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讀者投身處地替勞改營的統治者想想：在這種條件下還能夠工作嗎?還能夠指望取得什麽成績?
一九六二年，我去西伯利亞時遇到一個旅伴，他是內務部的軍官。他關於一九五四年前一段時期的勞改營的情況是這樣描述的：“完全的放縱!誰不願意勞動就不去。囚犯們甚至自己出錢買了電視機!”他對這一個短暫時期的印象是極不愉快的。
因為如果教育員背後沒有皮鞭，沒有強管棚，沒有飢餓等級製，反而作為一個請求者站在囚犯麵前、那不會有什麽好結果。
但是，這一切似乎還嫌不夠!古拉格群島還受到了所謂“營區外拘禁”這個攻城大相的撞擊。按照這個辦法，囚犯可以完全住到營區外麵主，可以自己購置房子，也可以安家，工資像自由工人一樣全部發給本人(不再扣除什麽營區費、警衛費、勞改營。行政管理費等等)。這些囚犯和勞改營的關係隻限於每隔兩周來報到一次。
這已經是到頭了!……是世界的末日，或者是古拉格群島的末日，或者就是兩者的末日!而司法機關竟把這種“營區外拘禁”當作共產主義製度的最人道的、最新的發明來加以稱讚碑
看來，經過這些打擊之後隻有解散勞改營這一條路了。那就得毀掉偉大的古拉格群島;毀掉幾十萬“實際工作者”及其妻室、兒女和家畜，使他們多年服務的工齡、職稱和勤懇而無可指責的工作統統變得一錢不值!
連這個過程似乎也已經開始了：有一些稱為“最高蘇維埃委員會”的，或者簡稱為“卸包袱委員會”的人們陸續來到勞改營。這些人一來便“踢開”勞改營的領導，在營本部的工棚裏直接召開會議，簽發釋放證，而且簽發得那麽隨便和不負責任，就像當年簽發逮捕證一樣。
“實際工作者”的各個階層都麵臨著覆亡的威脅。必須設法應付這種局麵!應該進行鬥爭呀!
在蘇聯，任何重大社會事件都隻可能有兩種命運：或者以沉默將其扼殺，或者加以捏造歪曲。我不知道國內有哪一次重大事件曾經逃脫了這兩種命運。
對於古拉格群島的整個存在，也是如此。大部分時間是絕口不議它的，如果有時提到它，那就是謊話連篇。關於建造大運河時期和一九五六年的“卸包袱委員會”，也都是這樣。
關於這些“委員會”，盡管沒有報紙上的喧囂和客觀需要，我們自己還是在感動之餘把它誇大了。是呀，怎麽能不感動呢?要知道，許多年來我們已經習慣於連辯護律師都對我們進行攻擊了，而現在卻是檢察長在為我們辯護!我們多麽渴望過自由的生活呀，我們覺得在獄外已經開始了某種新的生活，我們從勞改營內的變化中已經看到這一點。就在這個時候，派來一個神奇的、擁有全權偽委員會，它把人們一個個叫去，談話不到十分鍾就立即交給他一張火車票和身份證(某些人還拿到了在莫斯科落戶的證明)!麵對這種情景，從我們這極端虛弱的囚犯的胸膛中，從我們經常傷風的嘶啞的喉嚨中，除了讚頌之外，還能夠發出什麽別的聲音呢?
但是.假如我們能夠抑製住自己那原為了把破衣爛衫急忙塞進旅行袋而猛烈跳動的心，站得稍微高一點的話，就會很自然地想到：難道史達林的暴行就應該這樣來結束嗎?難道這個委員會的代表們不是應該站到隊伍前麵去，摘下帽子，對大家講下麵這樣一段話嗎?
“弟兄們!最高蘇維埃派我們來向你們道歉，請你們原諒。你們沒有犯任何罪過，竟然幾年、幾十年地被關在這裏受折磨，而我們卻在掛著枝型水晶大吊燈的豪華大廳裏開會，一次也沒有想到你們。我們馴順地批準了那個‘吃火魔王’的每一項滅絕人性的命令，我們是他的殺人罪行的同謀者。如果可以的話，請各位接受我們這過遲的懺悔吧!現在，大門敞開著。你們自由了!我們派飛機來了，就停在那邊兒，飛機上備有藥品、食物和冬衣供你們使用。飛機上也有醫生。”
雖然這兩種情形同為釋放。但釋放的作法不同，它的意義也就迥然不同了。現在的“卸包袱委員會”幹的不過是一個細心的清潔工的工作，它是在順著史達林嘔吐出來的髒東西進行認真的打掃，如此而已。這裏並沒有建立起新的社會生活的道德基礎。
現在，讓我來引用一下a·斯克裏普尼科娃對這個問題的見解。我是完全贊同她這種見解的。囚犯們一個一個(又是互相隔絕的!)被叫到委員會辦公室去。人們提出幾個關於他的案件的問題。這些問題提得很客氣，是善意的，但總的傾向是要使囚犯(可不是最高蘇維埃，而是那不幸的囚犯!)必須承認自己有罪。他應該保持沉默，應該低頭，應該處於被寬恕者的地位，而不是寬恕者的地位!這也就是：人們現在企圖以自由為誘餌從囚犯口中得到過去用非刑拷問未能逼出的東西。為什麽要這樣?這很重要：使囚犯回到外界時必須謹小慎微;同時，還可以把委員會的記錄提交給歷史，用以說明：坐牢的人基本上都是有罪的，而被某些人所著力描繪的那些殘暴的、無法無天的事情則根本沒有發生過。此外，也許還打了一個小小的財政方麵的算盤——既然不是恢復名譽，就無鬚髮給平反補償款。這樣來解釋釋放囚犯的行動，就既不會毀掉勞改營體製本身，也不會妨礙向勞改營補充新囚犯(這種補充甚至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也從未中斷過)，還可以不承擔必須釋放這些人的任何義務。
那些由於某種莫名其妙的自尊心而拒絕在委員會麵前承認自己有過錯誤的人呢?這些人便被繼續關押在勞改營裏。這類人的數目也並不很小。(一九五六年在杜布羅夫特種勞改營就把那些不肯認罪悔過的婦女集合起來，轉押到克麥羅沃州的勞改營去了。)
斯克裏普尼科娃還講過這樣一件事：一個西部烏克蘭人婦女當初隻因她丈夫是班傑拉分子便被判勞改十年。現在委員會要求她承認自己是因為丈夫是土匪而坐牢的。“不，我不能這麽說。”“你這麽說，我們就釋放你!”“不，我不能這麽說。他絕不是土匪，他是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的。”“好吧，既然你不願意，你就在這裏呆著吧!”(當時那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是索洛維約夫。)過了幾天，她丈夫從北方來看望她。她丈夫原被判刑二十五年，在北方勞改，這次他輕易地承認了自己是土匪，因而就被赦免了。見麵時，他不但沒有稱讚妻子這種堅定性，反而氣沖沖地責怪她：“你就該說我是魔鬼!說我長著尾巴，還看見過我的蹄子嘛!現在你叫我自己怎麽管這個家和孩子們?!”
我還要指出：斯克裏普尼科娃拒絕承認自己有罪，所以她又在勞改營蹲了三年。
這樣，甚至連自由時代來到這古拉格群島時也是穿著檢察官的法衣的。
然而，“實際工作者”們的驚慌失措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間古拉格群島天空的星辰排列確實與從前大不相同，這預示著群島的不祥年代的來臨，說不定就是它存在的最後年代!
一九六二年，我去西伯利亞時遇到一個旅伴，他是內務部的軍官。他關於一九五四年前一段時期的勞改營的情況是這樣描述的：“完全的放縱!誰不願意勞動就不去。囚犯們甚至自己出錢買了電視機!”他對這一個短暫時期的印象是極不愉快的。
因為如果教育員背後沒有皮鞭，沒有強管棚，沒有飢餓等級製，反而作為一個請求者站在囚犯麵前、那不會有什麽好結果。
但是，這一切似乎還嫌不夠!古拉格群島還受到了所謂“營區外拘禁”這個攻城大相的撞擊。按照這個辦法，囚犯可以完全住到營區外麵主，可以自己購置房子，也可以安家，工資像自由工人一樣全部發給本人(不再扣除什麽營區費、警衛費、勞改營。行政管理費等等)。這些囚犯和勞改營的關係隻限於每隔兩周來報到一次。
這已經是到頭了!……是世界的末日，或者是古拉格群島的末日，或者就是兩者的末日!而司法機關竟把這種“營區外拘禁”當作共產主義製度的最人道的、最新的發明來加以稱讚碑
看來，經過這些打擊之後隻有解散勞改營這一條路了。那就得毀掉偉大的古拉格群島;毀掉幾十萬“實際工作者”及其妻室、兒女和家畜，使他們多年服務的工齡、職稱和勤懇而無可指責的工作統統變得一錢不值!
連這個過程似乎也已經開始了：有一些稱為“最高蘇維埃委員會”的，或者簡稱為“卸包袱委員會”的人們陸續來到勞改營。這些人一來便“踢開”勞改營的領導，在營本部的工棚裏直接召開會議，簽發釋放證，而且簽發得那麽隨便和不負責任，就像當年簽發逮捕證一樣。
“實際工作者”的各個階層都麵臨著覆亡的威脅。必須設法應付這種局麵!應該進行鬥爭呀!
在蘇聯，任何重大社會事件都隻可能有兩種命運：或者以沉默將其扼殺，或者加以捏造歪曲。我不知道國內有哪一次重大事件曾經逃脫了這兩種命運。
對於古拉格群島的整個存在，也是如此。大部分時間是絕口不議它的，如果有時提到它，那就是謊話連篇。關於建造大運河時期和一九五六年的“卸包袱委員會”，也都是這樣。
關於這些“委員會”，盡管沒有報紙上的喧囂和客觀需要，我們自己還是在感動之餘把它誇大了。是呀，怎麽能不感動呢?要知道，許多年來我們已經習慣於連辯護律師都對我們進行攻擊了，而現在卻是檢察長在為我們辯護!我們多麽渴望過自由的生活呀，我們覺得在獄外已經開始了某種新的生活，我們從勞改營內的變化中已經看到這一點。就在這個時候，派來一個神奇的、擁有全權偽委員會，它把人們一個個叫去，談話不到十分鍾就立即交給他一張火車票和身份證(某些人還拿到了在莫斯科落戶的證明)!麵對這種情景，從我們這極端虛弱的囚犯的胸膛中，從我們經常傷風的嘶啞的喉嚨中，除了讚頌之外，還能夠發出什麽別的聲音呢?
但是.假如我們能夠抑製住自己那原為了把破衣爛衫急忙塞進旅行袋而猛烈跳動的心，站得稍微高一點的話，就會很自然地想到：難道史達林的暴行就應該這樣來結束嗎?難道這個委員會的代表們不是應該站到隊伍前麵去，摘下帽子，對大家講下麵這樣一段話嗎?
“弟兄們!最高蘇維埃派我們來向你們道歉，請你們原諒。你們沒有犯任何罪過，竟然幾年、幾十年地被關在這裏受折磨，而我們卻在掛著枝型水晶大吊燈的豪華大廳裏開會，一次也沒有想到你們。我們馴順地批準了那個‘吃火魔王’的每一項滅絕人性的命令，我們是他的殺人罪行的同謀者。如果可以的話，請各位接受我們這過遲的懺悔吧!現在，大門敞開著。你們自由了!我們派飛機來了，就停在那邊兒，飛機上備有藥品、食物和冬衣供你們使用。飛機上也有醫生。”
雖然這兩種情形同為釋放。但釋放的作法不同，它的意義也就迥然不同了。現在的“卸包袱委員會”幹的不過是一個細心的清潔工的工作，它是在順著史達林嘔吐出來的髒東西進行認真的打掃，如此而已。這裏並沒有建立起新的社會生活的道德基礎。
現在，讓我來引用一下a·斯克裏普尼科娃對這個問題的見解。我是完全贊同她這種見解的。囚犯們一個一個(又是互相隔絕的!)被叫到委員會辦公室去。人們提出幾個關於他的案件的問題。這些問題提得很客氣，是善意的，但總的傾向是要使囚犯(可不是最高蘇維埃，而是那不幸的囚犯!)必須承認自己有罪。他應該保持沉默，應該低頭，應該處於被寬恕者的地位，而不是寬恕者的地位!這也就是：人們現在企圖以自由為誘餌從囚犯口中得到過去用非刑拷問未能逼出的東西。為什麽要這樣?這很重要：使囚犯回到外界時必須謹小慎微;同時，還可以把委員會的記錄提交給歷史，用以說明：坐牢的人基本上都是有罪的，而被某些人所著力描繪的那些殘暴的、無法無天的事情則根本沒有發生過。此外，也許還打了一個小小的財政方麵的算盤——既然不是恢復名譽，就無鬚髮給平反補償款。這樣來解釋釋放囚犯的行動，就既不會毀掉勞改營體製本身，也不會妨礙向勞改營補充新囚犯(這種補充甚至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也從未中斷過)，還可以不承擔必須釋放這些人的任何義務。
那些由於某種莫名其妙的自尊心而拒絕在委員會麵前承認自己有過錯誤的人呢?這些人便被繼續關押在勞改營裏。這類人的數目也並不很小。(一九五六年在杜布羅夫特種勞改營就把那些不肯認罪悔過的婦女集合起來，轉押到克麥羅沃州的勞改營去了。)
斯克裏普尼科娃還講過這樣一件事：一個西部烏克蘭人婦女當初隻因她丈夫是班傑拉分子便被判勞改十年。現在委員會要求她承認自己是因為丈夫是土匪而坐牢的。“不，我不能這麽說。”“你這麽說，我們就釋放你!”“不，我不能這麽說。他絕不是土匪，他是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的。”“好吧，既然你不願意，你就在這裏呆著吧!”(當時那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是索洛維約夫。)過了幾天，她丈夫從北方來看望她。她丈夫原被判刑二十五年，在北方勞改，這次他輕易地承認了自己是土匪，因而就被赦免了。見麵時，他不但沒有稱讚妻子這種堅定性，反而氣沖沖地責怪她：“你就該說我是魔鬼!說我長著尾巴，還看見過我的蹄子嘛!現在你叫我自己怎麽管這個家和孩子們?!”
我還要指出：斯克裏普尼科娃拒絕承認自己有罪，所以她又在勞改營蹲了三年。
這樣，甚至連自由時代來到這古拉格群島時也是穿著檢察官的法衣的。
然而，“實際工作者”們的驚慌失措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間古拉格群島天空的星辰排列確實與從前大不相同，這預示著群島的不祥年代的來臨，說不定就是它存在的最後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