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一些簡略的統計數字(全是從同一本《文集》裏摘出來的)，我們得知：勞動營裏幹的基本上都是粗笨的體力勞動。一九一九年在手工業作坊裏勞動的犯人隻占總數的百分之二點五，一九二年占百分之十。我們還得知：一九一八年年末，中央懲治局(聽聽這名稱!不覺得毛骨悚然嗎?)正忙於建立農業勞動營;也得知了：在莫斯科建立了幾個由犯人組成的國有化房屋水暖設備修理隊。(這一類犯人顯然是沒有人押送的。他們拿著螺絲扳子、焊烙鐵、各種管子，往來於莫斯科的街頭、機關大樓的走廊;出入於當時的大人物的住宅，如果首長夫人來電話叫人去修理的話。——這樣的場麵沒有寫進任何一部回憶錄，任何一個劇本，也沒有拍進任何一部影片。)如果在押犯人中沒有這類專家怎麽辦?可以斷定會從外麵抓進來一些的。
幸運地保存下來的俄聯邦全部監禁場所的負責人葉·希爾文特同誌向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的報告給我們提供了有關監獄——勞改係統一九二二年情況的進一步的資料。人民司法委員部和人民內務委員部的所有監禁場所在這一年第一次合併為監禁場所管理總局，交到捷爾任斯基同誌的翅膀下。(在他的另一個翅膀下麵已經有了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監禁場所，他仍不嫌過飽似地想把這方麵的一切也全部管起來。)監禁場所管理總局下轄三百三十處監禁場所，剝奪自由者總人數為八萬至八萬一千人，比一九二年增多了，“監禁場所人口今年確有不斷的增長”。但是我們從這同一本書中可以看到(第四十頁)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一起，關押人數從來沒有少於十五萬，有時候達到十九萬五千人。“監禁場所人口數變得越來越穩定”(第十頁)，“列為革命法庭審判對象的百分比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有一定的增長趨勢”(第十三頁)。而在不久前發生人民騷動的地區——中部黑土省份，西伯利亞，頓河兩岸，北高加索，偵查中人數占被監禁者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四十三，這證明著勞改營發展的良好遠景。
一九二二年歸監禁場所總局係統管轄的有：勞動感化院(即服刑監獄)，關押所(即偵查監獄)，遞解、檢疫、隔離監獄(奧廖爾監獄“無力容納所有難以改造的犯人”，恢復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如此光榮地敞開了牢門的“克列斯特”監獄)，勞改農場(刨灌木叢和樹根，用人力)，末成年人勞動院以及集中營。可謂發達的懲治事業!在監獄裏，“每五個定員空位需要安排六個多人，並且有許多這樣的院所，那裏一個定員空位要容納三個以上的人員”(第八頁)。
我們也可以知道建築物(監獄和勞動營)的狀況：它們破爛不堪，以至連最基本的衛生要求都不能滿足，“到了不能使用的程度，以至整座樓甚至整個感化院所都不得不關閉”(第十七頁)。關於夥食，“一九二一年監禁場所的狀況是很困難的：被監禁者沒有足夠數量的口糧。”“從一九二二年起由於轉入了地方預算，監禁場所的物質狀況應當認為幾乎是災難性的”(第二頁)，各地省執委甚至不肯發給被監禁人員足額的口糧。年初國家計委撥給十五萬至十五萬五千名被監禁人員十萬人的口糧，夥食標準降低了，某些食品根本不發(四分之三的被監禁者獲得的熱量低於一千五百卡路裏)，從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起，除了十五個全國性的以外，根本取消了對全部監禁場所的口糧供應。“被監禁人員在餓肚子”(第四十一頁)。
國家很想，很想有群島，隻是沒東西給它吃!
勞動報酬的價格已經降低了。“物資供儲極端不能令人滿意……預計恐怕會成為災難性的”(第四十二頁)。“幾乎到處都感到燃料不足。”一九二二年十月份的死亡率在監禁總局係統不低於百分之一。這表示一個冬季將死去百分之六以上——或許還會達到百分之十?
這不能不反映在警衛工作上。“大多數看守人員直截了當地逃離工作崗位，有些做投機買賣，跟被監禁人員進行交易”(第三頁)——此外還會盤剝他們多少!“工作人員被飢餓驅使的職務犯罪事件激增”。許多人次行去幹待遇較好的工作。“有一些感化院隻剩下一個院長和一個看管人員”(可以想像是多麽沒本事的)，因此，“不得不吸收模範的被監禁人員擔任看管”。
不把這個正在死絕的群島解散回家，而是把它硬拖到光明的未來，這必須具有怎樣的捷爾任斯基的精神力量和對共產主義懲罰事業的信心啊!
結果如何?一九二三年十月——已經是晴朗的新經濟政策年代的開始(而距個人迷信時期還相當遙遠)，拘禁的人數為：三百三十五座勞動營內共有被剝奪目由分子六萬八千二百九十七名;二百零七座感化院內共有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三人;一百零五座關押所和監獄裏共有一萬六千七百六十五人;三十五處勞改農場裏共有二千三百二十八人，另外有一千零四十一名未成年者和病號。
而這一切還沒把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監獄算在內!多叫人高興的增長!灰心喪氣分子們丟臉了。黨又對了：被監禁者不僅沒有死掉，人數反而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而監禁場所還超過了一倍，並沒有垮掉。
還有一項關於勞動營內過度擁擠現象的很能說明問題的統計數字(犯人增長的速度超過勞動營組建的速度)。第一百個定員空位的實際容納量，一九二四年為一百一十二人;一九二五年——一百二十人;一九二六年——一百三十二人;一九二七年——百七十七人盧親自在裏麵蹲過的人都很清楚，如果一個空位需要容納一點七七個犯人，營中的日子是怎麽過的(包括板鋪上的空位、食堂裏的飯缽以及營裏發的棉背心之類的東西)。
通過勞改營係統的發展，展開了一場對世界各國的“監獄拜物教”發動的一場勇敢的“鬥爭”，其中也包括對除了監獄之外什麽新鮮玩藝兒也沒有想出來的早先的俄國。(“把全國變成了一座大監獄的沙皇政府帶著某種特別刻毒的虐待狂發展著它的監獄係統。”)
盡管一九二四年以前在群島上仍然很少有普通勞動營。那幾年占主要比重的是封閉型的監禁場所。以後也沒有減少。克雷連科在一九二四年的報告裏要求增加特種隔離所的數量，以便關押非勞動者和勞動者中特別危險的分子。(克雷連科本人後來也顯然變成了這種分子。)他的這種提法一字不改地寫進了一九二四年的勞動改造法。
在跨入“建設時期”的時候(意思是從一九二七年起)，“勞動營的作用……(您以為呢?現在，當取得了所有的勝利之後，該如何呢?)……在日益增強——用以對付最危險的敵對分子，暗害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宣傳活動。”
總之，群島不會沉到海底去的，群島將會存在!
任何群島的造島過程都是這樣，先是某些支撐地層發生某些看不見的移動，後來在我們眼前才出現地麵的景觀。在我們的群島的形成過程中也發生過一些我們的智力幾乎不能理解的極為重要的變動和改換名稱。最初是創世時期的混亂狀態：監禁場所由三家領導——全俄肅反委員會即“契卡”(捷爾任斯基同誌)、內務人民委員部即“恩克弗德”(彼得羅夫同誌)、司法人民委員部(庫爾斯基同誌)。內務人民委員部方麵的主管機構有時是“監禁場所管理總局”(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後馬上成立的)，有時是強迫勞動管理總局，有時又是監獄管理總局。司法人民委員部方麵的主管機構是監獄管理局(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後來是中央懲治局(一九一八年五月)，它下麵是各省的懲治處，甚至還有各省處召開的代表大會(一九二o年十一月)。以後改成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叫中央勞動改造局(一九二一)。不用說，這種多頭領導對於懲改事業是沒有好處的。捷爾任斯基致力於實現統一管理。恰好，這時發生了一件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內務人民委員部與全俄契卡的結合。捷爾任斯基從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起兼任了內務人民委員。到了一九二二年，他達到了目的——司法人民委員部把全部監禁場所統統移交給他的內務人員委員部(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幸運地保存下來的俄聯邦全部監禁場所的負責人葉·希爾文特同誌向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的報告給我們提供了有關監獄——勞改係統一九二二年情況的進一步的資料。人民司法委員部和人民內務委員部的所有監禁場所在這一年第一次合併為監禁場所管理總局，交到捷爾任斯基同誌的翅膀下。(在他的另一個翅膀下麵已經有了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監禁場所，他仍不嫌過飽似地想把這方麵的一切也全部管起來。)監禁場所管理總局下轄三百三十處監禁場所，剝奪自由者總人數為八萬至八萬一千人，比一九二年增多了，“監禁場所人口今年確有不斷的增長”。但是我們從這同一本書中可以看到(第四十頁)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一起，關押人數從來沒有少於十五萬，有時候達到十九萬五千人。“監禁場所人口數變得越來越穩定”(第十頁)，“列為革命法庭審判對象的百分比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有一定的增長趨勢”(第十三頁)。而在不久前發生人民騷動的地區——中部黑土省份，西伯利亞，頓河兩岸，北高加索，偵查中人數占被監禁者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四十三，這證明著勞改營發展的良好遠景。
一九二二年歸監禁場所總局係統管轄的有：勞動感化院(即服刑監獄)，關押所(即偵查監獄)，遞解、檢疫、隔離監獄(奧廖爾監獄“無力容納所有難以改造的犯人”，恢復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如此光榮地敞開了牢門的“克列斯特”監獄)，勞改農場(刨灌木叢和樹根，用人力)，末成年人勞動院以及集中營。可謂發達的懲治事業!在監獄裏，“每五個定員空位需要安排六個多人，並且有許多這樣的院所，那裏一個定員空位要容納三個以上的人員”(第八頁)。
我們也可以知道建築物(監獄和勞動營)的狀況：它們破爛不堪，以至連最基本的衛生要求都不能滿足，“到了不能使用的程度，以至整座樓甚至整個感化院所都不得不關閉”(第十七頁)。關於夥食，“一九二一年監禁場所的狀況是很困難的：被監禁者沒有足夠數量的口糧。”“從一九二二年起由於轉入了地方預算，監禁場所的物質狀況應當認為幾乎是災難性的”(第二頁)，各地省執委甚至不肯發給被監禁人員足額的口糧。年初國家計委撥給十五萬至十五萬五千名被監禁人員十萬人的口糧，夥食標準降低了，某些食品根本不發(四分之三的被監禁者獲得的熱量低於一千五百卡路裏)，從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起，除了十五個全國性的以外，根本取消了對全部監禁場所的口糧供應。“被監禁人員在餓肚子”(第四十一頁)。
國家很想，很想有群島，隻是沒東西給它吃!
勞動報酬的價格已經降低了。“物資供儲極端不能令人滿意……預計恐怕會成為災難性的”(第四十二頁)。“幾乎到處都感到燃料不足。”一九二二年十月份的死亡率在監禁總局係統不低於百分之一。這表示一個冬季將死去百分之六以上——或許還會達到百分之十?
這不能不反映在警衛工作上。“大多數看守人員直截了當地逃離工作崗位，有些做投機買賣，跟被監禁人員進行交易”(第三頁)——此外還會盤剝他們多少!“工作人員被飢餓驅使的職務犯罪事件激增”。許多人次行去幹待遇較好的工作。“有一些感化院隻剩下一個院長和一個看管人員”(可以想像是多麽沒本事的)，因此，“不得不吸收模範的被監禁人員擔任看管”。
不把這個正在死絕的群島解散回家，而是把它硬拖到光明的未來，這必須具有怎樣的捷爾任斯基的精神力量和對共產主義懲罰事業的信心啊!
結果如何?一九二三年十月——已經是晴朗的新經濟政策年代的開始(而距個人迷信時期還相當遙遠)，拘禁的人數為：三百三十五座勞動營內共有被剝奪目由分子六萬八千二百九十七名;二百零七座感化院內共有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三人;一百零五座關押所和監獄裏共有一萬六千七百六十五人;三十五處勞改農場裏共有二千三百二十八人，另外有一千零四十一名未成年者和病號。
而這一切還沒把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監獄算在內!多叫人高興的增長!灰心喪氣分子們丟臉了。黨又對了：被監禁者不僅沒有死掉，人數反而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而監禁場所還超過了一倍，並沒有垮掉。
還有一項關於勞動營內過度擁擠現象的很能說明問題的統計數字(犯人增長的速度超過勞動營組建的速度)。第一百個定員空位的實際容納量，一九二四年為一百一十二人;一九二五年——一百二十人;一九二六年——一百三十二人;一九二七年——百七十七人盧親自在裏麵蹲過的人都很清楚，如果一個空位需要容納一點七七個犯人，營中的日子是怎麽過的(包括板鋪上的空位、食堂裏的飯缽以及營裏發的棉背心之類的東西)。
通過勞改營係統的發展，展開了一場對世界各國的“監獄拜物教”發動的一場勇敢的“鬥爭”，其中也包括對除了監獄之外什麽新鮮玩藝兒也沒有想出來的早先的俄國。(“把全國變成了一座大監獄的沙皇政府帶著某種特別刻毒的虐待狂發展著它的監獄係統。”)
盡管一九二四年以前在群島上仍然很少有普通勞動營。那幾年占主要比重的是封閉型的監禁場所。以後也沒有減少。克雷連科在一九二四年的報告裏要求增加特種隔離所的數量，以便關押非勞動者和勞動者中特別危險的分子。(克雷連科本人後來也顯然變成了這種分子。)他的這種提法一字不改地寫進了一九二四年的勞動改造法。
在跨入“建設時期”的時候(意思是從一九二七年起)，“勞動營的作用……(您以為呢?現在，當取得了所有的勝利之後，該如何呢?)……在日益增強——用以對付最危險的敵對分子，暗害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宣傳活動。”
總之，群島不會沉到海底去的，群島將會存在!
任何群島的造島過程都是這樣，先是某些支撐地層發生某些看不見的移動，後來在我們眼前才出現地麵的景觀。在我們的群島的形成過程中也發生過一些我們的智力幾乎不能理解的極為重要的變動和改換名稱。最初是創世時期的混亂狀態：監禁場所由三家領導——全俄肅反委員會即“契卡”(捷爾任斯基同誌)、內務人民委員部即“恩克弗德”(彼得羅夫同誌)、司法人民委員部(庫爾斯基同誌)。內務人民委員部方麵的主管機構有時是“監禁場所管理總局”(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後馬上成立的)，有時是強迫勞動管理總局，有時又是監獄管理總局。司法人民委員部方麵的主管機構是監獄管理局(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後來是中央懲治局(一九一八年五月)，它下麵是各省的懲治處，甚至還有各省處召開的代表大會(一九二o年十一月)。以後改成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叫中央勞動改造局(一九二一)。不用說，這種多頭領導對於懲改事業是沒有好處的。捷爾任斯基致力於實現統一管理。恰好，這時發生了一件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內務人民委員部與全俄契卡的結合。捷爾任斯基從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起兼任了內務人民委員。到了一九二二年，他達到了目的——司法人民委員部把全部監禁場所統統移交給他的內務人員委員部(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