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拉季舍夫的流放算得了什麽?他在烏斯特伊利姆斯克村裏購置了一所h層木結構小樓;(順便指出：他隻用了十盧布!)同自己的小孩子和妻妹住在那裏，妻妹這時已代替他的妻子。誰也沒想強迫他去勞動，他完全自由地生活，並且可以在整個伊利姆斯克專區內自由活動。把普希金流放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算得了什麽?這一點現在許多去那裏參觀過的人已經有所了解。其他許多作家和社會活動家的流放也大致如此：屠格涅夫去斯巴斯科耶—魯托維諾沃，阿克薩科夫(根據他自己的選擇)去瓦爾瓦裏諾。特魯別茨科伊還在涅爾琴斯克(尼布楚)苦役營時就同妻子住在一起(還生了一個兒子)，幾年後他又被流放到伊爾庫茨克時，他們家在那裏買了一所很大的宅院，有自家的車馬、僕人，他還替孩子們僱傭法國人當家庭教師(當時的司法思想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認清“人民敵人”並沒收其全部財產的程度)。流放到諾夫哥羅德的赫爾岑，由於他在省裏的地位，警察局長還得向他報告一(作。
這種寬厚的流放政策不僅僅適用於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甚至到了二十世紀。還有許多革命黨人和對社會不滿的分子受過這種寬厚的流放，特別是布爾什維克，所以他們根本不怕流放。已經從流放中逃跑過四次的史達林，又第五次被流放到……沃洛格達去了。瓦季姆·波德別爾斯基由於發表激烈的反政府文章而被流放……是從唐波夫流放到左近的薩拉托夫!看，有多麽殘酷!何況在薩拉托夫當然不會有人強迫他勞動。
但是，即使這樣的、我們現在看來過分優待的、既不受饑寒、也沒有生命威脅的流放，對當時的流放者來說卻有時還是難以忍受的。許多革命者在回憶錄中談到他們離開監獄——離開那不愁沒有麵包吃的、溫暖的、不受風吹雨打的、有充分時間鑽研學問並進行黨派爭吵的監獄——而改為流放時有多麽難過，因為到了流放地他們就不得不在人地兩生的情況下自己考慮吃住問題了。至於那些不須自己張羅吃住的人，(據費·柯思說)則更是苦惱，因為他們感到“可怕的無所事事……最可怕的是人們隻好什麽事也不做”。正因為如此，某些人才開始鑽研科學，有些人想法去賺錢，做買賣，有些人則在絕望之餘飲酒作樂，潦倒終生。
但是，怎麽會無所事事呢?當地居民並沒有為無所事事叫苦嘛!當地居民每天得忙到晚上才能稍微直一直腰呀!因此，確切點說，是因為這些流刑犯的活動土壤和久已習慣的生活方式改變了，他們斷了根，喪失了與生活的聯繫。
記者尼古拉·納傑日金隻經過兩年的流放生活就失去了追求自由的興趣，甚至變成了沙皇寶座前的忠實奴僕。豪爽而放蕩不羈的緬希科夫一七二七年被流放到別廖佐沃，他就在那裏修了一座教堂，同當地居民在教堂裏議論塵世的空虛，蓄起了鬍鬚，穿起普通的長袍，不到兩年便死去了。在我們看來，拉季舍夫那種自由自在的流放生活算什麽負擔，有什麽難以忍受的呢?可是後來當他在俄國受到第二次流放威脅時，卻嚇得自殺了。而普希金住在他的原籍——那個人間天堂般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裏，看來像是上帝安排的好日子，滿可以過下去，可是他在一八二四年十月寫給茹科夫斯基的信裏卻說：“幫助我離開這裏(指流放地——作者注)吧，哪怕去要塞監獄也行，去索洛維茨的修道院監獄也行!”而且這不是一句漂亮的空話，他寫給省長的信裏也曾請求把流放刑改為去要塞監獄。
現在我們了解索洛維茨，所以聽到這話不免感到驚奇，心想：這位被迫害的詩人是在怎樣激昂慷慨的情況下，在怎樣的絕望中，決定拋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而寧肯請求去索洛維茨群島的呢?……
這就是流放(既完全遷移出故地並捆住兩腳強行安置在某處的流放)所具有的那種陰森森的力量。古代統治者早已認識到這種力量，奧維德早已嚐到過它的滋味了。
那是空虛，是惆悵，是毫無生活氣息的生活。
光輝的革命應該是永遠掃除各種迫害工具的。流放當然也應該列在這些壓迫工具的清單上，或許該占第四五位吧。
可是，當革命還沒有來得及長大，當它還剛剛用那小腿歪歪扭扭地邁出最初幾步的時候，它就懂得沒有流放不行了!也許有那麽一年左右的時間俄國是沒有流放的。就算有三年吧。然而，很快就開始了我們現在所說的“強製遷移”，也就是把一些不喜歡的人遷移出去。我們來聽聽一位後來成為元帥的人民英雄在談到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情況時所說的實話吧：“已作出決定，要大批地遷移土匪(應讀作“遊擊隊”——作者注)戶。建立了一些龐大的集中營，在遷移之前先把這些家庭關進去。”
要把犯人押送到某個地方，路上就要警衛，並且要給他們飯吃，到達目的地後還要使他們分開住，又要警衛。比較起來，就地槍決方便得多。就是因為這點方便，才沒有把係統的流放製自始至終貫徹到軍事共產主義時期。不過，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六日，內務人民委員部就已經成立了常設機構“遷移事務委員會”，專門從事遷移“社會危險分子，反蘇維埃黨派的積極分子”，也就是說，遷移布爾什維克黨之外的所有其他黨派的人，期限是三年。可見，早在二十年代初期有關機關就已經在逐漸地、有步驟地執行關於流放的指令了。
的確。沒有恢復對刑事犯的流放。因為這時已經發明了勞動改造營，可以收容這些人。但是政治犯的流放手續卻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方便了：這時已經沒有反對派的報紙，無人再發表流放的消息。不聲不響地就能把事辦了，而在左近的目睹者及流放者近親好友的眼裏，目前這種不兇狠、不急迫的三年流放同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就地槍決相比，倒似乎是一種抒情詩般的教育措施了。
然而，沒有人能夠從這種籠絡欺騙的防疫性流放中再回到故鄉來，即或有人設法回來，也很快就被重新抓走了。人們一旦陷進去，就隻好在這群島上繞圈子，這圈子最後折斷時，其最後一弧必然是伸到墓穴裏去的。
天性敦厚的人們沒有立即看清當局的意圖。他們不懂得，隻是因為政權還沒有站穩腳跟，還無力把所有不中意的人全部立即消滅，所以才把這些註定遭殃的人們暫時不從生活中勾銷，而隻從人們的記憶中挖掉的。
流放之所以容易恢復，還因為革命前押送囚犯的驛站和道路這時還沒有損壞，還能使用，西伯利亞、阿爾漢格爾斯克、沃洛格達那些流放地點也絲毫沒有變化，當地人也不會對流放感到驚奇。(不過，考慮國家大事的人們並未就此止步，某個人還會用手指在占地球陸地麵積六分之一的地圖上一劃，指向一點，於是，剛剛併入共和國聯盟的廣闊的哈薩克斯坦便將其遼闊土地提供給流放用了。何況在西伯利亞也還有許多更加荒僻的地方可用呢!)
但是，流放的傳統裏也傳下來某些不方便的東西，這就是流刑犯的依賴心理：他們認為國家應該養活他們。沙皇政府沒敢強迫流刑犯去增加國民收入。而當時那些職業革命家們則認為勞動會降低他們的身分。在亞庫特地區，當時分給流刑犯每人十五俄畝土地。(相當於今天的集體農莊莊員土地的六十五倍!)流放的革命家並不急忙奔去耕種這些土地，倒是當地的亞庫特人狠狠抓住土地不放，他們付給革命家“頂地錢”，即租錢，用實物或者馬匹換取土地。這樣，兩手空空來到流效地的革命家立即就變成亞庫特人的債主了(費·柯恩)。此外，沙皇政府還發給自己政治上的敵人生活費：每月十二盧布的夥食費和每年二十二盧布的被服費。據列佩申斯基說，列寧流放在舒申斯克時也曾領取(他並沒有拒絕呀!)每月十二盧布的夥食費。列佩申斯基本人的夥食費是每月十六盧布，因為他不是普通流刑犯，而是被流放的官員。現在費·柯恩對我們說，這些錢在當時是非常少的。但我們知道當時西伯利亞的物價隻相當於俄羅斯中部地區物價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因此，公家發給流刑犯的生活費是綽綽有餘的。例如，這筆生活費就保證了列寧在整整三年期間毫無困難地從事革命理論的研究，根本無須操心生活問題。馬爾托夫在他的書中說，他每月交給房東房租和包夥費五盧布，餘錢留下來買書和積蓄起來準備逃跑。無政府主義者烏拉諾夫斯基說，隻是到了流放地(在圖魯漢斯克邊區，他是和史達林在一起的)他才生平第一次有了餘錢，他把這些錢寄給一位在路上結識的自由人姑娘。也是在這裏他生平第一次嚐到了可可粉的味道。他們在流放地可以吃到鹿肉，打鹿很容易。買一所很不錯的小房隻需十二盧布。(一個月的夥食費!)沒有一個政治犯感到過缺錢花。所有的行政流放犯都領生活費。他們的衣著也都不壞(他們從流放地回來時都穿得很好)。
這種寬厚的流放政策不僅僅適用於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甚至到了二十世紀。還有許多革命黨人和對社會不滿的分子受過這種寬厚的流放，特別是布爾什維克，所以他們根本不怕流放。已經從流放中逃跑過四次的史達林，又第五次被流放到……沃洛格達去了。瓦季姆·波德別爾斯基由於發表激烈的反政府文章而被流放……是從唐波夫流放到左近的薩拉托夫!看，有多麽殘酷!何況在薩拉托夫當然不會有人強迫他勞動。
但是，即使這樣的、我們現在看來過分優待的、既不受饑寒、也沒有生命威脅的流放，對當時的流放者來說卻有時還是難以忍受的。許多革命者在回憶錄中談到他們離開監獄——離開那不愁沒有麵包吃的、溫暖的、不受風吹雨打的、有充分時間鑽研學問並進行黨派爭吵的監獄——而改為流放時有多麽難過，因為到了流放地他們就不得不在人地兩生的情況下自己考慮吃住問題了。至於那些不須自己張羅吃住的人，(據費·柯思說)則更是苦惱，因為他們感到“可怕的無所事事……最可怕的是人們隻好什麽事也不做”。正因為如此，某些人才開始鑽研科學，有些人想法去賺錢，做買賣，有些人則在絕望之餘飲酒作樂，潦倒終生。
但是，怎麽會無所事事呢?當地居民並沒有為無所事事叫苦嘛!當地居民每天得忙到晚上才能稍微直一直腰呀!因此，確切點說，是因為這些流刑犯的活動土壤和久已習慣的生活方式改變了，他們斷了根，喪失了與生活的聯繫。
記者尼古拉·納傑日金隻經過兩年的流放生活就失去了追求自由的興趣，甚至變成了沙皇寶座前的忠實奴僕。豪爽而放蕩不羈的緬希科夫一七二七年被流放到別廖佐沃，他就在那裏修了一座教堂，同當地居民在教堂裏議論塵世的空虛，蓄起了鬍鬚，穿起普通的長袍，不到兩年便死去了。在我們看來，拉季舍夫那種自由自在的流放生活算什麽負擔，有什麽難以忍受的呢?可是後來當他在俄國受到第二次流放威脅時，卻嚇得自殺了。而普希金住在他的原籍——那個人間天堂般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裏，看來像是上帝安排的好日子，滿可以過下去，可是他在一八二四年十月寫給茹科夫斯基的信裏卻說：“幫助我離開這裏(指流放地——作者注)吧，哪怕去要塞監獄也行，去索洛維茨的修道院監獄也行!”而且這不是一句漂亮的空話，他寫給省長的信裏也曾請求把流放刑改為去要塞監獄。
現在我們了解索洛維茨，所以聽到這話不免感到驚奇，心想：這位被迫害的詩人是在怎樣激昂慷慨的情況下，在怎樣的絕望中，決定拋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而寧肯請求去索洛維茨群島的呢?……
這就是流放(既完全遷移出故地並捆住兩腳強行安置在某處的流放)所具有的那種陰森森的力量。古代統治者早已認識到這種力量，奧維德早已嚐到過它的滋味了。
那是空虛，是惆悵，是毫無生活氣息的生活。
光輝的革命應該是永遠掃除各種迫害工具的。流放當然也應該列在這些壓迫工具的清單上，或許該占第四五位吧。
可是，當革命還沒有來得及長大，當它還剛剛用那小腿歪歪扭扭地邁出最初幾步的時候，它就懂得沒有流放不行了!也許有那麽一年左右的時間俄國是沒有流放的。就算有三年吧。然而，很快就開始了我們現在所說的“強製遷移”，也就是把一些不喜歡的人遷移出去。我們來聽聽一位後來成為元帥的人民英雄在談到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情況時所說的實話吧：“已作出決定，要大批地遷移土匪(應讀作“遊擊隊”——作者注)戶。建立了一些龐大的集中營，在遷移之前先把這些家庭關進去。”
要把犯人押送到某個地方，路上就要警衛，並且要給他們飯吃，到達目的地後還要使他們分開住，又要警衛。比較起來，就地槍決方便得多。就是因為這點方便，才沒有把係統的流放製自始至終貫徹到軍事共產主義時期。不過，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六日，內務人民委員部就已經成立了常設機構“遷移事務委員會”，專門從事遷移“社會危險分子，反蘇維埃黨派的積極分子”，也就是說，遷移布爾什維克黨之外的所有其他黨派的人，期限是三年。可見，早在二十年代初期有關機關就已經在逐漸地、有步驟地執行關於流放的指令了。
的確。沒有恢復對刑事犯的流放。因為這時已經發明了勞動改造營，可以收容這些人。但是政治犯的流放手續卻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方便了：這時已經沒有反對派的報紙，無人再發表流放的消息。不聲不響地就能把事辦了，而在左近的目睹者及流放者近親好友的眼裏，目前這種不兇狠、不急迫的三年流放同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就地槍決相比，倒似乎是一種抒情詩般的教育措施了。
然而，沒有人能夠從這種籠絡欺騙的防疫性流放中再回到故鄉來，即或有人設法回來，也很快就被重新抓走了。人們一旦陷進去，就隻好在這群島上繞圈子，這圈子最後折斷時，其最後一弧必然是伸到墓穴裏去的。
天性敦厚的人們沒有立即看清當局的意圖。他們不懂得，隻是因為政權還沒有站穩腳跟，還無力把所有不中意的人全部立即消滅，所以才把這些註定遭殃的人們暫時不從生活中勾銷，而隻從人們的記憶中挖掉的。
流放之所以容易恢復，還因為革命前押送囚犯的驛站和道路這時還沒有損壞，還能使用，西伯利亞、阿爾漢格爾斯克、沃洛格達那些流放地點也絲毫沒有變化，當地人也不會對流放感到驚奇。(不過，考慮國家大事的人們並未就此止步，某個人還會用手指在占地球陸地麵積六分之一的地圖上一劃，指向一點，於是，剛剛併入共和國聯盟的廣闊的哈薩克斯坦便將其遼闊土地提供給流放用了。何況在西伯利亞也還有許多更加荒僻的地方可用呢!)
但是，流放的傳統裏也傳下來某些不方便的東西，這就是流刑犯的依賴心理：他們認為國家應該養活他們。沙皇政府沒敢強迫流刑犯去增加國民收入。而當時那些職業革命家們則認為勞動會降低他們的身分。在亞庫特地區，當時分給流刑犯每人十五俄畝土地。(相當於今天的集體農莊莊員土地的六十五倍!)流放的革命家並不急忙奔去耕種這些土地，倒是當地的亞庫特人狠狠抓住土地不放，他們付給革命家“頂地錢”，即租錢，用實物或者馬匹換取土地。這樣，兩手空空來到流效地的革命家立即就變成亞庫特人的債主了(費·柯恩)。此外，沙皇政府還發給自己政治上的敵人生活費：每月十二盧布的夥食費和每年二十二盧布的被服費。據列佩申斯基說，列寧流放在舒申斯克時也曾領取(他並沒有拒絕呀!)每月十二盧布的夥食費。列佩申斯基本人的夥食費是每月十六盧布，因為他不是普通流刑犯，而是被流放的官員。現在費·柯恩對我們說，這些錢在當時是非常少的。但我們知道當時西伯利亞的物價隻相當於俄羅斯中部地區物價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因此，公家發給流刑犯的生活費是綽綽有餘的。例如，這筆生活費就保證了列寧在整整三年期間毫無困難地從事革命理論的研究，根本無須操心生活問題。馬爾托夫在他的書中說，他每月交給房東房租和包夥費五盧布，餘錢留下來買書和積蓄起來準備逃跑。無政府主義者烏拉諾夫斯基說，隻是到了流放地(在圖魯漢斯克邊區，他是和史達林在一起的)他才生平第一次有了餘錢，他把這些錢寄給一位在路上結識的自由人姑娘。也是在這裏他生平第一次嚐到了可可粉的味道。他們在流放地可以吃到鹿肉，打鹿很容易。買一所很不錯的小房隻需十二盧布。(一個月的夥食費!)沒有一個政治犯感到過缺錢花。所有的行政流放犯都領生活費。他們的衣著也都不壞(他們從流放地回來時都穿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