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事上，我想人們會對我們讓步的，會讓步的，但有一個必須的條件，就是絲毫不能引伸出對那些一分鍾也未曾汗流滿麵地掙得麵包的雜役們的責難。
流汗雖是沒有流汗，但他們執行古拉格長官的旨意可是很賣勁的(否則就會被派去幹一般勞動!)，很精細的，用上了自己的專業知識。要知道，所有重要的雜役職位都是勞改營和勞改生產的管理環節。它們恰恰是整個鏈條中經過特別鍛造的(高質量的)環節，如果沒有它們的話(如果所有犯人都拒絕雜役的職位的話!)，經營管理的整個鏈條，整個勞改營體係都會崩潰!因為從獄外永遠提供不了這麽多的高級專家，而且是同意多年在這種豬狗不如的條件下生活的專家。
可為什麽沒有拒絕呢?為什麽沒有把卡舍伊的鏈條拆散?
雜役的崗位全是經營管理的關鍵崗位。定額員!可是他們的助手記帳員的罪惡比他們少得了很多嗎?施工員!可是技術員就那麽幹淨?在哪一種雜役崗位上不得迎合上司，參與總的強製體係?難道一定要做文教科的教育員或“教父”的值日員才能直接為魔鬼做事?如果h做的是打字員的工作，僅僅是個打字員，她完成勞改營行政科交來的打字任務，這不意味著什麽嗎?讓我們想一想。如果打的是命令的副本呢?這總不會給犯人們帶來好處吧……。假設行動特派員沒有自己的打字員，他需要自己打出對明天要拘捕的自由人和犯人的起訴書和整理好的揭發材料。可是，你看，他可能把這個任務交給這個打字員，而她就會把這些材料打出來並保持沉默，不去警告大難臨頭的人。是的，就此而言，即使一個最低等的雜役，總務大院的小爐匠，能不去完成製造手銬的訂貨嗎?能不去加固強製室的鐵窗嗎?要不我們還是隻限於波文字的工作吧：計劃員怎麽樣?一個清清白白的計劃員就不幫助和配合有計劃的剝削啦?
我不明白這些智力的奴隸勞動比體力的奴隸勞動有什麽幹淨和高尚的地方?
因此最應當激起我們的憤慨的不是伊萬·傑尼索維奇的汗水，而是勞改營辦公室裏平靜的鋼筆的沙沙聲。
我自己的一半刑期是在“沙拉什卡”即“天堂群島”中的一個島嶼上工作。我們在那裏與群島的其餘部分隔離了，看不到它的奴隸們的生活。但是難道我們不是同樣的雜役?難道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我們不是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加強著同一個內務部和整個的鎮壓體製?
群島上和整個地球上發生的每一件壞事，不正是通過我們去完成的嗎?而我們卻對伊萬·傑尼索維奇大張撻伐，責備他不該砌磚。我們自己砌上去的磚比他還多呢!
在勞改營裏聽到較多的是相反的抱怨和責難：雜役們騎在幹苦力的人們脖子上，私吞他們的食物，靠盤剝苦力保自己的命。這特別是針對營區雜役們說的，而且往往是言之有據。是誰在發給伊萬·傑尼索維奇麵包時剋扣分量?是誰用蘸水的辦法偷竊他的砂糖?是誰使得豬油、肉、好的麥片都進不了大灶?
掌管吃飯、穿衣大權的營區雜役是經過特別挑選的。要謀取這些職位，需要會鑽營、耍滑、溜須拍馬。要保住這些職位，需要冷酷無情和毫無良心(往往還需要兼任情報員)。當然，任何概括都難免牽強，我憑自己的記憶就能舉出幾個相反的例子，說明還是有正直無私的營區雜役。不過這種人在這些位置上都呆不久。至於大量日子過得不錯的營區雜役，可以有把握地說，腐敗和邪惡在他們當中，一般說來，要比在普通土著居民中凝聚得更加濃厚。勞改營長官們把這類工作交給他們原來的同僚——被關進勞改營的國家安全部門和內務部人員，並不是偶然的。沙赫特州內務處處長被關了進來，沒有被派去伐木，又以馬索裏拉格指揮部獨勞點派工員的身份爬了上去。內務部人員鮑裏斯·古加納瓦被關了進來(“因為我拆過一個教堂上的十字架，從此我一輩子沒遇到好事”)，他會在列紹塔火車站勞改營食堂裏當主任。但是表麵看來完全是另一類的人物也能加入他們的行列。曾在德國人手下辦過“青年近衛軍”一案的克拉斯諾頓市俄國偵查員在奧澤爾拉格的一個分營裏充當了一名受人尊敬的派工員。薩沙·西多連科過去曾是偵察員，一開始工作就落到了德國人手裏，馬上就開始為德國人工作，現在是肯吉爾的保管室主任。他很喜歡為了自己的遭遇在德國人身上出氣。德國人幹了一天活累得要死，晚點名之後剛要入睡，他就假裝喝醉酒，走到他們那裏使勁把他們叫起來：“德國人!achtung!(注意!)我是你們的神!給我唱歌!”(嚇壞了的德國人迷迷糊糊地從板鋪上爬起來，向他唱“麗麗·瑪爾蓮”。)那些在深秋季節隻讓洛希林穿著一件襯衫離開勞改營的會計們;那個恬不知恥地用一份口糧麵包從飢餓的安斯·伯恩施坦手裏換走一雙嶄新的軍用皮靴的布列波洛姆的皮鞋匠……這些應當算是哪一類人?
當他們聚在他們的門洞裏，一邊親親熱熱地抽菸一邊商議營裏的事情，你很難設想他們當中誰沒有同流合汙。
不錯，他們也能說得出一些為自己辯護的話。例如利帕伊寫過這麽一封激昂慷慨的信：
“犯人的口糧無處不偷，無人不偷，而且方式極為惡劣狠毒。雜役們為個人偷一點，這隻是小偷小摸。從事大規模偷竊的雜役都是迫不得已的(?)。管理局工作人員，不論是自由僱傭的還是犯人，特別是在戰爭時期，從分營工作人員身上榨油水，分營工作人員從勞改點工作人員身上榨，而後者就從保管室和廚房裏在犯人的口糧上打主意，最可怕的鯊魚不是雜役，而是自由僱傭的長官(謝夫德文拉格，北德維納營的庫拉根，波伊綏-沙普卡，伊格納堅科)，他們不是偷，而是從保管室裏‘拿’，一拿就不是幾斤，而是幾口袋，幾大桶。他們照樣不是單為個人拿，他們還要分贓的。犯人雜役幹這種事，總還得在手續和帳麵上遮掩遮掩。但是誰要不肯做這種事，不僅要丟掉現有的職務，還會被發送到懲戒勞改點和嚴管勞改點去。雜役人員的成份就這樣按照長官的意誌過著篩子，剩下的全是害怕體力勞動的膽小鬼、壞蛋、痞子。如果出了事，受審判的總歸是保管員和會計，長官們仍是沒事人：他們並沒有留下收據。保管員揭髮長官們的口供，偵查員一概認為是撥弄是非。”
這可以說是一幅自上而下的畫麵……
我有一個熟人，娜塔利亞·米利耶夫娜·阿尼奇科娃，一個誠實到極點的女人，有一回命運不知怎麽要她當上了勞改營麵包房的主管。她一上任就發現這兒有個老規矩：烤出來的麵包(犯人的口糧)每天都有一部分送到(當然沒有任何文字憑證)營區外麵去，反過來烤麵包的師傅每天從自由人的小賣部得到一些果醬和黃油。她取消了這個陋規，不讓往營外送麵包。從此每天烤出的麵包又生又糊，後來出爐的時間總是推遲(這是麵包師搞的鬼)，後來倉庫開始卡他們的麵粉;獨勞點點長(他原來撈到的好處最多)不派馬給麵包房運輸。阿尼奇科娃鬥爭了若幹時日，最後隻好繳械投降。此後工作馬上又能順利進行了。
流汗雖是沒有流汗，但他們執行古拉格長官的旨意可是很賣勁的(否則就會被派去幹一般勞動!)，很精細的，用上了自己的專業知識。要知道，所有重要的雜役職位都是勞改營和勞改生產的管理環節。它們恰恰是整個鏈條中經過特別鍛造的(高質量的)環節，如果沒有它們的話(如果所有犯人都拒絕雜役的職位的話!)，經營管理的整個鏈條，整個勞改營體係都會崩潰!因為從獄外永遠提供不了這麽多的高級專家，而且是同意多年在這種豬狗不如的條件下生活的專家。
可為什麽沒有拒絕呢?為什麽沒有把卡舍伊的鏈條拆散?
雜役的崗位全是經營管理的關鍵崗位。定額員!可是他們的助手記帳員的罪惡比他們少得了很多嗎?施工員!可是技術員就那麽幹淨?在哪一種雜役崗位上不得迎合上司，參與總的強製體係?難道一定要做文教科的教育員或“教父”的值日員才能直接為魔鬼做事?如果h做的是打字員的工作，僅僅是個打字員，她完成勞改營行政科交來的打字任務，這不意味著什麽嗎?讓我們想一想。如果打的是命令的副本呢?這總不會給犯人們帶來好處吧……。假設行動特派員沒有自己的打字員，他需要自己打出對明天要拘捕的自由人和犯人的起訴書和整理好的揭發材料。可是，你看，他可能把這個任務交給這個打字員，而她就會把這些材料打出來並保持沉默，不去警告大難臨頭的人。是的，就此而言，即使一個最低等的雜役，總務大院的小爐匠，能不去完成製造手銬的訂貨嗎?能不去加固強製室的鐵窗嗎?要不我們還是隻限於波文字的工作吧：計劃員怎麽樣?一個清清白白的計劃員就不幫助和配合有計劃的剝削啦?
我不明白這些智力的奴隸勞動比體力的奴隸勞動有什麽幹淨和高尚的地方?
因此最應當激起我們的憤慨的不是伊萬·傑尼索維奇的汗水，而是勞改營辦公室裏平靜的鋼筆的沙沙聲。
我自己的一半刑期是在“沙拉什卡”即“天堂群島”中的一個島嶼上工作。我們在那裏與群島的其餘部分隔離了，看不到它的奴隸們的生活。但是難道我們不是同樣的雜役?難道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我們不是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加強著同一個內務部和整個的鎮壓體製?
群島上和整個地球上發生的每一件壞事，不正是通過我們去完成的嗎?而我們卻對伊萬·傑尼索維奇大張撻伐，責備他不該砌磚。我們自己砌上去的磚比他還多呢!
在勞改營裏聽到較多的是相反的抱怨和責難：雜役們騎在幹苦力的人們脖子上，私吞他們的食物，靠盤剝苦力保自己的命。這特別是針對營區雜役們說的，而且往往是言之有據。是誰在發給伊萬·傑尼索維奇麵包時剋扣分量?是誰用蘸水的辦法偷竊他的砂糖?是誰使得豬油、肉、好的麥片都進不了大灶?
掌管吃飯、穿衣大權的營區雜役是經過特別挑選的。要謀取這些職位，需要會鑽營、耍滑、溜須拍馬。要保住這些職位，需要冷酷無情和毫無良心(往往還需要兼任情報員)。當然，任何概括都難免牽強，我憑自己的記憶就能舉出幾個相反的例子，說明還是有正直無私的營區雜役。不過這種人在這些位置上都呆不久。至於大量日子過得不錯的營區雜役，可以有把握地說，腐敗和邪惡在他們當中，一般說來，要比在普通土著居民中凝聚得更加濃厚。勞改營長官們把這類工作交給他們原來的同僚——被關進勞改營的國家安全部門和內務部人員，並不是偶然的。沙赫特州內務處處長被關了進來，沒有被派去伐木，又以馬索裏拉格指揮部獨勞點派工員的身份爬了上去。內務部人員鮑裏斯·古加納瓦被關了進來(“因為我拆過一個教堂上的十字架，從此我一輩子沒遇到好事”)，他會在列紹塔火車站勞改營食堂裏當主任。但是表麵看來完全是另一類的人物也能加入他們的行列。曾在德國人手下辦過“青年近衛軍”一案的克拉斯諾頓市俄國偵查員在奧澤爾拉格的一個分營裏充當了一名受人尊敬的派工員。薩沙·西多連科過去曾是偵察員，一開始工作就落到了德國人手裏，馬上就開始為德國人工作，現在是肯吉爾的保管室主任。他很喜歡為了自己的遭遇在德國人身上出氣。德國人幹了一天活累得要死，晚點名之後剛要入睡，他就假裝喝醉酒，走到他們那裏使勁把他們叫起來：“德國人!achtung!(注意!)我是你們的神!給我唱歌!”(嚇壞了的德國人迷迷糊糊地從板鋪上爬起來，向他唱“麗麗·瑪爾蓮”。)那些在深秋季節隻讓洛希林穿著一件襯衫離開勞改營的會計們;那個恬不知恥地用一份口糧麵包從飢餓的安斯·伯恩施坦手裏換走一雙嶄新的軍用皮靴的布列波洛姆的皮鞋匠……這些應當算是哪一類人?
當他們聚在他們的門洞裏，一邊親親熱熱地抽菸一邊商議營裏的事情，你很難設想他們當中誰沒有同流合汙。
不錯，他們也能說得出一些為自己辯護的話。例如利帕伊寫過這麽一封激昂慷慨的信：
“犯人的口糧無處不偷，無人不偷，而且方式極為惡劣狠毒。雜役們為個人偷一點，這隻是小偷小摸。從事大規模偷竊的雜役都是迫不得已的(?)。管理局工作人員，不論是自由僱傭的還是犯人，特別是在戰爭時期，從分營工作人員身上榨油水，分營工作人員從勞改點工作人員身上榨，而後者就從保管室和廚房裏在犯人的口糧上打主意，最可怕的鯊魚不是雜役，而是自由僱傭的長官(謝夫德文拉格，北德維納營的庫拉根，波伊綏-沙普卡，伊格納堅科)，他們不是偷，而是從保管室裏‘拿’，一拿就不是幾斤，而是幾口袋，幾大桶。他們照樣不是單為個人拿，他們還要分贓的。犯人雜役幹這種事，總還得在手續和帳麵上遮掩遮掩。但是誰要不肯做這種事，不僅要丟掉現有的職務，還會被發送到懲戒勞改點和嚴管勞改點去。雜役人員的成份就這樣按照長官的意誌過著篩子，剩下的全是害怕體力勞動的膽小鬼、壞蛋、痞子。如果出了事，受審判的總歸是保管員和會計，長官們仍是沒事人：他們並沒有留下收據。保管員揭髮長官們的口供，偵查員一概認為是撥弄是非。”
這可以說是一幅自上而下的畫麵……
我有一個熟人，娜塔利亞·米利耶夫娜·阿尼奇科娃，一個誠實到極點的女人，有一回命運不知怎麽要她當上了勞改營麵包房的主管。她一上任就發現這兒有個老規矩：烤出來的麵包(犯人的口糧)每天都有一部分送到(當然沒有任何文字憑證)營區外麵去，反過來烤麵包的師傅每天從自由人的小賣部得到一些果醬和黃油。她取消了這個陋規，不讓往營外送麵包。從此每天烤出的麵包又生又糊，後來出爐的時間總是推遲(這是麵包師搞的鬼)，後來倉庫開始卡他們的麵粉;獨勞點點長(他原來撈到的好處最多)不派馬給麵包房運輸。阿尼奇科娃鬥爭了若幹時日，最後隻好繳械投降。此後工作馬上又能順利進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