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似在群魔亂舞的大地上，有人畫了一個微弱發光和像霧一樣飄動的圈子——它眼看著就要熄滅，但在還沒有滅掉以前——你的感覺是，在這個圈子裏，半小時內你是妖魔力所不及的。
在這裏還有人撥弄著吉他。有人輕聲唱著歌——完全不是那種允許在舞台上唱的歌子。你心裏顫動起來了：生命——還存在!它——還存在!於是，你幸福地環顧四周，你也想向誰表達點什麽東西。
不過，說話要留神。聽話要當心。瞧!這是廖瓦·格-曼。他既是個發明家(公路交通學院未畢業的學生，打算大大提高發動機的有效係數，搜查時資料被拿走了)，又是個演員。，我們與他一起上演過契訶夫的《求婚》。他還是個哲學家，會說這樣動聽的話：“我不願關心後代，讓他們自己往地裏去掏挖吧。我像這樣緊緊地抓住生活!”——他現身說法，用指甲緊緊掐進桌子的木頭。“相信崇高的思想?——這是打已經斷了線的電話。歷史是一係列不相連貫的事實。把我的尾巴還給我吧!阿米巴——要比人完美些;它有比較簡單的功能。”他的話會使你入神：他詳細地解釋為什麽憎惡列夫·托爾斯泰，為什麽陶醉於愛倫堡和亞歷山大·格林。他還是個隨和的小夥子，在勞改營裏不逃避幹重活：用長鑽鑿牆，誠然，這是在保證能完成百分之一百四十任務的作業班裏。他的父親手一九三七年被捕入獄並死在牢裏，但他自己是個普通刑事犯，是因為偽造麵包配給證被抓進來的，然而，他恥於帶著詐騙罪的條文，竭力向五十八條犯人靠近。靠近啊靠近，但有一次開始舉行勞改營內的審判，這麽討人喜歡的、這麽使人感興趣的，“這樣抓住生活的”廖瓦·格-曼卻作為起訴方麵的證人出庭。如果你沒有向他講過多的東西，那就算運氣。
如果在勞改營裏有怪人(他們總是有的!)，那麽他們走的路決不會繞過文教科，他們一定要到那裏去瞧上一眼。
請看阿裏斯蒂德·伊萬諾維奇·多瓦圖爾——有哪一點不是個怪人?他是彼得堡人，羅馬尼亞和法國的血統，古典語文學家，一輩子是個孤孤單單的光棍。像把貓從肉食分拉走一樣，也把他從希羅多德和凱撒身邊拉走了，並把他關進了勞改營。他的心靈裏還充滿著沒有釋讀完的文本，他在勞改營裏——像在夢裏一樣。他在這裏本來第一個星期就會完蛋，但醫生們保護了他，給他安排了令人艷羨的醫務統計員的職務，每月還讓他給新招來的醫士們上兩次對他們不無益處的課!在勞改營裏——上拉丁文課!阿裏斯蒂德·伊萬諾維奇站到小黑板旁——像在美好的大學年代裏那樣容光煥發!他寫下土著們眼前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奇怪的動詞變位表，他的心由於粉筆移動時發出的吱吱聲而跳動起來。他被安排得那麽寧靜，那麽好!——但是災禍也降臨到他的頭上：勞改營長認為他是個罕見的誠實的人!於是就任命……為麵包房主任!勞改營職務中最誘人的一個!麵包房主任——就是生命主任!對這個職務，勞改犯們都是心向神往、全力以求的，但得到的人是寥寥無幾!而這時候職務從天上掉下來——多瓦圖爾卻被它壓垮了!還沒有接管麵包房，他整個星期就像被判了死刑似的。他乞求長官燒了他，讓他活著，讓他繼續保持舒暢的精神和拉丁文動詞變位法。他得到了赦免：又一個騙子手被任命為麵包房主任。
還有這麽一個怪人——下工後是文教科的常客，他還能在什麽地方呢?他長著一個大腦袋，輪廓粗大，便於化裝，從遠處看得很清楚。毛茸茸的濃眉特別富有表現力。而樣子卻總是帶著悲劇色彩。他坐在房間的角落裏抑鬱地瞧著我們的貧乏的排演。這是卡米爾·列奧波爾多維奇·岡圖阿爾。革命初年他從比利時來到彼得格勒創建“新劇院”——未來的劇院。當時誰能預見到這個未來將是個什麽樣子，導演們將怎樣被關進牢去?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岡圖阿爾都是同德國人打了仗的：第一次——在西方，第二次——在東方。現在卻以背叛祖國的罪名給他扣上了十年……背叛什麽樣的祖國?……在什麽時候?……
當然羅，文教科屬下最露臉的——那就是畫家。他們在這裏是主人。如果有單獨的房間——這是供他們使用的。如果有誰固定地免除一般勞動——那隻是他們。在所有的繆斯的侍從者中，隻有他們創造著真正的價值——一可以用手去觸摸的，可以在住所裏掛起來的，可以賣錢的。他們畫的畫，當然不是自己腦子裏想出來的——而且也不要求他們這樣做，難道從五十八條犯人的腦子裏能夠產生出好畫來嗎?他們隻不過是把美術明信片上的畫臨摹成大的複製品——有的劃上格子，有的不劃格子也可對付。你在泰加林和凍土帶的窮鄉僻壤裏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美術商品了，你們隻管畫，至於掛到什麽地方去——我們知道。甚至如果並不馬上中意也無妨。來了一個準軍事警衛隊的副排長維彼拉依洛，瞧了瞧德烏爾的“勝利者—尼祿”的臨摹品;
“這是什麽?新郎官騎馬?他怎麽灰溜溜的?……”還是照樣拿走。畫家還用顏色畫毯子：乘著小艇與天鵝一起漂浮在水麵的美人，落日和城堡——這一切都很合軍官同誌們的胃口。畫家也不是傻瓜，他還偷偷地為自己畫這樣的小毯子，看守拿到外麵的市場上賣了錢對半分。需求量是很大的。一般說，畫家在勞改營裏是可以生活的。
雕塑家——要差一些。雕塑作品對於內務部的幹部來說，並不是那麽美觀的東西，擺設起來不習慣，而且還要占用擺家具的地方，一碰還會打碎。在勞改營裏雕塑家的工作很少，通常都是像涅多夫那樣兼搞繪畫。就這樣，巴卡耶夫少校走進來，看見一座母親的小塑像還會說：
“你怎麽搞的，做了個哭鼻子的母親。在我們國家裏母親是不哭的!”伸手就要砸掉塑像。
沃洛佳·克列姆普涅爾，一個青年作曲家，富裕的律師的兒子，依照勞改營的觀念，還是個沒有打垮的公子哥兒，他從家裏把自己的鋼琴運到莫斯科近郊的別斯庫德尼克勞改營(群島上聞所未聞的事件)!運來好像是為了加強群眾文化工作，實際上則是為了自己作曲，不過，他隨身帶著勞改營舞台的鑰匙，熄燈後點著蠟燭(電燈已經關了)彈奏。有一次他在這樣彈奏，記下自己編的一首新的奏鳴曲，突然被後麵的一聲吆喝嚇了一跳：
“你的音樂有鐐銬味!”
克列姆普涅爾跳了起來，一個少校，勞改營長，老契卡人員偷偷摸摸站在牆邊，現在他向蠟燭走過來——他的身後拖著一條巨大的黑影。少校現在明白了，為什麽這個騙子要寫信叫運來鋼琴。他走過去，拿起記下的樂譜，一聲不吭地、陰沉沉地在蠟燭上燒了起來。
青年作曲家不能不叫起來：“你在做什麽呀?”
在這裏還有人撥弄著吉他。有人輕聲唱著歌——完全不是那種允許在舞台上唱的歌子。你心裏顫動起來了：生命——還存在!它——還存在!於是，你幸福地環顧四周，你也想向誰表達點什麽東西。
不過，說話要留神。聽話要當心。瞧!這是廖瓦·格-曼。他既是個發明家(公路交通學院未畢業的學生，打算大大提高發動機的有效係數，搜查時資料被拿走了)，又是個演員。，我們與他一起上演過契訶夫的《求婚》。他還是個哲學家，會說這樣動聽的話：“我不願關心後代，讓他們自己往地裏去掏挖吧。我像這樣緊緊地抓住生活!”——他現身說法，用指甲緊緊掐進桌子的木頭。“相信崇高的思想?——這是打已經斷了線的電話。歷史是一係列不相連貫的事實。把我的尾巴還給我吧!阿米巴——要比人完美些;它有比較簡單的功能。”他的話會使你入神：他詳細地解釋為什麽憎惡列夫·托爾斯泰，為什麽陶醉於愛倫堡和亞歷山大·格林。他還是個隨和的小夥子，在勞改營裏不逃避幹重活：用長鑽鑿牆，誠然，這是在保證能完成百分之一百四十任務的作業班裏。他的父親手一九三七年被捕入獄並死在牢裏，但他自己是個普通刑事犯，是因為偽造麵包配給證被抓進來的，然而，他恥於帶著詐騙罪的條文，竭力向五十八條犯人靠近。靠近啊靠近，但有一次開始舉行勞改營內的審判，這麽討人喜歡的、這麽使人感興趣的，“這樣抓住生活的”廖瓦·格-曼卻作為起訴方麵的證人出庭。如果你沒有向他講過多的東西，那就算運氣。
如果在勞改營裏有怪人(他們總是有的!)，那麽他們走的路決不會繞過文教科，他們一定要到那裏去瞧上一眼。
請看阿裏斯蒂德·伊萬諾維奇·多瓦圖爾——有哪一點不是個怪人?他是彼得堡人，羅馬尼亞和法國的血統，古典語文學家，一輩子是個孤孤單單的光棍。像把貓從肉食分拉走一樣，也把他從希羅多德和凱撒身邊拉走了，並把他關進了勞改營。他的心靈裏還充滿著沒有釋讀完的文本，他在勞改營裏——像在夢裏一樣。他在這裏本來第一個星期就會完蛋，但醫生們保護了他，給他安排了令人艷羨的醫務統計員的職務，每月還讓他給新招來的醫士們上兩次對他們不無益處的課!在勞改營裏——上拉丁文課!阿裏斯蒂德·伊萬諾維奇站到小黑板旁——像在美好的大學年代裏那樣容光煥發!他寫下土著們眼前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奇怪的動詞變位表，他的心由於粉筆移動時發出的吱吱聲而跳動起來。他被安排得那麽寧靜，那麽好!——但是災禍也降臨到他的頭上：勞改營長認為他是個罕見的誠實的人!於是就任命……為麵包房主任!勞改營職務中最誘人的一個!麵包房主任——就是生命主任!對這個職務，勞改犯們都是心向神往、全力以求的，但得到的人是寥寥無幾!而這時候職務從天上掉下來——多瓦圖爾卻被它壓垮了!還沒有接管麵包房，他整個星期就像被判了死刑似的。他乞求長官燒了他，讓他活著，讓他繼續保持舒暢的精神和拉丁文動詞變位法。他得到了赦免：又一個騙子手被任命為麵包房主任。
還有這麽一個怪人——下工後是文教科的常客，他還能在什麽地方呢?他長著一個大腦袋，輪廓粗大，便於化裝，從遠處看得很清楚。毛茸茸的濃眉特別富有表現力。而樣子卻總是帶著悲劇色彩。他坐在房間的角落裏抑鬱地瞧著我們的貧乏的排演。這是卡米爾·列奧波爾多維奇·岡圖阿爾。革命初年他從比利時來到彼得格勒創建“新劇院”——未來的劇院。當時誰能預見到這個未來將是個什麽樣子，導演們將怎樣被關進牢去?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岡圖阿爾都是同德國人打了仗的：第一次——在西方，第二次——在東方。現在卻以背叛祖國的罪名給他扣上了十年……背叛什麽樣的祖國?……在什麽時候?……
當然羅，文教科屬下最露臉的——那就是畫家。他們在這裏是主人。如果有單獨的房間——這是供他們使用的。如果有誰固定地免除一般勞動——那隻是他們。在所有的繆斯的侍從者中，隻有他們創造著真正的價值——一可以用手去觸摸的，可以在住所裏掛起來的，可以賣錢的。他們畫的畫，當然不是自己腦子裏想出來的——而且也不要求他們這樣做，難道從五十八條犯人的腦子裏能夠產生出好畫來嗎?他們隻不過是把美術明信片上的畫臨摹成大的複製品——有的劃上格子，有的不劃格子也可對付。你在泰加林和凍土帶的窮鄉僻壤裏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美術商品了，你們隻管畫，至於掛到什麽地方去——我們知道。甚至如果並不馬上中意也無妨。來了一個準軍事警衛隊的副排長維彼拉依洛，瞧了瞧德烏爾的“勝利者—尼祿”的臨摹品;
“這是什麽?新郎官騎馬?他怎麽灰溜溜的?……”還是照樣拿走。畫家還用顏色畫毯子：乘著小艇與天鵝一起漂浮在水麵的美人，落日和城堡——這一切都很合軍官同誌們的胃口。畫家也不是傻瓜，他還偷偷地為自己畫這樣的小毯子，看守拿到外麵的市場上賣了錢對半分。需求量是很大的。一般說，畫家在勞改營裏是可以生活的。
雕塑家——要差一些。雕塑作品對於內務部的幹部來說，並不是那麽美觀的東西，擺設起來不習慣，而且還要占用擺家具的地方，一碰還會打碎。在勞改營裏雕塑家的工作很少，通常都是像涅多夫那樣兼搞繪畫。就這樣，巴卡耶夫少校走進來，看見一座母親的小塑像還會說：
“你怎麽搞的，做了個哭鼻子的母親。在我們國家裏母親是不哭的!”伸手就要砸掉塑像。
沃洛佳·克列姆普涅爾，一個青年作曲家，富裕的律師的兒子，依照勞改營的觀念，還是個沒有打垮的公子哥兒，他從家裏把自己的鋼琴運到莫斯科近郊的別斯庫德尼克勞改營(群島上聞所未聞的事件)!運來好像是為了加強群眾文化工作，實際上則是為了自己作曲，不過，他隨身帶著勞改營舞台的鑰匙，熄燈後點著蠟燭(電燈已經關了)彈奏。有一次他在這樣彈奏，記下自己編的一首新的奏鳴曲，突然被後麵的一聲吆喝嚇了一跳：
“你的音樂有鐐銬味!”
克列姆普涅爾跳了起來，一個少校，勞改營長，老契卡人員偷偷摸摸站在牆邊，現在他向蠟燭走過來——他的身後拖著一條巨大的黑影。少校現在明白了，為什麽這個騙子要寫信叫運來鋼琴。他走過去，拿起記下的樂譜，一聲不吭地、陰沉沉地在蠟燭上燒了起來。
青年作曲家不能不叫起來：“你在做什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