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個時期的所謂“委員會”表演的那場戲,不是已經充分說明這一切都是可以扮演的嗎?當時甚至裝成了未經“複查”就打算放我們回家的樣子……


    大家一致同意並且毫無疑問的隻有一件事:要求取消最傷人自尊心的一些作法——工棚夜間不要上鎖,拿掉馬桶;去掉身上的號碼;我們的勞動不應完全不給報酬;要允許一年寫十二封信(其實,這一切在普通勞改營裏已經都做到了,那裏甚至一年可以寫二十四封信,但是難道那裏可以生活嗎?)


    我們要不要爭取八小時工作日?在這個問題上甚至沒有取得一致意見……看,我們已經這麽習慣於不自由了,甚至不想去追求自由……


    我們也認真考慮了方式方法:怎樣提出這些要求?要作什麽?很明顯,兩手空空的我們是對付不了現代化軍隊的,因此,我們的道路不可能是武裝起義,隻能是罷工。在罷工過程中,比方說,可以自動把身上的號碼布撕下來。


    但是,我們血管裏仍然流著奴性血液。大家都從自己身上撕下那狗牌子似的號碼布這件事,在我們看來就像架起機關槍走上街頭一樣是一件十分勇敢而大膽的、孤注一擲的行動;“罷工”這個詞在我們聽來是那麽可怕,以至於不得不藉助於絕食來支持:我們覺得,一如果在罷工的同時開始絕食,仿佛就能增強我們罷工的道義權利。對於絕食,似乎我們還擁有某種權利,但是,罷工?……我們一代又一代從來都是這樣認為的:“罷工”這個詞極端危險,而且,當然,是反革命的,它與“協約國、鄧尼金、富農怠工、希特勒”等詞彙屬於同一類。“_這樣,我們自己就完全不必要地決定開始絕食,等於事先自願地消耗掉自己在鬥爭中需要的體力(幸而在我們之後沒有一個勞改營重犯我們埃克巴斯圖茲營的這種錯誤)。


    我們考慮了絕食罷工的各個細節。不久前我們全勞改營才開始實行“懲戒”製度,我們明白,他們對絕食罷工的回答一定是把我們統統關在工棚裏,不許出去。那麽我們互相間怎麽聯絡呢?怎麽商量下一步並溝通各工棚之間的意見呢?應該想出一些信號來並協商好在各工棚之間用它進行聯絡,還得確定從哪個窗口向哪個窗口怎樣傳達,等等。


    所有細節或在各種場所和各作業班之間商量好了。大家都認為罷工勢在必行。也都希望它發生,但同時。由於不習慣,又覺得這似乎是不可能的。糧難想像有那麽一天我們大家都集在一起,衡量妥當,作出決定,就……


    而警衛著我們的人們可是正式以軍事組織的形式一層層組織起來的,他們更加習慢於行動。他們不擔心採取行動會比無所作為喪失更多的來西。於是,我們的警衛者先進攻了。


    這樣,一切也就目然發展下去了……


    我們在久已習慣的各自的“小車廂”內、在久已習慣的作業班裏、工棚角落裏安靜而舒適地迎來了一九五二年的新年。一月六日,星期天,東正教的聖誕節前夜,西部馬克蘭人正準備好好慶祝一下節目;煮一點傳統的蜜飯,在星星出來之前特齋,錢後一起唱聖誕節祝歌.可是,這天清早點名之後就把我們全鎖在工間裏不讓出來了。


    誰也沒想到這一招兒!是當局秘密準備好的,真狡猾!我們透過窗戶看到。鄰近的工棚裏大約百來名因犯拿著各自的東西由衛兵押著向崗接走去.


    又要押走一批人嗎?……


    這時,看守人員和幾個軍官向我們工棚走來了。手裏拿著卡片。他們按卡片點名列人。“拿著你的全部東西出來!……連各自用的床墊子也一起帶著!”


    噢,原來是重新編組作業班和工棚!在“長城”的豁口處設了警衛,明天這個豁口就要被堵死。我們幾百人被趕到崗樓外麵,各自拿著口袋和床墊子,像家裏失了火的人似的,繞過營區外商,又穿過另一個崗樓,進入另一個隔離區。那個區的一批人則被趕到我們區來。


    大家都在絞盡腦汁判斷。到底抽走的是些什麽人?日下的是什麽人?這種政紀意味著什麽?主人的意圖很快就清楚了:隔離區的一邊(第二分部)隻留下清一色烏克蘭人,大約兩千名。我們所有其他民族的囚犯都被趕到另一邊(第一分部)去,這裏總共約有三千人,包括俄羅斯人、愛沙尼亞人、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超霸人、高加索人、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波蘭人。摩爾達維亞人、日耳曼人以及少數在歐洲和亞洲戰場上偶然抓到的其他民族的人。總之,這是一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大家庭。(真有意思:內務部的思想本來應該是用非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來闡明的,然而今天它卻在沿著“劃分民族”這條古老的小路發展。)—一舊作業班被打亂了。新組成的班要到新工地去勞動,住在新工棚裏、全麵更迭!這更迭不是一個星期天完成的,它繼續了整整一周。人員被打亂,許多關係被切斷,原來似乎準備就緒的罷工也被破壞了……幹得好利落!


    現在,醫院、食堂、俱樂部都在烏克蘭人的那個分部裏,我們這個分都隻有加強管製工棚。把烏克蘭人、班傑拉分子這些最危險的鬧事者同加強管製工棚分開了。這是為什麽?_我們很快弄清了原因。勞改營裏傳開了一個可靠的消息(是往強管棚裏送菜湯的“苦力”們傳出來的),眼線們在“伯茨室”又在幹壞事:營方把他們懷疑的人(從每個隊裏抓兩三個)交到他們手裏、眼線們就在自己屋裏拷打這些人、指脖子。毆打,逼他們招供,說出“人都是誰殺的??”。營方的意圖這時全明白了:是在進行刑訊!不由警犬們親自動手(大約不經上級批準舍招來麻煩)。而是委託眼線們去幹:誰殺了你們,自己去找出來!他們自然用不著別人鼓勁。這些寄生蟲要表明他們不是白吃飯的。把班傑拉分子與強管棚隔開,是怕他們闖進去。對我們則比較放心:我們馴服,是多民族的群體,談不到一起。愛鬧事的都在那邊。勞改點之間隔著四米高的牆呢。


    古今有多少淵博的歷史學家。有多少部深奧的書籍,但卻都未能預見到人們的心靈還會燃燒起這樣神秘的火焰,社會還可能進發出這樣神秘的力量。他們不僅未能預見,甚至事後也未能作出解釋。


    有時候把點燃的麻絮塞到劈柴下麵,塞呀,塞半天也點不著火。可是、煙筒冒出來的一個小火星往空中一飛,卻可能使整個村莊化為灰燼。


    我們這三千人什麽事也沒有打算做,什麽準備也沒有。可是,有一天收工回來之後,加強管製棚旁邊的工棚裏的人們忽然拆下各自床上的長方木樑和十字接頭來,趁著黃昏(靠近加強管製工棚的那一麵沒有陽光,已經很暗了)跑過去用手中的木器猛烈地撞擊這座勞改營監獄的結實的木板圍牆。人們既沒有斧頭,也沒有鐵棍,這類東西是不準帶進生活區的。


    木器敲打的聲音響成一片,像是哪個木工班在認真地幹活。圍牆上幾塊板子被砸開了,人們就去拆開它,木板上釘的十二公分長的大釘子發出吱吱的響聲,全營區都能聽得見。雖然現在不是木工應該幹活的時候,可是,聽來完全像一片勞動的聲音,所以瞭望塔上的哨兵、看守和其他工棚的人誰都沒注意它。勞改營傍晚的生活一切照常:有的作業班去吃晚飯,有的正從食堂往回走,這個人去醫務室,那個人去保管處,有人去取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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