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過了沒有一年，我在《新湖南報》上看到了新疆招聘團赴湘招收女兵的消息。我激動壞了——那激動的心情真是難以言表，隻覺得報上的消息像(被禁止)一樣，把我的整個身心都迷住了。我當即就給父母說，我要到長沙去考兵。父母怎麽也不同意，說哪有女娃娃成天想著去當兵的?何況你這麽小，部隊怎麽會要你?就是要你了，誰照顧你的冷暖?父母不同意，我就鬧，發脾氣，使性子。最後，我表姑曠運魁和我大姐的女兒曠湘清——也就是我的外甥女——都知道了新疆要招女兵的消息。她們兩人也鬧著要去。這一下，我們的力量增強了，我表姑當時已十七歲，曠湘清當時已十八歲，有她們兩人同行，父母放心了一些，但對我當兵的事還是沒有鬆口。於是，我們三人不顧家人的阻撓，決心偷偷地去長沙參軍。我記得很清楚，我們約定的是3月23日，我們從各自家中出發，在衡山縣城我五嬸家集合後，就一起往長沙走。
母親最知女兒的心，她說她要去鄰居家借(又鳥)蛋，但我當時並不知道她是要煮著讓我帶在路上吃。爸爸已下田去了，家裏隻有八歲的大妹和兩歲的小妹，我知道這是離家的好時候，拿了幾樣簡單的行李就要走。大妹懷裏抱著小妹流著鼻涕哭著送我出家門。我抱了抱小妹，又親了一下大妹，說，你們要聽爸媽的話，姐姐以後有出息了，會給你們買好多好吃的東西。說完，我就飛一般跑了。
母親借了(又鳥)蛋回來我已經走遠了，她老人家把(又鳥)蛋煮熟後，走了十四裏地趕到城裏五嬸家，五嬸說我們已去趕渡船了，她又提著(又鳥)蛋往渡船跑。我們正在上渡船，沒來得及和母親說幾句話，就要開船了。母親就那樣站在岸上看著我們，我看到她的身影越來越小，最後終於看不見了。我沒想到那竟成了我和母親的永別——我到新疆快十年了，還沒有回過家，她於1960年3月在長沙去世了。
我出來時上身穿的是表嫂給的一件小花花襯衣，外麵罩的是母親用床單給我做的一件大襟褂子，下(禁止)穿的是一條蘭士綢褲子，腳上穿的是舅媽做的一雙蘭士林布繡花布鞋;行李就是一把雨傘，一隻布袋裏麵有一把小剪刀，以及草紙、鋼筆等物件。這是我的全部家當。
記得到了長沙後，別人一看我那土裏土氣的打扮，就笑我是鄉下的女娃子，他們特別愛笑我腳上的蘭士林布繡花鞋。我一氣之下就用小剪刀把鞋子上的花剪掉了，再一根一根地把線頭也擇了。
我虛報了年齡，把十四歲報成了十六歲半。然後就是填一張表格，再寫一篇自傳，去參加體檢。最後就是天天去看榜，就像考秀才看榜似的。過了兩天，榜就貼出來了，我一看，有我的名字，我被錄取了!從這天起我就是一名光榮的解放軍戰士了。我表姑和曠湘清也考上了，三人高興得什麽似的，抱在一起哭了一場。
鄭佩蘭：姑侄同進疆(2)
我被編在一大隊一中隊一分隊一小組。臨走之際，招聘團給我們放了有關新疆的電影和歌曲，葡萄滿架，果實纍纍，真令人陶醉和嚮往，這更增強了我們建設大西北的決心。我們當時的口號是“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為建設新新疆而努力奮鬥!”“安下心，紮下根，長期建設新新疆!”“為建設新疆貢獻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等等。
因為長途行軍，我年齡又小，對坐汽車還不適應，領導照顧我，讓我坐駕駛室。當時汽車的車身比較窄小，我坐在中間，感到很擠。但比起坐在車上的人，已是享福了。駕駛員是一位班長，甘肅人，他和另一名駕駛員坐在我兩旁。
我們共有四個大隊，三千餘人，前麵三個大隊全是湖南女兵，後麵的四大隊有部分男同誌，還有前麵幾次進疆時留下的病號。整個車隊浩浩蕩蕩，那時全是土路，車行之處，塵土飛揚，遮天蔽日。我們那輛車是一百輛車的排頭車，走在最前麵，我一直想知道車隊有多長，但我一直沒有看到車尾在哪裏。
一過蘭州，西北軍區專門派了一個全副武裝的連隊護送我們，每輛車的車頭上都架著一挺機槍，一副嚴陣以待的樣子，搞得空氣驟然緊張起來。原來，河西走廊一帶土匪成群，特別是烏斯滿經常在新疆與甘肅之間流竄，因此要特別提防。我們每輛車上都有三名男兵。他們的警惕性很高，都是全神貫注，眼望前方，趴在機槍後行進，保衛著我們的安全。我們則把頭髮盤在帽子裏，扮成男兵模樣，一有情況，就端起手中的洋傘，虛張聲勢。
女孩子們平時都很愛幹淨，但在西進路上就顧不得那麽多了。我們車隊上路後，不能隨便停車。所以解手時隻能解在盆子裏，然後再從車上倒下去。那盆子也就成了多用途的，除了在車上解手時用，宿營時洗一洗，再當臉盆;吃飯時又作盛菜的工具。開始大家怎麽也不習慣，那是在甘肅定西的時候，有一次每個分隊分了些生駱駝肉，沒有工具煮，隊裏的領導就讓用盆子。大家怎麽也不幹，就望著駱駝肉幹瞪眼;直到那些男兵們煮出了肉香，我們才忍不住了，也不管那麽多了，就把它當煮肉的鍋用了。最後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以後再把它當菜盆飯盆，也就沒有人說什麽了。
說起吃飯，還有一個小故事呢。記得有一天，西北軍區的一位首長來看望我們，見了我們這些湖南新兵就問，小鬼們吃飯了沒有?我們用湖南方言同聲回答，報告司令員，我們一個多月都沒吃飯了。他又問那你們吃的什麽?我們說吃的饅頭。我們說完，就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起來。我們那時還隻把米飯當飯，把饅頭當零食。
我們當時乘坐的道奇牌汽車是從國民黨軍隊繳獲的。這些汽車是美國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過的。1945年國共內戰爆發後，美國政府用這些汽車支援國民黨政府。歷經十幾年硝煙烽火，車輛早已破舊不堪，無不是帶著“重病”上路。一天能勉強走上百多公裏就謝天謝地了。我們給它編了一個順口溜——
一走二三裏，
拋錨四五回，
修理六七次，
八九十人推。
因為單車特別容易遭到土匪的襲擊，所以一輛車壞後，整個車隊都得停下來。我們每天都要推上好幾次車，很少有能到達預定地點的時候，所以隻好常常在半路或戈壁灘上過夜。即使這樣的車在當時也很少。車少人多，一輛車往往要拉四十多人。我們隻能輪流著坐一會兒。坎坷不平的土路被汽車一軋，就陷進去幾十公分，車子所到之處無不塵土飛騰，日月無光，不開車燈就無法行進。車裏的塵土整天瀰漫著，土腥味兒使人呼吸維艱，好多人嘔吐得一塌糊塗。一天下來，渾身的泥土使大家像土地爺一樣，我當時還作了一首詩呢，名字就叫《進疆路上》——
女兵進疆真叫苦，
顛翻五髒和六腑。
稀飯大餅吃不飽，
補上一斤河西土。
就這樣沒日沒夜地走啊走，走了一天又一天，一問，還要一個月，還有五千裏，問到最後都不敢問了。我那時才知道，世界上的路確實太漫長了。我們宿營也沒有定處，有時是在老鄉的驢圈、馬棚裏;有時是在汽車底下湊合;有時是在戈壁荒灘上;有時是在荒無人煙的山溝裏;最好的一次是住在酒泉的戲台子上，比較幹淨，又通風。因為長時間沒換衣服，我們每個人身上長滿了虱子，哪裏癢一摸就是一個;頭上也是，休息時大家還互相幫著擠頭上的蟣子，那虱子之多，直到現在想起來還渾身發麻。一路上沒有飲用水，幹渴難忍，浩瀚的戈壁卻很會捉弄人，它經常讓你看見一個個波光粼粼的湖泊，但你走攏後，它就消失了，一滴水也看不見，隻是誘惑得你更加饑渴難耐了，那就是戈壁上的海市蜃樓。
母親最知女兒的心，她說她要去鄰居家借(又鳥)蛋，但我當時並不知道她是要煮著讓我帶在路上吃。爸爸已下田去了，家裏隻有八歲的大妹和兩歲的小妹，我知道這是離家的好時候，拿了幾樣簡單的行李就要走。大妹懷裏抱著小妹流著鼻涕哭著送我出家門。我抱了抱小妹，又親了一下大妹，說，你們要聽爸媽的話，姐姐以後有出息了，會給你們買好多好吃的東西。說完，我就飛一般跑了。
母親借了(又鳥)蛋回來我已經走遠了，她老人家把(又鳥)蛋煮熟後，走了十四裏地趕到城裏五嬸家，五嬸說我們已去趕渡船了，她又提著(又鳥)蛋往渡船跑。我們正在上渡船，沒來得及和母親說幾句話，就要開船了。母親就那樣站在岸上看著我們，我看到她的身影越來越小，最後終於看不見了。我沒想到那竟成了我和母親的永別——我到新疆快十年了，還沒有回過家，她於1960年3月在長沙去世了。
我出來時上身穿的是表嫂給的一件小花花襯衣，外麵罩的是母親用床單給我做的一件大襟褂子，下(禁止)穿的是一條蘭士綢褲子，腳上穿的是舅媽做的一雙蘭士林布繡花布鞋;行李就是一把雨傘，一隻布袋裏麵有一把小剪刀，以及草紙、鋼筆等物件。這是我的全部家當。
記得到了長沙後，別人一看我那土裏土氣的打扮，就笑我是鄉下的女娃子，他們特別愛笑我腳上的蘭士林布繡花鞋。我一氣之下就用小剪刀把鞋子上的花剪掉了，再一根一根地把線頭也擇了。
我虛報了年齡，把十四歲報成了十六歲半。然後就是填一張表格，再寫一篇自傳，去參加體檢。最後就是天天去看榜，就像考秀才看榜似的。過了兩天，榜就貼出來了，我一看，有我的名字，我被錄取了!從這天起我就是一名光榮的解放軍戰士了。我表姑和曠湘清也考上了，三人高興得什麽似的，抱在一起哭了一場。
鄭佩蘭：姑侄同進疆(2)
我被編在一大隊一中隊一分隊一小組。臨走之際，招聘團給我們放了有關新疆的電影和歌曲，葡萄滿架，果實纍纍，真令人陶醉和嚮往，這更增強了我們建設大西北的決心。我們當時的口號是“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為建設新新疆而努力奮鬥!”“安下心，紮下根，長期建設新新疆!”“為建設新疆貢獻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等等。
因為長途行軍，我年齡又小，對坐汽車還不適應，領導照顧我，讓我坐駕駛室。當時汽車的車身比較窄小，我坐在中間，感到很擠。但比起坐在車上的人，已是享福了。駕駛員是一位班長，甘肅人，他和另一名駕駛員坐在我兩旁。
我們共有四個大隊，三千餘人，前麵三個大隊全是湖南女兵，後麵的四大隊有部分男同誌，還有前麵幾次進疆時留下的病號。整個車隊浩浩蕩蕩，那時全是土路，車行之處，塵土飛揚，遮天蔽日。我們那輛車是一百輛車的排頭車，走在最前麵，我一直想知道車隊有多長，但我一直沒有看到車尾在哪裏。
一過蘭州，西北軍區專門派了一個全副武裝的連隊護送我們，每輛車的車頭上都架著一挺機槍，一副嚴陣以待的樣子，搞得空氣驟然緊張起來。原來，河西走廊一帶土匪成群，特別是烏斯滿經常在新疆與甘肅之間流竄，因此要特別提防。我們每輛車上都有三名男兵。他們的警惕性很高，都是全神貫注，眼望前方，趴在機槍後行進，保衛著我們的安全。我們則把頭髮盤在帽子裏，扮成男兵模樣，一有情況，就端起手中的洋傘，虛張聲勢。
女孩子們平時都很愛幹淨，但在西進路上就顧不得那麽多了。我們車隊上路後，不能隨便停車。所以解手時隻能解在盆子裏，然後再從車上倒下去。那盆子也就成了多用途的，除了在車上解手時用，宿營時洗一洗，再當臉盆;吃飯時又作盛菜的工具。開始大家怎麽也不習慣，那是在甘肅定西的時候，有一次每個分隊分了些生駱駝肉，沒有工具煮，隊裏的領導就讓用盆子。大家怎麽也不幹，就望著駱駝肉幹瞪眼;直到那些男兵們煮出了肉香，我們才忍不住了，也不管那麽多了，就把它當煮肉的鍋用了。最後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以後再把它當菜盆飯盆，也就沒有人說什麽了。
說起吃飯，還有一個小故事呢。記得有一天，西北軍區的一位首長來看望我們，見了我們這些湖南新兵就問，小鬼們吃飯了沒有?我們用湖南方言同聲回答，報告司令員，我們一個多月都沒吃飯了。他又問那你們吃的什麽?我們說吃的饅頭。我們說完，就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起來。我們那時還隻把米飯當飯，把饅頭當零食。
我們當時乘坐的道奇牌汽車是從國民黨軍隊繳獲的。這些汽車是美國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過的。1945年國共內戰爆發後，美國政府用這些汽車支援國民黨政府。歷經十幾年硝煙烽火，車輛早已破舊不堪，無不是帶著“重病”上路。一天能勉強走上百多公裏就謝天謝地了。我們給它編了一個順口溜——
一走二三裏，
拋錨四五回，
修理六七次，
八九十人推。
因為單車特別容易遭到土匪的襲擊，所以一輛車壞後，整個車隊都得停下來。我們每天都要推上好幾次車，很少有能到達預定地點的時候，所以隻好常常在半路或戈壁灘上過夜。即使這樣的車在當時也很少。車少人多，一輛車往往要拉四十多人。我們隻能輪流著坐一會兒。坎坷不平的土路被汽車一軋，就陷進去幾十公分，車子所到之處無不塵土飛騰，日月無光，不開車燈就無法行進。車裏的塵土整天瀰漫著，土腥味兒使人呼吸維艱，好多人嘔吐得一塌糊塗。一天下來，渾身的泥土使大家像土地爺一樣，我當時還作了一首詩呢，名字就叫《進疆路上》——
女兵進疆真叫苦，
顛翻五髒和六腑。
稀飯大餅吃不飽，
補上一斤河西土。
就這樣沒日沒夜地走啊走，走了一天又一天，一問，還要一個月，還有五千裏，問到最後都不敢問了。我那時才知道，世界上的路確實太漫長了。我們宿營也沒有定處，有時是在老鄉的驢圈、馬棚裏;有時是在汽車底下湊合;有時是在戈壁荒灘上;有時是在荒無人煙的山溝裏;最好的一次是住在酒泉的戲台子上，比較幹淨，又通風。因為長時間沒換衣服，我們每個人身上長滿了虱子，哪裏癢一摸就是一個;頭上也是，休息時大家還互相幫著擠頭上的蟣子，那虱子之多，直到現在想起來還渾身發麻。一路上沒有飲用水，幹渴難忍，浩瀚的戈壁卻很會捉弄人，它經常讓你看見一個個波光粼粼的湖泊，但你走攏後，它就消失了，一滴水也看不見，隻是誘惑得你更加饑渴難耐了，那就是戈壁上的海市蜃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