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壓肯吉爾的坦克又開到礦山去，在那裏的囚犯們麵前繞了一陣子，以表示：你們也應該得出應有的結論!……
一九五五年秋季對暴動的領導者們進行了審判。當然，是秘密審判，我們對此很少了解……據說，庫茲涅佐夫在法庭上態度坦然，他極力證明在當時情況下他的所作所為無可指責，不可能想出比他更好的辦法了。我們不知道對他怎麽判決的。斯魯欽科夫、米哈伊爾·凱列爾、克諾普庫斯三人想必是處決了，我的意思是說，一般地說一定是會槍決的，不過，也許一九五五年這個年頭本身幫助減緩了他們的判決?
在肯吉爾營又組織起了誠實認真的勞動生活。免不了要把不久前的暴亂者組織成突擊作業班。全麵地實行了經濟核算製。售貨亭開始售貨。又弄來一些舊影片放映。看守和軍官們又開始到總務科大院裏為自己的小家庭製做點什麽了;做一根釣魚用的絞竿，釘個小匣子，修修女式手提包的拉鎖之類。暴動過的鞋匠和裁縫(大多是立陶宛人和西部烏克蘭人)如今又在替軍官們縫製較軟的高筒靴，替他們的妻子做衣服。照舊把犯人帶到選礦場去替軍官們剝下電纜上的鉛皮，然後拿回營來鑄成獵槍用的霰彈，軍官們要去打羚羊嘛!
不過，這時籠罩整個古拉格群島的驚慌不安的情緒也感染了肯吉爾。所以，沒有重新往窗上裝鐵柵欄，晚間工棚不再上鎖了。開始實行“三分之二”提前假釋的辦法。甚至空前地對第五十八條囚犯採取了一個“撤消判決”的行動——釋放了一批垂死的人。
墓地上的青草往往長得特別濃密，茁壯。
到了一九五六年便取消了那個營區。這時，留居當地的從前的流放犯才終於尋找到埋葬那些人的地方，並且把草原上采來的鬱金香花奉獻到這裏。
“暴亂不可能取得成功。
因為，它一旦勝利，人們就不再用這個名稱……”
(羅伯特·彭斯)
每當您在莫斯科走過多爾戈魯基的紀念碑前時，請您想一想吧;這座紀念碑是在肯吉爾暴亂的日子裏揭幕的。這樣，它似乎就成了為肯吉爾建立的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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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由初期的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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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在發明監獄之前想必已經發明了流放。古時把某人逐出部族也就是流放吧。人一旦脫離他久已習慣的環境和地點有多麽不易生存，這一點看來很早就為人們所理解了。盡管此處不是千裏冰封，而是芳草如茵的綠洲，你也總會覺得一切都不對頭，都格格不入，難於安居，都像是臨時應付，並非久遠之計。
俄羅斯帝國在實行流放方麵也並沒有落後。早在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期的一六四八年製定的《俄國法津大全》裏，就以法律形式確定了流放這一條。但實際上這個辦法早在十六世紀末，還沒有什麽《法律大全》時，就已經實行了：流放過失寵的卡爾戈波爾人，烏格利奇人，殺害皇太子德米特裏的見證人們。這時期遼闊的西伯利亞已經屬於俄國，不愁沒有供流放的地方。到一六四五年流放犯總人數已達一千五百人左右。到彼得大帝執政時已開始成百人成百人地分批流放。前麵我們已經提到過，伊莉莎白女皇廢除了死刑，把它改為終身流放到西伯利亞。但是，這裏卻有人偷天換日，把流放看作不僅是強迫遷移到邊遠地區去自由居住，而是要服苦役。強迫勞動，這已經不能算是流放了。到了一八二二年，沙皇亞歷山大頒布關於流放的法令，使這一偷換固定下來。因此，十九世紀的流放犯數字中顯然是包括苦役犯在內的。十九世紀初每年流放人數約在二千至六千之間。從一八二0年起對流浪者(我國叫作“寄生蟲”)也實行流放，因而數字有時高達每年一萬人。一八六三年選中了和大陸分開的荒涼的薩哈林(庫頁)島，把這個島也劃歸流放地區，流放的可能性進一步擴大了。整個十九世紀中判處流刑的人數總共為五十萬，十九世紀末期共有流刑犯三十萬人。
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關於流刑的法規又翻出了新花樣。出現了一些較輕的形式：“驅逐到兩省以外”以至“驅逐出境”。(當時並不像十月革命後那樣，人們並不認為這是多麽無情的懲罰。)另外，還實行過所謂“行政流放”作為司法流放的一種方便的補充措施。但是，那時流放的期限是明確規定的，甚至所謂“終身”流放實際上也不是終身的。契訶夫在《薩哈林》一書中說，經過十年的流放生活之後(如果流刑犯“行為端正”——這是一個很不確切的標準，而據契訶夫證實，當時對這一標準的掌握是相當寬大的——的話，甚至可以在六年之後)流刑犯就可以轉入農民狀態，他就可以作為農民而遷到他原籍之外的任何地方去居住。
沙皇統治的最後一世紀的流放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個人摩肩。這個特點在當時是不言而喻的、當然的，而我們現在卻反倒覺得奇怪了。那時候不論根據司法判決還是通過行政命令判處的流刑都僅僅適用於被判罪者本人，而絕不適用於該人所屬的集團的任何其他成員。
隨著歲月的推移，流放條件及其嚴酷程度也不斷變化，一代一代的流刑犯給我們留下來的證明材料各不相同。流刑犯們在押解途中的處境很艱苦，但是，我們從雅庫博維奇和列夫·托爾斯泰的書裏都可以看到，解押政治犯時的待遇還是很不錯的。費·柯恩還補充說，如果一批解犯中包括政治犯，押解士兵甚至對刑事犯的態度也很客氣，因而刑事犯都很尊重政治犯。有幾十年的時間西伯利亞居民對流刑犯是懷有敵意的：把最貧瘠的土地和費力多、掙錢少的工作留給他們，農民們不讓女兒嫁給他們。流刑犯帶著恥辱的烙印生活無著、饑寒交迫，因而便集眾結夥，打家劫舍，這自然更引起當地居民的反感。但是，這一切都同政治犯毫無關係。政治犯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才有了明顯增加。柯恩的書裏說，亞庫特人當時很歡迎政治犯，對政治犯寄予希望，把他們看成自己的醫生、教師和幫助自己在當局麵前維護權益的法律顧問。處於流放狀態的政治犯至少還有工作和治學的條件，所以他們中間產生了不少學者(有些人的學術生涯正是從流放後才開始的)，其中包括地方誌學家、人種誌學家、語言學家、自然科學家，以及政治評論家和作家。契訶夫在薩哈林島上沒有看到政治犯，因而也沒有給我們描寫他們的生活，但是像流放到伊爾庫茨克的費·柯思這樣的人後來就曾在進步報紙《東方評論》編輯部工作，而在這裏與他共事的就有民粹派、民意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克拉辛)。伊爾庫茨克不是西伯利亞的普通城市，它是省會。按照有關流刑犯的指令，是根本不準政治犯到這裏來的。可是，他們卻在這裏的銀行和公司裏工作，在學校教書，出席豪門的家庭招待會，同當地知名人士交往。而在鄂木斯克，流刑犯們竟把一些其他任何地方的書刊檢查官都不會通過的文章發表在該市出版的雜誌《草原地帶》上。他們甚至把自己的報紙寄給茲拉托馬斯特礦場的罷工工人們。西伯利亞的另一城市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也是由於流刑犯才變成激進城市的。而在米努辛斯克市流刑犯竟然以馬爾蒂揚諾夫博物館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十分有威信的積極分子集團，毫不理會當局的限製。他們不僅暢通無阻地建立了全俄性的“安置收容網”，以幫助逃亡者(我們已經談過那個時期多麽容易逃亡)，而且還指導米努辛斯克市公開的“維特”委員會的活動，即使契柯夫確曾感嘆地說過薩哈林島上對刑事犯實行的製度是“以最庸俗的形式回到了農奴製”，那麽，對於政治犯的流放也是無論如何不能這麽說的，自古以來直到最後的沙皇俄國都沒有這麽幹。及至二十世紀初期，俄國政府對政治犯實行的所謂“行政流放”已經完全有名無實，幾乎不能稱為懲罰了，那隻是一種空洞的、“衰敗老朽的辦法”，“隻能證明政府自己無能”(古奇科夫語)。因此，一九0六年斯托雷平便採取措施完全取消了這種流放。
一九五五年秋季對暴動的領導者們進行了審判。當然，是秘密審判，我們對此很少了解……據說，庫茲涅佐夫在法庭上態度坦然，他極力證明在當時情況下他的所作所為無可指責，不可能想出比他更好的辦法了。我們不知道對他怎麽判決的。斯魯欽科夫、米哈伊爾·凱列爾、克諾普庫斯三人想必是處決了，我的意思是說，一般地說一定是會槍決的，不過，也許一九五五年這個年頭本身幫助減緩了他們的判決?
在肯吉爾營又組織起了誠實認真的勞動生活。免不了要把不久前的暴亂者組織成突擊作業班。全麵地實行了經濟核算製。售貨亭開始售貨。又弄來一些舊影片放映。看守和軍官們又開始到總務科大院裏為自己的小家庭製做點什麽了;做一根釣魚用的絞竿，釘個小匣子，修修女式手提包的拉鎖之類。暴動過的鞋匠和裁縫(大多是立陶宛人和西部烏克蘭人)如今又在替軍官們縫製較軟的高筒靴，替他們的妻子做衣服。照舊把犯人帶到選礦場去替軍官們剝下電纜上的鉛皮，然後拿回營來鑄成獵槍用的霰彈，軍官們要去打羚羊嘛!
不過，這時籠罩整個古拉格群島的驚慌不安的情緒也感染了肯吉爾。所以，沒有重新往窗上裝鐵柵欄，晚間工棚不再上鎖了。開始實行“三分之二”提前假釋的辦法。甚至空前地對第五十八條囚犯採取了一個“撤消判決”的行動——釋放了一批垂死的人。
墓地上的青草往往長得特別濃密，茁壯。
到了一九五六年便取消了那個營區。這時，留居當地的從前的流放犯才終於尋找到埋葬那些人的地方，並且把草原上采來的鬱金香花奉獻到這裏。
“暴亂不可能取得成功。
因為，它一旦勝利，人們就不再用這個名稱……”
(羅伯特·彭斯)
每當您在莫斯科走過多爾戈魯基的紀念碑前時，請您想一想吧;這座紀念碑是在肯吉爾暴亂的日子裏揭幕的。這樣，它似乎就成了為肯吉爾建立的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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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在發明監獄之前想必已經發明了流放。古時把某人逐出部族也就是流放吧。人一旦脫離他久已習慣的環境和地點有多麽不易生存，這一點看來很早就為人們所理解了。盡管此處不是千裏冰封，而是芳草如茵的綠洲，你也總會覺得一切都不對頭，都格格不入，難於安居，都像是臨時應付，並非久遠之計。
俄羅斯帝國在實行流放方麵也並沒有落後。早在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期的一六四八年製定的《俄國法津大全》裏，就以法律形式確定了流放這一條。但實際上這個辦法早在十六世紀末，還沒有什麽《法律大全》時，就已經實行了：流放過失寵的卡爾戈波爾人，烏格利奇人，殺害皇太子德米特裏的見證人們。這時期遼闊的西伯利亞已經屬於俄國，不愁沒有供流放的地方。到一六四五年流放犯總人數已達一千五百人左右。到彼得大帝執政時已開始成百人成百人地分批流放。前麵我們已經提到過，伊莉莎白女皇廢除了死刑，把它改為終身流放到西伯利亞。但是，這裏卻有人偷天換日，把流放看作不僅是強迫遷移到邊遠地區去自由居住，而是要服苦役。強迫勞動，這已經不能算是流放了。到了一八二二年，沙皇亞歷山大頒布關於流放的法令，使這一偷換固定下來。因此，十九世紀的流放犯數字中顯然是包括苦役犯在內的。十九世紀初每年流放人數約在二千至六千之間。從一八二0年起對流浪者(我國叫作“寄生蟲”)也實行流放，因而數字有時高達每年一萬人。一八六三年選中了和大陸分開的荒涼的薩哈林(庫頁)島，把這個島也劃歸流放地區，流放的可能性進一步擴大了。整個十九世紀中判處流刑的人數總共為五十萬，十九世紀末期共有流刑犯三十萬人。
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關於流刑的法規又翻出了新花樣。出現了一些較輕的形式：“驅逐到兩省以外”以至“驅逐出境”。(當時並不像十月革命後那樣，人們並不認為這是多麽無情的懲罰。)另外，還實行過所謂“行政流放”作為司法流放的一種方便的補充措施。但是，那時流放的期限是明確規定的，甚至所謂“終身”流放實際上也不是終身的。契訶夫在《薩哈林》一書中說，經過十年的流放生活之後(如果流刑犯“行為端正”——這是一個很不確切的標準，而據契訶夫證實，當時對這一標準的掌握是相當寬大的——的話，甚至可以在六年之後)流刑犯就可以轉入農民狀態，他就可以作為農民而遷到他原籍之外的任何地方去居住。
沙皇統治的最後一世紀的流放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個人摩肩。這個特點在當時是不言而喻的、當然的，而我們現在卻反倒覺得奇怪了。那時候不論根據司法判決還是通過行政命令判處的流刑都僅僅適用於被判罪者本人，而絕不適用於該人所屬的集團的任何其他成員。
隨著歲月的推移，流放條件及其嚴酷程度也不斷變化，一代一代的流刑犯給我們留下來的證明材料各不相同。流刑犯們在押解途中的處境很艱苦，但是，我們從雅庫博維奇和列夫·托爾斯泰的書裏都可以看到，解押政治犯時的待遇還是很不錯的。費·柯恩還補充說，如果一批解犯中包括政治犯，押解士兵甚至對刑事犯的態度也很客氣，因而刑事犯都很尊重政治犯。有幾十年的時間西伯利亞居民對流刑犯是懷有敵意的：把最貧瘠的土地和費力多、掙錢少的工作留給他們，農民們不讓女兒嫁給他們。流刑犯帶著恥辱的烙印生活無著、饑寒交迫，因而便集眾結夥，打家劫舍，這自然更引起當地居民的反感。但是，這一切都同政治犯毫無關係。政治犯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才有了明顯增加。柯恩的書裏說，亞庫特人當時很歡迎政治犯，對政治犯寄予希望，把他們看成自己的醫生、教師和幫助自己在當局麵前維護權益的法律顧問。處於流放狀態的政治犯至少還有工作和治學的條件，所以他們中間產生了不少學者(有些人的學術生涯正是從流放後才開始的)，其中包括地方誌學家、人種誌學家、語言學家、自然科學家，以及政治評論家和作家。契訶夫在薩哈林島上沒有看到政治犯，因而也沒有給我們描寫他們的生活，但是像流放到伊爾庫茨克的費·柯思這樣的人後來就曾在進步報紙《東方評論》編輯部工作，而在這裏與他共事的就有民粹派、民意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克拉辛)。伊爾庫茨克不是西伯利亞的普通城市，它是省會。按照有關流刑犯的指令，是根本不準政治犯到這裏來的。可是，他們卻在這裏的銀行和公司裏工作，在學校教書，出席豪門的家庭招待會，同當地知名人士交往。而在鄂木斯克，流刑犯們竟把一些其他任何地方的書刊檢查官都不會通過的文章發表在該市出版的雜誌《草原地帶》上。他們甚至把自己的報紙寄給茲拉托馬斯特礦場的罷工工人們。西伯利亞的另一城市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也是由於流刑犯才變成激進城市的。而在米努辛斯克市流刑犯竟然以馬爾蒂揚諾夫博物館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十分有威信的積極分子集團，毫不理會當局的限製。他們不僅暢通無阻地建立了全俄性的“安置收容網”，以幫助逃亡者(我們已經談過那個時期多麽容易逃亡)，而且還指導米努辛斯克市公開的“維特”委員會的活動，即使契柯夫確曾感嘆地說過薩哈林島上對刑事犯實行的製度是“以最庸俗的形式回到了農奴製”，那麽，對於政治犯的流放也是無論如何不能這麽說的，自古以來直到最後的沙皇俄國都沒有這麽幹。及至二十世紀初期，俄國政府對政治犯實行的所謂“行政流放”已經完全有名無實，幾乎不能稱為懲罰了，那隻是一種空洞的、“衰敗老朽的辦法”，“隻能證明政府自己無能”(古奇科夫語)。因此，一九0六年斯托雷平便採取措施完全取消了這種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