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沒有犯人，誰能做出這些?勞改營怎麽能是無利的?
勞改營的獨一份的有利之點就在於奴隸勞動的馴服性和它的廉價性——不，甚至不是廉價性，而是無償性。因為購買一個古代奴隸畢竟是要付錢的，而購買一個勞改犯卻分文不付。
甚至在戰後召開的勞改工作會議上，工業地生們也承認;“犯人們在後方的工作中，在爭取勝利的鬥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在矗立於白骨之上的大理石紀念碑上，永遠不會有人寫上他們的被遺忘了的姓名。
在赫魯雪夫年代，他們為動員參加墾荒和西伯利亞的大工程而進行勞神費事、聲嘶力竭的共青團動員時，終於明白了，勞改營是多麽地不可代替啊。
至於勞改營的自負盈虧問題，情況則不同。國家對這件事垂涎已久。一九二一年的《監禁場所條例》就已經張羅著要“監禁場所的維持費用盡可能從犯人勞動中得到抵償”。從一九二二年起，某些地方執委會置自己的工農性質子不顧，表現出“非政治的事務主義的傾向”，具體說就是：不僅要求監禁場所自負盈虧，而且竭力從它們身上為地方預算榨取利潤，實現自給有餘的經濟核算。一九二四年的《勞動改造法典》同樣要求監禁場所自負盈虧。一九二八年在第一次全蘇懲治工作者會議上提出了一項堅決的要求，即“整個監禁場所企業網”必須“把國家為監禁場所支付的費用償還給國家”。
很想很想擁有一些可愛的勞改營——並且是免費的!從一九二九年起，全國所有的勞動改造機關都列入了國民經濟計劃。而從一九三一年一月開始，明令規定俄羅斯聯邦和烏克蘭全部勞改營和教養所實行徹底的自負盈虧製。
結果呢?自然是立即收效!一九三二年法學家們勝利地宣布：“勞動改造機關的開支逐漸減少(這是可以相信的)，而被剝奪自由者的生活條件則逐年改善。(?)”
如果我們不是後來親身體驗過那個生活條件是怎樣改善了的話，我們可能會驚訝，我們可能力求弄明白，這是從哪兒來的，這是怎麽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仔細想想，做到這個其實一點也不難!!需要做些什麽?使勞改營的開支與它們的收入相抵嗎?我們在上麵讀到了，開支是在逐漸減少的。而增加收入則更簡單：隻要把犯人們捏得更緊些就行了!如果在群島的索洛維茨時期對強迫勞動的生產率曾打過百分之四十的官方折扣(當時不知為什麽曾認為棍棒下的勞動生產率不會那麽高)，那麽從實行了“腸胃等級表”的白波運河工程開始，古拉格的學者們發現了情況完全相反：強迫的飢餓勞動恰恰是世界上生產率最高的勞動!接到從一九三一年起改行自負盈虧製的命令以後，烏克蘭勞改營管理局直截了當地決定：與前幾年相比，在下一年度將勞動生產率提高——不多不少百分之二百四十二，換句話說，一下子提高兩倍半，而且不搞任何機械化!(計算得也真夠科學：二百四十還有個二。隻有一點是當時的同誌們還不知道的：這叫做“在三麵紅旗下的大躍進”。)
你瞧古拉格對於風向摸得多麽準!這時候恰好灌下來史達林同誌的具有不朽的歷史意義的六個條件——其中的一條就是經濟核算製，而我們已經有了!而我們已經有了!那裏頭還有一條是“發揮專家作用”!這對於我們說來最簡單不過了：把工程師從一般勞動裏抽調出來!把他們放在生產雜役的崗位上!(三十年代初是群島上技術知識分子最受優待的時期。他們差不多都不在一般勞動中受苦，甚至新來的也馬上就安排專業工作。在這以前，在二十年代，工程師和技術員們一直在一般勞動中白白玩命，因為沒有讓他們施展本領的用武之地。在這以後，從一九三七年到五十年代，經濟核算和全部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六個條件全被遺忘了。當時是警惕性占據了歷史的中心地位。工程師們在雜役行列中的個別滲入與驅趕他們全體去幹一般勞動的浪潮在相交替。)不過養一個犯人工程師究竟比養一個自由人工程師便宜得多：不需要付工資!所以又講利益了，又講經濟核算了!又一次是史達林同誌說對了!
所以說，這條路線是源遠流長的，正確地說是一貫執行著的：把群島變為不需要費用的單位。
但是不管他們怎樣著急、拚命，在岩石上摳斷了所有的指甲也罷，把完成計劃的表報修改二十次也罷，用橡皮把紙擦出窟窿也罷，自負盈虧的目的在群島上並沒有實現，而且永遠不會實現!它們的收入和支出永遠不能相抵，我們年輕的工農國家(以及後來的年長的全民國家)必須用脊背駝著這個血汙的包袱。
原因在這裏。首先的和主要的原因是犯人們的缺乏覺悟，是這些蠢笨的奴隸們的粗心大意。你不僅期待不到他們的社會主義的自我犧牲精神，他們連簡單的資本主義的勤奮精神也表現不出來。他們隻是瞅機會把鞋弄爛——以便不去上工;把絞車弄壞，把輪子扭彎，把鐵鍬別斷，把提桶沉到水底——以便找個藉口坐坐、抽口煙。勞改犯們為親愛的國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明目張膽的和最高程度的瞎糊弄：他們製出的磚用手都掰得斷，護牆板上的油漆一片片脫落，灰泥往下掉，柱子往下倒，桌子搖晃，家具掉腿，把手一拉就脫。到處是考慮不周，錯誤百出。時常需要把已經打好的屋頂鐵皮再投下來，把已經填好的地溝重新挖開，把已經砌好的牆用鐵棍和長鑽鑿平。五十年代把一台嶄新的瑞典渦輪機運到了斯傑普拉格。它到貨時是裝在一個用原木製成的像一座木房似的大箱裏的。是冬天，很冷，所以可惡的犯人們竟鑽進了這個木箱，躲在原木和渦輪機之間的空檔裏，並且還在那裏生火取暖;葉片的銀焊接點熔脫了——於是就把這台渦輪機丟掉不要了。它的價值是三百七十萬。這就是你的經濟核算!
跟犯人們混在二起——這是第二個原因——自由的人們對一切也變得好像無所謂了，好像他們不是建設自己的東西，而是替一個什麽張三李四在建設。此外他們還猛勁地偷，偷得很兇。(建築一棟住宅樓，自由民偷走了幾個澡盆，而那是按單元數領來的。這棟樓怎麽交工呢?工地主任當然不能如實承認，他鄭重其事地帶著驗收委員會察看一樓的各套房間。每間浴室必進，每個澡盆必點交。然後帶委員會看二樓、看三樓，不慌不忙，仍是每間浴室都進去看看。而這時一批經過訓練的手腳麻利的犯人在有經驗的衛生工程領班的指導下從一樓的各單元裏拆下澡盆，射著腳尖抬上四樓，趕在委員會到來之前迅速安裝好，抹好膩子。誰受了矇騙，就讓他事後自己去交帳吧……這要拍成個電影喜劇倒不錯，可是一定不會通過：在我們的生活裏沒有任何可笑的現象，一切可笑的現象全在西方!)
第三個原因在於犯人們缺乏獨立性。沒有看守員，沒有勞改營行政管理機構，沒有警衛，沒有架設著瞭望塔的營區，沒有生產計劃科，沒有登記分配科，沒有契卡行動科和文化教育科，沒有層層的勞改營管理局，直到古拉格本身;沒有郵件檢查部門，沒有懲戒隔離所，沒有強管棚，沒有雜役，沒有保管室和倉庫，他們就沒有生活的能力。沒有押解隊和警犬，他們就沒有行動的能力。所以國家需要為每一個做工的土著至少養活一名監工(而每一個監工都有一家人!)。不過這仍是一件好事，不然的話，你叫這些監工們靠什麽過日子呢?
勞改營的獨一份的有利之點就在於奴隸勞動的馴服性和它的廉價性——不，甚至不是廉價性，而是無償性。因為購買一個古代奴隸畢竟是要付錢的，而購買一個勞改犯卻分文不付。
甚至在戰後召開的勞改工作會議上，工業地生們也承認;“犯人們在後方的工作中，在爭取勝利的鬥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在矗立於白骨之上的大理石紀念碑上，永遠不會有人寫上他們的被遺忘了的姓名。
在赫魯雪夫年代，他們為動員參加墾荒和西伯利亞的大工程而進行勞神費事、聲嘶力竭的共青團動員時，終於明白了，勞改營是多麽地不可代替啊。
至於勞改營的自負盈虧問題，情況則不同。國家對這件事垂涎已久。一九二一年的《監禁場所條例》就已經張羅著要“監禁場所的維持費用盡可能從犯人勞動中得到抵償”。從一九二二年起，某些地方執委會置自己的工農性質子不顧，表現出“非政治的事務主義的傾向”，具體說就是：不僅要求監禁場所自負盈虧，而且竭力從它們身上為地方預算榨取利潤，實現自給有餘的經濟核算。一九二四年的《勞動改造法典》同樣要求監禁場所自負盈虧。一九二八年在第一次全蘇懲治工作者會議上提出了一項堅決的要求，即“整個監禁場所企業網”必須“把國家為監禁場所支付的費用償還給國家”。
很想很想擁有一些可愛的勞改營——並且是免費的!從一九二九年起，全國所有的勞動改造機關都列入了國民經濟計劃。而從一九三一年一月開始，明令規定俄羅斯聯邦和烏克蘭全部勞改營和教養所實行徹底的自負盈虧製。
結果呢?自然是立即收效!一九三二年法學家們勝利地宣布：“勞動改造機關的開支逐漸減少(這是可以相信的)，而被剝奪自由者的生活條件則逐年改善。(?)”
如果我們不是後來親身體驗過那個生活條件是怎樣改善了的話，我們可能會驚訝，我們可能力求弄明白，這是從哪兒來的，這是怎麽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仔細想想，做到這個其實一點也不難!!需要做些什麽?使勞改營的開支與它們的收入相抵嗎?我們在上麵讀到了，開支是在逐漸減少的。而增加收入則更簡單：隻要把犯人們捏得更緊些就行了!如果在群島的索洛維茨時期對強迫勞動的生產率曾打過百分之四十的官方折扣(當時不知為什麽曾認為棍棒下的勞動生產率不會那麽高)，那麽從實行了“腸胃等級表”的白波運河工程開始，古拉格的學者們發現了情況完全相反：強迫的飢餓勞動恰恰是世界上生產率最高的勞動!接到從一九三一年起改行自負盈虧製的命令以後，烏克蘭勞改營管理局直截了當地決定：與前幾年相比，在下一年度將勞動生產率提高——不多不少百分之二百四十二，換句話說，一下子提高兩倍半，而且不搞任何機械化!(計算得也真夠科學：二百四十還有個二。隻有一點是當時的同誌們還不知道的：這叫做“在三麵紅旗下的大躍進”。)
你瞧古拉格對於風向摸得多麽準!這時候恰好灌下來史達林同誌的具有不朽的歷史意義的六個條件——其中的一條就是經濟核算製，而我們已經有了!而我們已經有了!那裏頭還有一條是“發揮專家作用”!這對於我們說來最簡單不過了：把工程師從一般勞動裏抽調出來!把他們放在生產雜役的崗位上!(三十年代初是群島上技術知識分子最受優待的時期。他們差不多都不在一般勞動中受苦，甚至新來的也馬上就安排專業工作。在這以前，在二十年代，工程師和技術員們一直在一般勞動中白白玩命，因為沒有讓他們施展本領的用武之地。在這以後，從一九三七年到五十年代，經濟核算和全部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六個條件全被遺忘了。當時是警惕性占據了歷史的中心地位。工程師們在雜役行列中的個別滲入與驅趕他們全體去幹一般勞動的浪潮在相交替。)不過養一個犯人工程師究竟比養一個自由人工程師便宜得多：不需要付工資!所以又講利益了，又講經濟核算了!又一次是史達林同誌說對了!
所以說，這條路線是源遠流長的，正確地說是一貫執行著的：把群島變為不需要費用的單位。
但是不管他們怎樣著急、拚命，在岩石上摳斷了所有的指甲也罷，把完成計劃的表報修改二十次也罷，用橡皮把紙擦出窟窿也罷，自負盈虧的目的在群島上並沒有實現，而且永遠不會實現!它們的收入和支出永遠不能相抵，我們年輕的工農國家(以及後來的年長的全民國家)必須用脊背駝著這個血汙的包袱。
原因在這裏。首先的和主要的原因是犯人們的缺乏覺悟，是這些蠢笨的奴隸們的粗心大意。你不僅期待不到他們的社會主義的自我犧牲精神，他們連簡單的資本主義的勤奮精神也表現不出來。他們隻是瞅機會把鞋弄爛——以便不去上工;把絞車弄壞，把輪子扭彎，把鐵鍬別斷，把提桶沉到水底——以便找個藉口坐坐、抽口煙。勞改犯們為親愛的國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明目張膽的和最高程度的瞎糊弄：他們製出的磚用手都掰得斷，護牆板上的油漆一片片脫落，灰泥往下掉，柱子往下倒，桌子搖晃，家具掉腿，把手一拉就脫。到處是考慮不周，錯誤百出。時常需要把已經打好的屋頂鐵皮再投下來，把已經填好的地溝重新挖開，把已經砌好的牆用鐵棍和長鑽鑿平。五十年代把一台嶄新的瑞典渦輪機運到了斯傑普拉格。它到貨時是裝在一個用原木製成的像一座木房似的大箱裏的。是冬天，很冷，所以可惡的犯人們竟鑽進了這個木箱，躲在原木和渦輪機之間的空檔裏，並且還在那裏生火取暖;葉片的銀焊接點熔脫了——於是就把這台渦輪機丟掉不要了。它的價值是三百七十萬。這就是你的經濟核算!
跟犯人們混在二起——這是第二個原因——自由的人們對一切也變得好像無所謂了，好像他們不是建設自己的東西，而是替一個什麽張三李四在建設。此外他們還猛勁地偷，偷得很兇。(建築一棟住宅樓，自由民偷走了幾個澡盆，而那是按單元數領來的。這棟樓怎麽交工呢?工地主任當然不能如實承認，他鄭重其事地帶著驗收委員會察看一樓的各套房間。每間浴室必進，每個澡盆必點交。然後帶委員會看二樓、看三樓，不慌不忙，仍是每間浴室都進去看看。而這時一批經過訓練的手腳麻利的犯人在有經驗的衛生工程領班的指導下從一樓的各單元裏拆下澡盆，射著腳尖抬上四樓，趕在委員會到來之前迅速安裝好，抹好膩子。誰受了矇騙，就讓他事後自己去交帳吧……這要拍成個電影喜劇倒不錯，可是一定不會通過：在我們的生活裏沒有任何可笑的現象，一切可笑的現象全在西方!)
第三個原因在於犯人們缺乏獨立性。沒有看守員，沒有勞改營行政管理機構，沒有警衛，沒有架設著瞭望塔的營區，沒有生產計劃科，沒有登記分配科，沒有契卡行動科和文化教育科，沒有層層的勞改營管理局，直到古拉格本身;沒有郵件檢查部門，沒有懲戒隔離所，沒有強管棚，沒有雜役，沒有保管室和倉庫，他們就沒有生活的能力。沒有押解隊和警犬，他們就沒有行動的能力。所以國家需要為每一個做工的土著至少養活一名監工(而每一個監工都有一家人!)。不過這仍是一件好事，不然的話，你叫這些監工們靠什麽過日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