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又說回來，尼古拉·瓦西裏耶維奇也沒有戰死)
還有這樣一些被告，他們知道情況，但——沒有告發(照咱們的說法是“知情不報”)。
下麵要說的已經不是“不作為”，而是積極的犯罪行為了：通過政治紅十字會會員赫魯曉娃(她也在席上入另一些被告向布蒂爾卡的犯人們提供金錢(可以想像這筆資金怎樣流向監獄小賣部!)和衣物(瞧，還有毛料的?)的接濟。
他們的罪行是十惡不赦的!而且無產階級的懲罰也將是毫不容情的!
像電影放映機慢慢傾倒的時候那樣，在我們眼前晃過歪歪斜斜模糊不清的二十八名革命前的男人和女人的麵孔。我們沒有看清他們的表情!——他們是驚呆?是輕蔑?是傲然?
因為沒有發表他們的回答!因為沒有發表他們的最後陳述!——據說是出於技術上的考慮……為了補償這個缺陷，公訴人向我們哼哼道：這是連篇的自我鞭笞和對所犯錯誤的悔恨。知·識階層政治上的不堅定和中間本性……——(噢，噢，還有這個東西：中間本性!)——……在這個事實上完全證實了布爾什維克一向對於這個階層所作的馬克思主義評價的正確。(第八頁)
這個一閃而過的年輕的女人是誰呀?
這是托爾斯泰的女地亞歷山德拉·利沃夫娜。克雷連科問她在進行這些談話的時候做些什麽?她回答說：“燒茶!”——三年集中營!
根據境外出版物《在異鄉》，我們可以判明事實的真相。
還在一九一七年夏天臨時政府時期，就產生了一個“社會活動家聯盟”——宗旨是支持將戰爭進行到勝利結束、與社會主義派別，尤其是社會革命黨，相對抗。十月政變之後，許多著名成員出國了，其他人留了下來，再也不能召開代表大會，從事有組織的活動了，但是知識分子習慣於思考，評價事件，交流想法——他們很難馬上放棄這種習慣。他們與學術界的接近使他們能以學術會議的形式進行聚會。那時可以討論的事情很多：布列斯特-裏托夫斯克和約，以喪失大片領土為代價退出戰爭，戰爭在歐洲繼續進行的時候我國與以前的盟友及以前的敵人的新關係。一些人認為為了自由和民主，也為了盟約的義務，應當繼續協助協約國，而布列斯特和約是一些沒有得到國家授權的人們簽訂的。有些人希望，一旦紅軍力量鞏固了，蘇維埃政權就會和德國人破裂。另一些人則相反，把希望寄托在德國人身上，認為他們按照條約成為了半個俄國的主人，現在就會除掉布爾什維克。(而德國人合理地認為，為立憲民主黨人出力就等於為英國人出力，蘇維埃政府之外的任何別的政府都會恢復對德戰爭。)
由於這些分歧，一九一八年夏天從“社會活動家同盟”裏分裂出去了一個“民族中心”——它實質上不過是一個小組，持極端親協約國觀點，成員都是立憲民主黨人，但是他們像怕火一樣害怕恢復布爾什維克堅決禁止的政黨形式。這個小組除了在科裏佐夫教授的學院裏舉行過偽裝的集會之外，什麽也沒做過。有時候他們派組員到庫班去打聽情況——但他們一去就沒影了，好像是把莫斯科的同道們忘了。(不過協約國對誌願軍顯出的興趣也極其薄弱。)但“民族中心”的精力主要還是集中在為未來的俄國安安靜靜地擬定各種法律草案上。
與民族中心同時建立了一個比它左的“復興同盟”(基本上是社會革命黨的——不好意思與立憲民主黨聯合，又恢復了習慣的黨派傾向與觀點)，其宗旨是進行既反對德國人又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但是他們覺得這種鬥爭也沒法在布爾什維克地區進行，鬥爭內容隻能歸結為把人們輸送到南方去。然而在誌願軍地區也以它的反動性使他們討厭。
在軍事共產主義的真空中憋得要死，一九一九年春天三個組織——社會活動家聯盟、民族中心和復興同盟決定保持經常的協作，為此各抽出了兩個人。一九一九年中，新組成的六人小組有時開會，後來就停頓了，不存在了。對他們的逮捕從一九二0年才開始——到那時候，在偵查期間給六人小組取了個響亮的名字“策略中心”。
逮捕是因民族中心的一名平庸的成員h·h·維諾格拉茨基的告密而發生的，他在放進過許多“中心”成員的特科牢房裏繼續充當頗有成績的“內線”，而那些人還以克雷洛夫時代的天真在牢房裏向他公開說出想瞞過偵查員的話。
也落入被告之列並且是主要被告(六人小組成員)的著名俄國歷史學家梅爾古諾夫在流亡期間不得已地寫出了一份關於這次審判的回憶——如果不是出版了正是我們手頭這本正是登著這篇雷鳴般的演說詞的克雷連科的大作，他可能避免寫這篇東西的。梅爾古諾夫懷著對自己和同案人惱恨的心情給我們描繪出一幅如此熟悉的蘇聯偵查工作的圖畫：偵查者手裏沒有任何罪證，“案卷裏沒見到一份文件。起訴材料整個來自被告本人的供詞……所有後來受審判的人在預審期間沒有堅持沉默的策略……我覺得，採取不說話的原則，我是在不必要地使自己，也許還有別人，遭到更大的厄運……當你麵臨著遭槍決的可能時，你並不總能想到歷史。”
在《全俄非常委員會紅皮書》(第二卷，莫斯科，一九二二)裏，逐字引用了被偵查人的許多供詞，它們，唉，是不漂亮的。
梅爾古諾夫不帶幽默感地責備偵查員雅科夫·阿格拉諾夫(他把他們所有人都製住了)對他及其他被偵查人進行欺騙，巧妙的愚弄，他認為“沒有什麽比這更大的對我的嘲弄了”。他說：這比任何肉刑更壞。後來如此洞徹地剖析過不少俄國革命的歷史人物的梅爾古諾夫這時輕而易舉地掉進去了：從向他出示的書麵供詞中看，一些人的問題好像已經澄清了，他卻證明他們參加過復興同盟。而且總的說“開始提供比較有條理的證詞”——一篇不把偵查員的問題區分出來的完整敘述。(後來這些供詞被給同案人看，使他們感到吃驚和沮喪：好像他是帶著難以遏製的願望講述這一切的。)
阿格拉諾夫還用這些話把他們都“收買”了，他說，既然這是“過去的事”了，所有這些中心早已經不開會了——所以被偵查人是沒有任何危險的，契卡查明一切隻是著眼於歷史價值。雅科夫·薩烏洛維奇用他的親切態度迷惑了很多人。在另一些人麵前，他把蘇維埃政權和俄羅斯之間畫了一個絕對的等號，這麽一來，如果你熱愛後者，那麽反對前者就是有罪的。就這樣從某些人那裏獲得了真正卑躬屈節、巴結討好的供狀。(腳註中提到的科特利亞列夫斯基的論文專門被阿格拉諾夫指定為犯人的學習材料。)
在法庭上怎麽樣呢?梅爾古諾夫寫道：“「知識分子的」革命傳統要求一定的英雄主義，可是心裏沒有這種英雄主義所需要的激情。如果把法庭變為抗議示威——意味著有意地使不僅自己的還有別人的處境更加惡化。”
還有這樣一些被告，他們知道情況，但——沒有告發(照咱們的說法是“知情不報”)。
下麵要說的已經不是“不作為”，而是積極的犯罪行為了：通過政治紅十字會會員赫魯曉娃(她也在席上入另一些被告向布蒂爾卡的犯人們提供金錢(可以想像這筆資金怎樣流向監獄小賣部!)和衣物(瞧，還有毛料的?)的接濟。
他們的罪行是十惡不赦的!而且無產階級的懲罰也將是毫不容情的!
像電影放映機慢慢傾倒的時候那樣，在我們眼前晃過歪歪斜斜模糊不清的二十八名革命前的男人和女人的麵孔。我們沒有看清他們的表情!——他們是驚呆?是輕蔑?是傲然?
因為沒有發表他們的回答!因為沒有發表他們的最後陳述!——據說是出於技術上的考慮……為了補償這個缺陷，公訴人向我們哼哼道：這是連篇的自我鞭笞和對所犯錯誤的悔恨。知·識階層政治上的不堅定和中間本性……——(噢，噢，還有這個東西：中間本性!)——……在這個事實上完全證實了布爾什維克一向對於這個階層所作的馬克思主義評價的正確。(第八頁)
這個一閃而過的年輕的女人是誰呀?
這是托爾斯泰的女地亞歷山德拉·利沃夫娜。克雷連科問她在進行這些談話的時候做些什麽?她回答說：“燒茶!”——三年集中營!
根據境外出版物《在異鄉》，我們可以判明事實的真相。
還在一九一七年夏天臨時政府時期，就產生了一個“社會活動家聯盟”——宗旨是支持將戰爭進行到勝利結束、與社會主義派別，尤其是社會革命黨，相對抗。十月政變之後，許多著名成員出國了，其他人留了下來，再也不能召開代表大會，從事有組織的活動了，但是知識分子習慣於思考，評價事件，交流想法——他們很難馬上放棄這種習慣。他們與學術界的接近使他們能以學術會議的形式進行聚會。那時可以討論的事情很多：布列斯特-裏托夫斯克和約，以喪失大片領土為代價退出戰爭，戰爭在歐洲繼續進行的時候我國與以前的盟友及以前的敵人的新關係。一些人認為為了自由和民主，也為了盟約的義務，應當繼續協助協約國，而布列斯特和約是一些沒有得到國家授權的人們簽訂的。有些人希望，一旦紅軍力量鞏固了，蘇維埃政權就會和德國人破裂。另一些人則相反，把希望寄托在德國人身上，認為他們按照條約成為了半個俄國的主人，現在就會除掉布爾什維克。(而德國人合理地認為，為立憲民主黨人出力就等於為英國人出力，蘇維埃政府之外的任何別的政府都會恢復對德戰爭。)
由於這些分歧，一九一八年夏天從“社會活動家同盟”裏分裂出去了一個“民族中心”——它實質上不過是一個小組，持極端親協約國觀點，成員都是立憲民主黨人，但是他們像怕火一樣害怕恢復布爾什維克堅決禁止的政黨形式。這個小組除了在科裏佐夫教授的學院裏舉行過偽裝的集會之外，什麽也沒做過。有時候他們派組員到庫班去打聽情況——但他們一去就沒影了，好像是把莫斯科的同道們忘了。(不過協約國對誌願軍顯出的興趣也極其薄弱。)但“民族中心”的精力主要還是集中在為未來的俄國安安靜靜地擬定各種法律草案上。
與民族中心同時建立了一個比它左的“復興同盟”(基本上是社會革命黨的——不好意思與立憲民主黨聯合，又恢復了習慣的黨派傾向與觀點)，其宗旨是進行既反對德國人又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但是他們覺得這種鬥爭也沒法在布爾什維克地區進行，鬥爭內容隻能歸結為把人們輸送到南方去。然而在誌願軍地區也以它的反動性使他們討厭。
在軍事共產主義的真空中憋得要死，一九一九年春天三個組織——社會活動家聯盟、民族中心和復興同盟決定保持經常的協作，為此各抽出了兩個人。一九一九年中，新組成的六人小組有時開會，後來就停頓了，不存在了。對他們的逮捕從一九二0年才開始——到那時候，在偵查期間給六人小組取了個響亮的名字“策略中心”。
逮捕是因民族中心的一名平庸的成員h·h·維諾格拉茨基的告密而發生的，他在放進過許多“中心”成員的特科牢房裏繼續充當頗有成績的“內線”，而那些人還以克雷洛夫時代的天真在牢房裏向他公開說出想瞞過偵查員的話。
也落入被告之列並且是主要被告(六人小組成員)的著名俄國歷史學家梅爾古諾夫在流亡期間不得已地寫出了一份關於這次審判的回憶——如果不是出版了正是我們手頭這本正是登著這篇雷鳴般的演說詞的克雷連科的大作，他可能避免寫這篇東西的。梅爾古諾夫懷著對自己和同案人惱恨的心情給我們描繪出一幅如此熟悉的蘇聯偵查工作的圖畫：偵查者手裏沒有任何罪證，“案卷裏沒見到一份文件。起訴材料整個來自被告本人的供詞……所有後來受審判的人在預審期間沒有堅持沉默的策略……我覺得，採取不說話的原則，我是在不必要地使自己，也許還有別人，遭到更大的厄運……當你麵臨著遭槍決的可能時，你並不總能想到歷史。”
在《全俄非常委員會紅皮書》(第二卷，莫斯科，一九二二)裏，逐字引用了被偵查人的許多供詞，它們，唉，是不漂亮的。
梅爾古諾夫不帶幽默感地責備偵查員雅科夫·阿格拉諾夫(他把他們所有人都製住了)對他及其他被偵查人進行欺騙，巧妙的愚弄，他認為“沒有什麽比這更大的對我的嘲弄了”。他說：這比任何肉刑更壞。後來如此洞徹地剖析過不少俄國革命的歷史人物的梅爾古諾夫這時輕而易舉地掉進去了：從向他出示的書麵供詞中看，一些人的問題好像已經澄清了，他卻證明他們參加過復興同盟。而且總的說“開始提供比較有條理的證詞”——一篇不把偵查員的問題區分出來的完整敘述。(後來這些供詞被給同案人看，使他們感到吃驚和沮喪：好像他是帶著難以遏製的願望講述這一切的。)
阿格拉諾夫還用這些話把他們都“收買”了，他說，既然這是“過去的事”了，所有這些中心早已經不開會了——所以被偵查人是沒有任何危險的，契卡查明一切隻是著眼於歷史價值。雅科夫·薩烏洛維奇用他的親切態度迷惑了很多人。在另一些人麵前，他把蘇維埃政權和俄羅斯之間畫了一個絕對的等號，這麽一來，如果你熱愛後者，那麽反對前者就是有罪的。就這樣從某些人那裏獲得了真正卑躬屈節、巴結討好的供狀。(腳註中提到的科特利亞列夫斯基的論文專門被阿格拉諾夫指定為犯人的學習材料。)
在法庭上怎麽樣呢?梅爾古諾夫寫道：“「知識分子的」革命傳統要求一定的英雄主義，可是心裏沒有這種英雄主義所需要的激情。如果把法庭變為抗議示威——意味著有意地使不僅自己的還有別人的處境更加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