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他的話，我不再說什麽了。心想，真應了那句順口溜了：結了婚，安下心，生了娃娃紮下根。
1954年前，我們還一直住在地窩子裏，那時我們已有一兒一女，兒女倆都生在地窩子裏，長在地窩子裏，直到成皓生任十七團副政委，我們才搬進了房子裏。那房子就一間，半邊辦公，半邊住人。即使這樣一間房子，也令許多人羨慕不已。人畢竟幾千年前就住在房子裏了，所以總覺得房子才是人住的地方，住在那裏麵心情要順暢得多。
1955年，成皓生調任師政治部主任，當時我們用一架馬車就搬了家，就兩個背包，兩個孩子。
那時候是真正的人人平等，他是幹部，但挖地照樣挖，拉犁照樣拉。我也沒任何特殊的，和其他婦女一樣，白天勞動，晚上做軍鞋，我那時一晚上可納兩雙鞋底，能上三雙鞋幫。我們前三年同樣沒有工資，錢扣下搞建設了。二十萬大軍，一人少發一頂帽子辦了八一糖廠，有一年少發了一套軍衣建了十月拖拉機修配廠。誰也沒有怨言，隻覺得自豪，因為覺得自己為新疆作貢獻了。
但我沒有想到的是，他當年就得了腎炎。第二年住進了軍區醫院，1957年轉往北京三○一醫院治療，張仲翰政委專門請了一位日本的腎病專家來給他診治，那專家說即使照顧得十分的好，最多也隻能活八年。
我聽後，心一下子就碎了。
從此以後，我的工作就是熬藥、煎藥，煎藥、熬藥，還得照顧三個孩子。裏裏外外全是我一個人，我常常十天半月沒梳過一次頭髮，每天就是用帽子把頭髮一攏了事。我用了全部的心血和愛來照顧他，光熬的草藥恐怕一火車皮也拉不下，就這樣，在專家預計隻能再活八年的他，活了十五年，1972年，五十二歲的他給我留下三個孩子，離開了人世。
他去世後，左鄰右舍都勸我為了孩子，為了自己，應該再找一個。但我沒有同意。我把母親接過來，照顧孩子，自己則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不想母親後來的身體也不行了，最後，她隻能躺在床上，吃喝拉撒睡都得在床上，我隻有伺候她，到她去世，不覺十年時間已經過去了。
崔曼瓊跟我的情況差不多。她雖然堅決不找老幹部，但1977年，她的丈夫也去世了。
崔曼瓊除五二年在兵團財務部工作過一年，其餘的時間都是在石河子度過的。她之所以能留在兵團直屬機關政治處，就是因為當時的主任看上了她。主任當時已三十七歲，找她談話，她見了麵後，就在心裏說那人跟她父親的年齡差不多嘛!所以當即就不願意，但又不好明說，隻能以自己家裏已經訂婚為由來搪塞。那主任就問她未婚夫是誰，在幹什麽工作。崔曼瓊就告訴了她未婚夫的名字。並說他父親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旅長，已鎮壓了，她未婚夫在做生意。那主任聽到這些情況後，知道她歷史比較複雜，就算了。但她萬萬沒有想到，那個早已與她沒了任何往來的未婚夫使她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務不說，還劃成了“歷史反gemin”。當時，有這兩大“罪行”就可能被殺頭，她沒被殺頭，但受的罪卻可想而知。
當時，她對逼她結婚的人說過，我即使找個炊事員，也不找老幹部。別人就有意給她介紹了食堂管理員巫明清。
巫明清是四八年抓壯丁出來的，在瓦子街戰鬥中被俘後當了解放戰士，後任機槍班班長，進疆後是個排級幹部，年齡要小些。但在戰鬥中受過傷，心髒不好，不知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有意讓他們配對的，反正，巫明清的身體在他們婚後不久，就慢慢不行了。但他對崔曼瓊還是不錯的，特別是在“文革”中。崔曼瓊曾對我說過，如果不是巫明清對她的理解，她早就活不下去了。他對她說，除了人家把你打死，把你槍斃掉，否則，就一定要活著。他還說，人家不相信你，我是相信你的，不是有那麽多老同誌、老革命都在挨批挨整嗎?崔曼瓊主要想不通的是，自己何以在一夜之間成了罪人。是的，一夜之間，一切都變了。黑與白，是與非，世界一下變得讓人恐懼了。那時候，有好多人被逼得上吊、觸電、吃藥、跳水，自殺了，受不了呀!但崔曼瓊始終抱著要活下去的信念。她聽了丈夫的話，就對造反派說，你們要打死我，那是你們的事，你們不打死我，我就要活著。那個時候，女人顯得比男人更有忍性。她可能不是為了什麽真理呀，正義呀，她可能僅僅是為了家庭，為了孩子，或僅僅是為了活著，就可以忍受下那常人難以忍受的苦難。
崔曼瓊從“文革”一開始就受到衝擊，收音機、爛手錶都被想像成了“敵特”工具。那些人的想像力真是豐富。有人還懷疑她牙齒裏可能裝有一部敵人的電台，要把她的牙齒全部敲下來檢查，遊街批鬥自然是少不了的，平時哪種活兒苦，哪種活兒累，就讓她幹。別人怎麽打她，鬥她，她從不掉淚，但後來平反念平反材料時，她卻哭了。為什麽?心中委屈呀，五年的苦降臨到你頭上，到最後，一紙“鬥錯了”的話就完了，而自己究竟為什麽受了這些罪，卻仍然不清楚。
反是平了，但她仍被弄到下麵勞動，接受勞動改造，這自然少不了苦吃，熬啊熬，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結束了，她的丈夫又去世了。哎呀，那心中的苦呀，真不知該怎麽說。
我們結婚早的，因為找的大多是老紅軍，老八路，最低也參加過解放戰爭的，長征，打日本，後來又是保衛延安，解放陝甘寧，進軍新疆，南征北戰，誰沒有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過?到了新疆，又是開荒屯田，身體就是鐵打的，也會生鏽呀，何況那是凡胎(禁止)呢，他們身體早就垮了。加之年齡又比我們大十幾二十歲，這就註定了我們好多女兵得中年守寡。
有一份材料中說過，當年組織分配結婚，多為老夫少妻，一般男比女大十幾歲或二十多歲，有打油詩曰：“婚姻法，婚姻法，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配的是夫不是爸，生兒育女把根紮。”男性壽命本來就低於女性，不少人三四十歲即喪夫，孤兒寡母，少人照顧，日子難熬，很是苦惱。雖有再婚者，多是不幸福，有的再婚數次，最終仍孤身一人。她們為屯墾戍邊作出了貢獻，把苦澀埋在了心底。
這說的的確是實情。你看看《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籍人名錄》那本書就知道，在很多女兵的簡介中，提及配偶時，多是“已故”兩個字，看著的確讓人心酸。
王建華：協理員把一封信塞到我的手裏(1)
我是1952年3月從長沙出發的，當時我才十六歲。那批女兵很多，共分了三個大隊。我在三大隊，有八百多人。車隊行進在路上，前麵看不到頭，後麵看不到尾，塵土揚出幾十裏，顯得十分有氣勢。
我到達二十七師時是在五月。新疆的大地正在甦醒。天山上白雪覆蓋，像一麵銀白色的屏障，橫在南北疆之間。到處是在緩慢消融的積雪，枝頭剛剛萌出星星點點的綠意，幾隻烏鴉飛翔的姿勢也顯得輕盈起來，麻雀的叫聲中也有了掩飾不住的欣喜，陽光不再渾濁，而是像流動的水一樣明亮起來。
1954年前，我們還一直住在地窩子裏，那時我們已有一兒一女，兒女倆都生在地窩子裏，長在地窩子裏，直到成皓生任十七團副政委，我們才搬進了房子裏。那房子就一間，半邊辦公，半邊住人。即使這樣一間房子，也令許多人羨慕不已。人畢竟幾千年前就住在房子裏了，所以總覺得房子才是人住的地方，住在那裏麵心情要順暢得多。
1955年，成皓生調任師政治部主任，當時我們用一架馬車就搬了家，就兩個背包，兩個孩子。
那時候是真正的人人平等，他是幹部，但挖地照樣挖，拉犁照樣拉。我也沒任何特殊的，和其他婦女一樣，白天勞動，晚上做軍鞋，我那時一晚上可納兩雙鞋底，能上三雙鞋幫。我們前三年同樣沒有工資，錢扣下搞建設了。二十萬大軍，一人少發一頂帽子辦了八一糖廠，有一年少發了一套軍衣建了十月拖拉機修配廠。誰也沒有怨言，隻覺得自豪，因為覺得自己為新疆作貢獻了。
但我沒有想到的是，他當年就得了腎炎。第二年住進了軍區醫院，1957年轉往北京三○一醫院治療，張仲翰政委專門請了一位日本的腎病專家來給他診治，那專家說即使照顧得十分的好，最多也隻能活八年。
我聽後，心一下子就碎了。
從此以後，我的工作就是熬藥、煎藥，煎藥、熬藥，還得照顧三個孩子。裏裏外外全是我一個人，我常常十天半月沒梳過一次頭髮，每天就是用帽子把頭髮一攏了事。我用了全部的心血和愛來照顧他，光熬的草藥恐怕一火車皮也拉不下，就這樣，在專家預計隻能再活八年的他，活了十五年，1972年，五十二歲的他給我留下三個孩子，離開了人世。
他去世後，左鄰右舍都勸我為了孩子，為了自己，應該再找一個。但我沒有同意。我把母親接過來，照顧孩子，自己則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不想母親後來的身體也不行了，最後，她隻能躺在床上，吃喝拉撒睡都得在床上，我隻有伺候她，到她去世，不覺十年時間已經過去了。
崔曼瓊跟我的情況差不多。她雖然堅決不找老幹部，但1977年，她的丈夫也去世了。
崔曼瓊除五二年在兵團財務部工作過一年，其餘的時間都是在石河子度過的。她之所以能留在兵團直屬機關政治處，就是因為當時的主任看上了她。主任當時已三十七歲，找她談話，她見了麵後，就在心裏說那人跟她父親的年齡差不多嘛!所以當即就不願意，但又不好明說，隻能以自己家裏已經訂婚為由來搪塞。那主任就問她未婚夫是誰，在幹什麽工作。崔曼瓊就告訴了她未婚夫的名字。並說他父親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旅長，已鎮壓了，她未婚夫在做生意。那主任聽到這些情況後，知道她歷史比較複雜，就算了。但她萬萬沒有想到，那個早已與她沒了任何往來的未婚夫使她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務不說，還劃成了“歷史反gemin”。當時，有這兩大“罪行”就可能被殺頭，她沒被殺頭，但受的罪卻可想而知。
當時，她對逼她結婚的人說過，我即使找個炊事員，也不找老幹部。別人就有意給她介紹了食堂管理員巫明清。
巫明清是四八年抓壯丁出來的，在瓦子街戰鬥中被俘後當了解放戰士，後任機槍班班長，進疆後是個排級幹部，年齡要小些。但在戰鬥中受過傷，心髒不好，不知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有意讓他們配對的，反正，巫明清的身體在他們婚後不久，就慢慢不行了。但他對崔曼瓊還是不錯的，特別是在“文革”中。崔曼瓊曾對我說過，如果不是巫明清對她的理解，她早就活不下去了。他對她說，除了人家把你打死，把你槍斃掉，否則，就一定要活著。他還說，人家不相信你，我是相信你的，不是有那麽多老同誌、老革命都在挨批挨整嗎?崔曼瓊主要想不通的是，自己何以在一夜之間成了罪人。是的，一夜之間，一切都變了。黑與白，是與非，世界一下變得讓人恐懼了。那時候，有好多人被逼得上吊、觸電、吃藥、跳水，自殺了，受不了呀!但崔曼瓊始終抱著要活下去的信念。她聽了丈夫的話，就對造反派說，你們要打死我，那是你們的事，你們不打死我，我就要活著。那個時候，女人顯得比男人更有忍性。她可能不是為了什麽真理呀，正義呀，她可能僅僅是為了家庭，為了孩子，或僅僅是為了活著，就可以忍受下那常人難以忍受的苦難。
崔曼瓊從“文革”一開始就受到衝擊，收音機、爛手錶都被想像成了“敵特”工具。那些人的想像力真是豐富。有人還懷疑她牙齒裏可能裝有一部敵人的電台，要把她的牙齒全部敲下來檢查，遊街批鬥自然是少不了的，平時哪種活兒苦，哪種活兒累，就讓她幹。別人怎麽打她，鬥她，她從不掉淚，但後來平反念平反材料時，她卻哭了。為什麽?心中委屈呀，五年的苦降臨到你頭上，到最後，一紙“鬥錯了”的話就完了，而自己究竟為什麽受了這些罪，卻仍然不清楚。
反是平了，但她仍被弄到下麵勞動，接受勞動改造，這自然少不了苦吃，熬啊熬，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結束了，她的丈夫又去世了。哎呀，那心中的苦呀，真不知該怎麽說。
我們結婚早的，因為找的大多是老紅軍，老八路，最低也參加過解放戰爭的，長征，打日本，後來又是保衛延安，解放陝甘寧，進軍新疆，南征北戰，誰沒有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過?到了新疆，又是開荒屯田，身體就是鐵打的，也會生鏽呀，何況那是凡胎(禁止)呢，他們身體早就垮了。加之年齡又比我們大十幾二十歲，這就註定了我們好多女兵得中年守寡。
有一份材料中說過，當年組織分配結婚，多為老夫少妻，一般男比女大十幾歲或二十多歲，有打油詩曰：“婚姻法，婚姻法，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配的是夫不是爸，生兒育女把根紮。”男性壽命本來就低於女性，不少人三四十歲即喪夫，孤兒寡母，少人照顧，日子難熬，很是苦惱。雖有再婚者，多是不幸福，有的再婚數次，最終仍孤身一人。她們為屯墾戍邊作出了貢獻，把苦澀埋在了心底。
這說的的確是實情。你看看《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籍人名錄》那本書就知道，在很多女兵的簡介中，提及配偶時，多是“已故”兩個字，看著的確讓人心酸。
王建華：協理員把一封信塞到我的手裏(1)
我是1952年3月從長沙出發的，當時我才十六歲。那批女兵很多，共分了三個大隊。我在三大隊，有八百多人。車隊行進在路上，前麵看不到頭，後麵看不到尾，塵土揚出幾十裏，顯得十分有氣勢。
我到達二十七師時是在五月。新疆的大地正在甦醒。天山上白雪覆蓋，像一麵銀白色的屏障，橫在南北疆之間。到處是在緩慢消融的積雪，枝頭剛剛萌出星星點點的綠意，幾隻烏鴉飛翔的姿勢也顯得輕盈起來，麻雀的叫聲中也有了掩飾不住的欣喜，陽光不再渾濁，而是像流動的水一樣明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