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談一件馬穆洛夫的故事，說完它也就差不多了。說的還是那個霍夫裏諾勞改營的馬穆洛夫，他的兄弟是貝利亞的秘書處長。當我軍解放了半個德國，許多內務部大頭頭都湧到那裏去的時候，馬穆洛夫也在其中，他從那裏一趟趟地發回車皮加封的列車——直拉到他的霍夫裏帶車站。車皮被拖進勞改營區，以免被外邊的鐵路員工看到(表麵上說是為工廠運來的“貴重設備”)，專由他自己的犯人們卸貨，他對這些人是不在乎的。發了狂的掠奪者們匆忙搶來的東西全都亂七八糟的堆在這裏。從天花板上扯下來的枝形吊燈、古老的和日用的家具、用揉皺的桌布胡亂包著的全套餐具、廚房用具、夜禮服和便服、女人和男人的內衣、燕尾眼、大禮帽，甚至還有手杖!這些東西在這裏細心地分類，凡是完整的東西都運到他的各個住宅，分送給熟人。馬穆洛夫從德國還運回來能停滿整個停車場的沒收來的小汽車。連他十二歲的兒子(剛好是娃娃犯人的年齡!)，他都送給了一輛“奧培爾-卡代特”牌的小汽車。勞改營的縫紉車間和製鞋車間好多個月都堆滿了改製贓物的活兒。馬穆洛夫在莫斯科的住宅可不止一處，他需要保障供給的女人也不止一個啊!拉夫連季·帕夫洛維奇·貝利亞有時候親自到這裏來。從莫斯科調來了一個真模真樣的茨岡合唱團，還特準兩個犯人——會彈吉他的費季索夫和會跳民間舞的馬利寧(原來是紅軍歌舞團的)參加他們的縱酒宴飲。事先警告過他們：如果你們在哪裏漏出一個字，我要你們一輩子爛在這裏!馬穆洛夫就是這樣一個人：一次他們釣魚回來，拖著小漁船經過某個老爺爺的菜園子，把菜踩壞了。老爺爺好像嘟嚷了幾句。給他點什麽報償才好?馬穆洛夫讓他飽嚐了一頓老拳，叫他趴在地下朝地皮去呻吟，像俗話說的：“吃了我的五穀，打了我的屁股”
但是我感到我的敘述變得千篇一律了：是不是會覺得我在重複以前的話?或者這一切我們已經在別的什麽地方讀過了，讀過了，讀過了……
我聽到反駁!我聽到反駁!是的，確實有過個別的事實……但主要是在貝利亞時期……但是你為什麽不提供光明的事例?你也描寫幾個好的嘛!表現一下我們親愛的父輩嘛……
這我辦不到!讓見到過的人去表現吧。我沒有見到。我在概括性的議論中已經歸納出這樣的結論：一個勞改營長不能是一個好人。不然的話他或者要碰得頭破血流或者被趕走。我們姑且設想一下：一個營吏想做好事，把本營的狗的管理製度換成了人的，——人家能讓他這樣幹嗎?能準許嗎?能通過嗎?這不等於把茶炊搬到冰天雪地裏又要它在那裏變熱嗎?
我願意接受這樣的看法：“好人”是那些急於掙脫，還沒有掙脫但一定能掙脫這個職務的人。例如，莫斯科製鞋廠廠長m·格拉西莫夫被收繳了黨證，但沒有開除出黨(有過這種形式)。可是暫時把他安置到哪裏去呢?派到烏斯特維姆去當了一名營吏。據說他對這個職務感到很不痛快，對待犯人態度比較溫和。五個月以後爭取離開了。可以相信他在這五個月裏是個好人。另外還有人說在奧爾套(一九四四年)有過一個勞改點長，叫斯梅什科。沒見過他幹過什麽壞事，——可他也是一直在爭取離開。在東北勞改營管理局有個以前當過飛行員的處長(一九四六年)莫羅佐夫，對犯人的態度很好，可是這麽一來上級對他的態度可就很壞了。要麽再舉一個西維爾金大尉的例子，據說他在內羅勃拉格的時候是個好人。結果怎麽樣?把他派到了帕爾馬的懲戒派遣點。他隻做兩件事——喝燒酒和聽西方廣播——在他們那個地區幹擾電波很弱(一九五二年)。就連我車廂裏的這個塔夫達畢業生同伴也還是有一些善良的衝動：在走廊裏有一個沒有車票的青年，站了一天一夜。他說：“我們擠擠，給他騰個座好嗎?讓他睡一會。”但是隻要讓他當一年的官，他便會做出另一件事來。他會走到列車員那裏去說：“把這個無票乘車的人帶走!”難道不是這樣嗎?
好吧，說實話我知道一個很好的內務部人員，誠然他不是營吏，而是獄吏——楚卡諾夫中校。他曾當過一個短時期的馬爾發特種監獄典獄長。不是我一個，而是所有那裏的犯人都承認：沒有人領略過他的壞處，而所有的人都體會過他的好處。隻要能把條令扭得對犯人有利，他一定會扭的。隻要在什麽事上可以放鬆一些，他必定會放鬆的。但是怎麽樣呢?把我們的特種監獄升了一級，看管得更加嚴厲了——而他就被調開了。他年紀不輕了，在內務部工作了多年。我不知道他是怎麽工作的。是一個謎。
對了，阿諾爾德·拉波波爾特向我保證：米哈伊爾·米特羅法諾維奇·馬爾采夫上校工程師，原在工程兵部隊，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七年在沃爾庫塔拉格(包括建設工程和勞改營)當負責人，肯定是個好人。他當著契卡人員的麵和犯人工程師握手，客氣地稱呼他們的本名和父名。他不能容忍職業的契卡人員，蔑視政治處長庫赫季科夫上校。當授予他國家安全部的“少將政委”頭銜的時候，他沒有接受(這可能嗎?)。他說：“我是工程師。”他終於達到了目的：當了一名普通的將軍。拉波波爾特保證說，在他當政的年代，在沃爾庫塔沒有搞過一次營內的案件(但要知道這是戰爭時期，正是營內案件搞得最凶的時候)，他的妻子是沃爾庫塔市檢察長，她使得勞改營行動特派員們的創造能力發生癱瘓。如果a·拉波波爾特不是由於自己當時的享受特權的工程師地位而不由自主地誇大其詞的話，這倒是一條很重要的見證。我總覺得這不大可信：為什麽那時候沒有把這個馬爾采夫搞倒?要知道他必定會妨礙所有的人!讓我們希望將來哪一天有人能查明真相吧。(當馬爾采夫在史達林格勒城下指揮工兵師的時候，曾把一個團長叫到隊列前麵，親手把他槍斃。他到沃爾庫塔來是受貶的，但不是為了這事，而是為了別的什麽事。)
在這件事和另外一些類似的事例上，記憶力和個人印象中後起的積層有時會使回憶發生歪曲。當人家說到一些好人的時候，我便想問一句：對誰好?是對所有的人嗎?
從前方下來接替工作的軍人一點不比老牌的內務部人員強。丘爾佩涅夫證明說，當類似葉戈羅夫團政委這樣在前線受了點傷的軍人接替了(在戰爭末期)勞改營的老狗以後，情況不是改善了，而是變壞了。他們對勞改營的生活一點也不懂，發出一些馬馬虎虎、浮皮潦草的指示就帶著娘兒們到營外尋歡作樂去了，把全營交給雜役中的惡棍們去支配。
然而那些高聲稱頌勞改營裏的“好契卡”的人們(即思想純良的正統派們)所說的“好人”，和我們理解的意思完全不同：他們指的不是那些試圖以偏離古拉格的獸性條令為代價，為所有的人創造一種一般的人道的環境的人。不，他們認為的“好人”是那些忠實地執行惡狗的職責，對全體犯人撲咬殘害，但對前共產黨員卻寬容體恤的人們.(思想純良者的胸懷多麽寬闊!他們永遠是全人類文化的繼承者!……)
但是我感到我的敘述變得千篇一律了：是不是會覺得我在重複以前的話?或者這一切我們已經在別的什麽地方讀過了，讀過了，讀過了……
我聽到反駁!我聽到反駁!是的，確實有過個別的事實……但主要是在貝利亞時期……但是你為什麽不提供光明的事例?你也描寫幾個好的嘛!表現一下我們親愛的父輩嘛……
這我辦不到!讓見到過的人去表現吧。我沒有見到。我在概括性的議論中已經歸納出這樣的結論：一個勞改營長不能是一個好人。不然的話他或者要碰得頭破血流或者被趕走。我們姑且設想一下：一個營吏想做好事，把本營的狗的管理製度換成了人的，——人家能讓他這樣幹嗎?能準許嗎?能通過嗎?這不等於把茶炊搬到冰天雪地裏又要它在那裏變熱嗎?
我願意接受這樣的看法：“好人”是那些急於掙脫，還沒有掙脫但一定能掙脫這個職務的人。例如，莫斯科製鞋廠廠長m·格拉西莫夫被收繳了黨證，但沒有開除出黨(有過這種形式)。可是暫時把他安置到哪裏去呢?派到烏斯特維姆去當了一名營吏。據說他對這個職務感到很不痛快，對待犯人態度比較溫和。五個月以後爭取離開了。可以相信他在這五個月裏是個好人。另外還有人說在奧爾套(一九四四年)有過一個勞改點長，叫斯梅什科。沒見過他幹過什麽壞事，——可他也是一直在爭取離開。在東北勞改營管理局有個以前當過飛行員的處長(一九四六年)莫羅佐夫，對犯人的態度很好，可是這麽一來上級對他的態度可就很壞了。要麽再舉一個西維爾金大尉的例子，據說他在內羅勃拉格的時候是個好人。結果怎麽樣?把他派到了帕爾馬的懲戒派遣點。他隻做兩件事——喝燒酒和聽西方廣播——在他們那個地區幹擾電波很弱(一九五二年)。就連我車廂裏的這個塔夫達畢業生同伴也還是有一些善良的衝動：在走廊裏有一個沒有車票的青年，站了一天一夜。他說：“我們擠擠，給他騰個座好嗎?讓他睡一會。”但是隻要讓他當一年的官，他便會做出另一件事來。他會走到列車員那裏去說：“把這個無票乘車的人帶走!”難道不是這樣嗎?
好吧，說實話我知道一個很好的內務部人員，誠然他不是營吏，而是獄吏——楚卡諾夫中校。他曾當過一個短時期的馬爾發特種監獄典獄長。不是我一個，而是所有那裏的犯人都承認：沒有人領略過他的壞處，而所有的人都體會過他的好處。隻要能把條令扭得對犯人有利，他一定會扭的。隻要在什麽事上可以放鬆一些，他必定會放鬆的。但是怎麽樣呢?把我們的特種監獄升了一級，看管得更加嚴厲了——而他就被調開了。他年紀不輕了，在內務部工作了多年。我不知道他是怎麽工作的。是一個謎。
對了，阿諾爾德·拉波波爾特向我保證：米哈伊爾·米特羅法諾維奇·馬爾采夫上校工程師，原在工程兵部隊，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七年在沃爾庫塔拉格(包括建設工程和勞改營)當負責人，肯定是個好人。他當著契卡人員的麵和犯人工程師握手，客氣地稱呼他們的本名和父名。他不能容忍職業的契卡人員，蔑視政治處長庫赫季科夫上校。當授予他國家安全部的“少將政委”頭銜的時候，他沒有接受(這可能嗎?)。他說：“我是工程師。”他終於達到了目的：當了一名普通的將軍。拉波波爾特保證說，在他當政的年代，在沃爾庫塔沒有搞過一次營內的案件(但要知道這是戰爭時期，正是營內案件搞得最凶的時候)，他的妻子是沃爾庫塔市檢察長，她使得勞改營行動特派員們的創造能力發生癱瘓。如果a·拉波波爾特不是由於自己當時的享受特權的工程師地位而不由自主地誇大其詞的話，這倒是一條很重要的見證。我總覺得這不大可信：為什麽那時候沒有把這個馬爾采夫搞倒?要知道他必定會妨礙所有的人!讓我們希望將來哪一天有人能查明真相吧。(當馬爾采夫在史達林格勒城下指揮工兵師的時候，曾把一個團長叫到隊列前麵，親手把他槍斃。他到沃爾庫塔來是受貶的，但不是為了這事，而是為了別的什麽事。)
在這件事和另外一些類似的事例上，記憶力和個人印象中後起的積層有時會使回憶發生歪曲。當人家說到一些好人的時候，我便想問一句：對誰好?是對所有的人嗎?
從前方下來接替工作的軍人一點不比老牌的內務部人員強。丘爾佩涅夫證明說，當類似葉戈羅夫團政委這樣在前線受了點傷的軍人接替了(在戰爭末期)勞改營的老狗以後，情況不是改善了，而是變壞了。他們對勞改營的生活一點也不懂，發出一些馬馬虎虎、浮皮潦草的指示就帶著娘兒們到營外尋歡作樂去了，把全營交給雜役中的惡棍們去支配。
然而那些高聲稱頌勞改營裏的“好契卡”的人們(即思想純良的正統派們)所說的“好人”，和我們理解的意思完全不同：他們指的不是那些試圖以偏離古拉格的獸性條令為代價，為所有的人創造一種一般的人道的環境的人。不，他們認為的“好人”是那些忠實地執行惡狗的職責，對全體犯人撲咬殘害，但對前共產黨員卻寬容體恤的人們.(思想純良者的胸懷多麽寬闊!他們永遠是全人類文化的繼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