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類人物的隱現，這一類的遭遇，這一類的故事，使遞解站大為生色。老勞改犯傳授經驗說：“躺著，別管閑事!在這兒能吃最低保證的口糧，也不需要賣牛勁。人不擠的時候，你隻管足足地睡。伸直了腿，吃了睡，睡了吃。吃不飽可是能睡足。”隻有嚐過勞改營一般作業滋味的人才懂得遞解站是休養所，是我們途中的幸福。還有一樣便宜事：白天睡過去——刑期就過得快些。隻要把白天消磨掉，夜晚反正是瞧不見的。
誠然，遞解監獄的主人們由於念念不忘勞動創造了人以及隻有勞動才能改造罪犯的理論，有時由於有一些輔助性的活茬，有時由於承包了一些外活以便搞點額外財政收入，他們也驅使手頭這些整日挺屍的遞解勞力去幹活。
在上麵說過的那個科特拉斯遞解站裏，戰前時期這種性質的勞動一點不比勞改營輕。六七名身體衰弱的囚犯套著搭縛，拉一輛拖拉機的掛鬥雪橇。一個冬季的白天要沿著德維納河拉上十二公裏的路程，到維切格達河口去。一會兒人陷進雪裏，摔倒在地，一會兒雪橇又卡住動不了。似乎再也想不出比這更累人的活兒了。可是這還不算真幹活，這不過是活動活動筋骨。在維切格達河口還要把十立方木柴裝上雪橇，原班人馬用原樣的都具，(列賓不在了。這對於我們新時代的畫家已經算不了可以發揮創造性的主題;這不過是實景的粗陋的素描)把雪橇拖回遞解站的家園。在這種情況下已經不必再談你的什麽勞改營了——到不了勞改營你已經完蛋。(幹這些活時的作業班長是柯魯巴耶夫，當過拉車牲口的有電氣工程師德米特裏耶夫、後勤部中校別利亞耶夫，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已經熟悉的瓦西裏·弗拉索夫。其他幾個人的姓名現在已經說不全了。)
阿爾紮馬斯遞解站在戰爭期間給犯人吃的是甜菜疙瘩，而讓他們幹的勞動卻是長期性的，它附設了縫紉廠、擀氈製靴車間(在滾燙的酸性液中擀製毛胚)。
一九四五年夏天我們自報奮勇地從紅色普列斯尼亞的悶熱窒息的監室裏出去幹活;這是為了取得一整天呼吸空氣的權利，為了取得在安靜的板條釘的廁所裏不慌不忙、不受阻撓地蹲一會兒的權利(這可是一種常常被忽略的鼓勵手段!)。八月的陽光(這正是波茲坦和廣島的日子)把廁所曬得暖洋洋，可以聽到一隻孤單的蜜蜂的安詳的嗡嗡聲。我們也是為了取得晚上多領一百克麵包的權利。我們被帶到正在卸木材的莫斯科河碼頭。我們的任務是把原木垛倒到別處，重新碼起來。我們花的力氣遠遠超過得到的報償，可是我們仍然高興到那兒去勞動。
青年時代(我的青年時代就是在那裏麵度過的!)的回憶常常逼得我臉紅。但是凡使你沮喪者必給予你以教訓。我發覺，在我肩頭總共才搖顫了兩個年頭的那一副軍官肩章，竟在我肋間那塊方寸空地上抖落了大量的有毒的金粉。在河運碼頭上——它也是一個小型的勞改營，也劃出了一個四周設有瞭望塔的隔離區——我們是外來人，是臨時工。根本沒有聽說過可能把我們留在這個小型勞改營裏服刑。但是，當我們第一次排好隊，派工員在隊前走過用眼睛物色臨時作業班長的時候，我的卑微的心房簡直要從毛料的軍便服下麵蹦出來：指定我吧!我!我!
沒有指定我。可是我為什麽要當這個?那隻會使我做出更加可恥的錯事。
哦，和權力分手是多麽困難哪!這是必須懂得的。
紅色普列斯尼亞曾經有一個時期幾乎成了古拉格的首府——不論到哪裏去都不能繞過它，正如不能繞過莫斯科。那個時期在國內旅行，無論從塔什幹到索契，還是從切爾尼戈夫到明斯克，最方便的路線是通過莫斯科。運囚犯也一樣，不論從哪裏來到哪裏去，都要沿鐵路線拉著他們經過普列斯尼亞。我在那兒的時候正好趕上了這個時期。普列斯尼亞苦於人滿之患，正在蓋一座新樓。隻有運送反間諜機關判處的犯人的直達悶罐列車沿著環城線路繞過莫斯科，它們恰巧在普列斯尼亞旁邊通過，說不定在過站時還向它鳴笛致意呢!
如果你是從外地到莫斯科中轉的普通旅客，手裏總歸是拿著車票的，總歸有希望或早或晚登上所需方向的列車。然而戰爭末期和戰爭結束後的普列斯尼亞，不僅被運到這裏的犯人，就連最上頭的人，就連古拉格的頭頭們，事先也說不出誰該往哪裏去。監獄的秩序還沒有像五十年代那樣定型化，誰的檔案上也沒有寫明途徑路線和目的地。頂多有個工作上的附記：“嚴加警戒!”“隻可使用於一般作業!”押解隊的中士們把用散亂的細麻繩或者紙繩隨便捆了一遭的裝著監獄檔案的破爛卷宗夾子一擦一棵地抱進監獄辦公室的木頭房子，胡亂地摔在書架上麵、桌子上麵、桌子下麵、椅子下麵，或者幹脆扔在過道的地板上(就像它們的本主地橫七豎八地躺在監室的地麵上一樣)。這些公文鬆了捆，散亂了和混淆了。一間、兩間、三間房子堆滿了這些一團糟的檔案。監獄辦公室的女秘書們——穿著花裏胡哨的連衣裙的肥胖懶惰的自由雇用人員——熱得汗流浹背，成天扇著扇子跟監獄裏的及押解隊的軍官們調情逗笑。她們既不願意也沒有力量去翻騰這些亂紙堆。可是每個星期都要發出幾次紅色列車。每天還要用汽車運出上百號人到較近的勞改營。每個犯人的檔案必須隨人一同發出。這件傷腦筋的麻煩事誰來幹?誰去把檔案分類並且組配遞解的批次呢?
這種事情委託給幾個派工員去完成。他們是從遞解站雜役裏頭挑選的——這些人是一些“母狗”、或者“半帶色的”。他們可以在監獄走廊裏隨意走動，隨意進入辦公樓。是把你的檔案隨手放進壞的遞解批次還是費心勞神地找出你的檔案以便塞進好的批次，這全要仰仗他們。(新進來的犯人打聽出有一些惡劣透頂的勞改營，這個情況他們沒有搞錯，但是他們以為還有一些好的勞改營，那可是受騙上當了。不可能有“好的”勞改營，隻可能在勞改營中謀求某類較好的命運，不過那隻能就地去爭取。)囚徒們的整個前途依賴著另一個跟他們身份一樣的囚徒的態度。人們盤算著是不是該找機會跟這個人談談呢(哪怕是通過浴室服務員拉拉關係)?是不是該給他塞點東西呢(哪怕是通過財物保管員的後門)?——這可真不如聽天由命的好。存在著這樣一種捉摸木定的機會——一件皮外套可能把諾裏爾斯克改換成納爾契克，一公斤鹹肉可能把泰謝特改換成銀鬆林(皮外套和鹹肉也可能白丟)——它徒然給已經疲憊不堪的心靈增加痛苦和不安。也許有人真的得到好處，也許有人真的換來如意的安排——但是最幸福的還是那些無可奉獻或不願為此惶惶不可終日的人們。
聽天由命，完全排除自己對自己生活前途的意誌，認識到預測吉凶非但無用而且很容易導致你走出將使你遺恨終生的一步。這可以使一個囚犯獲得某種程度的解脫，使得他比較安詳，甚至比較高尚。
這樣，當囚犯們橫七豎八地躺在監室裏的時候，他們的命運也高如山積地堆放在監獄辦公室的各個房間裏，而派工員們則是從容易下腳的地方取出卷宗。因此.一部分犯人要在這個可詛咒的普列斯尼亞恭候兩三個月，而另一些人則可能以流星的速度從這裏一閃而過。由於犯人的密集、辦事的匆忙、案卷的混亂，在普列斯尼亞(在其他遞解站亦如是)有時竟然發生刑期替換的情形。五十八條的犯人們沒有這種危險，因為他們的刑期，用高爾基的說法，是大寫的刑期，天生是漫長無際的，即使看起來好像快到頭了，實際上永遠到不了頭。但是，慣偷、殺人犯如果把自己的刑期和一個傻頭傻腦的“普通犯”替換一下，倒是有一點意義。他們本人或者是他們的幫手出麵向這樣的人湊近乎，關心地問東問西。那個人不懂得，短期犯人在遞解站決不能透露自己的底細，他可能一五一十地告訴人家：他的姓名，比方說，是瓦西裏·巴爾菲內奇·葉甫拉施金，一九一三年生人，住在謝米杜比耶，是當地出生的。刑期一年，一0九條，“玩忽職守”罪。過後，這個葉甫拉施金睡著了;也許沒有睡著，是因為監室裏太嘈雜，車門上的送飯孔旁邊太擁擠，無法靠近，聽不見門外走廊裏宣讀本批解犯名單的人嘀裏嘟嚕些什麽。站在門口的犯人們向監室裏傳呼了一些姓氏，可是沒有叫到葉甫拉施金，因為走廊裏剛剛念到這個姓氏便有一個賊骨頭立時巴巴結結地(在需要的時候他們可會這一手啦!)朝門外探出他那嘴臉，用又快又低的聲音回話：“瓦西裏·巴爾菲內奇，一九一三年生，謝米杜比耶村，一0九條，一年”——接著就跑去取東西。真葉甫拉施金打了哈欠，又在板鋪上躺下，耐心等待明天再叫號。一周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這時候他終於鼓起勇氣打擾一下看守長：為什麽他老是不起解?(而同時各個監室每天都呼喚著一個姓茲維亞嘎的人。)又過了一個月或者半年，當有了空閑時間用還累點名的辦法對全體解犯進行了一次大清查以後，隻剩下一個茲維亞嘎的案子找不到人：累犯，兩次殺人，搶劫商店，十年;另有一個自稱為葉甫拉施金的怯生生的囚犯找不到案卷。憑照片根本看不清，那麽就暫且把他當作茲維亞嘎好了，那麽就該把他關進伊甫查裏懲戒勞改營去。不然的話，就得承認是遞解站摘錯了。(已經解出去的那一個葉甫拉施金現在已經查不到下落，名單沒有留底。況且他是一年刑期，現在已經被派到營外去幹免除看管的農業勞動，正享受著一天算三天的折減。也許他已經逃亡，早就在家裏呆著。更大的可能是又進了監獄，正在服另一次刑期。)也能遇到這樣一類怪傢夥，他們為了換取一兩公斤成肉，甘願把自己的短暫的刑期賣給別人。他們估計反正以後會弄清楚的，會查明他的身份。這個主意也不完全錯。
誠然，遞解監獄的主人們由於念念不忘勞動創造了人以及隻有勞動才能改造罪犯的理論，有時由於有一些輔助性的活茬，有時由於承包了一些外活以便搞點額外財政收入，他們也驅使手頭這些整日挺屍的遞解勞力去幹活。
在上麵說過的那個科特拉斯遞解站裏，戰前時期這種性質的勞動一點不比勞改營輕。六七名身體衰弱的囚犯套著搭縛，拉一輛拖拉機的掛鬥雪橇。一個冬季的白天要沿著德維納河拉上十二公裏的路程，到維切格達河口去。一會兒人陷進雪裏，摔倒在地，一會兒雪橇又卡住動不了。似乎再也想不出比這更累人的活兒了。可是這還不算真幹活，這不過是活動活動筋骨。在維切格達河口還要把十立方木柴裝上雪橇，原班人馬用原樣的都具，(列賓不在了。這對於我們新時代的畫家已經算不了可以發揮創造性的主題;這不過是實景的粗陋的素描)把雪橇拖回遞解站的家園。在這種情況下已經不必再談你的什麽勞改營了——到不了勞改營你已經完蛋。(幹這些活時的作業班長是柯魯巴耶夫，當過拉車牲口的有電氣工程師德米特裏耶夫、後勤部中校別利亞耶夫，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已經熟悉的瓦西裏·弗拉索夫。其他幾個人的姓名現在已經說不全了。)
阿爾紮馬斯遞解站在戰爭期間給犯人吃的是甜菜疙瘩，而讓他們幹的勞動卻是長期性的，它附設了縫紉廠、擀氈製靴車間(在滾燙的酸性液中擀製毛胚)。
一九四五年夏天我們自報奮勇地從紅色普列斯尼亞的悶熱窒息的監室裏出去幹活;這是為了取得一整天呼吸空氣的權利，為了取得在安靜的板條釘的廁所裏不慌不忙、不受阻撓地蹲一會兒的權利(這可是一種常常被忽略的鼓勵手段!)。八月的陽光(這正是波茲坦和廣島的日子)把廁所曬得暖洋洋，可以聽到一隻孤單的蜜蜂的安詳的嗡嗡聲。我們也是為了取得晚上多領一百克麵包的權利。我們被帶到正在卸木材的莫斯科河碼頭。我們的任務是把原木垛倒到別處，重新碼起來。我們花的力氣遠遠超過得到的報償，可是我們仍然高興到那兒去勞動。
青年時代(我的青年時代就是在那裏麵度過的!)的回憶常常逼得我臉紅。但是凡使你沮喪者必給予你以教訓。我發覺，在我肩頭總共才搖顫了兩個年頭的那一副軍官肩章，竟在我肋間那塊方寸空地上抖落了大量的有毒的金粉。在河運碼頭上——它也是一個小型的勞改營，也劃出了一個四周設有瞭望塔的隔離區——我們是外來人，是臨時工。根本沒有聽說過可能把我們留在這個小型勞改營裏服刑。但是，當我們第一次排好隊，派工員在隊前走過用眼睛物色臨時作業班長的時候，我的卑微的心房簡直要從毛料的軍便服下麵蹦出來：指定我吧!我!我!
沒有指定我。可是我為什麽要當這個?那隻會使我做出更加可恥的錯事。
哦，和權力分手是多麽困難哪!這是必須懂得的。
紅色普列斯尼亞曾經有一個時期幾乎成了古拉格的首府——不論到哪裏去都不能繞過它，正如不能繞過莫斯科。那個時期在國內旅行，無論從塔什幹到索契，還是從切爾尼戈夫到明斯克，最方便的路線是通過莫斯科。運囚犯也一樣，不論從哪裏來到哪裏去，都要沿鐵路線拉著他們經過普列斯尼亞。我在那兒的時候正好趕上了這個時期。普列斯尼亞苦於人滿之患，正在蓋一座新樓。隻有運送反間諜機關判處的犯人的直達悶罐列車沿著環城線路繞過莫斯科，它們恰巧在普列斯尼亞旁邊通過，說不定在過站時還向它鳴笛致意呢!
如果你是從外地到莫斯科中轉的普通旅客，手裏總歸是拿著車票的，總歸有希望或早或晚登上所需方向的列車。然而戰爭末期和戰爭結束後的普列斯尼亞，不僅被運到這裏的犯人，就連最上頭的人，就連古拉格的頭頭們，事先也說不出誰該往哪裏去。監獄的秩序還沒有像五十年代那樣定型化，誰的檔案上也沒有寫明途徑路線和目的地。頂多有個工作上的附記：“嚴加警戒!”“隻可使用於一般作業!”押解隊的中士們把用散亂的細麻繩或者紙繩隨便捆了一遭的裝著監獄檔案的破爛卷宗夾子一擦一棵地抱進監獄辦公室的木頭房子，胡亂地摔在書架上麵、桌子上麵、桌子下麵、椅子下麵，或者幹脆扔在過道的地板上(就像它們的本主地橫七豎八地躺在監室的地麵上一樣)。這些公文鬆了捆，散亂了和混淆了。一間、兩間、三間房子堆滿了這些一團糟的檔案。監獄辦公室的女秘書們——穿著花裏胡哨的連衣裙的肥胖懶惰的自由雇用人員——熱得汗流浹背，成天扇著扇子跟監獄裏的及押解隊的軍官們調情逗笑。她們既不願意也沒有力量去翻騰這些亂紙堆。可是每個星期都要發出幾次紅色列車。每天還要用汽車運出上百號人到較近的勞改營。每個犯人的檔案必須隨人一同發出。這件傷腦筋的麻煩事誰來幹?誰去把檔案分類並且組配遞解的批次呢?
這種事情委託給幾個派工員去完成。他們是從遞解站雜役裏頭挑選的——這些人是一些“母狗”、或者“半帶色的”。他們可以在監獄走廊裏隨意走動，隨意進入辦公樓。是把你的檔案隨手放進壞的遞解批次還是費心勞神地找出你的檔案以便塞進好的批次，這全要仰仗他們。(新進來的犯人打聽出有一些惡劣透頂的勞改營，這個情況他們沒有搞錯，但是他們以為還有一些好的勞改營，那可是受騙上當了。不可能有“好的”勞改營，隻可能在勞改營中謀求某類較好的命運，不過那隻能就地去爭取。)囚徒們的整個前途依賴著另一個跟他們身份一樣的囚徒的態度。人們盤算著是不是該找機會跟這個人談談呢(哪怕是通過浴室服務員拉拉關係)?是不是該給他塞點東西呢(哪怕是通過財物保管員的後門)?——這可真不如聽天由命的好。存在著這樣一種捉摸木定的機會——一件皮外套可能把諾裏爾斯克改換成納爾契克，一公斤鹹肉可能把泰謝特改換成銀鬆林(皮外套和鹹肉也可能白丟)——它徒然給已經疲憊不堪的心靈增加痛苦和不安。也許有人真的得到好處，也許有人真的換來如意的安排——但是最幸福的還是那些無可奉獻或不願為此惶惶不可終日的人們。
聽天由命，完全排除自己對自己生活前途的意誌，認識到預測吉凶非但無用而且很容易導致你走出將使你遺恨終生的一步。這可以使一個囚犯獲得某種程度的解脫，使得他比較安詳，甚至比較高尚。
這樣，當囚犯們橫七豎八地躺在監室裏的時候，他們的命運也高如山積地堆放在監獄辦公室的各個房間裏，而派工員們則是從容易下腳的地方取出卷宗。因此.一部分犯人要在這個可詛咒的普列斯尼亞恭候兩三個月，而另一些人則可能以流星的速度從這裏一閃而過。由於犯人的密集、辦事的匆忙、案卷的混亂，在普列斯尼亞(在其他遞解站亦如是)有時竟然發生刑期替換的情形。五十八條的犯人們沒有這種危險，因為他們的刑期，用高爾基的說法，是大寫的刑期，天生是漫長無際的，即使看起來好像快到頭了，實際上永遠到不了頭。但是，慣偷、殺人犯如果把自己的刑期和一個傻頭傻腦的“普通犯”替換一下，倒是有一點意義。他們本人或者是他們的幫手出麵向這樣的人湊近乎，關心地問東問西。那個人不懂得，短期犯人在遞解站決不能透露自己的底細，他可能一五一十地告訴人家：他的姓名，比方說，是瓦西裏·巴爾菲內奇·葉甫拉施金，一九一三年生人，住在謝米杜比耶，是當地出生的。刑期一年，一0九條，“玩忽職守”罪。過後，這個葉甫拉施金睡著了;也許沒有睡著，是因為監室裏太嘈雜，車門上的送飯孔旁邊太擁擠，無法靠近，聽不見門外走廊裏宣讀本批解犯名單的人嘀裏嘟嚕些什麽。站在門口的犯人們向監室裏傳呼了一些姓氏，可是沒有叫到葉甫拉施金，因為走廊裏剛剛念到這個姓氏便有一個賊骨頭立時巴巴結結地(在需要的時候他們可會這一手啦!)朝門外探出他那嘴臉，用又快又低的聲音回話：“瓦西裏·巴爾菲內奇，一九一三年生，謝米杜比耶村，一0九條，一年”——接著就跑去取東西。真葉甫拉施金打了哈欠，又在板鋪上躺下，耐心等待明天再叫號。一周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這時候他終於鼓起勇氣打擾一下看守長：為什麽他老是不起解?(而同時各個監室每天都呼喚著一個姓茲維亞嘎的人。)又過了一個月或者半年，當有了空閑時間用還累點名的辦法對全體解犯進行了一次大清查以後，隻剩下一個茲維亞嘎的案子找不到人：累犯，兩次殺人，搶劫商店，十年;另有一個自稱為葉甫拉施金的怯生生的囚犯找不到案卷。憑照片根本看不清，那麽就暫且把他當作茲維亞嘎好了，那麽就該把他關進伊甫查裏懲戒勞改營去。不然的話，就得承認是遞解站摘錯了。(已經解出去的那一個葉甫拉施金現在已經查不到下落，名單沒有留底。況且他是一年刑期，現在已經被派到營外去幹免除看管的農業勞動，正享受著一天算三天的折減。也許他已經逃亡，早就在家裏呆著。更大的可能是又進了監獄，正在服另一次刑期。)也能遇到這樣一類怪傢夥，他們為了換取一兩公斤成肉，甘願把自己的短暫的刑期賣給別人。他們估計反正以後會弄清楚的，會查明他的身份。這個主意也不完全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