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個基本的問題又涉及更為重大的問題,那就是如何經營這塊遼闊的土地,怎樣才能守住這萬裏邊防,如何使它走上穩定、發展、繁榮之路。他們要做的絕不隻是解決二十萬大軍的一時之需。他們想的是要以屯墾來保障這塊孤懸塞外的疆土的長治久安。


    我國歷代用兵西北,主要目的在於平亂,平亂之後在於羈縻,很少用心去徹底改造西北,更無規劃久遠之計,興衰廢存,時間很短,大多一代而終。共和國的決策者們決定結束這一狀況。重擔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王震的肩上。


    1950年2月,毛澤東命令駐疆大軍“把戰鬥的武器保存起來,拿起生產建設的武器”。這道命令宣告了戰爭的結束,宣告了鑄劍為犁這一人類夢想的實現,也同時決定了駐疆部隊的命運。


    歷史的轉折真的開始了,血與火的歲月終於結束了。一些懷念英雄歲月的人感到失落,一些嚮往和平歲月的人感到欣喜。但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無論心懷何種情緒,除了保留一個國防師,其他部隊全都一手拿槍,一手拿鍬,以急行軍的速度開到了與天地鏖戰的新戰場。


    新疆境內,三山逶迤,南有崑崙,中有天山,北有阿爾泰山。天山以南,俗稱南疆;天山以北,俗稱北疆。在三山的臂彎裏,夾著兩個巨大的盆地,南疆為塔裏木盆地,盆底為浩瀚的塔克拉瑪幹沙漠;北疆為準噶爾盆地,盆底為兇險的古爾班通古特沙漠。流沙掩埋了西域三十六國,掩蓋了無數曾名噪一時的商埠,不少故城半掩於漫漫黃沙之中,隻留下了幾堵殘牆,一截城郭,供後人懷思。即使曾盛極無數朝代的絲綢之路,也落得荒煙飄散,人蹤杳無。就連長達二千七百多公裏、全國最長的內陸河塔裏木河,也毫無聲息地消失在塔克拉瑪幹沙漠之中。而被列為全國四大灌區的瑪納斯河,在一挨近古爾班通古特沙漠時,也像煙雲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其實,那是一場更為艱巨、更加漫長的戰鬥。可以說它不亞於三大戰役中的任何一場。因為他們開墾的全是寸草不生的沙漠戈壁,鹼灘沼澤。數千年來,幾乎沒人夢想過能從那些地方長出糧食。


    駐疆部隊立即“轉軌換型”,一時間,作戰地圖變成了生產地圖,炮兵瞄準儀變成了水平儀,戰馬變成了耕馬,馬鐙變成了犁頭……各路大軍以氣吞山河之勢向兩大沙漠發起了進攻。


    二軍部隊撲向塔裏木盆地,在東起米蘭,西到喀什,南到且末、和田,北抵天山南麓的漫長戰線上,對塔裏木盆地形成了一個大合圍之勢;六軍和二十二兵團在準噶爾盆地周圍以及伊犁和吐(魯番)哈(密)盆地擺開了戰場。


    那時的中國軍人,大多是穿上軍裝的農民,好多人就是為了土地,為了吃上飽飯去參加革命的,開荒種地的活計,誰沒有幹過?


    但這塊大地上變化無常的氣候,可怕的風暴,置人於死地的酷熱和嚴寒,以及土地本身的沙漠化、鹽鹼化,都是他們以前從沒有遇到過的。但軍人們並不害怕這些。他們害怕的是另外一種來自內心的,來自生命本能的渴望,它比任何敵人都強大,它足以把自己摧垮:那就是女人和繁衍。


    “在戰爭年代,生死無常;我們這些軍人沒能成家。但江山打下來了,我們還一直打到了新疆。好了,現在新疆解放了,讓我們解甲歸田,回去娶妻生子,這不過分吧。讓我們在這裏開荒種地也行,但你不能讓我們在這裏種了一輩子地,最後還落得光棍一條吧。”一位老軍墾戰士這樣說。


    由於戰亂的原因,解放時,新疆的漢族人才三十萬。為了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部隊明確規定:“漢族軍人不允許與少數民族婦女結婚。”所以,一個十分迫切的問題就擺在了王震等決策者的麵前——那就是官兵們的婚姻問題。


    王震將軍清楚,仗打完了,官兵們希望的是解甲歸田,過一種和平的生活,要讓他們不回故鄉,在這裏開荒種地,最後連個老婆也討不上,軍心是不會穩的。就他自己而言,把這些出生入死,跟隨自己南征北戰的將士們留在這大漠戈壁吃苦受累,最後無家無室,自己內心也有愧意,他也於心不忍呀。


    王震將軍自然知道,剛剛誕生的新中國實施的是“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政策,但為了這片遼闊國土的長治久安,他隻有採取歷朝歷代所實施過的政策,那就是依靠屯墾來戍守邊陲。而要改變自漢以降,歷代屯墾一代而終的局麵,就隻有讓屯墾者紮根於此,使這裏成為他們世世代代的家園。但新疆當時的那一點漢族人口,是不能解決駐疆二十萬官兵的婚姻問題的。道理很簡單,有男有女才能組建家庭,有了家庭才能生育兒女,有了兒女才能謂之紮根邊疆,紮下了根才能最終達到屯墾戍邊的戰略目的。


    因此,他把徵召女兵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很快開始實施。他首先召的就是湖南女兵。自五一、五二兩年間,就有十多批、計八千餘名年輕姑娘,踏上了遙遠、漫長而又充滿危險和夢幻的西進之路。


    作者:傳說其實就是歷史(3)


    ——雖然多年來,人們聽到最多的說法是,這些年輕的女兵滿懷著崇高的理想,來到遙遠得連夢也沒有夢到過的新疆,主要就是為了解決駐疆部隊官兵的婚姻問題。可我在任何史誌中找不到這樣的話——哪怕是團場的史誌。在我所搜集到的十二厚本,大開本、豪華精裝的師、團史誌中,除了《農十師誌》的《1951年、1952年參軍進疆湖南女兵表》中列有七十名女兵的姓名、入疆時年齡、籍貫和參軍時間外,其餘的史誌大多隻有“某某年,多少名湖南女兵到我師”的字樣。對於這句話背後的一切,都被抹去了。


    很多人再無消息。除了部分親人,很少有人知道她們去了哪裏。她們好像早已神秘地消失了;或者說,飛逝的時光已將她們的蹤跡完全抹去。


    很多人隻聽到了關於她們的傳說。一位詩人說過這樣的話,傳說其實就是歷史。是的,本該成為歷史的,但當歷史沒有記錄,它就以傳說的方式保留下來,根植於民眾的內心,進入民間的靈魂。它不粉飾,不篡改,不抹殺,它保存了本身的汁液,保存了本身的酸甜苦辣、悲歡離合……我想,也正是這些給人類以力量,滋養著人類代代繁衍不息。


    我敢肯定,即使這一切真是傳說,它的價值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其實,我們回溯歷史,就會知道,當江都王劉建之女、文弱的細君被漢武帝封為公主,在兩千多年前告別長安,對漢武帝說“天下果得太平,兒雖死無恨”時,西域的穩定和鞏固就已在冥冥之中與女人有了一種聯繫。


    漢武帝在臨行之際賜細君以琵琶,說:“為馬上樂,以慰其鄉國之思。”細君接過琵琶,踏上了萬裏西行之路。後來她用這支琵琶彈唱了一首絕世的幽怨和思鄉之曲《黃鵠歌》,她淒婉哀怨地唱道“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由於細君體質較弱,不習慣異地生活,又不通言語,加之思鄉心切,悲寂孤苦的她積鬱成疾,到烏孫五年後,就病故異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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