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訊中隻有一點使我們受到威脅;他們說要把我們按經濟破壞犯論處。這個看來很普通的名詞卻比那些司空見慣的“怠工、強盜、搶劫、偷竊”等等危險得多。因為根據這一罪狀可以判處死刑，這是一年前才宣布實行的。
說我們搞“經濟破壞”，是因為我們“破壞了人民國家的經濟”。審訊員對我們解釋說：為了追捕你們，國家共花費十萬零二千盧布;造成其他工地都停工幾天(沒有放囚犯們出工棚，因為擔任警戒的士兵大部調去執行搜捕任務);有二十三輛汽車載著士兵晝夜奔馳在草原上搜尋，三星期就用掉了全年汽油消耗定額;向附近所有的城市和村莊派去了行動人員小組;發出了全蘇通緝令，同時向全國分發了我和科利亞的照片各四百張。
我們懷著驕傲的心請聽完了這一長串數字……
結果，我們又各自被判二十五年。
當讀者拿到這本書的時候，“很可能，我們的刑期還沒有滿呢……”
當讀者拿到這本書時，格奧爾吉·帕夫洛維奇·騰諾，這個競技運動家，甚至是競技運動的理論家，已經於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死於突然發現的癌症了。他是在病床上勉強看完這些章節的，並且用那已經開始麻木的手親自作了一些修改。他絕沒有想到會這樣死去，他對朋友們所作的誓言也不是要這樣死去的!每次盤算逃跑計劃時，他都一次又一次地燃起要死於戰鬥的願望。他常說：“我死的時候一定要同時帶著十來個殺人犯到陰間去，其中第一個就是維亞奇克·卡爾祖貝(即莫洛托夫)，另外還一定得有赫瓦特(既負責瓦維洛夫案件的偵查員)。我不是要殺人，我是要處死他們。既然國家法律保護殺人犯，我就得這樣做!”騰諾曾說：“在你已經打出頭幾槍之後，你自己生命的本錢就算已經撈回了，那時你會高高興興地超額完成任務。”但是，病魔突然襲來，沒有允許他找到武器，轉瞬間奪走了他的力氣。當騰諾已經知道自己的病情時j他還曾親自把我寫給蘇聯作家代表大會的信分別投到莫斯科的許多郵箱裏去。他希望把他葬在愛沙尼亞。給他作臨終祈禱的牧師也是個老囚犯，是蹲過希特勒和史達林雙方的集中營的。
可是，莫洛托夫卻安全地活下來了，他正在翻閱舊報紙並撰寫他的劊子手回憶錄。而赫瓦特呢，他正在高爾基大街第四十一號住宅裏安閑地花著他的養老金。
在騰諾逃跑事件發生以後，(由於他那不幸的短小喜劇)勞改營文化教育科的文娛小組被解散了一年之久。
這是因為;文化固然很好，但是文化應該為壓迫服務，而不應該為自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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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靠意誌逃跑與靠技術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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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普通勞改營裏發生的逃跑事件，假如逃跑者不是逃往什麽維也納或越過白令海峽的話，古拉格群島的主宰者以及關於古拉格的各項法令倒也還能夠心平氣和地對待。他們把這種逃跑看作自然現象，看成一份非常龐大的產業中不可避免會發生的個別經營管理不善的現象，就像大畜群裏丟掉一頭牲口，伐木場被水沖走一根原木，磚瓦廠摔碎幾塊磚瓦一樣。
但是，對待特種勞改營的逃跑事件就不同了。為了貫徹執行各族人民的慈父的特殊意誌，他們把特種勞改營的警戒加強了許多倍，配備上裝備精良的現代化摩托部隊(即在普遍裁軍中不應裁掉的那些部隊)。關押在特種勞改營的沒有社會親近分子(社會親近分子逃跑倒不會造成多大損失)。這裏也不能再藉口衝鋒鎗手不夠或裝備不良了。因此，剛建立特種勞改營時就在有關指令中規定：從這些勞改營裏應該完全不可能逃跑。從這裏逃跑任何一個囚犯，就等於一個大間諜偷越國境，這將是整個勞改營當局的恥辱，是警戒部隊指揮機關的政治汙點。
但是，也正是從那時候起，根據第五十八條判刑的囚犯的刑期已經不再是十年，而是刑法典的判刑極限——四分之一世紀了。其實，這種毫無意義的一律殘酷對待的作法也有其弱點：就像沒有什麽東西可以束縛殺人犯不再殺人一樣。(因為再殺一個也不過是十年刑期從頭算起而已。)現在刑法典再也起不了約束政治犯逃跑的作用了。
況且，被趕到這些勞改營來的人，他們並不按照那種為勞改營當局胡作非為進行辯護的唯一正確的理論思考問題，他們曾在整個戰爭中奮戰疆場，至今那握過手榴彈的手指還沒有完全伸直，他們是堅強的健康人。格奧爾吉·騰諾、伊萬·沃羅比約夫、瓦西裏·布留欣以及他們的同誌們和其他勞改營裏許多類似的人，即使沒有武器也能頂得上正規軍隊摩托化步兵的新警衛隊。
特種勞改營裏的逃跑盡管數量上比普通勞改營少(特種勞改營建立的時間也較短)，但是這些逃跑更加強勁有力，更加堅忍卓絕，更加不可逆轉和絕望，因而也更加光榮。
談一談這些逃跑事件，可以幫助我們弄清楚：這些年來我國人民到底是不是那麽忍氣吞聲，那麽俯首貼耳的。
請看下麵幾個例子。
在騰諾逃跑的一年前發生過一次逃跑事件，它成了騰諾的借鑑。一九四九年九月，斯捷普特種營(礦山，傑茲卡茲甘)第一分部跑了兩個政治苦役犯——格裏戈裏·庫德拉和伊萬·杜舍奇金。庫德拉是烏克蘭人，身體壯實，老成持重，頭腦清醒，但是一旦發起火來就像查波洛什的哥薩克一樣，連刑事犯都怕他。杜舍奇金是個三十五歲左右的安詳的白俄羅斯人。他們兩人在礦山勞動工地上發現了一個度探井。探井上口用鐵篦子蓋著。他們利用上夜班的時間偷偷把鐵蓖子一點一點地搖晃鬆了。與此同時，他們把麵包幹。刀子和從衛生所偷來的熱水袋悄悄帶進探井，藏起來。逃跑那天晚上，他們下井勞動時分別向班長請假，說身體很不舒服，不能勞動，想在下麵躺一下。原來夜裏井下沒有看守人員，班長擁有全權，不過晚上幹活時班長也不敢逼得太緊，因為有時候會發現班長的腦袋被敲碎，扔在井下。兩個逃跑者把熱水袋裝滿水，帶著自己的儲備品鑽進探井，然後爬到頂上，拆掉鐵篦子爬出去了。這個出口離崗樓雖不遠，但已經在隔離區之外了。他們悄悄地跑掉了，沒有被發現。
他們從傑茲卡茲甘通過草原朝西北方向走。白天躺在地上，夜間趕路。哪裏也沒有找到水。一個星期之後杜舍奇金躺在地上不想再起來了。庫德拉用希望鼓舞他，告訴他前麵有幾個小山丘，那裏可能有水。他們總算掙紮到那裏了，可是山丘上的坑裏隻有稀泥，沒有水。這時，杜舍奇金對庫德拉說：“我反正不能走了。你把我紮死，喝我的血吧!”
道德家們!在這種情況下什麽樣的決定才是正確的呢?庫德拉自己也是兩眼直冒金星。杜舍奇金反正活不成了。那為什麽讓庫德拉也渴死呢?……可是，假如他很快就能找到水的話，他今後的一生中想到杜舍奇金時將會怎樣呢?……庫德拉對杜舍奇金說出了自己的決定：我一個人再往前走走看，假如天亮之前找不到水，再回來使你擺脫這痛苦，總比兩個人都死好。庫德拉又朝前麵的小崗爬去。他看到一道小溝，在這裏，就像一些十分不可信的小說裏所講的那樣，他發現了水!庫德拉滾下去，趴在水邊喝呀，喝呀!(隻是天亮後他才看見那水裏有許多蝌蚪和水草。)他用熱水袋裝了滿滿一袋水，又爬回杜舍奇金躺的地方：“我給你拿水來了!水!”杜舍奇金不相信。他喝著水，但不相信(因為許多小時以來他一直夢見自己在喝水……)。然後，倆人又一起爬到小溝邊，又在那裏喝了許久。
說我們搞“經濟破壞”，是因為我們“破壞了人民國家的經濟”。審訊員對我們解釋說：為了追捕你們，國家共花費十萬零二千盧布;造成其他工地都停工幾天(沒有放囚犯們出工棚，因為擔任警戒的士兵大部調去執行搜捕任務);有二十三輛汽車載著士兵晝夜奔馳在草原上搜尋，三星期就用掉了全年汽油消耗定額;向附近所有的城市和村莊派去了行動人員小組;發出了全蘇通緝令，同時向全國分發了我和科利亞的照片各四百張。
我們懷著驕傲的心請聽完了這一長串數字……
結果，我們又各自被判二十五年。
當讀者拿到這本書的時候，“很可能，我們的刑期還沒有滿呢……”
當讀者拿到這本書時，格奧爾吉·帕夫洛維奇·騰諾，這個競技運動家，甚至是競技運動的理論家，已經於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死於突然發現的癌症了。他是在病床上勉強看完這些章節的，並且用那已經開始麻木的手親自作了一些修改。他絕沒有想到會這樣死去，他對朋友們所作的誓言也不是要這樣死去的!每次盤算逃跑計劃時，他都一次又一次地燃起要死於戰鬥的願望。他常說：“我死的時候一定要同時帶著十來個殺人犯到陰間去，其中第一個就是維亞奇克·卡爾祖貝(即莫洛托夫)，另外還一定得有赫瓦特(既負責瓦維洛夫案件的偵查員)。我不是要殺人，我是要處死他們。既然國家法律保護殺人犯，我就得這樣做!”騰諾曾說：“在你已經打出頭幾槍之後，你自己生命的本錢就算已經撈回了，那時你會高高興興地超額完成任務。”但是，病魔突然襲來，沒有允許他找到武器，轉瞬間奪走了他的力氣。當騰諾已經知道自己的病情時j他還曾親自把我寫給蘇聯作家代表大會的信分別投到莫斯科的許多郵箱裏去。他希望把他葬在愛沙尼亞。給他作臨終祈禱的牧師也是個老囚犯，是蹲過希特勒和史達林雙方的集中營的。
可是，莫洛托夫卻安全地活下來了，他正在翻閱舊報紙並撰寫他的劊子手回憶錄。而赫瓦特呢，他正在高爾基大街第四十一號住宅裏安閑地花著他的養老金。
在騰諾逃跑事件發生以後，(由於他那不幸的短小喜劇)勞改營文化教育科的文娛小組被解散了一年之久。
這是因為;文化固然很好，但是文化應該為壓迫服務，而不應該為自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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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待特種勞改營的逃跑事件就不同了。為了貫徹執行各族人民的慈父的特殊意誌，他們把特種勞改營的警戒加強了許多倍，配備上裝備精良的現代化摩托部隊(即在普遍裁軍中不應裁掉的那些部隊)。關押在特種勞改營的沒有社會親近分子(社會親近分子逃跑倒不會造成多大損失)。這裏也不能再藉口衝鋒鎗手不夠或裝備不良了。因此，剛建立特種勞改營時就在有關指令中規定：從這些勞改營裏應該完全不可能逃跑。從這裏逃跑任何一個囚犯，就等於一個大間諜偷越國境，這將是整個勞改營當局的恥辱，是警戒部隊指揮機關的政治汙點。
但是，也正是從那時候起，根據第五十八條判刑的囚犯的刑期已經不再是十年，而是刑法典的判刑極限——四分之一世紀了。其實，這種毫無意義的一律殘酷對待的作法也有其弱點：就像沒有什麽東西可以束縛殺人犯不再殺人一樣。(因為再殺一個也不過是十年刑期從頭算起而已。)現在刑法典再也起不了約束政治犯逃跑的作用了。
況且，被趕到這些勞改營來的人，他們並不按照那種為勞改營當局胡作非為進行辯護的唯一正確的理論思考問題，他們曾在整個戰爭中奮戰疆場，至今那握過手榴彈的手指還沒有完全伸直，他們是堅強的健康人。格奧爾吉·騰諾、伊萬·沃羅比約夫、瓦西裏·布留欣以及他們的同誌們和其他勞改營裏許多類似的人，即使沒有武器也能頂得上正規軍隊摩托化步兵的新警衛隊。
特種勞改營裏的逃跑盡管數量上比普通勞改營少(特種勞改營建立的時間也較短)，但是這些逃跑更加強勁有力，更加堅忍卓絕，更加不可逆轉和絕望，因而也更加光榮。
談一談這些逃跑事件，可以幫助我們弄清楚：這些年來我國人民到底是不是那麽忍氣吞聲，那麽俯首貼耳的。
請看下麵幾個例子。
在騰諾逃跑的一年前發生過一次逃跑事件，它成了騰諾的借鑑。一九四九年九月，斯捷普特種營(礦山，傑茲卡茲甘)第一分部跑了兩個政治苦役犯——格裏戈裏·庫德拉和伊萬·杜舍奇金。庫德拉是烏克蘭人，身體壯實，老成持重，頭腦清醒，但是一旦發起火來就像查波洛什的哥薩克一樣，連刑事犯都怕他。杜舍奇金是個三十五歲左右的安詳的白俄羅斯人。他們兩人在礦山勞動工地上發現了一個度探井。探井上口用鐵篦子蓋著。他們利用上夜班的時間偷偷把鐵蓖子一點一點地搖晃鬆了。與此同時，他們把麵包幹。刀子和從衛生所偷來的熱水袋悄悄帶進探井，藏起來。逃跑那天晚上，他們下井勞動時分別向班長請假，說身體很不舒服，不能勞動，想在下麵躺一下。原來夜裏井下沒有看守人員，班長擁有全權，不過晚上幹活時班長也不敢逼得太緊，因為有時候會發現班長的腦袋被敲碎，扔在井下。兩個逃跑者把熱水袋裝滿水，帶著自己的儲備品鑽進探井，然後爬到頂上，拆掉鐵篦子爬出去了。這個出口離崗樓雖不遠，但已經在隔離區之外了。他們悄悄地跑掉了，沒有被發現。
他們從傑茲卡茲甘通過草原朝西北方向走。白天躺在地上，夜間趕路。哪裏也沒有找到水。一個星期之後杜舍奇金躺在地上不想再起來了。庫德拉用希望鼓舞他，告訴他前麵有幾個小山丘，那裏可能有水。他們總算掙紮到那裏了，可是山丘上的坑裏隻有稀泥，沒有水。這時，杜舍奇金對庫德拉說：“我反正不能走了。你把我紮死，喝我的血吧!”
道德家們!在這種情況下什麽樣的決定才是正確的呢?庫德拉自己也是兩眼直冒金星。杜舍奇金反正活不成了。那為什麽讓庫德拉也渴死呢?……可是，假如他很快就能找到水的話，他今後的一生中想到杜舍奇金時將會怎樣呢?……庫德拉對杜舍奇金說出了自己的決定：我一個人再往前走走看，假如天亮之前找不到水，再回來使你擺脫這痛苦，總比兩個人都死好。庫德拉又朝前麵的小崗爬去。他看到一道小溝，在這裏，就像一些十分不可信的小說裏所講的那樣，他發現了水!庫德拉滾下去，趴在水邊喝呀，喝呀!(隻是天亮後他才看見那水裏有許多蝌蚪和水草。)他用熱水袋裝了滿滿一袋水，又爬回杜舍奇金躺的地方：“我給你拿水來了!水!”杜舍奇金不相信。他喝著水，但不相信(因為許多小時以來他一直夢見自己在喝水……)。然後，倆人又一起爬到小溝邊，又在那裏喝了許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