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作對了，道義上他是正確的：並沒有人責怪他嘛!老百姓說，他在世時“比赫魯雪夫的時候”要好一些，因為每逢四月一日“愚人節”時香菸總要減價一戈比，小百貨不是還減價十戈比嗎?直到他死前，對他的頌詩和讚歌不絕於耳，而且直到今天也還不允許我們揭穿他呀：你想揭穿?那麽不僅是任何一個書刊檢查員會使你立即停筆，而且站在商店裏或坐在火車裏的任何一個人都會急急忙忙堵住你這張胡言亂語的嘴。
是的，因為我們一向習慣於尊重那些大惡棍，我們一向就崇拜那些大劊子手嘛!
他做對了，尤其是從國家角度看，他是正確的：是他用這鮮血焊接成了馴服柔順的集體農莊。至於說四分之一世紀之後農村會貧困到一無所有，而人民群眾會在道德上蛻化墮落，那又有什麽了不起呢?要知道，我們的火箭可將要飛向宇宙空間，進步的、文化高度發達的西方可將要在我們這強大的國家麵前俯首聽命啊!
------------------
--------------------------------------------------------------------------------
下一頁
上一頁
回目錄
下一頁
上一頁
回目錄
第三章 流放地日趨茂密
--------------------------------------------------------------------------------
像流放農民那樣兇殘的流放，把人們趕到荒山僻野公然置於死地，這樣的事從前沒有過，以後也沒有再發生。但是，我國的流放地卻通過其它方式並按照它自身的規律一年比一年更加“茂密”：流放的人數越來越多，流放地的人口密度越來越大，流放製度越來越嚴酷無情。
大致可以劃分以下幾個時期。二十年代的流放似乎是設置勞改營之前的過渡階段，或者叫預備階段;那個時期很少有人最後以流放了事，幾乎所有的人後來都被扣進了勞改營。
從三十年代末起，不知是否由於流放人數太多的緣故，流放這種行之有效的限製與隔離形式開始具有相當的獨立性了。戰爭年代和戰後，流放同勞改營並列，規模日益擴大，地位日益鞏固。流放有優越性：不需要投資修建工棚和營區，不需要警衛開支，而且它可以一次處理大批人，尤其是婦女兒童。(各個較大的遞解站裏都備有經常性的母子牢房，關押帶孩子的婦女，這些牢房從來沒有空過。)流放還可以保證在短期間內可靠而永遠地清洗宗主國本土的任何一個重要地區。這樣，流放製度的地位就鞏固下來了;而且從一九四八年起它開始發揮新的全國性作用，即作為垃圾場和儲存池的作用：可以把古拉格群島處理下來的殘渣廢料扔到這裏，讓這些東西永遠不會再登上宗主國的本土。一九四八年春，對勞改營下達了一項指令：犯第五十八條的罪犯刑滿之後，除少數例外，一律“釋放”到流放地去。也就是說，不能輕率地把這些人釋放到不屬於他們的“宗主國”裏去，而應當把每個人從勞改營的崗樓下押送到流放移民村的警備隊部去，從一個籠子移進另一個籠子。由於流放地區是有嚴格劃定的，所以這些地區總起來又似乎構成了蘇聯(“宗主國”)與古拉格群島之間的某個單獨的(雖然層次互相交錯)國家。與其說流放地是洗淨罪惡的“煉獄”，毋寧說它是一個沾染罪惡的汙穢池，從這裏隻能進入古拉格群島，而絕不能進入“宗主國”本土。
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流放地補充了大批人員，那是從解放了的德軍占領區押來的。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又從西麵的幾個共和國押來許多人。這些流放者的洪流加在一起(甚至不必包括流放的農民在內)遠遠超過五十萬這個數字的幾倍，甚至幾十倍!須知，曾被稱為“各族人民的監獄”的沙皇俄國在整個十九世紀中流放的人數總共是大約五十萬人。
那麽，究竟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我國公民因為什麽罪行遭到流放(或曰“強製遷移”)呢?(“流放”與“強製遷移”之間的區別盡管不是一直被遵守，至少是時常提及的，這大概是因為這種區別可以給某些人帶來行政上的樂趣吧。米·伊·布羅多夫斯基因信仰宗教受到迫害，他對於未經法院判決就流放他感到震驚。可是，伊萬諾夫中校卻鄭重其事地對他解釋說：“正因為這不是流放，而是強製遷移，所以無須經過法院。我們並不認為您是罪犯，所以並沒有剝奪您的選舉權呀i”也就是說，沒有剝奪他的公民自由權利中這最最重要的一項權利嘛!……)
可以舉出幾條最常見的可判處流放的罪狀：
l)屬於有罪的民族(詳情請看下一章);
2)已在勞改營服滿刑期;
3)居住在有罪的環境中(諸如;叛逆的列寧格勒、西部烏克蘭、波羅的海沿岸之類遊擊隊運動活躍的地區等)。
此外，本書開始時提到的各種人的水流中也有些支流溢出來，沒有流入勞改營，而是進入了流放地。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斷地被拋到流放地來。是些什麽人?一般說來，是勞改犯人的家屬。但他們的家屬也並非全被流放，流放的也不僅僅是他們的家屬。要想說明流體的流動問題，就要有流體力學方麵的各種知識，否則隻好放棄這個想法而單純地去觀看那毫無意義地洶湧翻滾的波濤。在這個問題上也一樣：我們沒有可能透徹地研究和描寫各式各樣的動機和原因，來說明為什麽在不同的年代把各種不同的人忽而送進勞改營，忽而又流放。我們隻能觀察，我們看到的是一幅由各種移民混成的五色繽紛的圖畫，這裏有從滿洲來的移民;有孤零零的外國公民(這些人即使在流放中也不能同周圍的流放者結婚，這是蘇聯法律所不允許的，因為對方即使也是流刑犯，但還是蘇聯人嘛!);有高加索人(但誰也不記得遇見過喬治亞人);也有中亞地區的人——這些人雖然當了俘虜，卻沒有被判十年勞改，而隻判六年強製遷移;甚至還有一些當過俘虜的西伯利亞人被送回老家來，這些人在故鄉西伯利亞可以像自由人一樣生活，不必到警備隊部報到登記，他們隻是無權離開家鄉到外地去。
我們不可能知道流放的全部類型和情況，因為我們的消息隻是來自一些偶然的談話或信件。假如沒有a·m·阿勒。夫的來信，讀者恐怕就不會知道下麵這個故事了。一九四三年，維亞特卡地區的某村裏突然接到一份通知;該村的農莊莊員科茹林，一個正在前線作戰的普通步兵，似乎是已被送入懲戒營，或者就是已經被槍斃了。於是，執行人員(讀者已經對這個詞有所了解;它是劊子手的雅號)馬上來到科茹林妻子的住處(她有六個孩子，最大的十歲，最小的六個月。還有兩個大姑子也住在一起，都是年近五十的老處女。)，立即把她一家九日趕出家門，裝上雪橇，隻允許帶一點點東西，在嚴寒中趕到六十公裏外的維亞特卡省基洛夫市去了。隻有天知道，這九個人怎麽會沒有凍死在路上。在基洛夫市的遞解監獄裏關了他們一個半月，後來又押到烏赫塔附近的窯場。兩個大姑子每天隻有到泔水池裏撈東西吃，後因神經錯亂倒斃街頭。母親帶著幾個孩子靠周圍當地人們的幫助(是無思想性的、非愛國主義的、甚至很可能是反蘇維埃的人們的幫助)總算沒有餓死。後來幾個孩子長大了，都到軍隊服役，而且成了所謂“政治思想和戰鬥訓練全優的優秀戰士”。一九六0年母親回到了家鄉，可她家的房子早已無影無蹤，連一根木頭、一塊爐磚也沒找到。
是的，因為我們一向習慣於尊重那些大惡棍，我們一向就崇拜那些大劊子手嘛!
他做對了，尤其是從國家角度看，他是正確的：是他用這鮮血焊接成了馴服柔順的集體農莊。至於說四分之一世紀之後農村會貧困到一無所有，而人民群眾會在道德上蛻化墮落，那又有什麽了不起呢?要知道，我們的火箭可將要飛向宇宙空間，進步的、文化高度發達的西方可將要在我們這強大的國家麵前俯首聽命啊!
------------------
--------------------------------------------------------------------------------
下一頁
上一頁
回目錄
下一頁
上一頁
回目錄
第三章 流放地日趨茂密
--------------------------------------------------------------------------------
像流放農民那樣兇殘的流放，把人們趕到荒山僻野公然置於死地，這樣的事從前沒有過，以後也沒有再發生。但是，我國的流放地卻通過其它方式並按照它自身的規律一年比一年更加“茂密”：流放的人數越來越多，流放地的人口密度越來越大，流放製度越來越嚴酷無情。
大致可以劃分以下幾個時期。二十年代的流放似乎是設置勞改營之前的過渡階段，或者叫預備階段;那個時期很少有人最後以流放了事，幾乎所有的人後來都被扣進了勞改營。
從三十年代末起，不知是否由於流放人數太多的緣故，流放這種行之有效的限製與隔離形式開始具有相當的獨立性了。戰爭年代和戰後，流放同勞改營並列，規模日益擴大，地位日益鞏固。流放有優越性：不需要投資修建工棚和營區，不需要警衛開支，而且它可以一次處理大批人，尤其是婦女兒童。(各個較大的遞解站裏都備有經常性的母子牢房，關押帶孩子的婦女，這些牢房從來沒有空過。)流放還可以保證在短期間內可靠而永遠地清洗宗主國本土的任何一個重要地區。這樣，流放製度的地位就鞏固下來了;而且從一九四八年起它開始發揮新的全國性作用，即作為垃圾場和儲存池的作用：可以把古拉格群島處理下來的殘渣廢料扔到這裏，讓這些東西永遠不會再登上宗主國的本土。一九四八年春，對勞改營下達了一項指令：犯第五十八條的罪犯刑滿之後，除少數例外，一律“釋放”到流放地去。也就是說，不能輕率地把這些人釋放到不屬於他們的“宗主國”裏去，而應當把每個人從勞改營的崗樓下押送到流放移民村的警備隊部去，從一個籠子移進另一個籠子。由於流放地區是有嚴格劃定的，所以這些地區總起來又似乎構成了蘇聯(“宗主國”)與古拉格群島之間的某個單獨的(雖然層次互相交錯)國家。與其說流放地是洗淨罪惡的“煉獄”，毋寧說它是一個沾染罪惡的汙穢池，從這裏隻能進入古拉格群島，而絕不能進入“宗主國”本土。
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流放地補充了大批人員，那是從解放了的德軍占領區押來的。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又從西麵的幾個共和國押來許多人。這些流放者的洪流加在一起(甚至不必包括流放的農民在內)遠遠超過五十萬這個數字的幾倍，甚至幾十倍!須知，曾被稱為“各族人民的監獄”的沙皇俄國在整個十九世紀中流放的人數總共是大約五十萬人。
那麽，究竟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我國公民因為什麽罪行遭到流放(或曰“強製遷移”)呢?(“流放”與“強製遷移”之間的區別盡管不是一直被遵守，至少是時常提及的，這大概是因為這種區別可以給某些人帶來行政上的樂趣吧。米·伊·布羅多夫斯基因信仰宗教受到迫害，他對於未經法院判決就流放他感到震驚。可是，伊萬諾夫中校卻鄭重其事地對他解釋說：“正因為這不是流放，而是強製遷移，所以無須經過法院。我們並不認為您是罪犯，所以並沒有剝奪您的選舉權呀i”也就是說，沒有剝奪他的公民自由權利中這最最重要的一項權利嘛!……)
可以舉出幾條最常見的可判處流放的罪狀：
l)屬於有罪的民族(詳情請看下一章);
2)已在勞改營服滿刑期;
3)居住在有罪的環境中(諸如;叛逆的列寧格勒、西部烏克蘭、波羅的海沿岸之類遊擊隊運動活躍的地區等)。
此外，本書開始時提到的各種人的水流中也有些支流溢出來，沒有流入勞改營，而是進入了流放地。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斷地被拋到流放地來。是些什麽人?一般說來，是勞改犯人的家屬。但他們的家屬也並非全被流放，流放的也不僅僅是他們的家屬。要想說明流體的流動問題，就要有流體力學方麵的各種知識，否則隻好放棄這個想法而單純地去觀看那毫無意義地洶湧翻滾的波濤。在這個問題上也一樣：我們沒有可能透徹地研究和描寫各式各樣的動機和原因，來說明為什麽在不同的年代把各種不同的人忽而送進勞改營，忽而又流放。我們隻能觀察，我們看到的是一幅由各種移民混成的五色繽紛的圖畫，這裏有從滿洲來的移民;有孤零零的外國公民(這些人即使在流放中也不能同周圍的流放者結婚，這是蘇聯法律所不允許的，因為對方即使也是流刑犯，但還是蘇聯人嘛!);有高加索人(但誰也不記得遇見過喬治亞人);也有中亞地區的人——這些人雖然當了俘虜，卻沒有被判十年勞改，而隻判六年強製遷移;甚至還有一些當過俘虜的西伯利亞人被送回老家來，這些人在故鄉西伯利亞可以像自由人一樣生活，不必到警備隊部報到登記，他們隻是無權離開家鄉到外地去。
我們不可能知道流放的全部類型和情況，因為我們的消息隻是來自一些偶然的談話或信件。假如沒有a·m·阿勒。夫的來信，讀者恐怕就不會知道下麵這個故事了。一九四三年，維亞特卡地區的某村裏突然接到一份通知;該村的農莊莊員科茹林，一個正在前線作戰的普通步兵，似乎是已被送入懲戒營，或者就是已經被槍斃了。於是，執行人員(讀者已經對這個詞有所了解;它是劊子手的雅號)馬上來到科茹林妻子的住處(她有六個孩子，最大的十歲，最小的六個月。還有兩個大姑子也住在一起，都是年近五十的老處女。)，立即把她一家九日趕出家門，裝上雪橇，隻允許帶一點點東西，在嚴寒中趕到六十公裏外的維亞特卡省基洛夫市去了。隻有天知道，這九個人怎麽會沒有凍死在路上。在基洛夫市的遞解監獄裏關了他們一個半月，後來又押到烏赫塔附近的窯場。兩個大姑子每天隻有到泔水池裏撈東西吃，後因神經錯亂倒斃街頭。母親帶著幾個孩子靠周圍當地人們的幫助(是無思想性的、非愛國主義的、甚至很可能是反蘇維埃的人們的幫助)總算沒有餓死。後來幾個孩子長大了，都到軍隊服役，而且成了所謂“政治思想和戰鬥訓練全優的優秀戰士”。一九六0年母親回到了家鄉，可她家的房子早已無影無蹤，連一根木頭、一塊爐磚也沒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