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拖過崗樓，拖進監獄。沒有把我塞進單間，而是立即關進一般牢房，為的是讓那些喜歡“爭取自由”的人看看我的模樣。
在牢房裏，囚犯們把我小心地抱起來，放到上層鋪上。隻不過要到明天吃早飯時他們才能給我點吃的東西。
那天晚上科利亞騎車走在去鄂木斯克的路上。一看見遠處的汽車燈光，他就急忙拐進草原，放倒車，躺下。後來，他看到地裏有一家孤零零的農戶，宅旁有個雞窩，又燃起了希望，於是他摸進去，扭斷了三隻雞的脖子，裝進口袋。別的雞叫起來，他這才趕緊跑了。
自從我們犯了幾個大錯誤之後他就感到缺乏信心，而現在我已被抓回，科利亞心裏更沒有底了。他不堅定，神經過敏。隻憑某種拚命的心情往前跑，已經不能很好地考慮對策了。他已經不能判斷一個極簡單的道理;自行車和槍枝的丟失現在肯定已被發覺，因此這兩件東西已經不能再幫他偽裝了，他應該無一亮就盡早把這兩件過分明顯的標誌丟掉;同時，他不應該從這麵的大路進鄂木斯克，應當遠遠地繞個大圈，到另一麵，從小路進城。槍枝和自行車應該盡快賣掉，這樣還可以弄到點錢。這些他都沒有想到。他在額爾齊斯河邊的草叢裏藏了大半天，但又沒有忍到晚上，就在天不黑時順著河邊小路走去了。十分可能這時已經通過電台把他的特徵廣播了，在西伯利亞並不像在蘇聯歐洲部分那樣迴避公開廣播此類事情。
他騎車走近一所小房，進去了。家裏隻有老太婆和她一、三十來歲的女兒。家裏有收音機。巧得出奇的是收音機播送的歌曲正是：
流浪人逃出了庫頁島，
沿著野獸走過的小道……
科利亞一下子百感交集，眼淚奪眶而出。婦女們問他：
“什麽事使你這麽傷心啊?”
聽到她們這句同情的問話，科利亞忍不住放聲哭起來。兩個婦女都盡力安慰他。他解釋說：
“我現在是孤零零一個人，全把我拋棄了。”
“那你就娶個妻子吧，”老太婆不知是開玩笑，還是認真地說：.“我這閨女也是一個人過。”
科利亞更是被感動了。不由得朝這個待嫁的姑娘望上幾眼。姑娘卻一本正經地轉過臉來說：
“有錢買伏特加酒嗎?”
科利亞把最後的幾個盧布搜了出來，看樣子不夠。
“嗯，我一會兒再添上點。”姑娘說著就出門去了。
“對呀!”科利亞想起來了，“我這裏還打了幾隻沙雞呢。丈母娘，您去把它燉燉，不是一頓節日晚餐嗎!”
“你這都是母雞呀!”老太婆抓起雞來一看，不對頭。
“那就是我夜裏打的時候沒看清楚。”
“那怎麽雞脖子都擰斷啦?……”
科利亞想討支煙抽。老太婆卻為了馬合煙向新姑爺要錢。這時科利亞把便帽摘了下來。老太婆一看，更是慌了神：
“看你這頭剃得光光的，該不是個逃犯吧?別找麻煩，趕快給我走開!等我閨女回來，我們給你報告去!”
科利亞總是在想：為什麽我們在額爾齊斯河上可憐了自由的人們，而自由的人們卻一點也不可憐我們呢?他把牆上掛的一件莫斯科式短上衣取下來(天已經涼了，可他身上隻有一件衣服)，穿上一試，正合身。老太婆在喊：“把你交給民警去!”這時科利亞已經從窗戶看見老太婆的閨女回來了，還有一個男人騎自行車跟在後麵。她已經去報告了!
那就是說——“瑪赫瑪傑拉!”日丹諾克抓起槍，對老太婆說：
“到牆角去!躺下!”他自己側身靠在牆上。兩個人剛一進門，他就厲聲命令說：
“都躺下!”又對那個男人說：“你把靴子脫下來送給我作結婚禮物吧2一隻一隻地脫!”
男人在對準他的槍口威脅下脫了皮靴。科利亞把靴子穿上，把勞改營的破鞋扔掉。然後警告他們：誰敢出去追，就開槍。
日丹諾克騎上自行車跑了。但是男人騎自己的車緊追上來。科利亞跳下車來，舉槍瞄準：
“站住j放倒自行車!往後退!”
科利亞把男人趕開，走過去踩壞車輻條，用刀子割開車帶，自己這才騎車走了。
他很快就上了大路。眼前就是鄂木斯克，他徑直向鄂木斯克騎去!來到一個公共汽車站。旁邊菜園裏有幾個婦女正在刨馬鈴薯。一輛三輪摩托車從後麵跟上來了，上麵坐著三個穿棉襖的工人模樣的人。走著走著，三輪摩托突然一轉，用車鬥向科利亞撞過來，把他撞倒了。三個人跳下摩托車，一齊撲向科利亞，掏出手槍，用槍把打他的頭。
菜園裏的婦女們叫起來：“你們幹嗎打人?他惹你們了嗎?!”
的確!他惹他們了嗎?……
但是，誰對誰幹了什麽並且將要幹什麽，這是老百姓所不能理解的。三個人的棉襖下麵都穿著軍裝(行動人員小組不分晝夜地守候在進入鄂木斯克的路口)。婦女們聽到的回答是：“他是殺人犯!”這樣說最簡單。於是，相信法律的婦女們就又繼續去刨馬鈴薯了。
行動小組首先就問這個乞丐般的逃跑者有沒有錢?科利亞誠實地回答說：沒有。他們搜他，在他剛剛搶來的新裝“莫斯科式上衣”口袋裏找到了五十盧布。他們拿了錢，到一家飯館足吃足喝了一頓。不過，也還給科利亞吃了一頓飽飯。
我們就這樣被掛在監獄裏很長時間，直到第二年的七月才審判。經過九個月的勞改營監獄，我們都患浮腫。這期間時常被揪去審問。負責審訊的是勞改營頭目馬切霍夫斯基和行動特派員魏因施泰因。他們追問：犯人中間誰幫助我們逃跑的?自由工人中間誰同我們“商量好了”在我們逃跑時把電燈熄滅?(我並沒有對他們講明原來的計劃不是這樣，電燈熄滅反而妨礙了我們。)鄂木斯克的接頭地點在哪裏?想從哪裏越過國境逃出去?(他們根本不能理解人們想留在故土的心情，而是認定人們想往國外跑。)我們回答說。
“我們是往莫斯科跑，往黨中央跑，去申訴對我們的非法逮捕，沒有別的想法。”但是他們不信。
審訊沒有搞到什麽“有趣的”材料，最後也隻好給我們每人拚湊一個由下列“花朵”組成的逃跑者的“花束”：刑法第五十八條第14分條(反革命怠工);第五十八條第3分條(強盜行為);“六四”指令第1—2條(結夥偷盜);同一指令第2—2條(暴力搶劫，危及人身安全);第一百八十二條(製造並攜帶兇器)。
但是，這一整串嚇人的條文也並沒有給我們加上比已經戴上的鐐銬更沉重的鐐銬。早已超越一切合理界限的法律懲罰所能給予我們的也不過就是二十五年苦役吧，而這卻是一個浸禮教徒為了一次祈禱就可能受到的刑罰，也是我們在逃跑前已經被判處的刑罰。因此，隻不過是今後點名時回答自己的“刑滿日期”時不再說“一九七三年”了，要說“一九七五年”，如此而已。難道當時，在一九五一年，我們能夠感受到一九七三與一九七五之間有什麽差別嗎!?
在牢房裏，囚犯們把我小心地抱起來，放到上層鋪上。隻不過要到明天吃早飯時他們才能給我點吃的東西。
那天晚上科利亞騎車走在去鄂木斯克的路上。一看見遠處的汽車燈光，他就急忙拐進草原，放倒車，躺下。後來，他看到地裏有一家孤零零的農戶，宅旁有個雞窩，又燃起了希望，於是他摸進去，扭斷了三隻雞的脖子，裝進口袋。別的雞叫起來，他這才趕緊跑了。
自從我們犯了幾個大錯誤之後他就感到缺乏信心，而現在我已被抓回，科利亞心裏更沒有底了。他不堅定，神經過敏。隻憑某種拚命的心情往前跑，已經不能很好地考慮對策了。他已經不能判斷一個極簡單的道理;自行車和槍枝的丟失現在肯定已被發覺，因此這兩件東西已經不能再幫他偽裝了，他應該無一亮就盡早把這兩件過分明顯的標誌丟掉;同時，他不應該從這麵的大路進鄂木斯克，應當遠遠地繞個大圈，到另一麵，從小路進城。槍枝和自行車應該盡快賣掉，這樣還可以弄到點錢。這些他都沒有想到。他在額爾齊斯河邊的草叢裏藏了大半天，但又沒有忍到晚上，就在天不黑時順著河邊小路走去了。十分可能這時已經通過電台把他的特徵廣播了，在西伯利亞並不像在蘇聯歐洲部分那樣迴避公開廣播此類事情。
他騎車走近一所小房，進去了。家裏隻有老太婆和她一、三十來歲的女兒。家裏有收音機。巧得出奇的是收音機播送的歌曲正是：
流浪人逃出了庫頁島，
沿著野獸走過的小道……
科利亞一下子百感交集，眼淚奪眶而出。婦女們問他：
“什麽事使你這麽傷心啊?”
聽到她們這句同情的問話，科利亞忍不住放聲哭起來。兩個婦女都盡力安慰他。他解釋說：
“我現在是孤零零一個人，全把我拋棄了。”
“那你就娶個妻子吧，”老太婆不知是開玩笑，還是認真地說：.“我這閨女也是一個人過。”
科利亞更是被感動了。不由得朝這個待嫁的姑娘望上幾眼。姑娘卻一本正經地轉過臉來說：
“有錢買伏特加酒嗎?”
科利亞把最後的幾個盧布搜了出來，看樣子不夠。
“嗯，我一會兒再添上點。”姑娘說著就出門去了。
“對呀!”科利亞想起來了，“我這裏還打了幾隻沙雞呢。丈母娘，您去把它燉燉，不是一頓節日晚餐嗎!”
“你這都是母雞呀!”老太婆抓起雞來一看，不對頭。
“那就是我夜裏打的時候沒看清楚。”
“那怎麽雞脖子都擰斷啦?……”
科利亞想討支煙抽。老太婆卻為了馬合煙向新姑爺要錢。這時科利亞把便帽摘了下來。老太婆一看，更是慌了神：
“看你這頭剃得光光的，該不是個逃犯吧?別找麻煩，趕快給我走開!等我閨女回來，我們給你報告去!”
科利亞總是在想：為什麽我們在額爾齊斯河上可憐了自由的人們，而自由的人們卻一點也不可憐我們呢?他把牆上掛的一件莫斯科式短上衣取下來(天已經涼了，可他身上隻有一件衣服)，穿上一試，正合身。老太婆在喊：“把你交給民警去!”這時科利亞已經從窗戶看見老太婆的閨女回來了，還有一個男人騎自行車跟在後麵。她已經去報告了!
那就是說——“瑪赫瑪傑拉!”日丹諾克抓起槍，對老太婆說：
“到牆角去!躺下!”他自己側身靠在牆上。兩個人剛一進門，他就厲聲命令說：
“都躺下!”又對那個男人說：“你把靴子脫下來送給我作結婚禮物吧2一隻一隻地脫!”
男人在對準他的槍口威脅下脫了皮靴。科利亞把靴子穿上，把勞改營的破鞋扔掉。然後警告他們：誰敢出去追，就開槍。
日丹諾克騎上自行車跑了。但是男人騎自己的車緊追上來。科利亞跳下車來，舉槍瞄準：
“站住j放倒自行車!往後退!”
科利亞把男人趕開，走過去踩壞車輻條，用刀子割開車帶，自己這才騎車走了。
他很快就上了大路。眼前就是鄂木斯克，他徑直向鄂木斯克騎去!來到一個公共汽車站。旁邊菜園裏有幾個婦女正在刨馬鈴薯。一輛三輪摩托車從後麵跟上來了，上麵坐著三個穿棉襖的工人模樣的人。走著走著，三輪摩托突然一轉，用車鬥向科利亞撞過來，把他撞倒了。三個人跳下摩托車，一齊撲向科利亞，掏出手槍，用槍把打他的頭。
菜園裏的婦女們叫起來：“你們幹嗎打人?他惹你們了嗎?!”
的確!他惹他們了嗎?……
但是，誰對誰幹了什麽並且將要幹什麽，這是老百姓所不能理解的。三個人的棉襖下麵都穿著軍裝(行動人員小組不分晝夜地守候在進入鄂木斯克的路口)。婦女們聽到的回答是：“他是殺人犯!”這樣說最簡單。於是，相信法律的婦女們就又繼續去刨馬鈴薯了。
行動小組首先就問這個乞丐般的逃跑者有沒有錢?科利亞誠實地回答說：沒有。他們搜他，在他剛剛搶來的新裝“莫斯科式上衣”口袋裏找到了五十盧布。他們拿了錢，到一家飯館足吃足喝了一頓。不過，也還給科利亞吃了一頓飽飯。
我們就這樣被掛在監獄裏很長時間，直到第二年的七月才審判。經過九個月的勞改營監獄，我們都患浮腫。這期間時常被揪去審問。負責審訊的是勞改營頭目馬切霍夫斯基和行動特派員魏因施泰因。他們追問：犯人中間誰幫助我們逃跑的?自由工人中間誰同我們“商量好了”在我們逃跑時把電燈熄滅?(我並沒有對他們講明原來的計劃不是這樣，電燈熄滅反而妨礙了我們。)鄂木斯克的接頭地點在哪裏?想從哪裏越過國境逃出去?(他們根本不能理解人們想留在故土的心情，而是認定人們想往國外跑。)我們回答說。
“我們是往莫斯科跑，往黨中央跑，去申訴對我們的非法逮捕，沒有別的想法。”但是他們不信。
審訊沒有搞到什麽“有趣的”材料，最後也隻好給我們每人拚湊一個由下列“花朵”組成的逃跑者的“花束”：刑法第五十八條第14分條(反革命怠工);第五十八條第3分條(強盜行為);“六四”指令第1—2條(結夥偷盜);同一指令第2—2條(暴力搶劫，危及人身安全);第一百八十二條(製造並攜帶兇器)。
但是，這一整串嚇人的條文也並沒有給我們加上比已經戴上的鐐銬更沉重的鐐銬。早已超越一切合理界限的法律懲罰所能給予我們的也不過就是二十五年苦役吧，而這卻是一個浸禮教徒為了一次祈禱就可能受到的刑罰，也是我們在逃跑前已經被判處的刑罰。因此，隻不過是今後點名時回答自己的“刑滿日期”時不再說“一九七三年”了，要說“一九七五年”，如此而已。難道當時，在一九五一年，我們能夠感受到一九七三與一九七五之間有什麽差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