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同一天，性急熱心的首長們就把那些已經幾年、幾十年不曾勞動過的人動員起來參加勞動了：軍官和看守們係上圍裙，會幹活的人操起了鏝刀和鋪灰板，而那些還沒有輪到值勤的士兵則被叫來推車、抬筐。留在營區的殘廢也要來搬磚、遞土坯。傍晚前就把幾個豁口全已堵死，還修好了打破的路燈，而且沿著營區內部的各道牆旁邊都劃出了一條不許靠近的禁區，兩端派有哨兵看守，給他們的命令是：越過此線老槍殺勿論!
傍晚，為國家貢獻出一天勞動的囚犯隊伍回到營區來的時候，看守們急忙趕他們去食堂吃飯，趁他們還來不及省悟就盡快把他們鎖進工棚。按照將軍們的作戰部署，必須贏得今天這個晚上，這個對昨天的諾言過於明目張膽地背信棄義的第一個夜晚。同時，他們也指望我們會逐漸地習慣，逐漸就範。
但是，在夜幕即將降落的時候又聽到了星期日曾經聽到過的那種響亮的土匪口哨聲，這是第二和第三營區在用口哨交換信息，就像在大規模流氓集會上那樣。(這些哨聲是刑事犯們對共同事業作出的又一巨大貢獻。)看守們為這哨聲所震動，沒等盡完自己的職責就逃之夭夭了。隻有一名軍官——軍需上尉梅德維若諾克——稍有疏忽，為了工作耽誤了一會兒。結果他不得不當一夜俘虜。
營區再度屬於囚犯。但現在囚犯們已經又被大牆隔開了。隻要有人敢靠近內牆，瞭望塔上立即用機槍掃射。打倒了幾個人，有些人受傷。路燈又全被彈弓打碎，但是崗樓上打起了照明彈。這時，被扣在第二勞改點的總務科軍需富有用了：人們扯掉了他的一個肩章，把他綁在一張桌子上，推向禁區的前沿。他拚命地朝自己人哀號：“別開槍，我在這兒!我是梅德維若諾克!我在這兒，不要開槍!”
囚犯們用長條桌子撞擊鐵絲網，撞擊禁區剛剛埋下的柱子。但在機槍火上壓製下既無法把牆打破，也無法爬上牆去。不行，必須挖地道。可是，按照規定，營區內除了幾把消防鐵鍬之外沒有鐵鍬。隻好利用夥房的菜刀和湯盆。
五月十八日夜至十九日黎明之前，幾道牆下全被地道打通了，幾個營區和總務科大院又連成一片。這時瞭望塔上已停止射擊。總務科大院裏各種工具應有盡有。那些戴肩章的泥瓦匠們一整天完成的工作如今完全白費：在夜色掩護下囚犯們拆除了禁區障礙，打通了牆壁，大大展寬了豁口，免得它們再成為陷阱(後來甚至加寬到二十來米)。
這天夜裏還打通了通往第四勞改點(監獄)的牆。監獄的看守人員有的逃入崗樓，有的跑上瞭望塔(衛兵給他們放下梯子來)。囚犯們搗毀了幾個偵查室。這樣，他們既解放了監獄，也解放了那些明天即將負起起義領導重任的人們：原紅軍上校團長卡皮通·庫茲涅佐夫(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生，年紀已經不小，戰後曾在駐德國部隊任團長，因為他的團裏有一個人逃往西方，他為此被判刑。他被關進勞改營監獄是因為他在托自由居民寄出的信裏“對勞改營的現實進行了歪曲和誣衊”)。還有一位原紅軍上尉格列布·斯魯欽科夫(據某些人說，他曾被德國人俘虜，還是個弗拉索夫分子)。
“新”監獄裏還關押著肯吉爾鎮自由居民中的一些普通刑事犯。起初，他們以為是國內發生了全麵革命，所以歡天喜地地接受了這意想不到的自由。但很快就了解到這革命原來隻是局部性質的，於是便又安分守己地回到石頭牢房裏去，而且在整個起義期間，在沒有警衛看管的情況下，一直老老實實呆在裏麵，隻在吃飯時才到暴動囚犯們的食堂去。
暴動囚犯!可他們已經有三次竭力從自己身旁推開這種暴動和這種自由了。他們不知道該怎樣對待這天賜之物，他們與其說渴望暴動與自由，毋寧說有些害怕它。但是，就像被無法抗拒的海潮所衝擊一樣，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被沖向一場暴動。
他們該怎麽辦?相信諾言?那將是再度受騙，這一點已經由奴隸主們昨天以及從前的行徑充分證實了。屈膝跪倒?可許多年來他們就是一直在下跪的呀，也並沒有換來慈悲嘛!今天就去負荊請罪?可是今天所給予你的懲罰與經過一個月自由生活之後所給予你的懲罰將會是同樣嚴酷的——一奴隸主的法庭隻知道機械地工作。既然判二十五年。那就一律判二十五年，毫無例外。
不是有人逃跑過嗎!要知道，他們是為了過上哪怕僅僅一天的自由生活而逃跑的!這八千人也是一樣，他們與其說是掀起了暴動。不如說是逃向了自由，盡管是短暫的自由!八千個人突然從奴隸變成了自由人，他們現在有可能生活了!久已習慣於冷酷無情的麵孔變得溫和了，露出了和善的微笑，婦女們認出了男子漢，男人們也握住了婦女的手。那些從前隻能經過巧妙安排的秘密渠道書信往來而從未見過麵的人們，現在互相認識了!有些立陶宛姑娘過去是經過天主教教士隔著牆壁許婚的，現在她們看到了自己那符合宗教教規的丈夫，是神從天上把婚姻賜給她們了。各教派的信徒和有宗教信仰的人如今有生以來第一次可以集在一起祈禱而不受任何人阻撓了。分散在各營區的孤獨的外國人如今互相找到自己的同胞，也在用本國語言談論著這次奇怪的亞洲式革命。勞改營的全部儲備糧食落到囚犯手中。沒有人再趕你到派工地點去從事十一小時的勞動了。
囚犯們用自己的手撕掉了狗牌般的號碼布，激動得徹夜不眠的勞改營迎來了五月十九日的黎明。路燈被打碎，電線桿倒在鐵絲網上。現在，囚犯們可以順著地溝自由地從一個營區到另一個工區去。許多人從儲藏室取出自己從前在獄外穿的衣服穿上，個別小夥子戴起了高加索式的毛皮高帽或庫班人的平頂小帽，低低地、俏皮地壓在眉梢上。(很快就出現了繡花襯衣，亞洲人還穿起色彩鮮艷的長袍，纏起頭巾。過去一片灰黑色的勞改營變得絢麗多彩。)
值日人員到各個工棚招呼人們到大食堂去選舉“委員會”——與當局進行談判和實行自治的委員會(它就是取了這樣一個謙虛而謹慎的名稱)。
選舉這個委員會的時候，人們也許是隻指望它能工作幾個小時的，但是，命運註定它將在長達四十天的時間裏在肯吉爾特種勞改營分部發揮政府的作用。
如果這一切發生在兩年前，那麽，單單是由於害怕此事被那個人本人知道，斯捷普特種勞改營的主子也會毫不猶豫地立即下達那個有名的命令：“不必吝惜子彈!”於是便會從各個瞭望塔上一齊朝著整個營區的人群開槍。至於這會把八千人統統打死，還是隻會打死四千，那是無所謂的，他們的心絕不會為此顫動一下，他們是那種從不發抖的人嘛!
但是，一九五四年當時的複雜形勢迫使勞改營主子們猶豫不決。同一個瓦維洛夫和同一個博奇科夫如今在莫斯科已經感覺到某種新潮流的到來。這裏已經槍殺過不少人，現在正為此尋找開脫的理由，以便使這已經幹下的勾當具有某種合法外衣。這樣，他們就難免猶豫不決，從而也就給了暴動者們時間，使他們可以開始獨立的新生活。
傍晚，為國家貢獻出一天勞動的囚犯隊伍回到營區來的時候，看守們急忙趕他們去食堂吃飯，趁他們還來不及省悟就盡快把他們鎖進工棚。按照將軍們的作戰部署，必須贏得今天這個晚上，這個對昨天的諾言過於明目張膽地背信棄義的第一個夜晚。同時，他們也指望我們會逐漸地習慣，逐漸就範。
但是，在夜幕即將降落的時候又聽到了星期日曾經聽到過的那種響亮的土匪口哨聲，這是第二和第三營區在用口哨交換信息，就像在大規模流氓集會上那樣。(這些哨聲是刑事犯們對共同事業作出的又一巨大貢獻。)看守們為這哨聲所震動，沒等盡完自己的職責就逃之夭夭了。隻有一名軍官——軍需上尉梅德維若諾克——稍有疏忽，為了工作耽誤了一會兒。結果他不得不當一夜俘虜。
營區再度屬於囚犯。但現在囚犯們已經又被大牆隔開了。隻要有人敢靠近內牆，瞭望塔上立即用機槍掃射。打倒了幾個人，有些人受傷。路燈又全被彈弓打碎，但是崗樓上打起了照明彈。這時，被扣在第二勞改點的總務科軍需富有用了：人們扯掉了他的一個肩章，把他綁在一張桌子上，推向禁區的前沿。他拚命地朝自己人哀號：“別開槍，我在這兒!我是梅德維若諾克!我在這兒，不要開槍!”
囚犯們用長條桌子撞擊鐵絲網，撞擊禁區剛剛埋下的柱子。但在機槍火上壓製下既無法把牆打破，也無法爬上牆去。不行，必須挖地道。可是，按照規定，營區內除了幾把消防鐵鍬之外沒有鐵鍬。隻好利用夥房的菜刀和湯盆。
五月十八日夜至十九日黎明之前，幾道牆下全被地道打通了，幾個營區和總務科大院又連成一片。這時瞭望塔上已停止射擊。總務科大院裏各種工具應有盡有。那些戴肩章的泥瓦匠們一整天完成的工作如今完全白費：在夜色掩護下囚犯們拆除了禁區障礙，打通了牆壁，大大展寬了豁口，免得它們再成為陷阱(後來甚至加寬到二十來米)。
這天夜裏還打通了通往第四勞改點(監獄)的牆。監獄的看守人員有的逃入崗樓，有的跑上瞭望塔(衛兵給他們放下梯子來)。囚犯們搗毀了幾個偵查室。這樣，他們既解放了監獄，也解放了那些明天即將負起起義領導重任的人們：原紅軍上校團長卡皮通·庫茲涅佐夫(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生，年紀已經不小，戰後曾在駐德國部隊任團長，因為他的團裏有一個人逃往西方，他為此被判刑。他被關進勞改營監獄是因為他在托自由居民寄出的信裏“對勞改營的現實進行了歪曲和誣衊”)。還有一位原紅軍上尉格列布·斯魯欽科夫(據某些人說，他曾被德國人俘虜，還是個弗拉索夫分子)。
“新”監獄裏還關押著肯吉爾鎮自由居民中的一些普通刑事犯。起初，他們以為是國內發生了全麵革命，所以歡天喜地地接受了這意想不到的自由。但很快就了解到這革命原來隻是局部性質的，於是便又安分守己地回到石頭牢房裏去，而且在整個起義期間，在沒有警衛看管的情況下，一直老老實實呆在裏麵，隻在吃飯時才到暴動囚犯們的食堂去。
暴動囚犯!可他們已經有三次竭力從自己身旁推開這種暴動和這種自由了。他們不知道該怎樣對待這天賜之物，他們與其說渴望暴動與自由，毋寧說有些害怕它。但是，就像被無法抗拒的海潮所衝擊一樣，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被沖向一場暴動。
他們該怎麽辦?相信諾言?那將是再度受騙，這一點已經由奴隸主們昨天以及從前的行徑充分證實了。屈膝跪倒?可許多年來他們就是一直在下跪的呀，也並沒有換來慈悲嘛!今天就去負荊請罪?可是今天所給予你的懲罰與經過一個月自由生活之後所給予你的懲罰將會是同樣嚴酷的——一奴隸主的法庭隻知道機械地工作。既然判二十五年。那就一律判二十五年，毫無例外。
不是有人逃跑過嗎!要知道，他們是為了過上哪怕僅僅一天的自由生活而逃跑的!這八千人也是一樣，他們與其說是掀起了暴動。不如說是逃向了自由，盡管是短暫的自由!八千個人突然從奴隸變成了自由人，他們現在有可能生活了!久已習慣於冷酷無情的麵孔變得溫和了，露出了和善的微笑，婦女們認出了男子漢，男人們也握住了婦女的手。那些從前隻能經過巧妙安排的秘密渠道書信往來而從未見過麵的人們，現在互相認識了!有些立陶宛姑娘過去是經過天主教教士隔著牆壁許婚的，現在她們看到了自己那符合宗教教規的丈夫，是神從天上把婚姻賜給她們了。各教派的信徒和有宗教信仰的人如今有生以來第一次可以集在一起祈禱而不受任何人阻撓了。分散在各營區的孤獨的外國人如今互相找到自己的同胞，也在用本國語言談論著這次奇怪的亞洲式革命。勞改營的全部儲備糧食落到囚犯手中。沒有人再趕你到派工地點去從事十一小時的勞動了。
囚犯們用自己的手撕掉了狗牌般的號碼布，激動得徹夜不眠的勞改營迎來了五月十九日的黎明。路燈被打碎，電線桿倒在鐵絲網上。現在，囚犯們可以順著地溝自由地從一個營區到另一個工區去。許多人從儲藏室取出自己從前在獄外穿的衣服穿上，個別小夥子戴起了高加索式的毛皮高帽或庫班人的平頂小帽，低低地、俏皮地壓在眉梢上。(很快就出現了繡花襯衣，亞洲人還穿起色彩鮮艷的長袍，纏起頭巾。過去一片灰黑色的勞改營變得絢麗多彩。)
值日人員到各個工棚招呼人們到大食堂去選舉“委員會”——與當局進行談判和實行自治的委員會(它就是取了這樣一個謙虛而謹慎的名稱)。
選舉這個委員會的時候，人們也許是隻指望它能工作幾個小時的，但是，命運註定它將在長達四十天的時間裏在肯吉爾特種勞改營分部發揮政府的作用。
如果這一切發生在兩年前，那麽，單單是由於害怕此事被那個人本人知道，斯捷普特種勞改營的主子也會毫不猶豫地立即下達那個有名的命令：“不必吝惜子彈!”於是便會從各個瞭望塔上一齊朝著整個營區的人群開槍。至於這會把八千人統統打死，還是隻會打死四千，那是無所謂的，他們的心絕不會為此顫動一下，他們是那種從不發抖的人嘛!
但是，一九五四年當時的複雜形勢迫使勞改營主子們猶豫不決。同一個瓦維洛夫和同一個博奇科夫如今在莫斯科已經感覺到某種新潮流的到來。這裏已經槍殺過不少人，現在正為此尋找開脫的理由，以便使這已經幹下的勾當具有某種合法外衣。這樣，他們就難免猶豫不決，從而也就給了暴動者們時間，使他們可以開始獨立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