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他們向新的一代灌輸對正義的信仰的方式。
人們試圖對我們說，這位文學界的領袖在上麵曾百般推託，不願意發表對北方特種營管理局的讚頌。但是這怎麽行呢，阿列克謝·馬克西莫維奇……這可是在資產階級的歐洲麵前啊!這可是在當前的形勢下啊，在這樣危險而複雜的局勢下啊!那裏的管理製度嗎?……我們會改變，我們會改的。
於是他就發表了自己的文章，這篇文章接二連三地轉載於我國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報刊，以雄鷹和海燕的名義，宣稱拿索洛維茨來恐嚇人民是毫無根據的，宣稱犯人們在那裏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將入木的時候，給了群島以祝福……
我一向把高爾基從義大利歸來直到死前的可憐的行徑歸因於他的謬見和糊塗。但是不久前公布的他的二十年代書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動機——物質欲——解釋這個現象。高爾基在索倫托吃驚地發現他既未獲得更大的世界聲譽，也未獲得更多金錢(而他還有一大幫僕役要養活)。他明白了，為了獲得金錢和抬高聲譽，必須回到蘇聯，並接受一切附帶條件。他在這裏變成了雅戈達的自願的俘虜。史達林搞死他其實完全沒有必要，純粹是出於過分的謹慎：高爾基對一九三七年也會唱讚歌的。
至於勞動營的管理製度，他們的確履行了諾言。管理製度修改了——在第十一懲戒連裏，現在是人貼人地連續站一個星期。一個委員會來到了索洛維茨，這次已經不是索爾茨的那個，而是偵查懲戒委員會。經過調查(在當地情報偵查科的協助下)，查清了索洛維茨管理方麵一切暴虐行為都是白衛軍官(行政科)的勾當，一般說是貴族分子，部分是大學生幹的(不錯，就是那些從上一世紀起就不斷在聖彼得堡煽風點火的大學生們幹的)。這時候又發生了神經失常的科熱夫尼科夫(遠東共和國前部長)、舍普欽斯基和牛相傑格佳廖夫三人的純屬胡鬧的失敗的逃亡事件。這個事件被誇大成荒誕離奇的白衛軍官的大密謀，說他們計劃奪取一艘輪船開走。於是開始抓人，雖然沒有一個人承認過這個密謀，但案子照樣越滾越大，抓人越來越多。
預定抓三百人。如數抓完了。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夜晚，全管犯人被趕回宿舍鎖起來。為了縮短去墳場的道路，打開了平時封閉的“聖門”。整個晚上，一批接一批地帶到刑場。(每帶出一批人都傳來一陣狗的絕望的哀號，這是一條被掛在什麽地方的叫做“黑子”的狗，它每次都以為它的主人巴格拉圖尼正走在這一批人中間。各連的犯人們根據狗叫聲計算著帶出去的批數，但是槍聲在狂風中聽不清楚。這個哀號聲繪劊子手們的刺激這樣大，以至第二天就把黑子和跟著黑子一起叫的狗統統槍殺了。)
行刑者有那三個吸嗎啡的浪蕩公子，有警衛隊長傑格佳廖夫和……文教科長烏斯賓斯基。(隻有從表麵看問題的人才會覺得這種結合是奇怪的。這個烏斯賓斯基的歷史具有所謂“典型性”，即不是最普通的，但卻能集中表現出時代的精髓。他是作為一個神父的兒子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他正是以這樣的身分遇上了革命。前麵等著他的是什麽?審查、限製、流放、迫害。要知道，這個家庭包袱是甩不掉的，自己的老子是換不了的。不對!烏斯賓斯基發現了辦法：他宰了他的老子並且向當局宣布他這樣幹是出於階級仇恨!這是一種健康的感情，幾乎根本不能算謀殺!他得到了輕判。進營以後馬上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麵露了頭角，不久就獲得釋放。現在他已經是自由人身分的索洛維茨文教科科長了。這次執行處決是他主動要求的還是別人要他證實自己的階級立場，我們不清楚。那天黎明時，有人看見他在洗臉地前抬著腿，洗刷染滿鮮血的皮靴筒。
他們殺人的時候喝得醉醺醺，槍打得馬馬虎虎——僅僅蓋上了一層薄土的大坑到早晨還在那裏動彈。
整個十月份，也包括十一月份，又陸續從大陸上運來一批批的人，到這裏來槍斃。(庫裏爾科也隨其中的一批被處決。)
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在樂隊的伴奏聲中，由犯人們把整個墳場推成了平地。
經過這些處決之後，北方特種營管理局長易人，紮林接替了文赫曼斯，據認為這就是新的索洛維茨的法製時代的開始。
不過新時代也不過如此。一九三0年夏天幾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索洛維茨。這些人拒絕來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領取任何證件和護照，不肯在任何文書上簽字，手裏不肯拿錢。他們之中為首的是一位八十歲的白鬍子老頭，盲人，拄著一根長拐杖。每一個明白人都能看清這些教派分子無論如何也進不了社會主義，因為進了這個社會就得大大地和各種證件打交道，所以最好還是讓他們死掉。於是就把他們送上小野兔島。這是索洛維茨群島中最小的一個島，沙土地，沒有樹木，荒無人煙，隻有一間先前的打魚僧人居住的過夏小屋。當局表示可以發給他們兩個月的口糧，但有一個條件：每一個教派分子必須在表冊上簽收。他們自然拒絕。這時候不安分的安娜·斯克裏普尼科娃出來幹預。別看她當時還那麽年輕，也別看當時蘇維埃政權的年齡也還不大，她這已經是第四次坐牢了。她在會計室、派工員和正推行人道主義管理製度的勞動營長之間奔走交涉。起先請求憐憫這些教派分子，後來請求把她和教派分子一起送到野兔島上去，指派她作記帳員，她可以負責按日發給他們食物並經營全部帳目。這似乎和勞動營製度毫無牴觸，但仍遭到拒絕。安娜大聲喊道：“可是你們供給瘋子口糧並不要他們簽字啊!”紮林隻是笑，而派工員回答說：“這也許是莫斯科的指示……我們不了解……”(這當然是莫斯科的指示!別人誰敢負這個責任?)結果什麽吃的也沒有帶，就被送到島上去了。過了兩個月(正好是兩個月，因為這時候該上島去勸他們簽收下兩個月的口糧了)，人們乘船登上野兔島，隻發現了他們的被啄碎了的屍體。全體都在，一個也沒有逃跑。
現在，在我們這個偉大世紀的六十年代，有誰來追究罪責呢?
不過，孔林不久也被撤掉了，因為犯了自由主義的錯誤(好像判了十年)。
索洛維茨勞動營的麵貌，自二十年代末起，逐漸變化。從一個為必遭滅亡的反革命分子準備的無聲陷阱越來越變為對當時說來是新式的，對我們現在說來是舊式的普通人的勞改營的模樣。國內“勞動人民中特別危險分子”的人數急劇地增長。普通刑事犯和無賴們大量地送到島上來。老資格的慣竊和初出茅廬的扒手們登上了索洛維茨的土地。這裏的營地裏灌進了大股的女扒手和妓女的水流。(她們在克姆中轉站相遇的時候，前者向後者喊著說：“我們偷東西，可是不賣身!”後者也給她們以響亮的回答：“我們賣的是自己的，不是偷來的!”)原因是，當時全國宣布了(當然不見報)開展消滅賣淫現象的鬥爭。各大城市大抓妓女，按統一規格一律判三年，其中許多人被轟到索洛維茨群島上來了。從理論上說是明明白白的，正當的勞動很快就能把她們改造過來。可是不知道為什麽她們總抱著自己低賤的社會職業不放，在押解途中就死氣白賴地要求給押解隊營房擦地板，趁機勾引紅軍戰士，破壞押解勤務條令。她們也同樣輕而易舉地和看守員交上朋友，當然不是免費的。在女人奇缺的索洛維茨，她們被安頓得更好。分配給她們最好的宿舍，每天有人給她們送來穿戴和禮物，“尼姑們”和其他女反革命給她們的汗衫繡花，藉以從她們手裏掙一點錢。刑滿之後，她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闊氣地拎著裝滿綢緞的箱子;出發到蘇聯各地去開始她們的正當生活。
人們試圖對我們說，這位文學界的領袖在上麵曾百般推託，不願意發表對北方特種營管理局的讚頌。但是這怎麽行呢，阿列克謝·馬克西莫維奇……這可是在資產階級的歐洲麵前啊!這可是在當前的形勢下啊，在這樣危險而複雜的局勢下啊!那裏的管理製度嗎?……我們會改變，我們會改的。
於是他就發表了自己的文章，這篇文章接二連三地轉載於我國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報刊，以雄鷹和海燕的名義，宣稱拿索洛維茨來恐嚇人民是毫無根據的，宣稱犯人們在那裏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將入木的時候，給了群島以祝福……
我一向把高爾基從義大利歸來直到死前的可憐的行徑歸因於他的謬見和糊塗。但是不久前公布的他的二十年代書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動機——物質欲——解釋這個現象。高爾基在索倫托吃驚地發現他既未獲得更大的世界聲譽，也未獲得更多金錢(而他還有一大幫僕役要養活)。他明白了，為了獲得金錢和抬高聲譽，必須回到蘇聯，並接受一切附帶條件。他在這裏變成了雅戈達的自願的俘虜。史達林搞死他其實完全沒有必要，純粹是出於過分的謹慎：高爾基對一九三七年也會唱讚歌的。
至於勞動營的管理製度，他們的確履行了諾言。管理製度修改了——在第十一懲戒連裏，現在是人貼人地連續站一個星期。一個委員會來到了索洛維茨，這次已經不是索爾茨的那個，而是偵查懲戒委員會。經過調查(在當地情報偵查科的協助下)，查清了索洛維茨管理方麵一切暴虐行為都是白衛軍官(行政科)的勾當，一般說是貴族分子，部分是大學生幹的(不錯，就是那些從上一世紀起就不斷在聖彼得堡煽風點火的大學生們幹的)。這時候又發生了神經失常的科熱夫尼科夫(遠東共和國前部長)、舍普欽斯基和牛相傑格佳廖夫三人的純屬胡鬧的失敗的逃亡事件。這個事件被誇大成荒誕離奇的白衛軍官的大密謀，說他們計劃奪取一艘輪船開走。於是開始抓人，雖然沒有一個人承認過這個密謀，但案子照樣越滾越大，抓人越來越多。
預定抓三百人。如數抓完了。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夜晚，全管犯人被趕回宿舍鎖起來。為了縮短去墳場的道路，打開了平時封閉的“聖門”。整個晚上，一批接一批地帶到刑場。(每帶出一批人都傳來一陣狗的絕望的哀號，這是一條被掛在什麽地方的叫做“黑子”的狗，它每次都以為它的主人巴格拉圖尼正走在這一批人中間。各連的犯人們根據狗叫聲計算著帶出去的批數，但是槍聲在狂風中聽不清楚。這個哀號聲繪劊子手們的刺激這樣大，以至第二天就把黑子和跟著黑子一起叫的狗統統槍殺了。)
行刑者有那三個吸嗎啡的浪蕩公子，有警衛隊長傑格佳廖夫和……文教科長烏斯賓斯基。(隻有從表麵看問題的人才會覺得這種結合是奇怪的。這個烏斯賓斯基的歷史具有所謂“典型性”，即不是最普通的，但卻能集中表現出時代的精髓。他是作為一個神父的兒子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他正是以這樣的身分遇上了革命。前麵等著他的是什麽?審查、限製、流放、迫害。要知道，這個家庭包袱是甩不掉的，自己的老子是換不了的。不對!烏斯賓斯基發現了辦法：他宰了他的老子並且向當局宣布他這樣幹是出於階級仇恨!這是一種健康的感情，幾乎根本不能算謀殺!他得到了輕判。進營以後馬上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麵露了頭角，不久就獲得釋放。現在他已經是自由人身分的索洛維茨文教科科長了。這次執行處決是他主動要求的還是別人要他證實自己的階級立場，我們不清楚。那天黎明時，有人看見他在洗臉地前抬著腿，洗刷染滿鮮血的皮靴筒。
他們殺人的時候喝得醉醺醺，槍打得馬馬虎虎——僅僅蓋上了一層薄土的大坑到早晨還在那裏動彈。
整個十月份，也包括十一月份，又陸續從大陸上運來一批批的人，到這裏來槍斃。(庫裏爾科也隨其中的一批被處決。)
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在樂隊的伴奏聲中，由犯人們把整個墳場推成了平地。
經過這些處決之後，北方特種營管理局長易人，紮林接替了文赫曼斯，據認為這就是新的索洛維茨的法製時代的開始。
不過新時代也不過如此。一九三0年夏天幾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索洛維茨。這些人拒絕來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領取任何證件和護照，不肯在任何文書上簽字，手裏不肯拿錢。他們之中為首的是一位八十歲的白鬍子老頭，盲人，拄著一根長拐杖。每一個明白人都能看清這些教派分子無論如何也進不了社會主義，因為進了這個社會就得大大地和各種證件打交道，所以最好還是讓他們死掉。於是就把他們送上小野兔島。這是索洛維茨群島中最小的一個島，沙土地，沒有樹木，荒無人煙，隻有一間先前的打魚僧人居住的過夏小屋。當局表示可以發給他們兩個月的口糧，但有一個條件：每一個教派分子必須在表冊上簽收。他們自然拒絕。這時候不安分的安娜·斯克裏普尼科娃出來幹預。別看她當時還那麽年輕，也別看當時蘇維埃政權的年齡也還不大，她這已經是第四次坐牢了。她在會計室、派工員和正推行人道主義管理製度的勞動營長之間奔走交涉。起先請求憐憫這些教派分子，後來請求把她和教派分子一起送到野兔島上去，指派她作記帳員，她可以負責按日發給他們食物並經營全部帳目。這似乎和勞動營製度毫無牴觸，但仍遭到拒絕。安娜大聲喊道：“可是你們供給瘋子口糧並不要他們簽字啊!”紮林隻是笑，而派工員回答說：“這也許是莫斯科的指示……我們不了解……”(這當然是莫斯科的指示!別人誰敢負這個責任?)結果什麽吃的也沒有帶，就被送到島上去了。過了兩個月(正好是兩個月，因為這時候該上島去勸他們簽收下兩個月的口糧了)，人們乘船登上野兔島，隻發現了他們的被啄碎了的屍體。全體都在，一個也沒有逃跑。
現在，在我們這個偉大世紀的六十年代，有誰來追究罪責呢?
不過，孔林不久也被撤掉了，因為犯了自由主義的錯誤(好像判了十年)。
索洛維茨勞動營的麵貌，自二十年代末起，逐漸變化。從一個為必遭滅亡的反革命分子準備的無聲陷阱越來越變為對當時說來是新式的，對我們現在說來是舊式的普通人的勞改營的模樣。國內“勞動人民中特別危險分子”的人數急劇地增長。普通刑事犯和無賴們大量地送到島上來。老資格的慣竊和初出茅廬的扒手們登上了索洛維茨的土地。這裏的營地裏灌進了大股的女扒手和妓女的水流。(她們在克姆中轉站相遇的時候，前者向後者喊著說：“我們偷東西，可是不賣身!”後者也給她們以響亮的回答：“我們賣的是自己的，不是偷來的!”)原因是，當時全國宣布了(當然不見報)開展消滅賣淫現象的鬥爭。各大城市大抓妓女，按統一規格一律判三年，其中許多人被轟到索洛維茨群島上來了。從理論上說是明明白白的，正當的勞動很快就能把她們改造過來。可是不知道為什麽她們總抱著自己低賤的社會職業不放，在押解途中就死氣白賴地要求給押解隊營房擦地板，趁機勾引紅軍戰士，破壞押解勤務條令。她們也同樣輕而易舉地和看守員交上朋友，當然不是免費的。在女人奇缺的索洛維茨，她們被安頓得更好。分配給她們最好的宿舍，每天有人給她們送來穿戴和禮物，“尼姑們”和其他女反革命給她們的汗衫繡花，藉以從她們手裏掙一點錢。刑滿之後，她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闊氣地拎著裝滿綢緞的箱子;出發到蘇聯各地去開始她們的正當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