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說完了，大廳裏響起了轟鳴的掌聲。(他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還不覺得害怕。)大會到此結束，洛謝夫找不到詞兒了。人們向安娜走過來，在人叢中握她的手，低聲說：“您這下可完了。他們馬上會來抓您。可是謝謝您，謝謝您!我們為您感到驕傲，但是您……這下可完了!您做出了什麽事啊?”
契卡人員已經在她家等著。“教員同誌!你過得真窮——一張桌子，兩把椅子，一張床，沒什麽可搜查的。我們還沒抓過你這樣的。你爸爸是工人，你這麽窮，怎麽站到資產階級那邊去了?”契卡機關還沒有建立好，他們把安娜帶進特別處辦公室的一個房間，那裏已經關著一個白軍上校比爾德林格男爵。(安娜是他受審和處決的見證人。她事後告訴男爵的妻子：“他死得很光彩，您可以自豪!”)
她被帶進一間屋裏去審訊。這是洛謝夫睡覺兼辦公的屋子。她進門時，他正坐在攤開被子的床鋪上，穿著馬褲，內衣的扣子沒有扣，在胸前搔癢。安娜立即要求押解她的士兵：“把我帶回去!”洛謝夫反唇相譏說：“好，我馬上去洗得幹幹淨淨，帶上幹革命用的羊羔兒皮手套!”
她在大歡喜的精神狀態中等待著死刑判決，這樣過了一個星期。斯克裏普尼科娃現在回憶起來，覺得這是她一生中最光輝的一個星期。如果能理解這句話的確切意義，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她說的這句話。當你摒棄了對不可能的得救的一切希望而將自己堅定不移地奉獻給一樁大事，這種大歡喜的精神狀態便會作為對你的報償而在你的心靈中降臨。(好生惡死的念頭則會破壞這個大歡喜的狀態。)
她還不知道全市的知識界正為她的開釋進行請願。(在二十年代末這恐怕已經無濟於事，到了三十年代初恐怕沒有人再敢做這種事了。)洛謝夫在審訊她的時候採取了和解的方針：
“我拿下過多少城市，沒遇見過一個像你這樣的瘋子。城市還在戒嚴狀態，大權都在我手裏，可是你罵我是——俄羅斯文化的棺材匠!好啦，好啦，咱們倆人都發了火……你把什麽‘土匪’、‘流氓’之類的話收回去吧。”
“不。我現在對您還是這樣看。”
“從早到晚不斷有人來為你求情。看在蘇維埃政權正在度蜜月的份上，我不得不讓你出去……”
他們讓她出去了。並不是因為他們認為她的講話是無害的，而是因為她是工人的女兒。如果是醫生的女兒，他們是不會饒過的。
斯克裏普尼科娃的獄中歷程就是這樣開始的。
一九二二年她被抓進克拉斯諾達爾的契卡，在裏麵關了八個月——“因為和一名嫌疑分子相識”。在那個監獄裏流行著傷寒病，而且犯人十分擁擠。麵包口糧是八分之一磅(五十克!)，還是用雜合麵做的。她眼看著身旁一個女犯手裏抱著的孩子活活餓死了。從而安娜發誓在這樣的社會製度下永遠不生孩子，永遠不接受母性本能的誘惑。
她堅守了這項誓言，她一輩子沒有成家，而她的命運，她的拒不妥協的精神向她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返監獄的機會。
後來似乎開始了平靜的生活。一九二三年斯克裏普尼科娃申請到國立莫斯科大學心理研究所工作，在填寫調查表時她寫道：“本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接談人出於一片好心勸告她：“您犯傻了嗎?哪能這麽填?您就寫上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您心裏愛想什麽就想什麽。”“但是我不願意欺騙蘇維埃政權。我根本沒讀過馬克思……”“那更得這麽寫了。”“不。等我研究了馬克思主義，而且如果我能接受這個主義的話，我再這樣寫。”於是她先去殘疾兒童學校當老師了。
一九二五年，她的一個好朋友的丈夫，社會革命黨人，拒捕潛逃。為了逼他投案，國家政治保衛局把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朋友即安娜抓了去當人質。(在新經濟政策的高峰時期仍在抓人質?)她走進盧賓卡的監房時仍是那麽一個圓臉龐、大個頭、辮子拖到膝蓋的女子。(她就是在這裏聽到偵查員的勸說：“這種俄國知識分子派頭已經過時了!……隻照應你自己吧!’勾這一次她被關了一個月左右。
一九二七年因為參加了一個後來被當做自由思想的巢穴而搗毀的由教員、工人組成的音樂團體，安娜第四次被捕。她得到了五年，是在索洛維茨和白波運河上服完刑的。
從一九三二年起的很長一段時間，當局沒有碰她。不過看起來她自己也活得比較謹慎小心了。然而一九四八年以後她一再被工作單位解僱。一九五0年心理研究所把原已接受的她的博士論文(《杜勃羅留波夫的心理學觀念》)退還給她，理由是她於一九二七年有過五十八條的前科!在她的這個困難時期(她三年多沒有工作了)……從中央來到弗拉基高加索的國家安全部特派員利索夫(瞧，洛謝夫又來了!他還活著?連字母也沒有改變幾個啊!僅僅是不像麋鹿——“洛斯”那樣公開地昂著頭，而是像狐狸——“利斯”那樣低頭亂竄)建議她跟他們合作，代價是給她安排工作，允許她進行論文答辯。她驕傲地拒絕了。於是很便當地給她炮製了一個罪名，指控她在十一年前(!)即一九四一年曾說過：
——我們對戰爭沒有做好準備(難道我們做好了準備嗎?);
——德國陳兵我國邊境，而我們還給他們運糧(難道不是這樣嗎?)。這次她得到了十年，落進了特種營——先是莫爾多維亞的杜勃羅夫拉格，後來是克麥羅沃省蘇斯洛沃車站的卡梅施拉格。
她感到自己麵對著一堵穿不透的牆。這時她拿定了主意要給一個地方寫申訴書，那不是別處，而是……聯合國!!史達林在世的時候她發出了三份。這並不是純粹在耍什麽手法——完全不是!她當真地是通過在內心中與聯合國交談來排遣她永遠翻騰激盪的靈魂。在這人吃人的數十年中，她真的沒有看到世界上還有其他的光明。在這些上訴書裏她痛斥蘇聯國內的殘暴專橫，請求聯合國向蘇聯政府提出要求：或者重新審理她的案件，或者把她處決，因為她不能在這種恐怖狀態下繼續生活下去。她在信封上寫著蘇聯政府某領導人“親收”，而裏麵夾著“請轉交聯合國”的條子。
在杜勒羅夫拉格，她被一幫狂怒的長官們叫了去：
“你怎麽膽敢給聯合國寫信?”
斯克裏普尼科娃像平常一樣站在那裏，挺直、高大、莊嚴：
“無論刑法、刑事訴訟法還是憲法都沒有禁止這件事。而你們竟然私拆寄給政府領導人個人的信件，怕是不應該吧!”
一九五六年一個最高蘇維埃的“清理”委員會在他們這個勞改營裏進行工作。委員會的唯一任務就是盡多盡快地把犯人放出去。有個很簡單的手續，隻要求犯人說幾句認錯的話，低著頭在那兒站一會就行了。但是不，安娜·斯克裏普尼科娃不是這種人!和普遍的正義相比，她本人的釋放算得了什麽!她怎麽能接受寬恕，如果她本來就無罪?她向委員會宣布：
契卡人員已經在她家等著。“教員同誌!你過得真窮——一張桌子，兩把椅子，一張床，沒什麽可搜查的。我們還沒抓過你這樣的。你爸爸是工人，你這麽窮，怎麽站到資產階級那邊去了?”契卡機關還沒有建立好，他們把安娜帶進特別處辦公室的一個房間，那裏已經關著一個白軍上校比爾德林格男爵。(安娜是他受審和處決的見證人。她事後告訴男爵的妻子：“他死得很光彩，您可以自豪!”)
她被帶進一間屋裏去審訊。這是洛謝夫睡覺兼辦公的屋子。她進門時，他正坐在攤開被子的床鋪上，穿著馬褲，內衣的扣子沒有扣，在胸前搔癢。安娜立即要求押解她的士兵：“把我帶回去!”洛謝夫反唇相譏說：“好，我馬上去洗得幹幹淨淨，帶上幹革命用的羊羔兒皮手套!”
她在大歡喜的精神狀態中等待著死刑判決，這樣過了一個星期。斯克裏普尼科娃現在回憶起來，覺得這是她一生中最光輝的一個星期。如果能理解這句話的確切意義，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她說的這句話。當你摒棄了對不可能的得救的一切希望而將自己堅定不移地奉獻給一樁大事，這種大歡喜的精神狀態便會作為對你的報償而在你的心靈中降臨。(好生惡死的念頭則會破壞這個大歡喜的狀態。)
她還不知道全市的知識界正為她的開釋進行請願。(在二十年代末這恐怕已經無濟於事，到了三十年代初恐怕沒有人再敢做這種事了。)洛謝夫在審訊她的時候採取了和解的方針：
“我拿下過多少城市，沒遇見過一個像你這樣的瘋子。城市還在戒嚴狀態，大權都在我手裏，可是你罵我是——俄羅斯文化的棺材匠!好啦，好啦，咱們倆人都發了火……你把什麽‘土匪’、‘流氓’之類的話收回去吧。”
“不。我現在對您還是這樣看。”
“從早到晚不斷有人來為你求情。看在蘇維埃政權正在度蜜月的份上，我不得不讓你出去……”
他們讓她出去了。並不是因為他們認為她的講話是無害的，而是因為她是工人的女兒。如果是醫生的女兒，他們是不會饒過的。
斯克裏普尼科娃的獄中歷程就是這樣開始的。
一九二二年她被抓進克拉斯諾達爾的契卡，在裏麵關了八個月——“因為和一名嫌疑分子相識”。在那個監獄裏流行著傷寒病，而且犯人十分擁擠。麵包口糧是八分之一磅(五十克!)，還是用雜合麵做的。她眼看著身旁一個女犯手裏抱著的孩子活活餓死了。從而安娜發誓在這樣的社會製度下永遠不生孩子，永遠不接受母性本能的誘惑。
她堅守了這項誓言，她一輩子沒有成家，而她的命運，她的拒不妥協的精神向她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返監獄的機會。
後來似乎開始了平靜的生活。一九二三年斯克裏普尼科娃申請到國立莫斯科大學心理研究所工作，在填寫調查表時她寫道：“本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接談人出於一片好心勸告她：“您犯傻了嗎?哪能這麽填?您就寫上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您心裏愛想什麽就想什麽。”“但是我不願意欺騙蘇維埃政權。我根本沒讀過馬克思……”“那更得這麽寫了。”“不。等我研究了馬克思主義，而且如果我能接受這個主義的話，我再這樣寫。”於是她先去殘疾兒童學校當老師了。
一九二五年，她的一個好朋友的丈夫，社會革命黨人，拒捕潛逃。為了逼他投案，國家政治保衛局把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朋友即安娜抓了去當人質。(在新經濟政策的高峰時期仍在抓人質?)她走進盧賓卡的監房時仍是那麽一個圓臉龐、大個頭、辮子拖到膝蓋的女子。(她就是在這裏聽到偵查員的勸說：“這種俄國知識分子派頭已經過時了!……隻照應你自己吧!’勾這一次她被關了一個月左右。
一九二七年因為參加了一個後來被當做自由思想的巢穴而搗毀的由教員、工人組成的音樂團體，安娜第四次被捕。她得到了五年，是在索洛維茨和白波運河上服完刑的。
從一九三二年起的很長一段時間，當局沒有碰她。不過看起來她自己也活得比較謹慎小心了。然而一九四八年以後她一再被工作單位解僱。一九五0年心理研究所把原已接受的她的博士論文(《杜勃羅留波夫的心理學觀念》)退還給她，理由是她於一九二七年有過五十八條的前科!在她的這個困難時期(她三年多沒有工作了)……從中央來到弗拉基高加索的國家安全部特派員利索夫(瞧，洛謝夫又來了!他還活著?連字母也沒有改變幾個啊!僅僅是不像麋鹿——“洛斯”那樣公開地昂著頭，而是像狐狸——“利斯”那樣低頭亂竄)建議她跟他們合作，代價是給她安排工作，允許她進行論文答辯。她驕傲地拒絕了。於是很便當地給她炮製了一個罪名，指控她在十一年前(!)即一九四一年曾說過：
——我們對戰爭沒有做好準備(難道我們做好了準備嗎?);
——德國陳兵我國邊境，而我們還給他們運糧(難道不是這樣嗎?)。這次她得到了十年，落進了特種營——先是莫爾多維亞的杜勃羅夫拉格，後來是克麥羅沃省蘇斯洛沃車站的卡梅施拉格。
她感到自己麵對著一堵穿不透的牆。這時她拿定了主意要給一個地方寫申訴書，那不是別處，而是……聯合國!!史達林在世的時候她發出了三份。這並不是純粹在耍什麽手法——完全不是!她當真地是通過在內心中與聯合國交談來排遣她永遠翻騰激盪的靈魂。在這人吃人的數十年中，她真的沒有看到世界上還有其他的光明。在這些上訴書裏她痛斥蘇聯國內的殘暴專橫，請求聯合國向蘇聯政府提出要求：或者重新審理她的案件，或者把她處決，因為她不能在這種恐怖狀態下繼續生活下去。她在信封上寫著蘇聯政府某領導人“親收”，而裏麵夾著“請轉交聯合國”的條子。
在杜勒羅夫拉格，她被一幫狂怒的長官們叫了去：
“你怎麽膽敢給聯合國寫信?”
斯克裏普尼科娃像平常一樣站在那裏，挺直、高大、莊嚴：
“無論刑法、刑事訴訟法還是憲法都沒有禁止這件事。而你們竟然私拆寄給政府領導人個人的信件，怕是不應該吧!”
一九五六年一個最高蘇維埃的“清理”委員會在他們這個勞改營裏進行工作。委員會的唯一任務就是盡多盡快地把犯人放出去。有個很簡單的手續，隻要求犯人說幾句認錯的話，低著頭在那兒站一會就行了。但是不，安娜·斯克裏普尼科娃不是這種人!和普遍的正義相比，她本人的釋放算得了什麽!她怎麽能接受寬恕，如果她本來就無罪?她向委員會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