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昂尼德·烏喬索夫在遊藝場的舞台上帶著濃重的鼻音嚎叫，台下如醉如癡的聽眾也對著他嚎叫。維什涅夫斯基和波戈廷“筆下的波羅的海和黑海的哥兒們說的正是這種江湖黑話。而且，他們的機智正是通過這種江湖黑話最充分地表現出來的。哪個不是懷著神聖的激動在向我們描寫盜賊——開頭是他們生動的放蕩不羈的否定一切的態度，結尾是他們的符合辯證法的改造。——馬雅可夫斯基如此(蕭斯塔科維奇步武其後——芭蕾舞劇《小姐與流氓》)，列昂諾夫如此，謝爾文斯基如此，英貝爾也如此，難以—一列舉。盜賊崇拜在文學缺乏正麵人物的時代已經成了一種傳染病。甚至像維克托·涅克拉索夫這樣的高經叛道的作家，也沒有找到比丘馬克準尉(《在史達林格勒戰壕中》)更好的形象來體現俄羅斯的英雄氣概。甚至塔季揚娜·葉賽寧娜也中了這種魔術，給我們塑造了溫卡·“方塊鉤”的“天真無邪”的人物形象。也許隻有那善於不帶偏見去觀察世界的田德裏亞科夫，才第一次不是用讚賞不已的筆調向我們描寫一個盜賊(《三點、七點、愛司》)，而揭示了他的精神卑鄙。阿爾丹-謝苗諾夫好像自己也蹲過勞改營，但卻全然胡謅地說什麽：竊賊沙什卡·亞歷山大羅夫(《岩上的浮雕》)在那個似乎因認識列寧和打過高爾奈克而受到全體盜竊犯尊敬的共產黨員彼特拉科夫的影響下(完全是阿維爾巴赫時代的傳奇式的論據)，把一些垂死的犯人組織成一個作業班，並且不靠剝削他們生活，(可不是嗎!阿爾丹·謝苗諾夫知道得最清楚!)而為給他們弄飯吃去操心!為了這個目的，他去同自由雇員們玩牌贏錢!好像他自己不需要用這些贏來的錢買茶葉沏一杯迷魂湯;對於六十年代，這是多麽陳腐不堪的荒唐笑話!
四六年一個夏天的傍晚，在卡盧加關卡的小勞改營裏，一名盜竊犯俯臥在三層樓的窗台上，放大嗓門一支接一支地唱起盜賊的歌曲來。歌聲沒遮攔地穿過門崗，穿過鐵絲網，在大卡盧加的人行道上、在無軌電車站上和涅斯庫奇內花園的鄰近處都聽得到。在這些歌子中，歌頌了“輕鬆生活”、殺人、盜竊和搶劫。看守、教育員、門崗不僅誰也沒有去阻止他，甚至誰也沒有想到去喝斥他一聲。可見，宣揚盜賊的觀點根本不違背我國的生活製度，不威脅這種製度。我蹲在隔離區裏想，要是我現在走上三層樓去，就從這個窗口，用同樣大的嗓門唱一支如像我在方麵軍反間諜機關裏聽到的“你在哪裏，你在哪裏?”這樣的關於戰俘遭遇的歌曲，或者自編一支關於受侮辱受躍朗的前線軍人遭遇的歌曲，——那會掀起什麽樣的風波呀!人們馬上就會跑來!等不到人們跑攏，就會匆忙地用救火梯向我靠過來。他們會堵住我的嘴，捆住我的手，給我會上個新的刑期。然而盜竊犯卻在唱著，自由的莫斯科人在聽著——好像這是理所當然的……
這一切並不是一下子造成的，而是像我們愛說的那樣，歷史地形成的。在!日俄時期存在過(在西方現時還存在著)一種對盜賊的不正確觀點，把他們看成是不可救藥的、固定不變的罪犯(“犯罪成性”)。因此，在遞解站上和監獄裏，把政治犯同他們分隔開來，以免受其侵害。因此，行政管理當局，如n·雅庫博維奇所述，挫折他們在囚犯界裏的放縱習氣和帶頭地位，禁止他們擔任公共職務、肥缺，從而堅決地站到其他的苦役犯方麵。“薩哈林島把他們成千上萬地吞了進去而沒有吐出來。”在!日俄對刑事慣犯採用的公式是：“把他們的頭按下去套進法律的鐵軛!”(烏魯索夫)所以一九一七年以前，無論在國內生活中或者在俄國的監獄裏，盜賊們都沒有為所欲為。
但是，任格掉下來了，自由放出了光芒。二月革命一來，刑事犯罪分子們呼地一聲大搖大擺地走出了牢門，跟自由公民們混在一起了——有的是趁亂跟政治犯一道出來的，有的是根據克倫斯基優惠的大赦令，接著就放出來的。在一九一七年上百萬士兵的開小差中，然後在國內戰爭中，人的欲望，首先是盜賊們的欲望，大大地放縱起來了，再也不願把頭套在軛下了，何況還向他們宣布不需要這樣做了。人們認為這是一種有益和有趣的觀點：他們是私有製的敵人，也就是一種革命力量，應當把這種力量引入無產階級的軌道，而這是毫不困難的。這時，他們的空前大量的接班人成長起來參加了他們的隊伍，這些人是由國內戰爭的孤兒變成的流浪兒、小流氓。他們在新經濟政策的瀝青鍋旁取暖，他們受到的最初教育就是割女人的手提包，用鉤子從車廂窗戶裏拽出箱子。作為社會問題考慮，這一切都是環境造成的，不是嗎?我們要把這些健壯的流氓無產階級改造過來，納入到自覺生活的體係中去!這時就出現了最初的公社、教養院、“生路”(隻是他們沒有注意到：流浪兒——這還不是法律上的賊，流浪兒的改過自新不能說明什麽問題，因為他們還沒有來得及變壞呢)。
現在，過了四十多年以後，可以回顧一下並提出疑問：究竟誰改造了誰：契卡人員改造了盜竊犯?還是盜竊犯改造了契卡人員?接受了契卡信仰的盜竊犯就成了所謂“母狗”，盜竊犯們專殺這種人。可是，養成了盜竊犯心理的契卡人員——這是三十一四十年代的果敢的偵查員或意誌堅強的勞改營長官，他們受到尊敬，他們得到提升。
而盜竊犯的心理是很簡單的，很容易養成的：
1.我要生活和享樂，別人去他媽!……
2.強者有理。
3.人家沒有砸在你頭上，不要自己往上湊(就是說，沒有揍你，就不要去為挨揍的人打抱不平。等輪到自己頭上再說)。
單個地打擊馴服的敵人!——這是一條很熟悉的法則。希特勒這樣做過。史達林也這樣做過。
舍伊寧老在我們耳邊嘮叨什麽盜賊們有“獨特的法典”，他們說話講“信用”。你讀他寫的東西，他們好像都是些堂·吉河德式的人物和愛國者!可是如果你在監室裏或在“烏鴉車”裏遇上這幫鬼怪……
哎。出賣良心的筆桿子們，說謊說夠了!你們是扶著輪船的欄杆、隔著偵查員的辦公桌來看盜賊的。你們從來也沒有在孤立無援的狀態中遇上過盜賊!
盜賊——不是羅賓漢!當需要去偷奄奄待斃的人的時候——他們就會去偷奄奄待斃的人!當需要從凍壞了的人腳上扒下最後的包腳布的時候，他們也決不會不屑去幹這種事。他們的偉大口號是：“今天你該死，明天才是我!”
但是，他們也許真的是愛國者?為什麽他們不去偷國家的東西?為什麽他們不去搶特種別墅?為什麽不去攔截長長的黑色小轎車?是因為他們預料在那裏會遇到打敗高爾察克的勝利者嗎?不是的，那是因為小轎車和別墅警衛嚴密。商店和倉庫處在法律的庇護下。因為現實主義者史達林早就懂得，所謂改造盜賊隻不過是一些虛張聲勢的廢話。於是，他就把他們的精力調動到別的地方去，唆使他們去偷盜自己國家的公民。
四六年一個夏天的傍晚，在卡盧加關卡的小勞改營裏，一名盜竊犯俯臥在三層樓的窗台上，放大嗓門一支接一支地唱起盜賊的歌曲來。歌聲沒遮攔地穿過門崗，穿過鐵絲網，在大卡盧加的人行道上、在無軌電車站上和涅斯庫奇內花園的鄰近處都聽得到。在這些歌子中，歌頌了“輕鬆生活”、殺人、盜竊和搶劫。看守、教育員、門崗不僅誰也沒有去阻止他，甚至誰也沒有想到去喝斥他一聲。可見，宣揚盜賊的觀點根本不違背我國的生活製度，不威脅這種製度。我蹲在隔離區裏想，要是我現在走上三層樓去，就從這個窗口，用同樣大的嗓門唱一支如像我在方麵軍反間諜機關裏聽到的“你在哪裏，你在哪裏?”這樣的關於戰俘遭遇的歌曲，或者自編一支關於受侮辱受躍朗的前線軍人遭遇的歌曲，——那會掀起什麽樣的風波呀!人們馬上就會跑來!等不到人們跑攏，就會匆忙地用救火梯向我靠過來。他們會堵住我的嘴，捆住我的手，給我會上個新的刑期。然而盜竊犯卻在唱著，自由的莫斯科人在聽著——好像這是理所當然的……
這一切並不是一下子造成的，而是像我們愛說的那樣，歷史地形成的。在!日俄時期存在過(在西方現時還存在著)一種對盜賊的不正確觀點，把他們看成是不可救藥的、固定不變的罪犯(“犯罪成性”)。因此，在遞解站上和監獄裏，把政治犯同他們分隔開來，以免受其侵害。因此，行政管理當局，如n·雅庫博維奇所述，挫折他們在囚犯界裏的放縱習氣和帶頭地位，禁止他們擔任公共職務、肥缺，從而堅決地站到其他的苦役犯方麵。“薩哈林島把他們成千上萬地吞了進去而沒有吐出來。”在!日俄對刑事慣犯採用的公式是：“把他們的頭按下去套進法律的鐵軛!”(烏魯索夫)所以一九一七年以前，無論在國內生活中或者在俄國的監獄裏，盜賊們都沒有為所欲為。
但是，任格掉下來了，自由放出了光芒。二月革命一來，刑事犯罪分子們呼地一聲大搖大擺地走出了牢門，跟自由公民們混在一起了——有的是趁亂跟政治犯一道出來的，有的是根據克倫斯基優惠的大赦令，接著就放出來的。在一九一七年上百萬士兵的開小差中，然後在國內戰爭中，人的欲望，首先是盜賊們的欲望，大大地放縱起來了，再也不願把頭套在軛下了，何況還向他們宣布不需要這樣做了。人們認為這是一種有益和有趣的觀點：他們是私有製的敵人，也就是一種革命力量，應當把這種力量引入無產階級的軌道，而這是毫不困難的。這時，他們的空前大量的接班人成長起來參加了他們的隊伍，這些人是由國內戰爭的孤兒變成的流浪兒、小流氓。他們在新經濟政策的瀝青鍋旁取暖，他們受到的最初教育就是割女人的手提包，用鉤子從車廂窗戶裏拽出箱子。作為社會問題考慮，這一切都是環境造成的，不是嗎?我們要把這些健壯的流氓無產階級改造過來，納入到自覺生活的體係中去!這時就出現了最初的公社、教養院、“生路”(隻是他們沒有注意到：流浪兒——這還不是法律上的賊，流浪兒的改過自新不能說明什麽問題，因為他們還沒有來得及變壞呢)。
現在，過了四十多年以後，可以回顧一下並提出疑問：究竟誰改造了誰：契卡人員改造了盜竊犯?還是盜竊犯改造了契卡人員?接受了契卡信仰的盜竊犯就成了所謂“母狗”，盜竊犯們專殺這種人。可是，養成了盜竊犯心理的契卡人員——這是三十一四十年代的果敢的偵查員或意誌堅強的勞改營長官，他們受到尊敬，他們得到提升。
而盜竊犯的心理是很簡單的，很容易養成的：
1.我要生活和享樂，別人去他媽!……
2.強者有理。
3.人家沒有砸在你頭上，不要自己往上湊(就是說，沒有揍你，就不要去為挨揍的人打抱不平。等輪到自己頭上再說)。
單個地打擊馴服的敵人!——這是一條很熟悉的法則。希特勒這樣做過。史達林也這樣做過。
舍伊寧老在我們耳邊嘮叨什麽盜賊們有“獨特的法典”，他們說話講“信用”。你讀他寫的東西，他們好像都是些堂·吉河德式的人物和愛國者!可是如果你在監室裏或在“烏鴉車”裏遇上這幫鬼怪……
哎。出賣良心的筆桿子們，說謊說夠了!你們是扶著輪船的欄杆、隔著偵查員的辦公桌來看盜賊的。你們從來也沒有在孤立無援的狀態中遇上過盜賊!
盜賊——不是羅賓漢!當需要去偷奄奄待斃的人的時候——他們就會去偷奄奄待斃的人!當需要從凍壞了的人腳上扒下最後的包腳布的時候，他們也決不會不屑去幹這種事。他們的偉大口號是：“今天你該死，明天才是我!”
但是，他們也許真的是愛國者?為什麽他們不去偷國家的東西?為什麽他們不去搶特種別墅?為什麽不去攔截長長的黑色小轎車?是因為他們預料在那裏會遇到打敗高爾察克的勝利者嗎?不是的，那是因為小轎車和別墅警衛嚴密。商店和倉庫處在法律的庇護下。因為現實主義者史達林早就懂得，所謂改造盜賊隻不過是一些虛張聲勢的廢話。於是，他就把他們的精力調動到別的地方去，唆使他們去偷盜自己國家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