我最後如願以償。與我在南疆相守了四十多年的丈夫季國綱是浙江人，畢業於華東軍政大學，當時在團宣傳股任股長，我們是自由戀愛結婚的。
時至今日，我似乎已理解了當年的那些做法——
王建華：協理員把一封信塞到我的手裏(2)
從客觀上說，因為戰爭，一些從槍林彈雨中倖存下來的老同誌不可能考慮婚姻的問題。國家解放了，誰不想享受和平的果實，誰不想成個家、立個業呢?但新疆當時的情況太特殊了，二十萬軍屯墾天山南北，而新疆當地的漢人當時才三十來萬，上麵又有規定，不準與少數民族婦女通婚。這就形成了矛盾，沒法在當地解決軍人的婚姻問題。仗打完了，不能讓他們解甲回家，還要以部隊為建製在這裏屯墾戍邊，不解決他們的婚姻問題，誰能在這裏待下去?誰能在邊疆紮下根呢?所以這個問題在當時就顯得十分緊迫。但作為個人，就從我們女兵角度出發，我們是懷著純潔、樸素的革命願望，懷抱著滿腔報國熱情，響應號召，報名進疆的，一心想為邊疆建設拋灑熱血、添磚加瓦——這些話在現在聽起來像是空洞的口號，但在當時，都是我們的真實想法。來到這裏後，苦吃了，這都沒什麽，但在婚姻上要接受這種間接或直接的組織分配，內心肯定難以接受。特別是剛到部隊，就提出婚姻問題，就更是接受不了。不管老同誌在革命中多麽戰功卓著，他也沒有權利要求一個與他沒有任何感情基礎的女人同他結合。這關係到內心的尊嚴，還有這種方式打碎了女兵們來這裏的最初夢想和願望，更主要的是——剝奪了我們的愛情。
開始，協理員找我幫他寫家書，我同意了。後來，我發現協理員的家書越寫越頻繁，姑舅姨表，堂兄堂弟，侄兒侄女，包括同村的鄰居等，他都在不停地給人家寫。開始十天半月找我幫著寫一封，然後變成了每個禮拜找我一次，再然後是兩三天找我一次，最後每天都要找我幫忙寫信。我當時年紀很小，並沒有在意，隻是覺得這個協理員很想念家鄉，很想念親人——他對家鄉和親人的愛甚至使我深受感動。
但有一天，協理員紅著臉，非常緊張地來到我麵前，支吾了半天，說，王建華同誌，我有話要對你說。
我當時覺得很奇怪，他突然變成那樣，也使我覺得很可笑，就說，你是首長，你有什麽話就說吧!
他的臉更紅了，一直紅到了脖子根。過了好久，他也沒有憋出一句話來，卻把一封信硬塞到了我的手中。
我們抬頭不見低頭見，你給我寫什麽信呀?我深感奇怪，忍不住問他。
我有一件事一直想跟你說，但你知道，我這人不會說話，我覺得在信中說著方便些。他語無倫次地對我說。
我看一看有什麽事。我說著就要把信撕開。
協理員更是不好意思了。你先不要看，我走後你再看吧!他說完，就慌忙走開了。
我拆開信看後，知道是一封求愛信，我又羞又生氣，就把信撕了。
協理員一直在等待著我的回音，見我好幾天都沒動靜，就壯了膽子前來問我，那封信，你看完了沒有?
我當時還是個孩子，心靈單純，當時看了那信很生氣，但過了幾天後，也就沒再把那件事放在心上。協理員一提起此事，我不由愣了一下。待明白他問的是什麽事後，就毫不客氣地說，你這麽老的同誌，給我當父親還差不多，你卻寫那樣的信給我，我當時就把信撕掉了。
協理員尷尬地站在那裏，臉上紅一塊、白一塊的，過了好久，才低著頭，轉身走了。
我在師部已聽說了許多有關女兵婚配方麵的事情，心裏特別警惕，我也從別人那裏得來了經驗，遇到這樣的事，首先就不和你唆。我死死守住一條：寧願槍斃，也不答應。
師機關比下麵要文明許多，現在想起來，那位協理員的方式也算是很文明的了。你不同意，別人也不會強求。我當時對這事處理得很魯莽，對他的態度也實在太過分了，一點麵子也沒有給人家。但聽說的事太多了，所以內心特別敏感。一聽到這樣的事就來氣，就害怕。後來覺得，應該好好地跟人家說，不該讓人家下不了台。但當時年紀太小，沒有想到這些，所以，協理員想報復我。
協理員報復我的方式在當時是很要命的，那就是要查我的家庭出身。
有一天，他帶著一臉嚴肅的神情找到我，用冰冷的口氣對我說，你在你的家庭出身上隱瞞欺騙了組織，要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嚴肅、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出身下中農，這是組織審查過的。
你養父是國民黨的官吏，所以你的出身應是反動官僚家庭。他說。
我養父隻是個小官吏，我小時候家裏很窮，父母被逼得沒有辦法，讓我去給他當了幾年養女。後來，我又回到親生父母家了，跟養父再沒什麽關係了。所以，我還是下中農。我沒有隱瞞和欺騙組織，我希望你盡可以依靠你的工作之便，去查個水落石出。我話中帶刺地對他說完，就轉身走了。我聽到他在我身後不甘心地冷笑了一聲，說，我們走著瞧吧!
沒過多久，二十七師除留一個團給六師外，其餘各部全部調往北疆。官兵們都很高興，因為北疆的條件與南疆相比，相對而言要好得多。
我卻決心隨那個團一起留下來。我這樣做，完全是為了避開那協理員。協理員畢竟是我的上級，對我這個小戰士來說，在那樣的環境中工作的確別扭。好多人都勸我一起到北疆去，我都搖頭謝絕了。最後連政治部主任都對我說，小鬼，你在機關工作，條件要好許多，你要知道，下去容易，要想再上來可就難了。
我說，多謝首長關心，我願意留在這個艱苦的地方。
到了六師後，我很高興。因為這是王震將軍的老部隊，它的前身三五九旅曾經天下聞名，而二十七師是起義改編部隊，最初分我去時我就不太樂意。
我到了和靜。我想老部隊中，一定不會再有那樣的事情發生，所以覺得自己像一隻出籠的鳥兒，自由了許多，沒想到這樣的事情還是沒能避免。這兩次都不是給我寫信，而是由組織出麵，直接給我介紹，這使我非常絕望。我這才知道，這種事情，在駐疆部隊中已很普遍。我不服他們的做法，所以不論組織怎樣做工作，我都抱定一條信念：寧死不嫁。
我當時隻能讓時間來改變這種現狀。我相信，時間會讓這一切成為過去。
如果真正要找對象，那時的女兵從內心來講，首先想找的是子弟兵，不願意找起義軍官，這是由於當時政治宣傳的影響;其次是想找機關裏的參謀幹事，因為他們大多是學生兵出身，有文化，年齡差距小，顯得文明一些，有教養一些;最害怕找營長、連長一類的軍事幹部，他們經常帶兵打仗，顯得粗魯。然後希望是南方人，這樣，生活習慣接近一些。我當時就是這麽想的，要找對象，就要按這個條件去找，若找不到，就不結婚。
我最後如願以償。與我在南疆相守了四十多年的丈夫季國綱是浙江人，畢業於華東軍政大學，當時在團宣傳股任股長，我們是自由戀愛結婚的。
時至今日，我似乎已理解了當年的那些做法——
王建華：協理員把一封信塞到我的手裏(2)
從客觀上說，因為戰爭，一些從槍林彈雨中倖存下來的老同誌不可能考慮婚姻的問題。國家解放了，誰不想享受和平的果實，誰不想成個家、立個業呢?但新疆當時的情況太特殊了，二十萬軍屯墾天山南北，而新疆當地的漢人當時才三十來萬，上麵又有規定，不準與少數民族婦女通婚。這就形成了矛盾，沒法在當地解決軍人的婚姻問題。仗打完了，不能讓他們解甲回家，還要以部隊為建製在這裏屯墾戍邊，不解決他們的婚姻問題，誰能在這裏待下去?誰能在邊疆紮下根呢?所以這個問題在當時就顯得十分緊迫。但作為個人，就從我們女兵角度出發，我們是懷著純潔、樸素的革命願望，懷抱著滿腔報國熱情，響應號召，報名進疆的，一心想為邊疆建設拋灑熱血、添磚加瓦——這些話在現在聽起來像是空洞的口號，但在當時，都是我們的真實想法。來到這裏後，苦吃了，這都沒什麽，但在婚姻上要接受這種間接或直接的組織分配，內心肯定難以接受。特別是剛到部隊，就提出婚姻問題，就更是接受不了。不管老同誌在革命中多麽戰功卓著，他也沒有權利要求一個與他沒有任何感情基礎的女人同他結合。這關係到內心的尊嚴，還有這種方式打碎了女兵們來這裏的最初夢想和願望，更主要的是——剝奪了我們的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