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這時動搖起來：也許他真的做了什麽有辱於黨的事情?……他鬍子拉碴，麵容憔悴，外表也已經象個囚犯，步履艱難地來到中央全會的會場。親愛的科巴熱情地問道：“你想出了個什麽名堂呀?”“那該怎麽辦呢?已經有了這麽大的罪名。他們想開除我的黨籍……”史達林聽說有這等荒唐事體而皺起了眉頭;“誰也不會開除你的黨籍!”
於是布哈林就相信了，又活躍了起來，心甘情願地在全會麵前表示悔過，當即取消了絕食。(在家裏：“喂，給我切一段臘腸!科巴說了——不會把我開除。”)但在全會的進程中，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可真放肆!膽敢不尊重史達林的意見!)罵布哈林是法西斯的爪牙，要求槍斃。
布哈林又泄氣了，在自己最後的日子裏開始撰寫“致未來的中央的一封信”。全靠有人背熟了才保存下來的這封信，不久前已經向全世界公布。然而它並沒有引起全世界的震驚。(以及“未來的中央”的震驚。致信的對象可謂高矣!——中央，沒有比它更高的道德權威了。)因為這個敏銳的出色的理論家在自己的最後的話裏決定留給後代的是什麽呢?是要求恢復他黨籍的又一次哀號(他為這種忠貞付出了昂貴的恥辱的代價!)。是完全贊同一九三七年和三七年以前的全部事件的又一次保證。那就是說，不僅贊同以前各次冤獄，而且也贊同我們偉大的監獄下水道的各股散發出惡臭的水流!
他這就等於簽名畫押，承認自己也應該淹進去。
最後，他這個筋肉強健的人、獵人和角力土(在鬧著玩的角力中，在中央委員們的目睹下，他曾好幾次把科巴摔倒在地!——對此，大概科巴也是不能原諒他的)。他已經完全成熟到可以移交給提詞人和助理導演了。
他已經準備好到這樣的程度，被摧毀到這樣的程度，以至對他已經不需要採用刑訊了——他的立場比之雅庫博維奇在一九三一年的立場有什麽地方較強一些呢?他有什麽地方不受那兩個論據的支配呢?他甚至還要弱一些，因為雅庫博維奇渴求的是死亡，而布哈林卻害怕死亡。
隻剩下按下列公式同維辛斯基進行一次不難的對話了：
——對黨採取任何反對派立場就是反黨鬥爭，對不對?——一般說——是的。實際上——是的。——但是反黨鬥爭必然會演變為反黨戰爭。——按照事物的邏輯——是的。——那就是說有了反對派的信念，任何卑鄙的反黨活動歸根結底都可能幹得出來(暗殺、進行間諜活動、出賣祖國)?——但是對不起，這種事情並沒有幹出來。——們早可能把?——理論上說嘛……(須知是理論家呀!……)——但對你說來最高利益依然是黨的利益吧?——是，當然，當然!——那麽隻剩下很小的分歧了：應當使可能性變為現實性，為了使今後任何反對派的思想聲譽掃地，應當把隻是理論上可能做出來的事情承認早已經做了的。不是可能做出來嗎?—一可能……——那就應當把可能的承認為現實的，僅此而已。小小的哲學上的轉化。說完了?……還要說一句，我看無須向你解釋：現在如果你在法庭上又縮回去，說出些別的——你要明白，你隻會有利於世界資產階級，隻會損害黨。而且，不用說，那時也不會讓你死得舒服。如果一切摘得好——我們當然會讓你活下來：秘密地把你送到基督山島去，你可以在那裏致力於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研究——但是，過去的那幾次審判，你們好像是把人槍斃掉的?——咳，你拿誰比呀——他們和你是兩碼事!再者，我們留下了好多人的命，隻是報上說槍斃。
這樣也許本來就沒有什麽難解的謎吧?
同樣是那支在過去的審判中奏過多少遍的曲調，隻是稍加變奏而已;要知道我們與你——都是共產黨人!你怎能聽信了別人的話——出來反對我們呢?悔悟吧!要知道你與我們在一起—一這就是我們!
一種歷史觀正慢慢地在社會裏成熟著。而一旦它成熟了——將卻會是那麽簡單。無論在一九二二年，無論在一九二四年，也無論在一九三七年，被告都還未能形成這樣一種牢固觀點，足以支持他衝著這支使人迷惑和僵冷的曲調昂首喊出：
——不，我們不是和你們在一起的革命者!……我們不是和你們在一起的俄國人!……我們不是和你們在一起的共產黨人!
好像是，隻需要喊出這麽一聲——布景便會塌散，厚厚的一層化裝便會脫落，導演便會從暗梯逃跑，提詞人也會紛紛亂鑽到老鼠洞裏去。而外麵的氣候將會是——六十年代!
但是，就連演得很成功的戲，也是十分勞民傷財的。於是史達林決定不再利用公開審判了。
準確些說，為了讓群眾看清反對派的兇惡靈魂，史達林在一九三七年曾經拉開過一個在區一級普遍開展公開審判的架勢。但是找不到好導演，沒有力量做這麽周詳的準備，況且被告們本身也沒有多大意思——一結果弄得史達林左右為難。隻是知道這個內情的人很少。幾次審判失敗了—一整個這件事也就作罷了。
恰好在這史可以介紹一下一次這類審判的經過，說的是卡德案件。這個案子的詳細報告當時在伊萬諾沃省報上已經登了一個開頭。
一九三四年底，伊萬諾沃省和科斯特羅馬省及下諾夫戈羅德省交界的一個遙遠荒涼的地方，建立了一個新區，古老寧靜的卡德村便成了區中心。新成立的領導班子是從各地調來的，彼此在卡德才認識。他們看到的是一片景象淒涼的窮鄉僻壤，它需要得到資金、機器的支援與生產事業的合理經營，然而相反，它卻被糧食採購壓得氣息奄奄。區委第一書記費多爾·伊萬諾維奇·斯米爾諾夫是一個具有強烈正義感的人，區地政科長斯塔夫羅夫是一個祖祖輩輩的莊稼漢，出身於“集約”農民，就是那些在二十年代根據科學原理經營產業的勤懇而又有知識的農民。(這種經營方法當時曾受到蘇維埃政權的鼓勵;當時還沒有決定把這些集約農民剷除掉。)由於斯塔夫羅夫已經入了黨，他在清算富農時沒有喪命(也許自己就去清算過富農?)。他們企圖在新的地方為農民做點事情，但各種指示從上麵滾滾而來，每一項都跟他們的創舉做對;那裏，在上麵，好像故意發明一些辦法來使莊稼人日子過得更悲慘。有一次卡德區的領導人往省裏打了一份報告，說明必須降低糧食採購計劃——現有計劃區裏不能完成，否則會使貧困化超出危險的極限。隻要回想一下三十年代的局麵(隻是三十年代嗎?)就可以掂量得出來這是一個對計劃的多麽大不敬的舉動和對政權的造反行為。但是依照當時的作法，並沒有由上頭採取正麵的措施，而是發揮地方上的主動，當斯米爾諾夫去休假的時候，他的副手第二書記瓦西裏·費多羅維奇·羅曼諾夫在區委會上作了一項這樣的決議：“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斯塔夫羅夫的幹擾，區的成績將會更加出色(?)”。開始辦起了斯塔夫羅夫的“專案”(做法很有意思：區別處理!對斯米爾諾夫先嚇唬嚇唬，使之中立，逼他靠邊，然後再去搞他——這正是具體而微的史達林在中央的策略)。然而，在爭論激烈的黨的會議上查明，說斯塔夫羅夫是托洛茨基分子，就如同說他是羅馬的耶穌會教士。區消費合作社主任瓦西裏·格裏尤利耶維奇·弗拉索夫，一個偶爾受過一點零星的教育、具有那種俄國人身上令人驚奇的獨特才能的人，他是一個自學出來的合作社事業家，善於辭令，在辯論中能隨機應變，凡是他認為正確的事情，他能為之爭得麵紅耳赤，他說服黨的會議應當把區委第二書記羅曼諾夫因進行誹謗而開除出黨!羅曼諾夫真地受到了警告處分!羅曼諾夫的最後發言對於他這類人很有代表性，也充分反映出他們對總形勢的信心：“雖然這裏證明斯塔夫羅夫不是個托洛茨基分子，但是，我相信他是個托洛茨基分子。黨會查清楚的，對我受的警告處分也會弄清楚的。”黨果然查清楚了：區內務機關幾乎是立即就逮捕了斯塔夫羅夫，過了一個月又逮捕了區執委會主席愛沙尼亞人烏尼魏爾——羅曼諾夫接替他成了區執委會主席。斯塔夫羅夫被押到了省內務機關，在那裏他招認：他是個托洛茨基分子;他一生與社會革命黨人結成聯盟;他在自己的區裏是地下右派組織的成員(也是無愧於那個時代的一條罪狀，所缺少的就是同協約國的直接聯繫了)。也許他並沒有招認，但其中實情永不會有人知道，因為他已經死於伊萬諾沃內監裏的刑訊。而一頁頁的筆錄都已寫好。不久，假想中的右派組織的頭頭區委書記斯米爾諾夫、區財政科長薩布羅夫還有其他的人也被逮捕。
於是布哈林就相信了，又活躍了起來，心甘情願地在全會麵前表示悔過，當即取消了絕食。(在家裏：“喂，給我切一段臘腸!科巴說了——不會把我開除。”)但在全會的進程中，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可真放肆!膽敢不尊重史達林的意見!)罵布哈林是法西斯的爪牙，要求槍斃。
布哈林又泄氣了，在自己最後的日子裏開始撰寫“致未來的中央的一封信”。全靠有人背熟了才保存下來的這封信，不久前已經向全世界公布。然而它並沒有引起全世界的震驚。(以及“未來的中央”的震驚。致信的對象可謂高矣!——中央，沒有比它更高的道德權威了。)因為這個敏銳的出色的理論家在自己的最後的話裏決定留給後代的是什麽呢?是要求恢復他黨籍的又一次哀號(他為這種忠貞付出了昂貴的恥辱的代價!)。是完全贊同一九三七年和三七年以前的全部事件的又一次保證。那就是說，不僅贊同以前各次冤獄，而且也贊同我們偉大的監獄下水道的各股散發出惡臭的水流!
他這就等於簽名畫押，承認自己也應該淹進去。
最後，他這個筋肉強健的人、獵人和角力土(在鬧著玩的角力中，在中央委員們的目睹下，他曾好幾次把科巴摔倒在地!——對此，大概科巴也是不能原諒他的)。他已經完全成熟到可以移交給提詞人和助理導演了。
他已經準備好到這樣的程度，被摧毀到這樣的程度，以至對他已經不需要採用刑訊了——他的立場比之雅庫博維奇在一九三一年的立場有什麽地方較強一些呢?他有什麽地方不受那兩個論據的支配呢?他甚至還要弱一些，因為雅庫博維奇渴求的是死亡，而布哈林卻害怕死亡。
隻剩下按下列公式同維辛斯基進行一次不難的對話了：
——對黨採取任何反對派立場就是反黨鬥爭，對不對?——一般說——是的。實際上——是的。——但是反黨鬥爭必然會演變為反黨戰爭。——按照事物的邏輯——是的。——那就是說有了反對派的信念，任何卑鄙的反黨活動歸根結底都可能幹得出來(暗殺、進行間諜活動、出賣祖國)?——但是對不起，這種事情並沒有幹出來。——們早可能把?——理論上說嘛……(須知是理論家呀!……)——但對你說來最高利益依然是黨的利益吧?——是，當然，當然!——那麽隻剩下很小的分歧了：應當使可能性變為現實性，為了使今後任何反對派的思想聲譽掃地，應當把隻是理論上可能做出來的事情承認早已經做了的。不是可能做出來嗎?—一可能……——那就應當把可能的承認為現實的，僅此而已。小小的哲學上的轉化。說完了?……還要說一句，我看無須向你解釋：現在如果你在法庭上又縮回去，說出些別的——你要明白，你隻會有利於世界資產階級，隻會損害黨。而且，不用說，那時也不會讓你死得舒服。如果一切摘得好——我們當然會讓你活下來：秘密地把你送到基督山島去，你可以在那裏致力於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研究——但是，過去的那幾次審判，你們好像是把人槍斃掉的?——咳，你拿誰比呀——他們和你是兩碼事!再者，我們留下了好多人的命，隻是報上說槍斃。
這樣也許本來就沒有什麽難解的謎吧?
同樣是那支在過去的審判中奏過多少遍的曲調，隻是稍加變奏而已;要知道我們與你——都是共產黨人!你怎能聽信了別人的話——出來反對我們呢?悔悟吧!要知道你與我們在一起—一這就是我們!
一種歷史觀正慢慢地在社會裏成熟著。而一旦它成熟了——將卻會是那麽簡單。無論在一九二二年，無論在一九二四年，也無論在一九三七年，被告都還未能形成這樣一種牢固觀點，足以支持他衝著這支使人迷惑和僵冷的曲調昂首喊出：
——不，我們不是和你們在一起的革命者!……我們不是和你們在一起的俄國人!……我們不是和你們在一起的共產黨人!
好像是，隻需要喊出這麽一聲——布景便會塌散，厚厚的一層化裝便會脫落，導演便會從暗梯逃跑，提詞人也會紛紛亂鑽到老鼠洞裏去。而外麵的氣候將會是——六十年代!
但是，就連演得很成功的戲，也是十分勞民傷財的。於是史達林決定不再利用公開審判了。
準確些說，為了讓群眾看清反對派的兇惡靈魂，史達林在一九三七年曾經拉開過一個在區一級普遍開展公開審判的架勢。但是找不到好導演，沒有力量做這麽周詳的準備，況且被告們本身也沒有多大意思——一結果弄得史達林左右為難。隻是知道這個內情的人很少。幾次審判失敗了—一整個這件事也就作罷了。
恰好在這史可以介紹一下一次這類審判的經過，說的是卡德案件。這個案子的詳細報告當時在伊萬諾沃省報上已經登了一個開頭。
一九三四年底，伊萬諾沃省和科斯特羅馬省及下諾夫戈羅德省交界的一個遙遠荒涼的地方，建立了一個新區，古老寧靜的卡德村便成了區中心。新成立的領導班子是從各地調來的，彼此在卡德才認識。他們看到的是一片景象淒涼的窮鄉僻壤，它需要得到資金、機器的支援與生產事業的合理經營，然而相反，它卻被糧食採購壓得氣息奄奄。區委第一書記費多爾·伊萬諾維奇·斯米爾諾夫是一個具有強烈正義感的人，區地政科長斯塔夫羅夫是一個祖祖輩輩的莊稼漢，出身於“集約”農民，就是那些在二十年代根據科學原理經營產業的勤懇而又有知識的農民。(這種經營方法當時曾受到蘇維埃政權的鼓勵;當時還沒有決定把這些集約農民剷除掉。)由於斯塔夫羅夫已經入了黨，他在清算富農時沒有喪命(也許自己就去清算過富農?)。他們企圖在新的地方為農民做點事情，但各種指示從上麵滾滾而來，每一項都跟他們的創舉做對;那裏，在上麵，好像故意發明一些辦法來使莊稼人日子過得更悲慘。有一次卡德區的領導人往省裏打了一份報告，說明必須降低糧食採購計劃——現有計劃區裏不能完成，否則會使貧困化超出危險的極限。隻要回想一下三十年代的局麵(隻是三十年代嗎?)就可以掂量得出來這是一個對計劃的多麽大不敬的舉動和對政權的造反行為。但是依照當時的作法，並沒有由上頭採取正麵的措施，而是發揮地方上的主動，當斯米爾諾夫去休假的時候，他的副手第二書記瓦西裏·費多羅維奇·羅曼諾夫在區委會上作了一項這樣的決議：“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斯塔夫羅夫的幹擾，區的成績將會更加出色(?)”。開始辦起了斯塔夫羅夫的“專案”(做法很有意思：區別處理!對斯米爾諾夫先嚇唬嚇唬，使之中立，逼他靠邊，然後再去搞他——這正是具體而微的史達林在中央的策略)。然而，在爭論激烈的黨的會議上查明，說斯塔夫羅夫是托洛茨基分子，就如同說他是羅馬的耶穌會教士。區消費合作社主任瓦西裏·格裏尤利耶維奇·弗拉索夫，一個偶爾受過一點零星的教育、具有那種俄國人身上令人驚奇的獨特才能的人，他是一個自學出來的合作社事業家，善於辭令，在辯論中能隨機應變，凡是他認為正確的事情，他能為之爭得麵紅耳赤，他說服黨的會議應當把區委第二書記羅曼諾夫因進行誹謗而開除出黨!羅曼諾夫真地受到了警告處分!羅曼諾夫的最後發言對於他這類人很有代表性，也充分反映出他們對總形勢的信心：“雖然這裏證明斯塔夫羅夫不是個托洛茨基分子，但是，我相信他是個托洛茨基分子。黨會查清楚的，對我受的警告處分也會弄清楚的。”黨果然查清楚了：區內務機關幾乎是立即就逮捕了斯塔夫羅夫，過了一個月又逮捕了區執委會主席愛沙尼亞人烏尼魏爾——羅曼諾夫接替他成了區執委會主席。斯塔夫羅夫被押到了省內務機關，在那裏他招認：他是個托洛茨基分子;他一生與社會革命黨人結成聯盟;他在自己的區裏是地下右派組織的成員(也是無愧於那個時代的一條罪狀，所缺少的就是同協約國的直接聯繫了)。也許他並沒有招認，但其中實情永不會有人知道，因為他已經死於伊萬諾沃內監裏的刑訊。而一頁頁的筆錄都已寫好。不久，假想中的右派組織的頭頭區委書記斯米爾諾夫、區財政科長薩布羅夫還有其他的人也被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