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的作業班回到營區後，我們才聽說沃羅比約夫等人逃跑的情況：他們原打算駕駛一輛卡車衝出隔離區去的。
一個星期過去了。我們還在砌石頭。現在加強管製工棚旁邊的這些小房已經有個輪廓了：這裏是舒適的禁閉室，這是單人囚室，這是門鬥。我們已經在這塊不大的地方堆砌了不少石頭，採石場供應的石頭源源不斷。本來嘛，石頭是不花錢的，採石場和這裏的人力也都不花錢，國家隻撥給點水泥就行，為什麽不建築呢。
又過了一星期。對埃克巴斯圖茲的四千名囚犯來說，已經有足夠的時間認清一個現實了：逃跑是發瘋，它不會有任何好結果。可是，就在這時，同樣是一個晴朗的天，草原上又響起了槍聲：又是逃跑2!!是啊，逃跑簡直像瘟疫一樣蔓延著。又是一輛黑囚車駛過去：抓回了兩個人(另一個當場被打死了)。這兩個人(巴塔諾夫和一個矮小的年輕人)也被打得血肉模糊了。又是把他們從我們身旁，從腳手架下麵拖了過去，關進了已蓋好的監獄，在那裏還要繼續打他們，然後扒掉衣服扔在石頭地上，既不給吃，也不給喝。當你看到這些被摧殘得不成樣子的驕傲的人時，你這個奴隸作何感想呢?難道會卑鄙地慶幸被抓到、被毒打、註定要遭殃的不是你自己嗎?
“快點幹!快點把這左廂房蓋起來!”大肚皮馬克西緬科少校對我們喊叫。
我們繼續砌牆。收工後我們還會領到一碗粥的補助糧呢!
海軍中校布爾科夫斯基繼續在運送灰漿。凡是正在建設的東西總是對祖國有利的吧。
晚上回到生活區’，我們才聽說巴塔諾夫也是想乘汽車衝出去的，汽車輪胎被槍打壞了。
現在你們這些奴隸總該明白了吧：逃跑等於自殺!誰也不可能跑出一公裏。你們可以自由選擇：是勞動，還是自殺?!
沒過五天。誰也沒有聽到射擊聲，可是，一個新消息就像用巨大鐵錘敲打整個鐵鑄的天空似的震驚了全勞改營：逃跑了!!又有人逃跑了!!!這回逃跑成功了!
這次逃跑發生在九月十七日，星期天，他們跑得幹淨、利落，甚至連晚間的點名也平安無事地過去了，掌管鑰匙並負責鎖門的看守查對人數時也沒有發現。隻是到了十八日早晨才覺得有點不對頭。於是，停止派班勞動，全員清點!先是排隊全體清點了幾次，然後又按工棚點名，接班組數人數，然後又按每個人的履歷卡片查對。這幫本來隻會在會計科數工資的鷹犬們數了幾次，每次人數都不一樣!到這時還沒弄清到底跑了幾個人?誰?什麽時候?從哪兒?怎麽跑的?
已經是星期一的傍晚了，還不給我們吃中飯。(把炊事員也從夥房裏趕出來排隊，點數!)可是，我們卻一點也不生氣。我們多高興啊!不管是誰，隻要他成功地跑掉，就是全體囚犯的最大喜事!不管在此之後警衛人員會變得多麽兇狠，製度變得多麽嚴酷，我們都毫不怨恨。我們高興啊!每一次成功的逃跑都是對你們這幫走狗的打擊!我們的人不是跑掉了嗎!?(我們盯著勞改營領導人的眼睛，心裏暗暗在祝願：可別讓這些傢夥捉住啊!可別給他們捉住!)
這一整天沒叫我們出工，星期一就像第二個休息日一樣地過去了。(很好，那些人沒有在星期六跑。他們想必是考慮到了不要破壞我們的星期天休息吧!)
但是，他們是誰呢?是誰?
直到星期一晚上才傳開來：跑掉的是格奧爾吉·膝諾和科利亞·日丹諾克。
我們砌的獄牆越來越高了。我們已經裝好門上的橫板。一個個小窗口也都砌好了。我們已經在牆上留出了上人字梁的位置。
逃跑發生後三天過去了。七天。十天。十五天了!
沒有任何消息。
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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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怎麽會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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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讀者中間有一位博學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他坐在自家的軟椅上翻閱到我們建築加強管製工棚這個地方時，摘下眼鏡，用一個直尺之類的扁平東西啪啪地敲著書頁，頻頻點頭說：
“嗯，這個嘛，我倒相信。至於什麽‘革命的微風徐徐吹’，那純粹是扯淡!狗屁!你們這種人是任何革命也搞不起來的。革命必須符合歷史的規律性才能成功。可是，現在把你們這幾千名所謂的‘政治犯’單獨挑出來了，結果怎麽樣呢?你們喪失了人的外觀，喪失了人的尊嚴，被剝奪了家庭、自由、衣著和食物，可你們怎麽樣呢?你們為什麽不起來反抗呢?”
“我們在掙自己的一份口糧吃。看，我們在建築監獄呀!”
“這，很好。你們本來就該從事建設。建設嘛，總是對人民有利的。這也是唯一正確的出路。既然如此，老兄們，你們就別再自稱是什麽革命者了吧!要革命，必須同唯一先進的階級相結合……”
“可我們現在不已經都是工人了嗎?”
‘脫這些，沒有用!這叫做強詞奪理!什麽叫做規律，你們懂嗎?”
規律嗎?倒像是懂得。真的，我懂得。我懂得：既然這不計其數的、關押著千百萬人的勞改營已經存在了四十年，那麽，這本身也就該看做是某種歷史的規律性。勞改營存在的年頭過久，裏麵關押的以百萬計的人數過多，以至於這一切都無法僅僅用史達林的獨斷專行和貝利亞的狡黠奸詐來解釋了。而且用那始終在先進學說光輝照耀下的執政黨的輕信和天真也是解釋不通的。不過，我並不打算用這一條規律性來開導我的論敵，因為他準會和顏悅色地、笑眯眯地對我說：“我們現在談的不是這個，你離題了。”
可他呢，他以為我真是不大懂得規律性的。他有點性急，於是反而開始給我講解起來：
“革命者曾經一舉掃蕩了沙皇製度。非常簡單!可是沙皇尼古拉他能夠這麽做嗎?他敢像對你們這樣壓迫當時的革命者嗎?!讓他試試給當時的革命者縫上號碼布看!讓他試試……”
“不錯，沙皇並沒有作過這種嚐試。正因為他沒有這樣做，所以才使那些能夠在他之後這樣做的人保存了性命。”
“依我說沙皇也做不到這一點，做不到!”
看來，這倒也對。沙皇不是不想做這些，而是他做不到。
按照立憲民主黨人(更不必說社會黨人)的通常說法，整個一部俄國史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歷史。韃靼人的暴政，莫斯科大公的暴政，嗣後五百年本國的東方型的專政和根深蒂固百分之百的奴隸製。(沒有過什麽全俄縉紳會議或者農村公社，也沒有過什麽自由哥薩克或者北方的農民階層!)不論是“可怖的伊凡”還是“最安分的阿列克謝”，是“嚴厲的彼得”還是“溫和的葉卡捷琳娜”，甚至包括亞歷山大二世，直到“偉大的二月革命”前的所有沙皇，都隻懂得一件事：鎮壓。鎮壓本國臣民，把他們像小甲蟲或毛毛蟲似地踩死。臣民們被這個製度壓得直不起腰，一切暴亂和起義總是被壓得粉碎。
一個星期過去了。我們還在砌石頭。現在加強管製工棚旁邊的這些小房已經有個輪廓了：這裏是舒適的禁閉室，這是單人囚室，這是門鬥。我們已經在這塊不大的地方堆砌了不少石頭，採石場供應的石頭源源不斷。本來嘛，石頭是不花錢的，採石場和這裏的人力也都不花錢，國家隻撥給點水泥就行，為什麽不建築呢。
又過了一星期。對埃克巴斯圖茲的四千名囚犯來說，已經有足夠的時間認清一個現實了：逃跑是發瘋，它不會有任何好結果。可是，就在這時，同樣是一個晴朗的天，草原上又響起了槍聲：又是逃跑2!!是啊，逃跑簡直像瘟疫一樣蔓延著。又是一輛黑囚車駛過去：抓回了兩個人(另一個當場被打死了)。這兩個人(巴塔諾夫和一個矮小的年輕人)也被打得血肉模糊了。又是把他們從我們身旁，從腳手架下麵拖了過去，關進了已蓋好的監獄，在那裏還要繼續打他們，然後扒掉衣服扔在石頭地上，既不給吃，也不給喝。當你看到這些被摧殘得不成樣子的驕傲的人時，你這個奴隸作何感想呢?難道會卑鄙地慶幸被抓到、被毒打、註定要遭殃的不是你自己嗎?
“快點幹!快點把這左廂房蓋起來!”大肚皮馬克西緬科少校對我們喊叫。
我們繼續砌牆。收工後我們還會領到一碗粥的補助糧呢!
海軍中校布爾科夫斯基繼續在運送灰漿。凡是正在建設的東西總是對祖國有利的吧。
晚上回到生活區’，我們才聽說巴塔諾夫也是想乘汽車衝出去的，汽車輪胎被槍打壞了。
現在你們這些奴隸總該明白了吧：逃跑等於自殺!誰也不可能跑出一公裏。你們可以自由選擇：是勞動，還是自殺?!
沒過五天。誰也沒有聽到射擊聲，可是，一個新消息就像用巨大鐵錘敲打整個鐵鑄的天空似的震驚了全勞改營：逃跑了!!又有人逃跑了!!!這回逃跑成功了!
這次逃跑發生在九月十七日，星期天，他們跑得幹淨、利落，甚至連晚間的點名也平安無事地過去了，掌管鑰匙並負責鎖門的看守查對人數時也沒有發現。隻是到了十八日早晨才覺得有點不對頭。於是，停止派班勞動，全員清點!先是排隊全體清點了幾次，然後又按工棚點名，接班組數人數，然後又按每個人的履歷卡片查對。這幫本來隻會在會計科數工資的鷹犬們數了幾次，每次人數都不一樣!到這時還沒弄清到底跑了幾個人?誰?什麽時候?從哪兒?怎麽跑的?
已經是星期一的傍晚了，還不給我們吃中飯。(把炊事員也從夥房裏趕出來排隊，點數!)可是，我們卻一點也不生氣。我們多高興啊!不管是誰，隻要他成功地跑掉，就是全體囚犯的最大喜事!不管在此之後警衛人員會變得多麽兇狠，製度變得多麽嚴酷，我們都毫不怨恨。我們高興啊!每一次成功的逃跑都是對你們這幫走狗的打擊!我們的人不是跑掉了嗎!?(我們盯著勞改營領導人的眼睛，心裏暗暗在祝願：可別讓這些傢夥捉住啊!可別給他們捉住!)
這一整天沒叫我們出工，星期一就像第二個休息日一樣地過去了。(很好，那些人沒有在星期六跑。他們想必是考慮到了不要破壞我們的星期天休息吧!)
但是，他們是誰呢?是誰?
直到星期一晚上才傳開來：跑掉的是格奧爾吉·膝諾和科利亞·日丹諾克。
我們砌的獄牆越來越高了。我們已經裝好門上的橫板。一個個小窗口也都砌好了。我們已經在牆上留出了上人字梁的位置。
逃跑發生後三天過去了。七天。十天。十五天了!
沒有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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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讀者中間有一位博學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他坐在自家的軟椅上翻閱到我們建築加強管製工棚這個地方時，摘下眼鏡，用一個直尺之類的扁平東西啪啪地敲著書頁，頻頻點頭說：
“嗯，這個嘛，我倒相信。至於什麽‘革命的微風徐徐吹’，那純粹是扯淡!狗屁!你們這種人是任何革命也搞不起來的。革命必須符合歷史的規律性才能成功。可是，現在把你們這幾千名所謂的‘政治犯’單獨挑出來了，結果怎麽樣呢?你們喪失了人的外觀，喪失了人的尊嚴，被剝奪了家庭、自由、衣著和食物，可你們怎麽樣呢?你們為什麽不起來反抗呢?”
“我們在掙自己的一份口糧吃。看，我們在建築監獄呀!”
“這，很好。你們本來就該從事建設。建設嘛，總是對人民有利的。這也是唯一正確的出路。既然如此，老兄們，你們就別再自稱是什麽革命者了吧!要革命，必須同唯一先進的階級相結合……”
“可我們現在不已經都是工人了嗎?”
‘脫這些，沒有用!這叫做強詞奪理!什麽叫做規律，你們懂嗎?”
規律嗎?倒像是懂得。真的，我懂得。我懂得：既然這不計其數的、關押著千百萬人的勞改營已經存在了四十年，那麽，這本身也就該看做是某種歷史的規律性。勞改營存在的年頭過久，裏麵關押的以百萬計的人數過多，以至於這一切都無法僅僅用史達林的獨斷專行和貝利亞的狡黠奸詐來解釋了。而且用那始終在先進學說光輝照耀下的執政黨的輕信和天真也是解釋不通的。不過，我並不打算用這一條規律性來開導我的論敵，因為他準會和顏悅色地、笑眯眯地對我說：“我們現在談的不是這個，你離題了。”
可他呢，他以為我真是不大懂得規律性的。他有點性急，於是反而開始給我講解起來：
“革命者曾經一舉掃蕩了沙皇製度。非常簡單!可是沙皇尼古拉他能夠這麽做嗎?他敢像對你們這樣壓迫當時的革命者嗎?!讓他試試給當時的革命者縫上號碼布看!讓他試試……”
“不錯，沙皇並沒有作過這種嚐試。正因為他沒有這樣做，所以才使那些能夠在他之後這樣做的人保存了性命。”
“依我說沙皇也做不到這一點，做不到!”
看來，這倒也對。沙皇不是不想做這些，而是他做不到。
按照立憲民主黨人(更不必說社會黨人)的通常說法，整個一部俄國史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歷史。韃靼人的暴政，莫斯科大公的暴政，嗣後五百年本國的東方型的專政和根深蒂固百分之百的奴隸製。(沒有過什麽全俄縉紳會議或者農村公社，也沒有過什麽自由哥薩克或者北方的農民階層!)不論是“可怖的伊凡”還是“最安分的阿列克謝”，是“嚴厲的彼得”還是“溫和的葉卡捷琳娜”，甚至包括亞歷山大二世，直到“偉大的二月革命”前的所有沙皇，都隻懂得一件事：鎮壓。鎮壓本國臣民，把他們像小甲蟲或毛毛蟲似地踩死。臣民們被這個製度壓得直不起腰，一切暴亂和起義總是被壓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