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眼淚奪眶而出。我擦掉它，往旁邊瞟了一眼，同伴們的臉上也掛著淚水。
第九號工棚的意見是決定性的。他們那裏被打死的人從星期二晚上開始已經在工棚裏停屍四晝夜了。
他們向食堂走去，這就是說，為了一份口糧，為了一碗粥，我們決定寬恕那些殺人犯了。
九號工棚是個飢餓的工棚。那裏的作業班都是幹各種雜務勞動的，他們很少有人收到郵包。那裏有許多幹瘦得快死的人。也許是因為怕工棚裏增加新的屍體才投降的吧?……
我們默默地離開窗戶。
這時發生的一件事使我真正懂得了什麽叫波蘭人的驕傲，懂得了他們歷史上那些充滿自我犧牲精神的起義是怎麽回事。前文提到的那個波蘭人工程師尤裏·文格爾斯基現在在我們班裏。他的十年刑期已經到最後一年了。他平常總是彬彬有利，和藹可親，甚至在他當施工員時也從未聽到他對誰高聲說過話。
可是現在，他的臉突然變色了。一看見這個走去請求施捨的隊伍，他憤怒地、輕蔑地、痛苦地扭過頭去，挺起胸膛滿腔憤恨地高聲喊道：
“班長!不要叫醒我去花晚飯，我不去!”
說著，他爬上“小車廂”躺下，轉臉朝牆……再也沒有起來。我們晚上也去食堂吃飯了，可他沒有起來!他從來沒有收到過郵包，他孤獨一人，經常吃不飽，可是，他沒有起來!對他來說，熱氣騰騰的稀粥的影象遮不住無形的自由的高大形象!
假如我們所有的人都這麽驕傲而堅強的話，世界上哪個暴君還能夠維持住他的寶座呢?
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天。可是並沒有趕我們去勞動以彌補耽誤了的工作(勞改營頭頭們肯定在擔心完不成計劃)，隻是給我們吃飯，發給前兩天的糧食，讓我們散步。大家在工棚間串來串去，互相談著這幾天是怎樣度過的，總的情緒是歡樂的，似乎我們贏了，而不是輸了。何況已變得溫和些的主人還答應滿足我們的一切合法要求呢!(但是，什麽是合法的?這由誰來判斷?……)
這時發生了一件小事，但它預兆不祥：有一個叫瓦洛吉卡·波諾馬廖夫的“母狗”逃跑到崗樓裏去了。這些日子這個傢夥一直和我們在一起，他聽到了許多人的談話，看到過許多人的眼神。那就是說，他是去出賣我們的，而且想留在生活區外躲過我們的刀子。
波諾馬廖夫的逃跑使我徹底認清了刑事犯的本質。他們那虛假的義氣，實質上不過是他們幫派內部彼此應盡的義務。而當他們被卷進革命旋渦時，他們肯定要幹出卑鄙勾當。他們隻能理解力量，而不可能理解任何原則。
可以預料，正在準備逮捕肇事者。但是宣布的卻恰恰相反，當局宣布：已從卡拉幹達、阿拉木圖、莫斯科派來專人組成的委員會。要對這次事件調查處理。在滴水成冰的嚴寒裏，營區中部擺起一排桌子，幾個穿白色短大衣和氈靴的軍官端坐桌旁，聽取囚犯們的申訴。許多人去了。申訴了。記錄下來了。
星期二早點名之後，又把班長們全召集去“提意見”。其實，這不過是一個卑鄙的新花招，是另一種方式的偵訊：他們知道犯人們憋了一肚子活，所以先讓人們把話說出來，然後便可以更準確地進行逮捕。
這是我當班長的最後一天。我身上的腫瘤近來生長很快，我一直拖下來沒去動手術，總想等到一個比較“合適”的時間。一月間，特別是絕食的那些不幸的日子，腫瘤幾乎每日每時都在增大。這樣，它本身就替我作出了決定：現在是最合適的時刻。所以，絕食剛結束，各工棚一打開，我馬上去看病，醫生決定立即給我動手術。現在我就是作為班長去參加這最後一次“提意見”會的。
會場設在浴室的脫衣間，這裏比較寬敞。一排理髮椅子前麵擺了一張長桌作為主席台，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內務部的一名上校，幾名中校，還有幾名下級軍官，我們勞改營的長官坐在他們背後的第二排，根本不顯眼。第二排還有記錄人員，整個會議期間他們都在緊張地寫。第一排有個人專門向記錄員重複發言者的姓名。
主席台上比較突出的是特別處或是機關裏來的一名中校，此人聰明伶俐、思想敏捷、善於抓住問題，是個奸詐的、幹練的壞蛋。他那高高的額頭、狹長的麵孔和敏捷的思路，說明他遠遠不屬於這群昏庸無能的官僚之列。
作業班長們都不願意講話，他們幾乎是從密密麻麻的會場裏被硬拉起來講話的。每當他們開始講到自己的“案情”，主席台上就打斷他們，請他們解釋：為什麽這裏的囚犯們要殺人?罷工的目的是什麽?……假如某個倒黴的班長試圖認真回答這些問題，說明殺人的原因和囚犯們有些什麽要求，那麽，主席台上的幾個人就會一起撲向他：你怎麽知道的?那就是說你也和匪徒們有聯繫嘍?請你說說他們是誰!!
他們就是這樣“正大光明地，以完全平等的態度”來判定我們所提的要求是否“合法”的……
最經常打斷囚犯班長們發言的就是那個高額頭的壞蛋中校。他能言善辯，而且他與我們不同，他是處於不受懲罰的優越地位的。他善於用一些尖刻的話打斷人們的發言。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局勢：似乎他們在指責我們，而我們則在為自己辯護。
我禁不住怒火衝上心頭，下決心要挫敗他。我請求發言，報了自已的姓名(有人立即像回聲一樣把我的姓名向記錄人員重複一遍)。我從長凳上站起來。我清楚地知道在座的囚犯中間不見得誰會比我能夠更快地說出一個語法正確的完整句子。但是，我能夠對主席台上這些人說些什麽呢?這一點我卻一點也沒有想好。把我在這本書裏寫下的一切，把我們多年的苦役刑期中體驗的和絕食中所思考過的一切全都講給他們聽嗎?那與講給大猩猩聽沒有什麽區別。這些人仍然算是俄羅斯人，也還能聽懂幾個簡單的俄語句子，諸如：“請允許我進去!”，“請允許向您報告!”之類。但是，當他們像目前這樣坐次長桌子後麵，排成一排，把他們那一張張同樣都沒有靈魂、沒有思想、餵養得白白胖胖的嘴臉陳列在我們麵前的時候，那就十分明顯：他們早已完全蛻變成另外一種獨特的生物，因而，我們和他們之間原來僅存的那一點點語言聯一係也就無可挽回地斷絕了。剩下來的唯一聯繫便是子彈的聯繫了。
隻有那個長臉高額頭的傢夥還沒有完全變成猩猩，他能聽清並聽懂我的話。我剛說了幾句，他就企圖打斷我。於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我們之間展開了一場閃擊對話比賽。
“你在哪兒勞動?”
(請問，在哪兒勞動有什麽相幹?還不都是一樣嗎?)
“在機械製造廠!”我扭頭擲給他一句，立即更快地繼續講我原來要講的話。
“就是製造刀子的那個地方吧?”他正麵直接向我打來。
“不!不是。是修理步行式掘土機的地方!”我也毫不客氣地旁敲側擊(我自己也不知道當時怎麽會有這麽清晰明快的思路)。
第九號工棚的意見是決定性的。他們那裏被打死的人從星期二晚上開始已經在工棚裏停屍四晝夜了。
他們向食堂走去，這就是說，為了一份口糧，為了一碗粥，我們決定寬恕那些殺人犯了。
九號工棚是個飢餓的工棚。那裏的作業班都是幹各種雜務勞動的，他們很少有人收到郵包。那裏有許多幹瘦得快死的人。也許是因為怕工棚裏增加新的屍體才投降的吧?……
我們默默地離開窗戶。
這時發生的一件事使我真正懂得了什麽叫波蘭人的驕傲，懂得了他們歷史上那些充滿自我犧牲精神的起義是怎麽回事。前文提到的那個波蘭人工程師尤裏·文格爾斯基現在在我們班裏。他的十年刑期已經到最後一年了。他平常總是彬彬有利，和藹可親，甚至在他當施工員時也從未聽到他對誰高聲說過話。
可是現在，他的臉突然變色了。一看見這個走去請求施捨的隊伍，他憤怒地、輕蔑地、痛苦地扭過頭去，挺起胸膛滿腔憤恨地高聲喊道：
“班長!不要叫醒我去花晚飯，我不去!”
說著，他爬上“小車廂”躺下，轉臉朝牆……再也沒有起來。我們晚上也去食堂吃飯了，可他沒有起來!他從來沒有收到過郵包，他孤獨一人，經常吃不飽，可是，他沒有起來!對他來說，熱氣騰騰的稀粥的影象遮不住無形的自由的高大形象!
假如我們所有的人都這麽驕傲而堅強的話，世界上哪個暴君還能夠維持住他的寶座呢?
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天。可是並沒有趕我們去勞動以彌補耽誤了的工作(勞改營頭頭們肯定在擔心完不成計劃)，隻是給我們吃飯，發給前兩天的糧食，讓我們散步。大家在工棚間串來串去，互相談著這幾天是怎樣度過的，總的情緒是歡樂的，似乎我們贏了，而不是輸了。何況已變得溫和些的主人還答應滿足我們的一切合法要求呢!(但是，什麽是合法的?這由誰來判斷?……)
這時發生了一件小事，但它預兆不祥：有一個叫瓦洛吉卡·波諾馬廖夫的“母狗”逃跑到崗樓裏去了。這些日子這個傢夥一直和我們在一起，他聽到了許多人的談話，看到過許多人的眼神。那就是說，他是去出賣我們的，而且想留在生活區外躲過我們的刀子。
波諾馬廖夫的逃跑使我徹底認清了刑事犯的本質。他們那虛假的義氣，實質上不過是他們幫派內部彼此應盡的義務。而當他們被卷進革命旋渦時，他們肯定要幹出卑鄙勾當。他們隻能理解力量，而不可能理解任何原則。
可以預料，正在準備逮捕肇事者。但是宣布的卻恰恰相反，當局宣布：已從卡拉幹達、阿拉木圖、莫斯科派來專人組成的委員會。要對這次事件調查處理。在滴水成冰的嚴寒裏，營區中部擺起一排桌子，幾個穿白色短大衣和氈靴的軍官端坐桌旁，聽取囚犯們的申訴。許多人去了。申訴了。記錄下來了。
星期二早點名之後，又把班長們全召集去“提意見”。其實，這不過是一個卑鄙的新花招，是另一種方式的偵訊：他們知道犯人們憋了一肚子活，所以先讓人們把話說出來，然後便可以更準確地進行逮捕。
這是我當班長的最後一天。我身上的腫瘤近來生長很快，我一直拖下來沒去動手術，總想等到一個比較“合適”的時間。一月間，特別是絕食的那些不幸的日子，腫瘤幾乎每日每時都在增大。這樣，它本身就替我作出了決定：現在是最合適的時刻。所以，絕食剛結束，各工棚一打開，我馬上去看病，醫生決定立即給我動手術。現在我就是作為班長去參加這最後一次“提意見”會的。
會場設在浴室的脫衣間，這裏比較寬敞。一排理髮椅子前麵擺了一張長桌作為主席台，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內務部的一名上校，幾名中校，還有幾名下級軍官，我們勞改營的長官坐在他們背後的第二排，根本不顯眼。第二排還有記錄人員，整個會議期間他們都在緊張地寫。第一排有個人專門向記錄員重複發言者的姓名。
主席台上比較突出的是特別處或是機關裏來的一名中校，此人聰明伶俐、思想敏捷、善於抓住問題，是個奸詐的、幹練的壞蛋。他那高高的額頭、狹長的麵孔和敏捷的思路，說明他遠遠不屬於這群昏庸無能的官僚之列。
作業班長們都不願意講話，他們幾乎是從密密麻麻的會場裏被硬拉起來講話的。每當他們開始講到自己的“案情”，主席台上就打斷他們，請他們解釋：為什麽這裏的囚犯們要殺人?罷工的目的是什麽?……假如某個倒黴的班長試圖認真回答這些問題，說明殺人的原因和囚犯們有些什麽要求，那麽，主席台上的幾個人就會一起撲向他：你怎麽知道的?那就是說你也和匪徒們有聯繫嘍?請你說說他們是誰!!
他們就是這樣“正大光明地，以完全平等的態度”來判定我們所提的要求是否“合法”的……
最經常打斷囚犯班長們發言的就是那個高額頭的壞蛋中校。他能言善辯，而且他與我們不同，他是處於不受懲罰的優越地位的。他善於用一些尖刻的話打斷人們的發言。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局勢：似乎他們在指責我們，而我們則在為自己辯護。
我禁不住怒火衝上心頭，下決心要挫敗他。我請求發言，報了自已的姓名(有人立即像回聲一樣把我的姓名向記錄人員重複一遍)。我從長凳上站起來。我清楚地知道在座的囚犯中間不見得誰會比我能夠更快地說出一個語法正確的完整句子。但是，我能夠對主席台上這些人說些什麽呢?這一點我卻一點也沒有想好。把我在這本書裏寫下的一切，把我們多年的苦役刑期中體驗的和絕食中所思考過的一切全都講給他們聽嗎?那與講給大猩猩聽沒有什麽區別。這些人仍然算是俄羅斯人，也還能聽懂幾個簡單的俄語句子，諸如：“請允許我進去!”，“請允許向您報告!”之類。但是，當他們像目前這樣坐次長桌子後麵，排成一排，把他們那一張張同樣都沒有靈魂、沒有思想、餵養得白白胖胖的嘴臉陳列在我們麵前的時候，那就十分明顯：他們早已完全蛻變成另外一種獨特的生物，因而，我們和他們之間原來僅存的那一點點語言聯一係也就無可挽回地斷絕了。剩下來的唯一聯繫便是子彈的聯繫了。
隻有那個長臉高額頭的傢夥還沒有完全變成猩猩，他能聽清並聽懂我的話。我剛說了幾句，他就企圖打斷我。於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我們之間展開了一場閃擊對話比賽。
“你在哪兒勞動?”
(請問，在哪兒勞動有什麽相幹?還不都是一樣嗎?)
“在機械製造廠!”我扭頭擲給他一句，立即更快地繼續講我原來要講的話。
“就是製造刀子的那個地方吧?”他正麵直接向我打來。
“不!不是。是修理步行式掘土機的地方!”我也毫不客氣地旁敲側擊(我自己也不知道當時怎麽會有這麽清晰明快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