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到十二月中旬，航運以及和外界的一切聯繫都斷絕了，索洛維茨特種營長官艾赫曼斯宣布：不錯，收到了關於管理製度的新指示。當然不是一切都取消，決不是!——通訊次數要減少，還有點什麽別的規定，但最大的一件是今天就要做的事：從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起禁止整天整夜地走出房屋，隻準在白天的時間即晚上六時前出去。
各黨團決定表示抗議，從社會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中糾集了一批誌願者：在宣布禁令的第一天偏偏從晚上六點鍾開始出去散步。但是薩瓦季隔離區的長官帶槍捷夫想摸槍的手早就癢癢了，還在規定的晚上六點以前(也許是鍾錶沒有走準?當時還不能根據無線電廣播對表)看押人員就帶著槍進入區內，並向著合法散步的人開起火來。放了三排槍。六人被打死，三人受重傷。
次日，艾赫曼斯前來說：這是個可悲的誤會，諾格捷夫將被撤職(調走高升了)。為死者們舉行了葬禮。合唱隊的歌聲在索洛維茨的荒野上空響起。
“你們在……殊死鬥爭中光榮犧牲”。(這是最後一次允許為悼念新犧牲者唱這支緩慢的曲調吧?)誰來一塊巨大的圓石壓在他們的墓上，刻上了死者的姓名。
不能說報界隱瞞了這一事件。在《真理報》上用小號字刊登了一則簡訊：犯人們襲擊了看押人員，六人被擊斃。誠實的《紅旗報》“描述了索洛維茨的暴動。
在薩瓦季修道院的社會革命黨人中有一個叫尤裏·波德別爾斯基的。他搜集了關於索洛維茨槍殺事件的醫療文件——打算有朝一日加以公布。但過了一年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遞解站進行搜查時，在他的箱子裏發現了雙層底，把暗藏的東西全掏出來了。俄國的歷史就是這樣栽跟頭的……
然而管理製度畢竟是被他們維護住了。整整一年誰也沒有說起改變的事。
不錯，整個一九二四年都沒有說起。但到這年年底，一種頑固的流言又爬到耳邊來了，說是在十二月份又打算施行新的管理製度。它餓壞了，它想吃新的祭品。
分散在不同島上的三個修道院——薩瓦季、三位一體和穆克薩姆一裏的社會黨人們竟然得以秘密商定，所有這三個修道院裏的各黨團在同一天向莫斯科和索洛維茨行政當局提出帶有最後通牒的聲明：或者在航運斷絕前把他們全體從這裏運走，或者保持以前的管理製度不變，最後通牒的期限是兩個星期，否則，各修道院將宣布絕食。
這樣的一致行動是能迫使當局認真考慮的。這種最後通謀是不能當作耳旁風的。在最後通謀到期的前一天，艾赫曼斯到每一個修道院去宣布：莫斯科拒絕了。於是，在預定的日子，三個修道院裏(現在彼此已經失掉了聯繫)都開始了絕食(不是幹絕食，水是喝的)。在薩瓦季絕食的約有兩白人。他們主動不讓病號參加絕食。囚犯中間的醫生每天巡視絕食者，集體絕食總是要比個人絕食難堅持：因為它是要向最弱的人而不是最強的人看齊的。隻有懷著堅持到底的決心，並且要每一個人對其餘的人都很了解、很信任，絕食才有意義。由於存在著不同的黨團，由於有幾百個人參加就不可避免地會有分歧，會因他人而產生精神上的苦惱。絕食了十五個晝夜以後，在薩瓦季不得不舉行秘密投票表決(票箱在各房間傳送)：繼續堅持或者停止絕食。
莫斯科和艾赫曼斯採取靜觀態度，因為他們是吃得飽飽的，首都各報也不忙於發表關於絕食的消息，喀山大教堂分也沒有舉行大學生群眾大會。密不透風的封閉性堅定不移地改變著我國歷史的麵貌。
各修道院停止了絕食。他們沒有打贏，但是從結果看，也沒有打輸：管理製度照原樣保持了一個冬天，隻是增加了去林中砍伐木柴的勞動，但這也是有道理的。而一九二五年春天給人以相反的感覺—一似乎絕食贏了：舉行過絕食的三個修道院裏的囚犯都從索洛維茨運走!回大陸!再也不會有極地之夜和半年的與世隔絕了!
但是，接收的押解隊和路途的口糧配給是很嚴峻的(以當時的標準而論)。很快就陰險地把他們騙了：藉口說組長們住在“指揮部”車廂裏與管理部門在一起比較方便，使犯人份失去了領導。組長們乘坐的車廂在維亞特卡被甩掉，拉到了托波爾斯克隔離所。這時才明白去年秋天的絕食輸掉了：把堅強的、有影響的組長們弄走是為了便於對其餘人施行嚴格的管理製度。雅戈達和卡塔尼揚親自領導了把過去的索洛維茨囚犯安置到早已蓋好但迄今還沒有住人的上烏拉爾隔離所的牢房，這個監獄就這樣由他們於一九二五年春天“揭了幕”(典獄長是杜波爾)，並將在好幾十年內成為嚇人的龐然大物。
在新的地方，過去的索洛維茨囚犯們立即被剝奪了自由行走的權利：監室都上了鎖。總算又選出了組長，但他們沒有權利巡視各監室。禁止在各監室間像從前那樣無限製地轉移錢物和書籍。他們通過窗口互相喊話——哨兵便從瞭望塔上在監室裏開槍。犯人們回敬以故意搗亂——打碎玻璃，弄壞監獄的器具(在我們的監獄裏事先還得好好考慮一番——要不要打碎玻璃，說不定一冬天都不線裝上，沒有什麽可奇怪的。不像在沙皇的時候鎮玻璃工一眨眼間就跑來了)。鬥爭在繼續進行，但已經懷著絕望的心請並且是在不利的條件下。
在一九二八年光景(據彼得·彼得羅維奇·魯賓的敘述)一個什麽原因引起了整個上烏拉爾隔離所又一次全體絕食。但現在已經沒有過去他們那種嚴肅莊重的氣氛、友愛的鼓勵、自己的醫生。在絕食的某一天，獄吏們以占優勢的人數闖進各監室去——毫不客氣地用棍棒和皮靴踢打身體變衰弱了的人們。毒打完了——絕食也就結束了。
對絕食效力的天真信念，我們是從過去的經驗和過去的文獻中得來的。而絕食——是一種純道義的武器，它是以獄吏還沒有喪盡天良為前提的。或者是以獄吏害怕社會輿論為前提的。隻有那時絕食才有效力。
沙皇的獄吏們還是缺乏經驗的：如果他們那裏有一個囚犯絕食了，他們就惶惶不安、唉聲嘆氣、服侍照顧，送醫院。例子多不勝舉，但這本著作不是專門講這種事的。說來可笑，瓦連京諾夫隻絕食了十二天——便爭取到撤銷偵查，完全釋放(隨後便到瑞士去見列寧)，而不是什麽管理製度上的優待。甚至在奧爾洛夫的中心苦役監獄裏絕食者也總是取得勝利的。他們在一九一二年爭得了放寬管理製度;因一九一三年爭得了進一步的放寬，其中包括所有政治苦役犯的共同放風——這種放風顯然是不受什麽管束的，所以他們利用這個機會撰寫了自己的“告俄國人民書”，並把它送到了外麵(這是來自中心監獄的苦役犯!)它也就發表在(真是令人驚訝得目瞪口呆!我們中間有人瘋了吧?)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期《苦役與流放通報》上(通報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們是否也試試出版一份?)——在一九一四年，捷爾任斯基和他的四個同誌總共隻經過五晝夜的絕食，誠然，是不喝水的，就使自己為數甚多的(生活上的)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滿足廣
各黨團決定表示抗議，從社會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中糾集了一批誌願者：在宣布禁令的第一天偏偏從晚上六點鍾開始出去散步。但是薩瓦季隔離區的長官帶槍捷夫想摸槍的手早就癢癢了，還在規定的晚上六點以前(也許是鍾錶沒有走準?當時還不能根據無線電廣播對表)看押人員就帶著槍進入區內，並向著合法散步的人開起火來。放了三排槍。六人被打死，三人受重傷。
次日，艾赫曼斯前來說：這是個可悲的誤會，諾格捷夫將被撤職(調走高升了)。為死者們舉行了葬禮。合唱隊的歌聲在索洛維茨的荒野上空響起。
“你們在……殊死鬥爭中光榮犧牲”。(這是最後一次允許為悼念新犧牲者唱這支緩慢的曲調吧?)誰來一塊巨大的圓石壓在他們的墓上，刻上了死者的姓名。
不能說報界隱瞞了這一事件。在《真理報》上用小號字刊登了一則簡訊：犯人們襲擊了看押人員，六人被擊斃。誠實的《紅旗報》“描述了索洛維茨的暴動。
在薩瓦季修道院的社會革命黨人中有一個叫尤裏·波德別爾斯基的。他搜集了關於索洛維茨槍殺事件的醫療文件——打算有朝一日加以公布。但過了一年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遞解站進行搜查時，在他的箱子裏發現了雙層底，把暗藏的東西全掏出來了。俄國的歷史就是這樣栽跟頭的……
然而管理製度畢竟是被他們維護住了。整整一年誰也沒有說起改變的事。
不錯，整個一九二四年都沒有說起。但到這年年底，一種頑固的流言又爬到耳邊來了，說是在十二月份又打算施行新的管理製度。它餓壞了，它想吃新的祭品。
分散在不同島上的三個修道院——薩瓦季、三位一體和穆克薩姆一裏的社會黨人們竟然得以秘密商定，所有這三個修道院裏的各黨團在同一天向莫斯科和索洛維茨行政當局提出帶有最後通牒的聲明：或者在航運斷絕前把他們全體從這裏運走，或者保持以前的管理製度不變，最後通牒的期限是兩個星期，否則，各修道院將宣布絕食。
這樣的一致行動是能迫使當局認真考慮的。這種最後通謀是不能當作耳旁風的。在最後通謀到期的前一天，艾赫曼斯到每一個修道院去宣布：莫斯科拒絕了。於是，在預定的日子，三個修道院裏(現在彼此已經失掉了聯繫)都開始了絕食(不是幹絕食，水是喝的)。在薩瓦季絕食的約有兩白人。他們主動不讓病號參加絕食。囚犯中間的醫生每天巡視絕食者，集體絕食總是要比個人絕食難堅持：因為它是要向最弱的人而不是最強的人看齊的。隻有懷著堅持到底的決心，並且要每一個人對其餘的人都很了解、很信任，絕食才有意義。由於存在著不同的黨團，由於有幾百個人參加就不可避免地會有分歧，會因他人而產生精神上的苦惱。絕食了十五個晝夜以後，在薩瓦季不得不舉行秘密投票表決(票箱在各房間傳送)：繼續堅持或者停止絕食。
莫斯科和艾赫曼斯採取靜觀態度，因為他們是吃得飽飽的，首都各報也不忙於發表關於絕食的消息，喀山大教堂分也沒有舉行大學生群眾大會。密不透風的封閉性堅定不移地改變著我國歷史的麵貌。
各修道院停止了絕食。他們沒有打贏，但是從結果看，也沒有打輸：管理製度照原樣保持了一個冬天，隻是增加了去林中砍伐木柴的勞動，但這也是有道理的。而一九二五年春天給人以相反的感覺—一似乎絕食贏了：舉行過絕食的三個修道院裏的囚犯都從索洛維茨運走!回大陸!再也不會有極地之夜和半年的與世隔絕了!
但是，接收的押解隊和路途的口糧配給是很嚴峻的(以當時的標準而論)。很快就陰險地把他們騙了：藉口說組長們住在“指揮部”車廂裏與管理部門在一起比較方便，使犯人份失去了領導。組長們乘坐的車廂在維亞特卡被甩掉，拉到了托波爾斯克隔離所。這時才明白去年秋天的絕食輸掉了：把堅強的、有影響的組長們弄走是為了便於對其餘人施行嚴格的管理製度。雅戈達和卡塔尼揚親自領導了把過去的索洛維茨囚犯安置到早已蓋好但迄今還沒有住人的上烏拉爾隔離所的牢房，這個監獄就這樣由他們於一九二五年春天“揭了幕”(典獄長是杜波爾)，並將在好幾十年內成為嚇人的龐然大物。
在新的地方，過去的索洛維茨囚犯們立即被剝奪了自由行走的權利：監室都上了鎖。總算又選出了組長，但他們沒有權利巡視各監室。禁止在各監室間像從前那樣無限製地轉移錢物和書籍。他們通過窗口互相喊話——哨兵便從瞭望塔上在監室裏開槍。犯人們回敬以故意搗亂——打碎玻璃，弄壞監獄的器具(在我們的監獄裏事先還得好好考慮一番——要不要打碎玻璃，說不定一冬天都不線裝上，沒有什麽可奇怪的。不像在沙皇的時候鎮玻璃工一眨眼間就跑來了)。鬥爭在繼續進行，但已經懷著絕望的心請並且是在不利的條件下。
在一九二八年光景(據彼得·彼得羅維奇·魯賓的敘述)一個什麽原因引起了整個上烏拉爾隔離所又一次全體絕食。但現在已經沒有過去他們那種嚴肅莊重的氣氛、友愛的鼓勵、自己的醫生。在絕食的某一天，獄吏們以占優勢的人數闖進各監室去——毫不客氣地用棍棒和皮靴踢打身體變衰弱了的人們。毒打完了——絕食也就結束了。
對絕食效力的天真信念，我們是從過去的經驗和過去的文獻中得來的。而絕食——是一種純道義的武器，它是以獄吏還沒有喪盡天良為前提的。或者是以獄吏害怕社會輿論為前提的。隻有那時絕食才有效力。
沙皇的獄吏們還是缺乏經驗的：如果他們那裏有一個囚犯絕食了，他們就惶惶不安、唉聲嘆氣、服侍照顧，送醫院。例子多不勝舉，但這本著作不是專門講這種事的。說來可笑，瓦連京諾夫隻絕食了十二天——便爭取到撤銷偵查，完全釋放(隨後便到瑞士去見列寧)，而不是什麽管理製度上的優待。甚至在奧爾洛夫的中心苦役監獄裏絕食者也總是取得勝利的。他們在一九一二年爭得了放寬管理製度;因一九一三年爭得了進一步的放寬，其中包括所有政治苦役犯的共同放風——這種放風顯然是不受什麽管束的，所以他們利用這個機會撰寫了自己的“告俄國人民書”，並把它送到了外麵(這是來自中心監獄的苦役犯!)它也就發表在(真是令人驚訝得目瞪口呆!我們中間有人瘋了吧?)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期《苦役與流放通報》上(通報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們是否也試試出版一份?)——在一九一四年，捷爾任斯基和他的四個同誌總共隻經過五晝夜的絕食，誠然，是不喝水的，就使自己為數甚多的(生活上的)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滿足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