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前軍官尼古拉·阿基莫夫也被指派為取立場工長。我們兩個人從辦公室出來，覺得又近乎，又愉快。那時候即使有人告訴我們，我們也不會理解這是選擇了軍人服刑的標準開端——充當奴僕。從阿基莫夫的非知識分子型的樸質的麵孔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開朗的青年和優秀的戰士。
“廠長幹嘛要嚇唬人?二十個人還對付不了?地下沒有理地雷，天上沒有飛機炸，有什麽對付不了的?”
我們想在內心恢復往日在前線上的自信。我們這兩個小崽兒不明白群島是多麽不同於前線。它的圍困戰比我們使用炸藥的戰爭要難打得多。
在軍隊裏，傻瓜和一錢不值的人都能指揮，甚至是占據的職位越高，成績就越好。如果一個排長需要有敏捷的頭腦、不知疲倦的體力、勇敢的精神和摸透士兵的心的本領，那麽有的元帥隻要會發脾氣，會罵人，再加上會簽自己的名字就夠了。其他一切都有別人替他做，作戰計劃會由作戰處的一個不知姓名的聰明的軍官給他送上來。士兵們執行命令並不是因為相信它們的正確(常常是完全相反)，而是因為命令是統治集團層層下達的。這是一整套機器的命令，誰不執行，就要砍掉誰的腦袋。
但是對於在群島上被委派去指揮其他犯人的一個犯人來說，情況完全不同。整個帶金色肩章的統治集團決不是高高地站在你的背後，它決不會支持你的命令：隻要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領貫徹這些命令，它就會對你翻臉不認人，一腿把你踢開。而這種地方的本領是：或者是靠你的拳頭，或者是利用飢餓無情地摧毀，或者如此精通“群島”的學問;以至你發出的命令在每一個犯人眼裏都像是給他的唯一生路。
北極般冰冷的淡綠色的液體應當取代你身上的溫暖的血液，隻有在那時你才能指揮犯人。
正好在這幾天，一個懲戒作業班每天從懲戒隔離室裏被帶到取土場上來勞動，把這當作是罰他們幹最重的活。這是一批差點沒把勞改營長宰掉的盜竊犯(他們並不是真想宰他，他們並不那麽傻，而隻是嚇嚇他，要他把他們送回普列斯尼亞監獄：他們看準了新耶路撒冷是一個要老命的地方，在這裏是撈不到什麽油水的)。在我值班快結束的時候，把他們帶來了。他們在取土場上找了一些避風的地方躺下，露出租短的胳臂和大腿，刺了花紋的肥肚皮和前胸，在蹲過懲戒隔離室的潮濕的地下室之後，心滿意足地曬著太陽。我穿著筆挺的軍裝走到他們跟前，一字一句、規規矩矩地建議他們開始工作。陽光使他們心情溫和，所以他們僅僅是鬧笑起來並且要我去見那個眾所周知的鬼。我氣得不知道怎麽辦才好，隻得一無所獲地走開了。在軍隊裏我第一句話就會是：“起立!”但是這裏的情況很明顯，即使有人起立，那也隻會是為了在我的肋骨當中捅進一刀子。當我絞盡腦汁想辦法的時候(要知道取土場上的其餘的人都在看著，也可能丟下了手裏的活兒)，正好我這一班結束了。也僅僅是因為如此，我今天還能坐在這裏寫“群島”的研究。
阿基莫夫接了我的班。盜竊犯們繼續曬他們的太陽。他對他們說了一次，第二次就以命令的口氣喊了一句(甚至可能是“起立!”)，第三次就搬出勞改營長來威脅他們。他們起來迫他，在取立場的窪地裏把他撂倒了，用鐵棍砸壞了他的腰子。直接從廠裏把他拉到了省監獄醫院，他的指揮職務便到此結束了，也許他的刑期和生命也到此結束了。(大概廠長本來就是委派我們充當挨盜竊犯刀子的稻草人的。)
我在取立場上的短暫的官運比阿基莫夫的多延長了幾天，隻不過它給我帶來的不是我期望的滿足，反而是不斷的內心的壓迫感。早晨六點鍾我走進工區的時候，比假如我是去親手挖土還感到壓抑。我茫然若失地向取土場懶懶地走去，對它和對我在其中的角色恨之入骨。
從濕壓廠到取土場有一條土鬥車軌道。在平地的盡頭，軌道向取土工作麵下降的地方，有一部絞盤車架設在一個平台上。這部由馬達帶動的絞車是全廠不多的幾種機械化奇蹟之一。從取土場到絞車，然後再從絞車到工廠，土鬥車全程都要用人推。隻是從取土場上坡的地方用絞車拉上來。取立場位於廠區的一個遙遠的角落，它的表麵被取土坑挖得支離破碎，取土坑像溝壑一樣枝枝杈杈，它們中間留著沒有動過的土崗。粘土層直接從地表就開始了，土層相當厚。想必是可以再往深裏取，也可以再往寬裏取，把工作麵連成一片。但是誰也不知道該怎麽幹，誰也不擬訂開採計劃，一切全由早班的作業班長巴林諾夫指揮。巴林諾夫是一個趾高氣揚的莫斯科青年，普通犯，有一副不難看的外表。巴林諾夫單純根據哪裏方便就在哪裏取土，哪裏能少費工、多裝上就在哪裏開挖。他不往太深裏走，以免推出鬥車的坡度太陡。在取土場上巴林諾夫指揮著每次總是在我這一班幹活的那十八至二十個人。他也是這一工作班的唯一的和真正的主人：他了解手下的人，餵養著他們，意思就是為他們爭取較多的口糧。每天親自英明地決定應該推出多少車，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我喜歡巴林諾夫這個人，如果我和他在一座什麽監獄的板鋪上並排睡覺，我們一定相處得很快活。就是現在我們也會會得來——但是這需要我主動去找他並且要像這樣打趣地說一句：你瞧廠長任命我當了一條夾在當中汪汪叫的狗，我可是什麽也不摸門呀。兩人一笑，什麽問題也解決了。但是軍官的教育沒有允許我這樣做!於是我試圖對他保持嚴格的態度，謀求他對我的服從，盡管不僅我自己，也不僅他，而是整個作業班都看得出來，我是在這裏多管閑事，就跟一個從區裏派下去指導春播工作的技術員一樣。巴林諾夫很生氣，認為在他頭頂上安插了一個神氣十足的討厭鬼，於是他不止一次地在作業班麵前巧妙地出我的醜。凡是我認為需要做的，他馬上向我證明不可能。反過來，他時常高聲地吆喝著“工長!工長!”，把我叫到取土場的各個角落並且請求指示：舊軌道怎麽拆，新軌道怎麽鋪;脫落的輪子怎麽固定到軸上;或者絞車似乎出了毛病，拉不動，現在該怎麽辦;或者鐵鍬使鈍了拿到哪裏去磨。在他的嘲弄麵前我的指揮熱情一天比一天衰退了，如果他從一清早就叫人們去挖土(他並不是經常這樣做的)而不用那些討厭的問題來打擾我，我已經很滿意了。
那時我就悄悄地走到一邊，到高高的土堆後麵去躲開我的下屬和我的上司，坐在地上發呆。進勞改營後的頭幾天我的精神已經僵死了。噢，這可不是監獄!監獄有著翅膀。監獄是思想的萬寶箱。在監獄裏挨餓和爭論是快樂而輕鬆的。可是你試試在這裏挨餓、勞動和沉默十年。這個你試試看!鋼鐵的履帶正在把我拽進一個粉碎機。束手無策的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滾到一邊去，可是真想這樣做啊!喘一口氣。清醒一下。抬起頭，看看外界。
瞧那裏，在鐵絲網外邊，隔著一道小山穀有一塊小高地。高地上有一個小村落，共有十來座房屋。初升的太陽用它和平的光線照亮了它。它離我們這樣近，而且它完全不是一座勞改營!(其實也是勞改營，但是這一點常常被你忘記。)很長時間那裏沒有動靜，後來走出一個拎著提桶的農婦，一個小不點的娃娃從長在街上的草叢裏跑過。一隻公雞在打鳴兒，一頭母牛在哞哞地叫——我們在取土場上全聽得很清楚。一條雜種的小狗尖聲尖氣地吠叫著——多麽可愛的聲音!——這不是押解隊的警犬!
“廠長幹嘛要嚇唬人?二十個人還對付不了?地下沒有理地雷，天上沒有飛機炸，有什麽對付不了的?”
我們想在內心恢復往日在前線上的自信。我們這兩個小崽兒不明白群島是多麽不同於前線。它的圍困戰比我們使用炸藥的戰爭要難打得多。
在軍隊裏，傻瓜和一錢不值的人都能指揮，甚至是占據的職位越高，成績就越好。如果一個排長需要有敏捷的頭腦、不知疲倦的體力、勇敢的精神和摸透士兵的心的本領，那麽有的元帥隻要會發脾氣，會罵人，再加上會簽自己的名字就夠了。其他一切都有別人替他做，作戰計劃會由作戰處的一個不知姓名的聰明的軍官給他送上來。士兵們執行命令並不是因為相信它們的正確(常常是完全相反)，而是因為命令是統治集團層層下達的。這是一整套機器的命令，誰不執行，就要砍掉誰的腦袋。
但是對於在群島上被委派去指揮其他犯人的一個犯人來說，情況完全不同。整個帶金色肩章的統治集團決不是高高地站在你的背後，它決不會支持你的命令：隻要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領貫徹這些命令，它就會對你翻臉不認人，一腿把你踢開。而這種地方的本領是：或者是靠你的拳頭，或者是利用飢餓無情地摧毀，或者如此精通“群島”的學問;以至你發出的命令在每一個犯人眼裏都像是給他的唯一生路。
北極般冰冷的淡綠色的液體應當取代你身上的溫暖的血液，隻有在那時你才能指揮犯人。
正好在這幾天，一個懲戒作業班每天從懲戒隔離室裏被帶到取土場上來勞動，把這當作是罰他們幹最重的活。這是一批差點沒把勞改營長宰掉的盜竊犯(他們並不是真想宰他，他們並不那麽傻，而隻是嚇嚇他，要他把他們送回普列斯尼亞監獄：他們看準了新耶路撒冷是一個要老命的地方，在這裏是撈不到什麽油水的)。在我值班快結束的時候，把他們帶來了。他們在取土場上找了一些避風的地方躺下，露出租短的胳臂和大腿，刺了花紋的肥肚皮和前胸，在蹲過懲戒隔離室的潮濕的地下室之後，心滿意足地曬著太陽。我穿著筆挺的軍裝走到他們跟前，一字一句、規規矩矩地建議他們開始工作。陽光使他們心情溫和，所以他們僅僅是鬧笑起來並且要我去見那個眾所周知的鬼。我氣得不知道怎麽辦才好，隻得一無所獲地走開了。在軍隊裏我第一句話就會是：“起立!”但是這裏的情況很明顯，即使有人起立，那也隻會是為了在我的肋骨當中捅進一刀子。當我絞盡腦汁想辦法的時候(要知道取土場上的其餘的人都在看著，也可能丟下了手裏的活兒)，正好我這一班結束了。也僅僅是因為如此，我今天還能坐在這裏寫“群島”的研究。
阿基莫夫接了我的班。盜竊犯們繼續曬他們的太陽。他對他們說了一次，第二次就以命令的口氣喊了一句(甚至可能是“起立!”)，第三次就搬出勞改營長來威脅他們。他們起來迫他，在取立場的窪地裏把他撂倒了，用鐵棍砸壞了他的腰子。直接從廠裏把他拉到了省監獄醫院，他的指揮職務便到此結束了，也許他的刑期和生命也到此結束了。(大概廠長本來就是委派我們充當挨盜竊犯刀子的稻草人的。)
我在取立場上的短暫的官運比阿基莫夫的多延長了幾天，隻不過它給我帶來的不是我期望的滿足，反而是不斷的內心的壓迫感。早晨六點鍾我走進工區的時候，比假如我是去親手挖土還感到壓抑。我茫然若失地向取土場懶懶地走去，對它和對我在其中的角色恨之入骨。
從濕壓廠到取土場有一條土鬥車軌道。在平地的盡頭，軌道向取土工作麵下降的地方，有一部絞盤車架設在一個平台上。這部由馬達帶動的絞車是全廠不多的幾種機械化奇蹟之一。從取土場到絞車，然後再從絞車到工廠，土鬥車全程都要用人推。隻是從取土場上坡的地方用絞車拉上來。取立場位於廠區的一個遙遠的角落，它的表麵被取土坑挖得支離破碎，取土坑像溝壑一樣枝枝杈杈，它們中間留著沒有動過的土崗。粘土層直接從地表就開始了，土層相當厚。想必是可以再往深裏取，也可以再往寬裏取，把工作麵連成一片。但是誰也不知道該怎麽幹，誰也不擬訂開採計劃，一切全由早班的作業班長巴林諾夫指揮。巴林諾夫是一個趾高氣揚的莫斯科青年，普通犯，有一副不難看的外表。巴林諾夫單純根據哪裏方便就在哪裏取土，哪裏能少費工、多裝上就在哪裏開挖。他不往太深裏走，以免推出鬥車的坡度太陡。在取土場上巴林諾夫指揮著每次總是在我這一班幹活的那十八至二十個人。他也是這一工作班的唯一的和真正的主人：他了解手下的人，餵養著他們，意思就是為他們爭取較多的口糧。每天親自英明地決定應該推出多少車，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我喜歡巴林諾夫這個人，如果我和他在一座什麽監獄的板鋪上並排睡覺，我們一定相處得很快活。就是現在我們也會會得來——但是這需要我主動去找他並且要像這樣打趣地說一句：你瞧廠長任命我當了一條夾在當中汪汪叫的狗，我可是什麽也不摸門呀。兩人一笑，什麽問題也解決了。但是軍官的教育沒有允許我這樣做!於是我試圖對他保持嚴格的態度，謀求他對我的服從，盡管不僅我自己，也不僅他，而是整個作業班都看得出來，我是在這裏多管閑事，就跟一個從區裏派下去指導春播工作的技術員一樣。巴林諾夫很生氣，認為在他頭頂上安插了一個神氣十足的討厭鬼，於是他不止一次地在作業班麵前巧妙地出我的醜。凡是我認為需要做的，他馬上向我證明不可能。反過來，他時常高聲地吆喝著“工長!工長!”，把我叫到取土場的各個角落並且請求指示：舊軌道怎麽拆，新軌道怎麽鋪;脫落的輪子怎麽固定到軸上;或者絞車似乎出了毛病，拉不動，現在該怎麽辦;或者鐵鍬使鈍了拿到哪裏去磨。在他的嘲弄麵前我的指揮熱情一天比一天衰退了，如果他從一清早就叫人們去挖土(他並不是經常這樣做的)而不用那些討厭的問題來打擾我，我已經很滿意了。
那時我就悄悄地走到一邊，到高高的土堆後麵去躲開我的下屬和我的上司，坐在地上發呆。進勞改營後的頭幾天我的精神已經僵死了。噢，這可不是監獄!監獄有著翅膀。監獄是思想的萬寶箱。在監獄裏挨餓和爭論是快樂而輕鬆的。可是你試試在這裏挨餓、勞動和沉默十年。這個你試試看!鋼鐵的履帶正在把我拽進一個粉碎機。束手無策的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滾到一邊去，可是真想這樣做啊!喘一口氣。清醒一下。抬起頭，看看外界。
瞧那裏，在鐵絲網外邊，隔著一道小山穀有一塊小高地。高地上有一個小村落，共有十來座房屋。初升的太陽用它和平的光線照亮了它。它離我們這樣近，而且它完全不是一座勞改營!(其實也是勞改營，但是這一點常常被你忘記。)很長時間那裏沒有動靜，後來走出一個拎著提桶的農婦，一個小不點的娃娃從長在街上的草叢裏跑過。一隻公雞在打鳴兒，一頭母牛在哞哞地叫——我們在取土場上全聽得很清楚。一條雜種的小狗尖聲尖氣地吠叫著——多麽可愛的聲音!——這不是押解隊的警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