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知識分子，他用的詞總是：腐爛的自由主義的;“循規蹈矩的”;“有學識的”人所常有的“懈怠”;認為它永遠是輕率的，認為它背叛了工人的事業——但它什麽時候宣誓效忠過?
這種對知識界的嘲笑，這種對它的蔑視，被二十年代的政論家們、被二十年代的報紙、風習，最後還被知識分子自己深情不疑地接受過去，他們咒罵了自己永遠的輕率、永遠的兩重性、永遠的無骨氣和無可救藥地落後於時代。
而且是公正的呀!聽，“公訴當局”的聲音在“高庭”的拱頂下隆隆作響，使我們回到座位上來：
“這個社會階層……這些年來受到了全麵重新估價的考驗。”重新估價，當時經常這麽說。重新估價的結論是什麽呢?請看：“俄國的知識階層帶著民權的口號(畢竟還是有點東西!)投入革命洪爐，從那裏出來的時候成了黑色(連白色都不是!)將軍們、僱傭者們(!)的同盟軍和歐洲帝國主義的順從代理人。知識階層踐踏了自己的旗幟，並使它沾滿了汙泥。”(克雷連科，第五十四頁)
隻是因為“這個社會集團已經成為歷史陳跡”，所以才“沒有必要把它的個別代表人物徹底打倒”。
這是在二十世紀的開端!多麽強大的預見力!啊，科學的革命家們!(然而徹底打倒還是有必要的。整個二年還在繼續打呀，打呀。)
現在我們懷著厭惡的心情察看這二十八名黑將軍的同盟軍和歐洲帝國主義的僱傭者。一股“中心”的刺鼻的味道迎麵撲來——又是策略中心，又是民族中心，又是右派中心(一想起二十年來的各種案件，腦子裏就出現各式各樣的中心，一會兒是工程師中心，一會兒是孟什維克中心，一會兒是托洛茨基一季諾維也夫中心，一會兒是右派-布哈林中心，虧得把這些中心一個一個地粉碎了，我們大家才能活到現在)。哪裏有中心，哪裏當然就有帝國主義插手。
誠然，當我們往下聽到，現在受審判的這個策略中心並不是一個組織，它一沒有章程，沒有綱領，三沒有會費，我們心裏就稍稍輕鬆一些。那是什麽呢?那是：他們會過麵!(不寒而慄。)會麵時，他們彼此交流了觀點!(渾身冰涼。)
罪名十分嚴重，並且附有罪證：對二十八名被告共提出兩件罪證。(第三十八頁)這就是不在場的活動家米亞科京和費多羅夫(他們在國外)的兩封來信。他們現時不在場，但在十月革命前曾與在場者同屬於各種委員會，這就使我們有權把不在場者和在場者同等看待。信中講的是：關於同鄧尼金在一些小問題上的分歧，如農民問題(沒有告訴我們內容，但顯然是：建議鄧尼金把土地分給農民)，猶太人問題，民族聯邦問題，行政管理問題(民主製而不是專政)以及其他一些問題。從這些罪證中得出了什麽結論呢?很簡單：它們證明了在場者同鄧尼金有通信關係和觀點一致。(哎喲，好冷呀!)
但是對在場者還提出了直接的指控：同居住在不受中央蘇維埃政權控製的邊區(例如基輔)的熟人交換情報!那就是，比方說，從前這是俄國的土地，而後來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我們把這塊邊地讓給了德國，而人們則繼續有書簡往返：伊萬·伊萬內奇，在那裏生活得怎樣?……而我們這裏……h·m·基施金(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甚至從被告席上狂妄地辯解說：“人不想當瞎子，總是想知道各地的情況。”
知道各地的情況?……不想當瞎子??……難怪公訴人把他們
的行為公正地評定為背叛!對蘇維埃政權的背叛!!
但是他們的最可怕的行為是：在國內戰爭正在熾烈進行的時候，他們……卻在寫著作，編寫筆記、草擬方案。是呀，“國家法、財政學、經濟關係、司法和國民教育的行家們”在寫著作。(而且，很容易猜到，他們在寫著作的時候絲毫也不依據列寧、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已有的著作)c·a·科特裏亞列夫斯基教授——關於俄國的聯邦製，斯堅普科夫斯基——關於農業問題(想必沒有講集體化……)，b·c·穆拉列維奇——關於未來俄國的國民教育，h·h·維諾格拉茨基——關於經濟問題。而(偉大的)生物學家h·k·科裏佐夫(他在祖國的遭遇隻有迫害與死刑)竟允許這些資產階級權威們在他的研究所裏聚會談話(康德拉季耶夫也陷了進去，他在一九三一年最終因勞農黨案件受到審判)。“我們的問罪之心等不及宣判就已經要從胸膛裏跳出來。喂，該給這些將軍的幫手們什麽樣的懲罰呢?隻能給他們一種懲罰——槍斃!這不是公訴人的要求——這已經是法庭的判決!(可惜後來減輕了：在集中營監禁到國內戰爭結束。)
被告的罪過正是在於他們沒有蹲在自己的角落裏慢慢嘬那四分之一磅麵包，他們經常碰頭和商談在蘇維埃製度垮台後應當建立怎樣的國家製度。
用現代科學語言來說，這就叫做：他們研究代管辦法。
公訴人聲若洪鍾地講著，但是我們聽出突然有點斷氣，似乎他的眼珠朝講台上亂轉了一下，他是在找一張紙嗎?一段引文嗎?稍等一下!該說得漂亮點!還是用另一個案件裏說過的那個嗎?沒有關係!是不是這個，尼古拉·瓦西裏伊奇，請吧：
“對於我們來說……折磨的概念已經包含在把政治犯關進監獄的這個事實的本身之中……”
什麽!把政治犯關進監獄——這就是折磨!而這是公訴人說的!——多麽寬廣的觀點呀!新的司法製度誕生了!接著，
“……同沙皇政府進行鬥爭是他們的[政治犯的]第二天性，因此要他們不去同沙皇製度鬥爭是不可能的!”呼十七頁)
那本不去研究代替辦法更是不可能的學?……也許、思想——這是知識分子的第一天性?
唉，笨手笨腳地遞錯了引文!真是難為情!……但是尼古拉·瓦西裏耶維奇已經在彈奏華彩過門了：
“甚至假定被告們在這裏，在莫斯科，什麽事情也沒有做過——(好像也正是這樣……)——那反正也一樣：……在這樣的時刻即使在喝茶聊天的時候談論用什麽樣的製度去代替似乎正在垮台的蘇維埃政權、那也是反革命的行動……在國內戰爭時期，不僅[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行為是犯罪……而且不作為本身也是犯罪。”(第三十九頁)
現在明白了，現在一切都明白了。他們一定會被判處槍決——為了“不作為”，為了喝一杯茶。
例如，彼得格勒的一群知識分子決定：如果尤登尼奇進了城，他們應當“首先關心召開民主的市杜馬”(就是說防止將軍的專政)。
克雷連科：——我想向他們大喝一聲：“你們必須首先想——寧可戰死，也不能放尤登尼奇進來!!”
但他們——沒有戰死。
這種對知識界的嘲笑，這種對它的蔑視，被二十年代的政論家們、被二十年代的報紙、風習，最後還被知識分子自己深情不疑地接受過去，他們咒罵了自己永遠的輕率、永遠的兩重性、永遠的無骨氣和無可救藥地落後於時代。
而且是公正的呀!聽，“公訴當局”的聲音在“高庭”的拱頂下隆隆作響，使我們回到座位上來：
“這個社會階層……這些年來受到了全麵重新估價的考驗。”重新估價，當時經常這麽說。重新估價的結論是什麽呢?請看：“俄國的知識階層帶著民權的口號(畢竟還是有點東西!)投入革命洪爐，從那裏出來的時候成了黑色(連白色都不是!)將軍們、僱傭者們(!)的同盟軍和歐洲帝國主義的順從代理人。知識階層踐踏了自己的旗幟，並使它沾滿了汙泥。”(克雷連科，第五十四頁)
隻是因為“這個社會集團已經成為歷史陳跡”，所以才“沒有必要把它的個別代表人物徹底打倒”。
這是在二十世紀的開端!多麽強大的預見力!啊，科學的革命家們!(然而徹底打倒還是有必要的。整個二年還在繼續打呀，打呀。)
現在我們懷著厭惡的心情察看這二十八名黑將軍的同盟軍和歐洲帝國主義的僱傭者。一股“中心”的刺鼻的味道迎麵撲來——又是策略中心，又是民族中心，又是右派中心(一想起二十年來的各種案件，腦子裏就出現各式各樣的中心，一會兒是工程師中心，一會兒是孟什維克中心，一會兒是托洛茨基一季諾維也夫中心，一會兒是右派-布哈林中心，虧得把這些中心一個一個地粉碎了，我們大家才能活到現在)。哪裏有中心，哪裏當然就有帝國主義插手。
誠然，當我們往下聽到，現在受審判的這個策略中心並不是一個組織，它一沒有章程，沒有綱領，三沒有會費，我們心裏就稍稍輕鬆一些。那是什麽呢?那是：他們會過麵!(不寒而慄。)會麵時，他們彼此交流了觀點!(渾身冰涼。)
罪名十分嚴重，並且附有罪證：對二十八名被告共提出兩件罪證。(第三十八頁)這就是不在場的活動家米亞科京和費多羅夫(他們在國外)的兩封來信。他們現時不在場，但在十月革命前曾與在場者同屬於各種委員會，這就使我們有權把不在場者和在場者同等看待。信中講的是：關於同鄧尼金在一些小問題上的分歧，如農民問題(沒有告訴我們內容，但顯然是：建議鄧尼金把土地分給農民)，猶太人問題，民族聯邦問題，行政管理問題(民主製而不是專政)以及其他一些問題。從這些罪證中得出了什麽結論呢?很簡單：它們證明了在場者同鄧尼金有通信關係和觀點一致。(哎喲，好冷呀!)
但是對在場者還提出了直接的指控：同居住在不受中央蘇維埃政權控製的邊區(例如基輔)的熟人交換情報!那就是，比方說，從前這是俄國的土地，而後來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我們把這塊邊地讓給了德國，而人們則繼續有書簡往返：伊萬·伊萬內奇，在那裏生活得怎樣?……而我們這裏……h·m·基施金(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甚至從被告席上狂妄地辯解說：“人不想當瞎子，總是想知道各地的情況。”
知道各地的情況?……不想當瞎子??……難怪公訴人把他們
的行為公正地評定為背叛!對蘇維埃政權的背叛!!
但是他們的最可怕的行為是：在國內戰爭正在熾烈進行的時候，他們……卻在寫著作，編寫筆記、草擬方案。是呀，“國家法、財政學、經濟關係、司法和國民教育的行家們”在寫著作。(而且，很容易猜到，他們在寫著作的時候絲毫也不依據列寧、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已有的著作)c·a·科特裏亞列夫斯基教授——關於俄國的聯邦製，斯堅普科夫斯基——關於農業問題(想必沒有講集體化……)，b·c·穆拉列維奇——關於未來俄國的國民教育，h·h·維諾格拉茨基——關於經濟問題。而(偉大的)生物學家h·k·科裏佐夫(他在祖國的遭遇隻有迫害與死刑)竟允許這些資產階級權威們在他的研究所裏聚會談話(康德拉季耶夫也陷了進去，他在一九三一年最終因勞農黨案件受到審判)。“我們的問罪之心等不及宣判就已經要從胸膛裏跳出來。喂，該給這些將軍的幫手們什麽樣的懲罰呢?隻能給他們一種懲罰——槍斃!這不是公訴人的要求——這已經是法庭的判決!(可惜後來減輕了：在集中營監禁到國內戰爭結束。)
被告的罪過正是在於他們沒有蹲在自己的角落裏慢慢嘬那四分之一磅麵包，他們經常碰頭和商談在蘇維埃製度垮台後應當建立怎樣的國家製度。
用現代科學語言來說，這就叫做：他們研究代管辦法。
公訴人聲若洪鍾地講著，但是我們聽出突然有點斷氣，似乎他的眼珠朝講台上亂轉了一下，他是在找一張紙嗎?一段引文嗎?稍等一下!該說得漂亮點!還是用另一個案件裏說過的那個嗎?沒有關係!是不是這個，尼古拉·瓦西裏伊奇，請吧：
“對於我們來說……折磨的概念已經包含在把政治犯關進監獄的這個事實的本身之中……”
什麽!把政治犯關進監獄——這就是折磨!而這是公訴人說的!——多麽寬廣的觀點呀!新的司法製度誕生了!接著，
“……同沙皇政府進行鬥爭是他們的[政治犯的]第二天性，因此要他們不去同沙皇製度鬥爭是不可能的!”呼十七頁)
那本不去研究代替辦法更是不可能的學?……也許、思想——這是知識分子的第一天性?
唉，笨手笨腳地遞錯了引文!真是難為情!……但是尼古拉·瓦西裏耶維奇已經在彈奏華彩過門了：
“甚至假定被告們在這裏，在莫斯科，什麽事情也沒有做過——(好像也正是這樣……)——那反正也一樣：……在這樣的時刻即使在喝茶聊天的時候談論用什麽樣的製度去代替似乎正在垮台的蘇維埃政權、那也是反革命的行動……在國內戰爭時期，不僅[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行為是犯罪……而且不作為本身也是犯罪。”(第三十九頁)
現在明白了，現在一切都明白了。他們一定會被判處槍決——為了“不作為”，為了喝一杯茶。
例如，彼得格勒的一群知識分子決定：如果尤登尼奇進了城，他們應當“首先關心召開民主的市杜馬”(就是說防止將軍的專政)。
克雷連科：——我想向他們大喝一聲：“你們必須首先想——寧可戰死，也不能放尤登尼奇進來!!”
但他們——沒有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