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在科特拉斯遞解站上，他還宣布過一次絕食，但這次絕食的經過多半已帶點喜劇味道了。他宣布要求重新偵查，拒絕起解。第三天來人通知他;“準備起解!”——“你們沒有權利!我是絕食者。”那時四個壯漢又把他舉起，抬出去扔進了洗澡房。洗澡後同樣抬著他送到門崗。沒有辦法，拉波波爾特隻好站起來跟著起解犯人的縱隊走了——因為身後已經是狗和刺刀。
新型監獄就這樣戰勝了資產階級的絕食。
甚至一個堅強的人也已經沒有任何反抗監獄機器的辦法，除非是自殺。但是，自殺——這算鬥爭嗎?這不是服從嗎?
社會革命黨人葉·奧利茨卡婭認為，絕食作為一種鬥爭方式，被托洛茨基分子和隨他們之後來到監獄的共產黨人大大貶低了作用：他們過分輕易地宣布絕食，又過分輕易地停止絕食。她說，甚至斯米爾諾夫，他們的領袖，在莫斯科審判前絕食了四晝夜後，很快就屈服了，停止了絕食。據說，在一九三六年以前，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原則上摒斥任何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絕食，並且從來也不支持絕食的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
相反，托洛茨基分子卻總是要求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給自己支持。一九三六年在由卡拉幹達到科雷馬的解送途中，他們把那些拒絕在他們打給加裏寧的“反對把革命的先鋒隊(一他們)送往科雷馬”的抗議電報上簽名的人稱為“叛徒和姦細”。(馬科京斯基的敘述)
讓歷史去評價這項指責正確到什麽程度或者不正確到什麽程度吧。然而誰也沒有比托格茨基分子為絕食付出的代價更重了(關於他們在勞改營中的絕食和罷工我們還將在第三部中講到)。
在宣布和停止絕食方麵的輕率態度，一般地說，大概是那種感情表露迅速的易衝動的性格所固有的。但是，這種性格的人在俄國老一代革命者中有過，在義大利和法國也有過——可是不論在什麽地方，在俄國也好，在義大利也好，在法國也好，都沒有能像在蘇聯這樣，使我們厭棄了絕食這種手段。很可能，在絕食上所付出的肉體犧牲和精神毅力，在本世紀第二個四分之一的時間裏絲毫也不少於第一個四分之一。然而，在國內沒有社會輿論工——因此，新型監獄就鞏固起來了，囚犯們不再能輕易地取得勝利，而隻能艱難地爭得失敗。
幾十年過去了——世殊事異。絕食——囚犯們的最初的和最自然的權利，對囚犯們自己已經成為格格不入和不可理解的了，願意絕食的人越來越少。在獄吏們眼裏，它成了愚蠢舉動或者是惡意搗亂。
一九六0年，一個普通犯根納吉·斯梅洛夫在列寧格勒監獄宣布長時間絕食，畢竟還是有一個檢察長走進了監室(也許是一般巡視)，他問：“你為什麽要折磨自己呀?”斯梅洛夫回答說：
“真理於我重於生命!”
這句話以其語無倫次使得檢察長大為震驚，第二天便把斯梅洛夫送進了列寧格勒犯人特別醫院(瘋人院)，一個女醫生向他宣布：
“你有精神分裂症的嫌疑。”
過去的中心監獄，現在的特別隔離所，到了一九三七年初，沿著螺旋形的犄角，已經上升到了它的細仄的部分。最後的鬆軟地方，空氣和光線的最後的殘餘，都漸漸地被排擠淨盡。因而一九三七年初雅羅斯拉夫爾懲戒隔離所裏寥落而疲憊的社會革命黨人舉行的絕食就是屬於最後的絕望嚐試之列。
他們還是提出從前那些要求——組長製度，監室間的自由交往，他們盡管要求，但自己已經未必抱著希望。十五天的絕食，雖然以軟管灌食而告終，不過好像也維護了自己的管理製度的某些部分。一小時的放風、省報、筆記本。這些他們是維護住了，但卻馬上收走了他們的私人衣物，扔給他們一套特別隔離所的統一的囚服。過了不久——放風時間削減了半小時，以後又減掉了十五分鍾。
這還是那些依照大牌陣的規則在一連串的監獄和流放地中間被拉來拖去的人們。其中有的已經十年，有的已經十五年沒有過普通人的生活了，他們知道的隻是惡劣的監獄夥食與絕食。那些在革命前習慣於戰勝獄吏的人並沒有都死光。然而，當時他們是與時代結成盟友去反對日益衰微的敵人。而現在則是時代與日益強大的敵人結成盟友來反對他們。他們中間也有一些年輕人(現在這是使我們感到奇怪的)—一當這些黨派已經被粉碎、已經不復存在之後，他們才覺悟到自己應當做一個社會革命黨人、社會民主黨人或無政府主義者——因此，這些新加入者的前途隻是蹲監牢。
一年比一年更加無望的社會黨人的獄中鬥爭，處於接近真空的孤立狀態。現在不像在沙皇時期：隻要監獄的門一打開，社會各界就會扔來鮮花。他們打開報紙看到的，就是對他們的謾罵，甚至潑髒水(因為史達林覺得，正是社會主義者對社會主義最危險)——而人民在沉默，因此根據什麽可以大膽設想，人民對於他們不太久以前曾投票選入立憲會議的人們今天仍然同情呢?你瞧，現在報紙連罵也不罵了——俄國的社會黨人已經被認為是沒有什麽危險的了，沒有什麽價值的了，甚至是不存在的了。外麵的人提到他們的時候已經使用過去時態和久遠過去時態。青年人都不能想像，在什麽地方還存在著一些活的社會革命黨人和活的孟什維克。遍歷了奇姆肯特和切爾登流放地、上烏拉爾和弗拉基米爾隔離所——在窗子已經戴上籠口的黑暗的單身監室裏，怎能不因發生懷疑而猛然顫抖，也許他們的綱領和領袖們全都錯了，策略和實踐也都是錯誤!他們開始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是無所作為。專為承受苦難而獻出的一生——是致命的迷誤。
籠罩在他們的頭上的孤立的陰影得以擴展，部分地是由於在革命後的最初年代，他們視為當然地從國家政治保衛局接收了政治犯的榮譽稱號，也視為當然地同意了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觀點，即一切站在他們“右”邊的，從立憲民主黨人起，——都不是政治犯，而是反革命，歷史的狗屎堆。結果那些因信仰基督而遭殃的人，也成了反革命。那些和“左”“右”都沒有沾過邊的(這是指將來——就是我們，我們大家!)——也將成為反革命。這樣，由於半自願半被迫地把自己孤立起來，和別人疏遠，他們就給未來的第五十八條灑上了聖水，而他們自己後來也沒有逃脫掉進它的火坑的命運。
事物和行為總是因觀察方麵不同而顯出截然不同的麵貌。在這一章裏我們從社會黨人的角度描寫他們的獄中處境——因而它是被一束悽慘潔白的光芒所照亮。但是索洛維茨的政治犯們所不屑一顧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卻這樣回憶：“政治犯?這些傢夥討厭極了：誰也瞧不起，自己結成一夥躲在一邊，老是要求特殊口糧和優待。彼此間也吵個沒完。”——你能不覺得這裏講的也是實話嗎?這些徒勞無益、無休無止、已經令人感到可笑的爭論。這種當著飢餓困苦的人群隻顧為自己而提出的增添配給口糧的要求。在蘇維埃時代，政治犯的光榮稱號原來隻是有毒的贈賜。忽然還聽到這樣的責備：在沙皇時期經常滿不在乎地越獄的社會黨人為什麽在蘇維埃監獄裏卻發了蔫呢!哪裏見到他們越獄呀?一般說，越獄事件是不少的——但其中誰記得有社會黨人呢?
新型監獄就這樣戰勝了資產階級的絕食。
甚至一個堅強的人也已經沒有任何反抗監獄機器的辦法，除非是自殺。但是，自殺——這算鬥爭嗎?這不是服從嗎?
社會革命黨人葉·奧利茨卡婭認為，絕食作為一種鬥爭方式，被托洛茨基分子和隨他們之後來到監獄的共產黨人大大貶低了作用：他們過分輕易地宣布絕食，又過分輕易地停止絕食。她說，甚至斯米爾諾夫，他們的領袖，在莫斯科審判前絕食了四晝夜後，很快就屈服了，停止了絕食。據說，在一九三六年以前，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原則上摒斥任何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絕食，並且從來也不支持絕食的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
相反，托洛茨基分子卻總是要求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給自己支持。一九三六年在由卡拉幹達到科雷馬的解送途中，他們把那些拒絕在他們打給加裏寧的“反對把革命的先鋒隊(一他們)送往科雷馬”的抗議電報上簽名的人稱為“叛徒和姦細”。(馬科京斯基的敘述)
讓歷史去評價這項指責正確到什麽程度或者不正確到什麽程度吧。然而誰也沒有比托格茨基分子為絕食付出的代價更重了(關於他們在勞改營中的絕食和罷工我們還將在第三部中講到)。
在宣布和停止絕食方麵的輕率態度，一般地說，大概是那種感情表露迅速的易衝動的性格所固有的。但是，這種性格的人在俄國老一代革命者中有過，在義大利和法國也有過——可是不論在什麽地方，在俄國也好，在義大利也好，在法國也好，都沒有能像在蘇聯這樣，使我們厭棄了絕食這種手段。很可能，在絕食上所付出的肉體犧牲和精神毅力，在本世紀第二個四分之一的時間裏絲毫也不少於第一個四分之一。然而，在國內沒有社會輿論工——因此，新型監獄就鞏固起來了，囚犯們不再能輕易地取得勝利，而隻能艱難地爭得失敗。
幾十年過去了——世殊事異。絕食——囚犯們的最初的和最自然的權利，對囚犯們自己已經成為格格不入和不可理解的了，願意絕食的人越來越少。在獄吏們眼裏，它成了愚蠢舉動或者是惡意搗亂。
一九六0年，一個普通犯根納吉·斯梅洛夫在列寧格勒監獄宣布長時間絕食，畢竟還是有一個檢察長走進了監室(也許是一般巡視)，他問：“你為什麽要折磨自己呀?”斯梅洛夫回答說：
“真理於我重於生命!”
這句話以其語無倫次使得檢察長大為震驚，第二天便把斯梅洛夫送進了列寧格勒犯人特別醫院(瘋人院)，一個女醫生向他宣布：
“你有精神分裂症的嫌疑。”
過去的中心監獄，現在的特別隔離所，到了一九三七年初，沿著螺旋形的犄角，已經上升到了它的細仄的部分。最後的鬆軟地方，空氣和光線的最後的殘餘，都漸漸地被排擠淨盡。因而一九三七年初雅羅斯拉夫爾懲戒隔離所裏寥落而疲憊的社會革命黨人舉行的絕食就是屬於最後的絕望嚐試之列。
他們還是提出從前那些要求——組長製度，監室間的自由交往，他們盡管要求，但自己已經未必抱著希望。十五天的絕食，雖然以軟管灌食而告終，不過好像也維護了自己的管理製度的某些部分。一小時的放風、省報、筆記本。這些他們是維護住了，但卻馬上收走了他們的私人衣物，扔給他們一套特別隔離所的統一的囚服。過了不久——放風時間削減了半小時，以後又減掉了十五分鍾。
這還是那些依照大牌陣的規則在一連串的監獄和流放地中間被拉來拖去的人們。其中有的已經十年，有的已經十五年沒有過普通人的生活了，他們知道的隻是惡劣的監獄夥食與絕食。那些在革命前習慣於戰勝獄吏的人並沒有都死光。然而，當時他們是與時代結成盟友去反對日益衰微的敵人。而現在則是時代與日益強大的敵人結成盟友來反對他們。他們中間也有一些年輕人(現在這是使我們感到奇怪的)—一當這些黨派已經被粉碎、已經不復存在之後，他們才覺悟到自己應當做一個社會革命黨人、社會民主黨人或無政府主義者——因此，這些新加入者的前途隻是蹲監牢。
一年比一年更加無望的社會黨人的獄中鬥爭，處於接近真空的孤立狀態。現在不像在沙皇時期：隻要監獄的門一打開，社會各界就會扔來鮮花。他們打開報紙看到的，就是對他們的謾罵，甚至潑髒水(因為史達林覺得，正是社會主義者對社會主義最危險)——而人民在沉默，因此根據什麽可以大膽設想，人民對於他們不太久以前曾投票選入立憲會議的人們今天仍然同情呢?你瞧，現在報紙連罵也不罵了——俄國的社會黨人已經被認為是沒有什麽危險的了，沒有什麽價值的了，甚至是不存在的了。外麵的人提到他們的時候已經使用過去時態和久遠過去時態。青年人都不能想像，在什麽地方還存在著一些活的社會革命黨人和活的孟什維克。遍歷了奇姆肯特和切爾登流放地、上烏拉爾和弗拉基米爾隔離所——在窗子已經戴上籠口的黑暗的單身監室裏，怎能不因發生懷疑而猛然顫抖，也許他們的綱領和領袖們全都錯了，策略和實踐也都是錯誤!他們開始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是無所作為。專為承受苦難而獻出的一生——是致命的迷誤。
籠罩在他們的頭上的孤立的陰影得以擴展，部分地是由於在革命後的最初年代，他們視為當然地從國家政治保衛局接收了政治犯的榮譽稱號，也視為當然地同意了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觀點，即一切站在他們“右”邊的，從立憲民主黨人起，——都不是政治犯，而是反革命，歷史的狗屎堆。結果那些因信仰基督而遭殃的人，也成了反革命。那些和“左”“右”都沒有沾過邊的(這是指將來——就是我們，我們大家!)——也將成為反革命。這樣，由於半自願半被迫地把自己孤立起來，和別人疏遠，他們就給未來的第五十八條灑上了聖水，而他們自己後來也沒有逃脫掉進它的火坑的命運。
事物和行為總是因觀察方麵不同而顯出截然不同的麵貌。在這一章裏我們從社會黨人的角度描寫他們的獄中處境——因而它是被一束悽慘潔白的光芒所照亮。但是索洛維茨的政治犯們所不屑一顧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卻這樣回憶：“政治犯?這些傢夥討厭極了：誰也瞧不起，自己結成一夥躲在一邊，老是要求特殊口糧和優待。彼此間也吵個沒完。”——你能不覺得這裏講的也是實話嗎?這些徒勞無益、無休無止、已經令人感到可笑的爭論。這種當著飢餓困苦的人群隻顧為自己而提出的增添配給口糧的要求。在蘇維埃時代，政治犯的光榮稱號原來隻是有毒的贈賜。忽然還聽到這樣的責備：在沙皇時期經常滿不在乎地越獄的社會黨人為什麽在蘇維埃監獄裏卻發了蔫呢!哪裏見到他們越獄呀?一般說，越獄事件是不少的——但其中誰記得有社會黨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