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裏傳來的每一個聲音和農村的靜止狀態本身，使我的靈魂漸漸地獲得了神聖的安寧。我確信無疑地知道，如果此時對我說：現在給你自由!但是一直到死你都必須住在這個農村裏!放棄城市以及整個世界，你的天外飛來的願望，你的信念，真理——放棄一切，永遠住在這個農村裏(但不是做一個集體農莊在員!)，每天早晨看著太陽，聽聽雞叫。同意嗎?——噢，不僅僅是同意，而且，上帝啊，請賜給我這樣的生活吧!我感覺到勞改營我是經受不住的。
從我此刻看不到的工廠的另一麵傳來客運列車沿爾熱夫鐵路隆隆而過的聲音。取土場裏的人們叫喊：“雜役列車。”每一趟列車人們都熟悉，根據它們來計算時間。“雜役列車”——這是差一刻九點。九點鍾會從勞改營裏把雜役們——包括辦公室人員和當了官的——單獨地，不按照倒班的時間，帶到磚廠來勞動。大家最喜愛的一趟列車是一點半的外號叫“供養人”的那一次。它開過去以後我們很快就要收工，回去吃午飯。
我的女上司——犯人奧麗加·彼得羅夫娜·馬特羅寧娜是和雜役們一起來的。有的時候，如果她對工作實在放心不下，就專門叫人押著，提前到廠裏來。我嘆著氣走出我隱蔽的地點，沿著軌道走向濕壓廠——去報告工作。
整個製磚廠分成濕壓和幹壓兩個分廠。我們的取土場隻為濕壓廠服務，濕壓廠的負責人就是馬特羅寧娜，矽酸鹽工業工程師。她是一個怎麽樣的工程師，我不知道，但為人很瑣碎，固執。她是那些不可動搖的思想純正分子中的一員，這類人我在監室裏已經遇到過不多的幾個(這種人一般地不多)，然而我自己卻沒能在他們的高峰上堅持住。按照“大寫字母條文”她是屬於(反屬)類，作為被處決者的家屬她經過特別庭得到了八年。現在正蹲完她的最後幾個月。誠然，整個戰爭期間沒有釋放過政治犯，她也得等到所謂“特別指令”下來以後才能出去。但是這也沒有給她的精神狀態投下任何陰影;她在為黨工作，在外麵也好，在勞改營裏也好，都沒有什麽要緊。她是從稀有動物保護區出來的。她在勞改營裏裹著紅色的而且從來是紅色的三角頭巾，盡管她已經年過四十(在廠裏沒有任何一個勞改犯丫頭也沒有任何一個自由人女共青團員帶這樣的三角頭巾)。對於丈夫的被槍斃和本人蹲過的八年她不感到絲毫怨恨。所有這些不公正的事，照她的意見，是個別雅戈達分子和葉若夫分子幹出來的，而在貝利亞同誌主管下，現在抓人都是沒錯的。看到我穿著蘇維埃軍官的服裝，她頭一次見麵就對我說：“那些把我關進來的人現在確實看到了我的正統性!”不久以前她給加裏寧寫了一封信，她把信裏的這些話念給所有願意聽或被迫聽的人：“長期的監禁沒有摧折我為蘇維埃政權、為蘇維埃工業而鬥爭的意誌。”
不過，當阿基莫夫來向她報告盜竊犯不聽她指揮的時候，她沒有親自去向這些社會親近分子們解釋他們的行為對工業的危害性，反倒呲了他一句：“那就該強迫嘛!任命您就是為了這個!”阿基莫夫挨了摸，她並沒有進一步去鬥爭，而是給勞改營寫了個要求：“請勿再將此類人員帶往我處。”她手下的年輕姑娘們在廠裏像自動機器似地工作八小時：在傳送帶旁邊連續不斷地做八小時的單調的動作，她對這種情況漠然視之。她說：“有什麽辦法?要實行機械化，還有比這更重要的部門。”昨天，星期六，傳聞說今天又不讓我們過禮拜天了(真的沒讓過)。充當自動機器的年輕姑娘們像一群小鳥似地圍住了她，向她訴苦說：“奧麗加·彼得羅夫娜!當真又不給禮拜天嗎?這可是連著三次了!戰爭都結束了!”她裹著紅色的三角頭巾，把那副幹巴巴的、陰沉沉的、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的麵孔往上一仰：“丫頭們，我們怎麽能夠過禮拜天?!莫斯科的建築正在停工待料，等著我們的磚頭!!”(這意思是她當然不知道我們的磚頭具體要運給哪一項建築，但是她用思想的眼睛看到了那個廣義的偉大建築，而姑娘們卻低賤地想要洗洗涮涮。)
馬特羅寧娜需要我這個人是為了把一班時間內的車數翻一番。她對人力、主鬥車的完好狀況、磚廠的吞入能力都不做計算，隻是要求——翻一番!(一個不懂行的外來人除了使用他的拳頭，還有什麽辦法把車數翻一番?)我沒有翻一番，並且總的說在我領導下產量一車也沒有改變。於是馬特羅寧娜當著巴林諾夫和當著工人的麵毫不容情地責罵我。她這老娘兒們腦袋連一個最次的軍士都知道的事情也不懂：當著普通戰土的麵，連罵一個上等兵都是不允許的。一次，當我終於承認了自己在取土場上的完全失敗，從而承認了自己沒有領導能力之後，我去找馬特羅寧娜，盡可能委婉地提出請求：
“奧麗加·彼得羅夫娜!我的數學很不錯，我算得很快。我聽說您的工廠裏需要一個會計。要我當吧!”
“會計?!”她氣憤了，她的硬梆梆的麵孔變得更陰暗了，紅色三角頭巾的尖角係在她的後腦勺上。“當會計我隨便派一個姑娘都行，我們需要的是牛產指揮員1你一班欠交了多少車?快去吧!”她伸直手臂，像新的雅典娜·帕拉司一樣，把我派回了取土場。
又過了一天，取土場工長的職務被撤銷了，我被免職，但不是簡單免職了事，而是報複式的。馬特羅寧娜叫來巴林諾夫，命令他說：
“叫他拿鐵鍬幹活，眼睛盯著他!要他一班裝六車!叫他出點汗!”
當下我就穿著一身我引以自豪的軍官製服去挖土了。巴林諾夫挺高興，他預見到了我的垮台。
如果我對於勞改營裏各種事件之間的隱蔽的和十分警覺的聯繫理解得更深入一些，我本可以在昨天就能猜到自己的命運。在新耶路撒冷的食堂裏有一個單獨的發飯窗口，是供應工程技術人員的，工程師、會計……以至皮鞋匠都從那兒取飯。在被任命為取土場的工長以後，由於漸漸掌握了勞改營生活的要領，我每次吃飯都跑到這個窗口旁邊並且從這裏要飯吃。大師傅們猶豫不定，說工程技術人員名單上還沒有我，但是每次仍是發給了我吃的，後來甚至二話都不說了。事後我認真想了一下——當時我在夥房人員眼裏還是個問號：剛一來到，馬上抖了起來;態度高傲，穿著軍服到處跑。這樣的人說不準再過一個星期就能當上主任派工員或者勞改營的主任會計，或者醫生(在勞改營裏一切都是可能的!!)，到那個時候他們將會在我手心裏摸著。雖然實際上磚廠還隻是在考驗我，什麽名單都還沒有把我列進去，夥房為了以防萬一仍是供應我工程技術人員的夥食。但是，在我垮台前一天，當廠裏還不知道的時候，夥房已經全知道了，衝著我的臉砰的一聲把小窗口關上：我原來是個不值錢的“福來兒”。在這個小小的插曲裏可以聞出勞改營世界的空氣。
靠衣著顯出自己與眾不同——這種如此普遍的人的願望實際上是在揭露我們自己，特別是在敏銳的勞改營的眼光裏。我們覺.得我們是在穿衣服，而實際上是在把自己脫得精光，把自己的真實價值拿出來給人看。我當時不懂，我的軍裝跟馬特羅寧娜的紅色三角頭巾是半斤八兩。隱在幕後的目不轉睛的監視者看清了這一切。於是某日派了一名值日人員來找我。中尉要見您，請到這兒來，請進這個單獨的房間。
從我此刻看不到的工廠的另一麵傳來客運列車沿爾熱夫鐵路隆隆而過的聲音。取土場裏的人們叫喊：“雜役列車。”每一趟列車人們都熟悉，根據它們來計算時間。“雜役列車”——這是差一刻九點。九點鍾會從勞改營裏把雜役們——包括辦公室人員和當了官的——單獨地，不按照倒班的時間，帶到磚廠來勞動。大家最喜愛的一趟列車是一點半的外號叫“供養人”的那一次。它開過去以後我們很快就要收工，回去吃午飯。
我的女上司——犯人奧麗加·彼得羅夫娜·馬特羅寧娜是和雜役們一起來的。有的時候，如果她對工作實在放心不下，就專門叫人押著，提前到廠裏來。我嘆著氣走出我隱蔽的地點，沿著軌道走向濕壓廠——去報告工作。
整個製磚廠分成濕壓和幹壓兩個分廠。我們的取土場隻為濕壓廠服務，濕壓廠的負責人就是馬特羅寧娜，矽酸鹽工業工程師。她是一個怎麽樣的工程師，我不知道，但為人很瑣碎，固執。她是那些不可動搖的思想純正分子中的一員，這類人我在監室裏已經遇到過不多的幾個(這種人一般地不多)，然而我自己卻沒能在他們的高峰上堅持住。按照“大寫字母條文”她是屬於(反屬)類，作為被處決者的家屬她經過特別庭得到了八年。現在正蹲完她的最後幾個月。誠然，整個戰爭期間沒有釋放過政治犯，她也得等到所謂“特別指令”下來以後才能出去。但是這也沒有給她的精神狀態投下任何陰影;她在為黨工作，在外麵也好，在勞改營裏也好，都沒有什麽要緊。她是從稀有動物保護區出來的。她在勞改營裏裹著紅色的而且從來是紅色的三角頭巾，盡管她已經年過四十(在廠裏沒有任何一個勞改犯丫頭也沒有任何一個自由人女共青團員帶這樣的三角頭巾)。對於丈夫的被槍斃和本人蹲過的八年她不感到絲毫怨恨。所有這些不公正的事，照她的意見，是個別雅戈達分子和葉若夫分子幹出來的，而在貝利亞同誌主管下，現在抓人都是沒錯的。看到我穿著蘇維埃軍官的服裝，她頭一次見麵就對我說：“那些把我關進來的人現在確實看到了我的正統性!”不久以前她給加裏寧寫了一封信，她把信裏的這些話念給所有願意聽或被迫聽的人：“長期的監禁沒有摧折我為蘇維埃政權、為蘇維埃工業而鬥爭的意誌。”
不過，當阿基莫夫來向她報告盜竊犯不聽她指揮的時候，她沒有親自去向這些社會親近分子們解釋他們的行為對工業的危害性，反倒呲了他一句：“那就該強迫嘛!任命您就是為了這個!”阿基莫夫挨了摸，她並沒有進一步去鬥爭，而是給勞改營寫了個要求：“請勿再將此類人員帶往我處。”她手下的年輕姑娘們在廠裏像自動機器似地工作八小時：在傳送帶旁邊連續不斷地做八小時的單調的動作，她對這種情況漠然視之。她說：“有什麽辦法?要實行機械化，還有比這更重要的部門。”昨天，星期六，傳聞說今天又不讓我們過禮拜天了(真的沒讓過)。充當自動機器的年輕姑娘們像一群小鳥似地圍住了她，向她訴苦說：“奧麗加·彼得羅夫娜!當真又不給禮拜天嗎?這可是連著三次了!戰爭都結束了!”她裹著紅色的三角頭巾，把那副幹巴巴的、陰沉沉的、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的麵孔往上一仰：“丫頭們，我們怎麽能夠過禮拜天?!莫斯科的建築正在停工待料，等著我們的磚頭!!”(這意思是她當然不知道我們的磚頭具體要運給哪一項建築，但是她用思想的眼睛看到了那個廣義的偉大建築，而姑娘們卻低賤地想要洗洗涮涮。)
馬特羅寧娜需要我這個人是為了把一班時間內的車數翻一番。她對人力、主鬥車的完好狀況、磚廠的吞入能力都不做計算，隻是要求——翻一番!(一個不懂行的外來人除了使用他的拳頭，還有什麽辦法把車數翻一番?)我沒有翻一番，並且總的說在我領導下產量一車也沒有改變。於是馬特羅寧娜當著巴林諾夫和當著工人的麵毫不容情地責罵我。她這老娘兒們腦袋連一個最次的軍士都知道的事情也不懂：當著普通戰土的麵，連罵一個上等兵都是不允許的。一次，當我終於承認了自己在取土場上的完全失敗，從而承認了自己沒有領導能力之後，我去找馬特羅寧娜，盡可能委婉地提出請求：
“奧麗加·彼得羅夫娜!我的數學很不錯，我算得很快。我聽說您的工廠裏需要一個會計。要我當吧!”
“會計?!”她氣憤了，她的硬梆梆的麵孔變得更陰暗了，紅色三角頭巾的尖角係在她的後腦勺上。“當會計我隨便派一個姑娘都行，我們需要的是牛產指揮員1你一班欠交了多少車?快去吧!”她伸直手臂，像新的雅典娜·帕拉司一樣，把我派回了取土場。
又過了一天，取土場工長的職務被撤銷了，我被免職，但不是簡單免職了事，而是報複式的。馬特羅寧娜叫來巴林諾夫，命令他說：
“叫他拿鐵鍬幹活，眼睛盯著他!要他一班裝六車!叫他出點汗!”
當下我就穿著一身我引以自豪的軍官製服去挖土了。巴林諾夫挺高興，他預見到了我的垮台。
如果我對於勞改營裏各種事件之間的隱蔽的和十分警覺的聯繫理解得更深入一些，我本可以在昨天就能猜到自己的命運。在新耶路撒冷的食堂裏有一個單獨的發飯窗口，是供應工程技術人員的，工程師、會計……以至皮鞋匠都從那兒取飯。在被任命為取土場的工長以後，由於漸漸掌握了勞改營生活的要領，我每次吃飯都跑到這個窗口旁邊並且從這裏要飯吃。大師傅們猶豫不定，說工程技術人員名單上還沒有我，但是每次仍是發給了我吃的，後來甚至二話都不說了。事後我認真想了一下——當時我在夥房人員眼裏還是個問號：剛一來到，馬上抖了起來;態度高傲，穿著軍服到處跑。這樣的人說不準再過一個星期就能當上主任派工員或者勞改營的主任會計，或者醫生(在勞改營裏一切都是可能的!!)，到那個時候他們將會在我手心裏摸著。雖然實際上磚廠還隻是在考驗我，什麽名單都還沒有把我列進去，夥房為了以防萬一仍是供應我工程技術人員的夥食。但是，在我垮台前一天，當廠裏還不知道的時候，夥房已經全知道了，衝著我的臉砰的一聲把小窗口關上：我原來是個不值錢的“福來兒”。在這個小小的插曲裏可以聞出勞改營世界的空氣。
靠衣著顯出自己與眾不同——這種如此普遍的人的願望實際上是在揭露我們自己，特別是在敏銳的勞改營的眼光裏。我們覺.得我們是在穿衣服，而實際上是在把自己脫得精光，把自己的真實價值拿出來給人看。我當時不懂，我的軍裝跟馬特羅寧娜的紅色三角頭巾是半斤八兩。隱在幕後的目不轉睛的監視者看清了這一切。於是某日派了一名值日人員來找我。中尉要見您，請到這兒來，請進這個單獨的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