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營區雜役即使能夠不染指於普遍的偷竊，他也幾乎不可能忍得住不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獲取其他好處——不按順序進“休息點”、病號的夥食、最好的服裝、換洗的內衣、工棚裏的鋪位。我不知道也想像不出這麽一個聖潔的雜役，麵前攤著一大堆好處，竟然一把不撈，一塵不染。其他雜役對這樣的人一定會存戒心，一定會把他擠下去!個個都會享受點好處，也就是占苦力們一點便宜，哪怕是間接地、拐彎抹角地、連自己也不知道地。
營區雜役要不昧良心，難吶，很難響。
要知道，還有一個問題呢，那就是他取得這個位置所採取的手段問題。單靠硬碰硬的專業知識(像醫生和許多生產雜役那樣)，在營區裏機會不多。因殘廢而當上這個差事，也還算一條無可非議的正道。但經常地是靠“教父”的保舉。當然還有些似乎是介於兩者之間的途徑：靠監獄裏的!日相識，或者靠小集團的集體支持(多數是民族集團。某些小民族在這方麵特別有辦法，一般都擠進了雜役的位置;共產黨員也是如此，他們心照不宣地互相提攜入
還有一個問題：他爬上去之後，對其他人，對灰色牲畜們抱什麽態度?有好多人變得不可一世，好多人變得粗魯凶暴。我們本是同根生，好花能有幾口紅，這些道理，他們忘得一幹二淨。
最後還有一個最崇高的問題：即使你對囚犯弟兄們沒有做過一點壞事，可是你為他們做過哪怕一件有益的事沒有呢?你哪怕有一次利用自身的地位去捍衛過公眾的利益嗎?或者從來隻是自顧自的?
把“盤剝”、“騎在脖子上”之類的責難加在生產雜役身上恐怕怎麽說也是不公正的：不錯，做苦工的人們的勞動沒有得到報償，但是這並不因為是養活了生產雜役。生產雜役的勞動也沒有得到報償，一切也流進了同一個無底洞。可是其他一些道德上的疑問仍然存在：在生活條件上占便宜實際不可避免;獲得合適安排的路子未必總是清白;還有那趾高氣揚的神氣。此外永遠有一個最崇高的問題：你為公眾的利益做了些什麽?哪怕做了一點點?哪怕做了一回?
要知道，能回憶出自己曾為普遍的利益做過哪些事的，確有人在，如瓦西裏·弗拉索夫那樣的。這些頭腦清楚、精明幹練的人物善於繞過勞改營的專橫統治，致力於組織公眾的生活，一方麵使得大家不至於全都死掉，同時也叫托拉斯和勞改營都上點當。這些人是不把自己的職位看作個人的飯碗而看作是對當牛做馬的囚犯們承擔的重任和義務的群島上的英雄——把這樣的人稱做“雜役”，連舌頭都打不過轉來。這一類人在工程師當中最多。光榮歸於他們!.其餘的人則無光榮可言。更沒有什麽可以樹碑立傳的。逃避了低級的奴隸勞動、沒有汗流滿麵地砌磚，並不見得比伊萬·傑尼索維奇高貴。什麽“我們這些腦力勞動者幹一般勞動要消耗雙重能力：一份用於勞動本身，一份用於停不下來的思考和感受，所以我們逃避勞動，讓粗人們去流汗是合理的呀!”……之類的論證大可不必去拚湊了。(我們的能力消耗是不是雙倍的還大成問題呢。)
是的，一個人要想能在勞改營裏拒絕任何“安排”，任憑重力把自己拖到最底層，他就需要有十分沉毅的靈魂，十分豁亮的意識，他的刑期必需已經服了大半，此外恐怕還需要有家裏經常寄來的包裹。否則這樣做就等於直接的自殺!
正如老勞改犯列-夫懷著感激和負疚的心情所說的：我今天活著，這就意味著另一個人替我上了那天夜晚處決的名單;我今天活著。這就意味著另一個人替我在底艙裏被憋死。我今天活著，這就意味著我得到了那個餓死的人缺少的兩百克麵包。
這裏所寫的一切都不是為了責難。這本書已經決定的並將堅持到底的方針是：一切受難者，一切受壓榨者，一切被迫做出殘酷抉擇的人，與其應受怪罪，毋寧應受辯護。比較正確的作法是……為他們辯護。
但是，在原諒自己在毀滅和得救之間做出抉擇的同時，請不要健忘地朝那個必須在更兇險的條件下進行抉擇的人扔石頭吧。
你們在本書中已經遇到過這樣的人，以後還會遇到。
群島是一個沒有文憑的世界，在這裏是以自我介紹當證件的。犯人身上沒有帶著任何證件，包括學歷證書。每進入一個新的勞改點，打算這一次把自己說成什麽人，全靠你自己發明。
醫助、理髮員、手風琴演奏員——我不敢再往上說了——在勞改營裏都是很占便宜的。如果你是洋鐵匠、玻璃匠、汽車修理工，也不會倒黴。但如果你是一個遺傳學家或更糟糕地是一個哲學家、語言學家、藝術家——你就完了。過兩個星期就會死在一般勞動裏。
我曾有好幾回想說自己是個醫助。有多少文學家、多少哲學家在群島上靠走這條道保住了性命。但每一回都下不了決心——並不是害怕那個浮皮潦草的考試(我有一般受過教育的人具備的醫學知識，此外還懂得幾句拉丁文，滿可以唬住那些老粗)，怕的是給別人打針，而我一點也不會。如果醫學裏隻剩下藥麵、藥水、熱敷和拔罐——我一定決心走這條路。
有了新耶路撒冷那一段經驗，我懂得了當生產指揮員是個噁心差事。到了第二個勞改營——莫斯科市內的卡盧加關卡勞改營，我一跨進門坎，在門房裏就扯謊說我是個定額員(這個名稱我還是在勞改營裏頭一回聽說的;我八輩子也不知道製定定額是怎麽回事，但是我的指望在於，它是跟數字沾邊的工作)。
為什麽一進門就要扯這個謊，而且恰好是在門房裏呢?這是因為勞改工段長涅維任少尉，一個高個子的麵色陰鬱的駝背，盡管夜深了，仍然直接跑到門房來調查新到犯人情況：他天亮就要決定怎樣分派他們的工作，他就是這麽一個辦事認真的人。他皺著眉頭審視了一下我的掖在皮靴筒裏的馬褲、長下擺的軍大衣、急切地渴望效勞的麵部表情，提了個把有關定額的問題(我自以為回答得很巧妙，後來才知道涅維任聽了兩句話就看穿了我)，結果我頭天早晨就沒有到營外去勞動，這表明我取得了勝利。兩天以後他指派我當了……不，不是定額員，再往高裏說!——當了“生產主任”，比派工員還高一級，是所有作業班長的上司。我褪下了馬套包，鑽進了牛軛頭。我來以前根本沒有這個職務。可見我在他們眼裏是多麽忠實的一條狗!而且涅維任還會把我調理成一條更好的!
但是上帝保佑了我，我的官運又一次吹台了：沒過一個禮拜，涅維任因為偷竊建築材料被撤了職。這是一個很有威力的人，他的眼神幾乎具有催眠的力量。他用不著提高嗓門整個隊列都會鴉雀無聲地聽他說話。憑年齡(五十開外)，憑勞改營工作經驗，憑殘忍性，他早就該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將軍了。聽說他很早就已經是中校，然而總是克製不住偷竊的嗜好。因為他是“自己人”，從來沒有被交到法庭審判，但每次都被暫時撤職，每次都降一級。可是連在少尉這一級上他也沒有站住。接替他的米羅諾夫中尉缺乏教育者的耐心，而我自己也接受不了他們要我當一把鐵榔頭的想法。米羅諾夫各方麵對我都不滿，連我寫得鏗鏘有力的報告他也惱怒地推到一邊：
營區雜役要不昧良心，難吶，很難響。
要知道，還有一個問題呢，那就是他取得這個位置所採取的手段問題。單靠硬碰硬的專業知識(像醫生和許多生產雜役那樣)，在營區裏機會不多。因殘廢而當上這個差事，也還算一條無可非議的正道。但經常地是靠“教父”的保舉。當然還有些似乎是介於兩者之間的途徑：靠監獄裏的!日相識，或者靠小集團的集體支持(多數是民族集團。某些小民族在這方麵特別有辦法，一般都擠進了雜役的位置;共產黨員也是如此，他們心照不宣地互相提攜入
還有一個問題：他爬上去之後，對其他人，對灰色牲畜們抱什麽態度?有好多人變得不可一世，好多人變得粗魯凶暴。我們本是同根生，好花能有幾口紅，這些道理，他們忘得一幹二淨。
最後還有一個最崇高的問題：即使你對囚犯弟兄們沒有做過一點壞事，可是你為他們做過哪怕一件有益的事沒有呢?你哪怕有一次利用自身的地位去捍衛過公眾的利益嗎?或者從來隻是自顧自的?
把“盤剝”、“騎在脖子上”之類的責難加在生產雜役身上恐怕怎麽說也是不公正的：不錯，做苦工的人們的勞動沒有得到報償，但是這並不因為是養活了生產雜役。生產雜役的勞動也沒有得到報償，一切也流進了同一個無底洞。可是其他一些道德上的疑問仍然存在：在生活條件上占便宜實際不可避免;獲得合適安排的路子未必總是清白;還有那趾高氣揚的神氣。此外永遠有一個最崇高的問題：你為公眾的利益做了些什麽?哪怕做了一點點?哪怕做了一回?
要知道，能回憶出自己曾為普遍的利益做過哪些事的，確有人在，如瓦西裏·弗拉索夫那樣的。這些頭腦清楚、精明幹練的人物善於繞過勞改營的專橫統治，致力於組織公眾的生活，一方麵使得大家不至於全都死掉，同時也叫托拉斯和勞改營都上點當。這些人是不把自己的職位看作個人的飯碗而看作是對當牛做馬的囚犯們承擔的重任和義務的群島上的英雄——把這樣的人稱做“雜役”，連舌頭都打不過轉來。這一類人在工程師當中最多。光榮歸於他們!.其餘的人則無光榮可言。更沒有什麽可以樹碑立傳的。逃避了低級的奴隸勞動、沒有汗流滿麵地砌磚，並不見得比伊萬·傑尼索維奇高貴。什麽“我們這些腦力勞動者幹一般勞動要消耗雙重能力：一份用於勞動本身，一份用於停不下來的思考和感受，所以我們逃避勞動，讓粗人們去流汗是合理的呀!”……之類的論證大可不必去拚湊了。(我們的能力消耗是不是雙倍的還大成問題呢。)
是的，一個人要想能在勞改營裏拒絕任何“安排”，任憑重力把自己拖到最底層，他就需要有十分沉毅的靈魂，十分豁亮的意識，他的刑期必需已經服了大半，此外恐怕還需要有家裏經常寄來的包裹。否則這樣做就等於直接的自殺!
正如老勞改犯列-夫懷著感激和負疚的心情所說的：我今天活著，這就意味著另一個人替我上了那天夜晚處決的名單;我今天活著。這就意味著另一個人替我在底艙裏被憋死。我今天活著，這就意味著我得到了那個餓死的人缺少的兩百克麵包。
這裏所寫的一切都不是為了責難。這本書已經決定的並將堅持到底的方針是：一切受難者，一切受壓榨者，一切被迫做出殘酷抉擇的人，與其應受怪罪，毋寧應受辯護。比較正確的作法是……為他們辯護。
但是，在原諒自己在毀滅和得救之間做出抉擇的同時，請不要健忘地朝那個必須在更兇險的條件下進行抉擇的人扔石頭吧。
你們在本書中已經遇到過這樣的人，以後還會遇到。
群島是一個沒有文憑的世界，在這裏是以自我介紹當證件的。犯人身上沒有帶著任何證件，包括學歷證書。每進入一個新的勞改點，打算這一次把自己說成什麽人，全靠你自己發明。
醫助、理髮員、手風琴演奏員——我不敢再往上說了——在勞改營裏都是很占便宜的。如果你是洋鐵匠、玻璃匠、汽車修理工，也不會倒黴。但如果你是一個遺傳學家或更糟糕地是一個哲學家、語言學家、藝術家——你就完了。過兩個星期就會死在一般勞動裏。
我曾有好幾回想說自己是個醫助。有多少文學家、多少哲學家在群島上靠走這條道保住了性命。但每一回都下不了決心——並不是害怕那個浮皮潦草的考試(我有一般受過教育的人具備的醫學知識，此外還懂得幾句拉丁文，滿可以唬住那些老粗)，怕的是給別人打針，而我一點也不會。如果醫學裏隻剩下藥麵、藥水、熱敷和拔罐——我一定決心走這條路。
有了新耶路撒冷那一段經驗，我懂得了當生產指揮員是個噁心差事。到了第二個勞改營——莫斯科市內的卡盧加關卡勞改營，我一跨進門坎，在門房裏就扯謊說我是個定額員(這個名稱我還是在勞改營裏頭一回聽說的;我八輩子也不知道製定定額是怎麽回事，但是我的指望在於，它是跟數字沾邊的工作)。
為什麽一進門就要扯這個謊，而且恰好是在門房裏呢?這是因為勞改工段長涅維任少尉，一個高個子的麵色陰鬱的駝背，盡管夜深了，仍然直接跑到門房來調查新到犯人情況：他天亮就要決定怎樣分派他們的工作，他就是這麽一個辦事認真的人。他皺著眉頭審視了一下我的掖在皮靴筒裏的馬褲、長下擺的軍大衣、急切地渴望效勞的麵部表情，提了個把有關定額的問題(我自以為回答得很巧妙，後來才知道涅維任聽了兩句話就看穿了我)，結果我頭天早晨就沒有到營外去勞動，這表明我取得了勝利。兩天以後他指派我當了……不，不是定額員，再往高裏說!——當了“生產主任”，比派工員還高一級，是所有作業班長的上司。我褪下了馬套包，鑽進了牛軛頭。我來以前根本沒有這個職務。可見我在他們眼裏是多麽忠實的一條狗!而且涅維任還會把我調理成一條更好的!
但是上帝保佑了我，我的官運又一次吹台了：沒過一個禮拜，涅維任因為偷竊建築材料被撤了職。這是一個很有威力的人，他的眼神幾乎具有催眠的力量。他用不著提高嗓門整個隊列都會鴉雀無聲地聽他說話。憑年齡(五十開外)，憑勞改營工作經驗，憑殘忍性，他早就該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將軍了。聽說他很早就已經是中校，然而總是克製不住偷竊的嗜好。因為他是“自己人”，從來沒有被交到法庭審判，但每次都被暫時撤職，每次都降一級。可是連在少尉這一級上他也沒有站住。接替他的米羅諾夫中尉缺乏教育者的耐心，而我自己也接受不了他們要我當一把鐵榔頭的想法。米羅諾夫各方麵對我都不滿，連我寫得鏗鏘有力的報告他也惱怒地推到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