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爭一開始(大約也是遵照上麵提到的動員令的安排)，勞改營夥食定量就減少了。食物本身也一年比一年壞：蔬菜被飼料蘿蔔代替，代替麥片的是箭笞豌豆和麩子。(科雷馬是靠美國供應的，那裏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些地方還出現了白麵包。)但是在重要的生產部門，由於囚犯們體力衰弱而使產量下降的情況達到如此嚴重的程度(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至他們認為還是恢復戰前定量比較有利。許多勞改營的生產單位獲得了國防訂貨，這類小廠子的善於經營的廠長們有時候居然能想到辦法從副食基地上多給犯人們供應一些食物。有的地方發工資，但按照戰時市場上的價格，這點錢(三十盧布)一個月還買不到一公斤土豆。
如果問一個戰時的勞改犯：他的最高、最終並且完全達不到的目標是什麽?他會回答你：“飽飽地吃上一頓黑麵包，死也甘心了。”戰爭期間在勞改營裏埋的死人決不比前線少，隻不過是沒有受到詩人們的歌頌而已。科莫戈爾在“弱勞力小隊”裏勞動，一九四一至四二年的整個冬天都在幹這樣一種輕活;把兩具赤裸的屍體交錯著裝進四塊板釘的棺材匣子，每天裝三十匣。(顯然是一個靠近城市的勞改營，因此才需要裝匣子。)
戰爭的頭幾個月過去了，全國已經適應了戰時生活的步調：該打仗的上前方去了，該留下的在後方泡著，該當官的在那裏領導並且在喝完了酒以後把臉洗得幹幹淨淨。勞改營裏也是如此。原來全是一場虛驚，一切都還是穩穩噹噹的。一九三七年上緊的發條，今後還是照樣有勁。那些一開頭曾在犯人麵前巴結討好的人現在變得跟凶神惡煞一樣，什麽沒邊沒沿的事都能幹得出來。現在他們看出了，勞改營生活的形式一旦正確地確定了下來，一百年以後也會是這樣的。
勞改營歷史上的七個時代將會在你們麵前彼此爭論，它們之中哪一個最使人受罪?現在請你們注意聽取一下戰爭時代的情形。有這種說法：誰在沒戰爭時期服過刑，誰就不知道勞改營的滋味。
請看看一九四一至四二年冬季的維亞特卡勞改營的一個勞改點的景況：僅僅在工程技術人員的工棚和機修車間裏還有一點生命微微地發著熱氣，其餘的工棚裏是一片冰凍的墳地(而維亞特卡勞改營的任務恰恰是為彼爾姆鐵路採伐木柴)。
這就是戰時的勞改營：更多的勞動和更少的食物和更少的燃料和更壞的衣服和更殘暴的法律和更嚴酷的懲罰……但這還不是全部。犯人們本來就被剝奪了外部的抗議權，而戰爭連內心的也剝奪了。任何一個躲在後方的帶肩章的無賴都指手劃腳地教訓他們：“你們知道前線是怎樣在死人嗎?……你們知道外頭的人是怎麽在幹活嗎?列寧格勒人領的是多少口糧?……”犯人們內心也沒有什麽話可反駁。的確，在前線，人們躺在雪地裏死去。的確，在外頭，人們被榨出了最後一把力，並且還挨著俄。(自由人的勞動火線跟任何勞改營都不相上下。從農村裏動員一些沒出嫁的姑娘到所謂“勞動火線”上去，讓她們幹伐木的活，一天七百克麵包，拿洗碗水當湯喝。)的確，列寧格勒圍困期間發的口糧比勞改營的禁閉室口糧還少。在戰爭期間，群島這一塊癌腫瘤變成了(或者冒充為)似乎是俄國身體裏的一個重要的有用的器官，它好像也在為戰爭服務呢!勝利也要依靠它!這一切給鐵絲網上的鐵絲，給指手劃腳的首長公民灑上了一片虛假的和開脫的光輝。而當你做為它的一個腐爛的細胞死去的時候，你甚至失去了臨死前咒罵它一句的快樂。
對於“五十八條”說來，戰時勞改營最叫人難受的地方就是隨時會給你纏上第二個刑期，這比懸在頭上的任何斧子都更利害。行動特派員們因為擔心被送到前線上去，就在他們安了家的邊遠地區，在各個採伐派遣點，接二連三地破獲有世界資產階級參與的陰謀、武裝暴動和大批越獄的計劃。像烏赫塔伯朝拉勞改營營長莫羅茲一類的古拉格頭目特別鼓勵自己勞改營內部的偵審活動。在烏赫塔伯朝拉勞改營裏，“為唆使越獄”、“為怠工”的死刑及二十年徒刑的判決書多得整麻袋地往外倒。還有多少人，連審判也不需要，他們的命運取決於星辰的起落：西戈爾斯基“惹惱了史達林——於是一夜之間在艾爾根捉了三十名波蘭婦女，運到別處去槍斃了。
有許多犯人——這不是憑空想出來的，這是真事——從戰爭爆發的最初幾天起就提出上前線的申請。他們嚐過了最惡臭的勞改營的豬狗食，而現在卻請求派遣他們上前線去保衛這個勞改營的製度，並且為了它情願到懲戒連裏去送死!(“如果我能活下來，我將回來服完我的刑期……”)今天正統分子們向我們保證說，當時申請上前線的是他們。也有他們(以及沒有槍斃完的托洛茨基分子)，但是並不太多：他們大部分被安插在勞改營的某些安靜的場所(靠了勞改營的共產黨員首長們的照顧)，在那種地方他們可以思索、議論、回憶和等待。要知道，在懲戒連裏是活不了三天以上的。這樣的申請並不是基於思想意識，而是發自心靈。俄羅斯人的性格就是這樣：寧願死在幹淨的田野裏，不願死在黴爛的小屋裏!鬆快一下;短時間內成為一個“和大家一樣的人”，不低人一等的人。擺脫這裏的永恆的走投無路的感覺、新刑期的糾纏、無聲無息的滅亡。有的人想的還要簡單，但是絕非可恥：死還是後頭的事，可是眼下就給你發軍裝，讓你吃飽喝足，上火車，可以從車廂裏往窗外看，可以在車站上和姑娘們逗笑。而且這裏麵還包含著一種好心的寬恕：你們對我們這麽壞，可是瞧瞧我們是怎樣對待你們的!
然而進行這種多餘的對調——把一些人從勞改營運到前線，再把一些人從前線運進勞改營——對於國家沒有任何經濟的和組織的意義。每個人的生與死的圈子都是劃定了的;一旦被劃分到山羊群裏，那就該做為山羊而死掉。有時候吸收刑期不長的普通犯上前線，不是放進懲戒連，而是編入普通的作戰部隊。有時候也吸收“五十八條”，但很不常見。一九四三年弗拉基米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舒諾夫從勞改營裏被送到前線，可是到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又帶著附加的刑期回到了勞改營。他們都是有了記號的。部隊裏的行動特派員給他們纏上新刑斯比給新人容易得多。
但是勞改營當局對於這種愛國激情也不是完全不看在眼裏。這些標語口號在伐木場上不很適用，但是你不妨聽聽：“保證出煤超計劃——為列寧格勒送光明!”“用迫擊炮彈支援近衛軍戰士!”——據目擊者們說，這些話是扣人心弦的。阿爾謝尼·法爾馬科夫，一個老成持重的人，講過他們的勞改營當時是怎樣地陶醉於支援前方的工作，他打算把這些情形描寫出來。犯人們要求為命名為“治達人”的坦克縱隊募捐，但未獲準許，他們感到這是莫大的屈辱。
至於獎賞，那是眾所周知的，戰爭結束不久就宣布了：對逃兵、流氓、扒手是大赦，對“五十八條”是送進特種營。
如果問一個戰時的勞改犯：他的最高、最終並且完全達不到的目標是什麽?他會回答你：“飽飽地吃上一頓黑麵包，死也甘心了。”戰爭期間在勞改營裏埋的死人決不比前線少，隻不過是沒有受到詩人們的歌頌而已。科莫戈爾在“弱勞力小隊”裏勞動，一九四一至四二年的整個冬天都在幹這樣一種輕活;把兩具赤裸的屍體交錯著裝進四塊板釘的棺材匣子，每天裝三十匣。(顯然是一個靠近城市的勞改營，因此才需要裝匣子。)
戰爭的頭幾個月過去了，全國已經適應了戰時生活的步調：該打仗的上前方去了，該留下的在後方泡著，該當官的在那裏領導並且在喝完了酒以後把臉洗得幹幹淨淨。勞改營裏也是如此。原來全是一場虛驚，一切都還是穩穩噹噹的。一九三七年上緊的發條，今後還是照樣有勁。那些一開頭曾在犯人麵前巴結討好的人現在變得跟凶神惡煞一樣，什麽沒邊沒沿的事都能幹得出來。現在他們看出了，勞改營生活的形式一旦正確地確定了下來，一百年以後也會是這樣的。
勞改營歷史上的七個時代將會在你們麵前彼此爭論，它們之中哪一個最使人受罪?現在請你們注意聽取一下戰爭時代的情形。有這種說法：誰在沒戰爭時期服過刑，誰就不知道勞改營的滋味。
請看看一九四一至四二年冬季的維亞特卡勞改營的一個勞改點的景況：僅僅在工程技術人員的工棚和機修車間裏還有一點生命微微地發著熱氣，其餘的工棚裏是一片冰凍的墳地(而維亞特卡勞改營的任務恰恰是為彼爾姆鐵路採伐木柴)。
這就是戰時的勞改營：更多的勞動和更少的食物和更少的燃料和更壞的衣服和更殘暴的法律和更嚴酷的懲罰……但這還不是全部。犯人們本來就被剝奪了外部的抗議權，而戰爭連內心的也剝奪了。任何一個躲在後方的帶肩章的無賴都指手劃腳地教訓他們：“你們知道前線是怎樣在死人嗎?……你們知道外頭的人是怎麽在幹活嗎?列寧格勒人領的是多少口糧?……”犯人們內心也沒有什麽話可反駁。的確，在前線，人們躺在雪地裏死去。的確，在外頭，人們被榨出了最後一把力，並且還挨著俄。(自由人的勞動火線跟任何勞改營都不相上下。從農村裏動員一些沒出嫁的姑娘到所謂“勞動火線”上去，讓她們幹伐木的活，一天七百克麵包，拿洗碗水當湯喝。)的確，列寧格勒圍困期間發的口糧比勞改營的禁閉室口糧還少。在戰爭期間，群島這一塊癌腫瘤變成了(或者冒充為)似乎是俄國身體裏的一個重要的有用的器官，它好像也在為戰爭服務呢!勝利也要依靠它!這一切給鐵絲網上的鐵絲，給指手劃腳的首長公民灑上了一片虛假的和開脫的光輝。而當你做為它的一個腐爛的細胞死去的時候，你甚至失去了臨死前咒罵它一句的快樂。
對於“五十八條”說來，戰時勞改營最叫人難受的地方就是隨時會給你纏上第二個刑期，這比懸在頭上的任何斧子都更利害。行動特派員們因為擔心被送到前線上去，就在他們安了家的邊遠地區，在各個採伐派遣點，接二連三地破獲有世界資產階級參與的陰謀、武裝暴動和大批越獄的計劃。像烏赫塔伯朝拉勞改營營長莫羅茲一類的古拉格頭目特別鼓勵自己勞改營內部的偵審活動。在烏赫塔伯朝拉勞改營裏，“為唆使越獄”、“為怠工”的死刑及二十年徒刑的判決書多得整麻袋地往外倒。還有多少人，連審判也不需要，他們的命運取決於星辰的起落：西戈爾斯基“惹惱了史達林——於是一夜之間在艾爾根捉了三十名波蘭婦女，運到別處去槍斃了。
有許多犯人——這不是憑空想出來的，這是真事——從戰爭爆發的最初幾天起就提出上前線的申請。他們嚐過了最惡臭的勞改營的豬狗食，而現在卻請求派遣他們上前線去保衛這個勞改營的製度，並且為了它情願到懲戒連裏去送死!(“如果我能活下來，我將回來服完我的刑期……”)今天正統分子們向我們保證說，當時申請上前線的是他們。也有他們(以及沒有槍斃完的托洛茨基分子)，但是並不太多：他們大部分被安插在勞改營的某些安靜的場所(靠了勞改營的共產黨員首長們的照顧)，在那種地方他們可以思索、議論、回憶和等待。要知道，在懲戒連裏是活不了三天以上的。這樣的申請並不是基於思想意識，而是發自心靈。俄羅斯人的性格就是這樣：寧願死在幹淨的田野裏，不願死在黴爛的小屋裏!鬆快一下;短時間內成為一個“和大家一樣的人”，不低人一等的人。擺脫這裏的永恆的走投無路的感覺、新刑期的糾纏、無聲無息的滅亡。有的人想的還要簡單，但是絕非可恥：死還是後頭的事，可是眼下就給你發軍裝，讓你吃飽喝足，上火車，可以從車廂裏往窗外看，可以在車站上和姑娘們逗笑。而且這裏麵還包含著一種好心的寬恕：你們對我們這麽壞，可是瞧瞧我們是怎樣對待你們的!
然而進行這種多餘的對調——把一些人從勞改營運到前線，再把一些人從前線運進勞改營——對於國家沒有任何經濟的和組織的意義。每個人的生與死的圈子都是劃定了的;一旦被劃分到山羊群裏，那就該做為山羊而死掉。有時候吸收刑期不長的普通犯上前線，不是放進懲戒連，而是編入普通的作戰部隊。有時候也吸收“五十八條”，但很不常見。一九四三年弗拉基米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舒諾夫從勞改營裏被送到前線，可是到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又帶著附加的刑期回到了勞改營。他們都是有了記號的。部隊裏的行動特派員給他們纏上新刑斯比給新人容易得多。
但是勞改營當局對於這種愛國激情也不是完全不看在眼裏。這些標語口號在伐木場上不很適用，但是你不妨聽聽：“保證出煤超計劃——為列寧格勒送光明!”“用迫擊炮彈支援近衛軍戰士!”——據目擊者們說，這些話是扣人心弦的。阿爾謝尼·法爾馬科夫，一個老成持重的人，講過他們的勞改營當時是怎樣地陶醉於支援前方的工作，他打算把這些情形描寫出來。犯人們要求為命名為“治達人”的坦克縱隊募捐，但未獲準許，他們感到這是莫大的屈辱。
至於獎賞，那是眾所周知的，戰爭結束不久就宣布了：對逃兵、流氓、扒手是大赦，對“五十八條”是送進特種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