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還在分割東普魯士的時候，我就看到往回走的被俘人員的垂頭喪氣的行列——周圍一片歡樂聲中唯一愁眉苦臉的人們——當時他們的鬱鬱寡歡就已經使我感到震驚，雖然我還不明白它的原因。我從車上跳了下來，走近這些自動排成的縱隊(幹嗎排成縱隊?他們為什麽要列隊?要知道誰也沒有強迫他們這樣做，各國戰俘回去的時候都是分散走的!而我們的被俘人員回國的時候卻想顯得更加服帖一些……)。在那裏我還帶著大尉的肩章。又帶著肩章，又是在行軍途中，對於他們悶悶不樂的原因是搞不清楚的。但是，命運也使我轉過身去跟在這些被俘人員屁股後頭了。從集團軍反間諜機關到方麵軍反間諜機關，我已經和他們同路，在方麵軍反間諜機關裏，我聽到了他們最初的一些故事，當時我還不太懂，後來尤裏·葉夫圖霍維奇使我明白了，而現在，在紅褐色的布蒂爾卡城堡的圓頂下，我感覺到，幾百萬俄國戰俘的經歷，像大頭針釘住蟑螂一樣，死死地打住了我。我本人陷入囹圄的經歷，在我看來已經是微不足道的了。我不再為被撕下的肩章傷心。我沒有落到我的這些同齡人落到的地方，隻是偶然。我明白了，我的義務是用肩膀在他們共同重負的一角上搭一把力，並一直扛到最後一口氣，扛到被壓垮。現在我有這樣的感覺，好像我和這些小夥子們在索洛維約夫渡口、在哈爾科夫的包圍圈裏、在刻赤的採石場上一起當了俘虜;雙手背在後麵，把蘇維埃人的自豪感帶進了集中營的鐵絲網;在嚴寒中排幾小時的隊等待一勺卡威(咖啡的代用品)，還沒有挨到大鍋旁邊就倒臥在地上變成一具殭屍;在六十八號軍官集中營(蘇瓦基)裏，為了不致在露天場地上過冬，用手指頭和飯盒蓋挖掘(口朝上的)鍾形地坑;一個變成野獸的戰俘向我這個垂死的人爬來，要啃我臂肘以下的還沒有冰涼的肉;隨著在強烈的飢餓感中度過的日子的增加，在傷寒病的工棚裏，在鄰近的英國戰俘營的鐵絲網邊——個清楚的思想滲入我的瀕死的大腦：蘇維埃俄羅斯拋棄了自己的奄奄待斃的子弟。“驕傲的俄羅斯的兒女們”，當他們用身體抵擋坦克的時候，當還能讓他們發起衝鋒的時候，俄羅斯需要他們。但他們當了俘虜以後還要負責去供養他們嗎?多餘的人口。也是可恥失敗的多餘見證人。
有時我們想說謊話，但語言卻不讓我們這樣做。把這些人宣布為叛徒，但在語言上卻明顯地搞錯了——審判員、檢察長、偵查員都搞錯了。被判刑的人，全體人民，所有報紙都重複了並固定了這個錯誤，同時卻不由自主地說出了真話：本想把他們宣布為背叛祖國者，但誰都說成甚至在審判材料上也都寫成“祖國背叛者”。
這可是你說的!這些不是背叛了她的人，而是被她背叛了的
人。不是他們這些不幸的人背叛了祖國，而是精打細算的祖國背叛了他們，而且背叛了三次。
第一次是她由於無能而在戰場上出賣了他們——當時受祖國寵信的政府做盡了一切為了打輸戰爭所能做的事：先拆毀了防禦工事，它把空軍擺到必遭覆滅的位置，它拆卸了坦克和大炮、摘掉了有見識的將領並禁止了軍隊進行抵抗。戰俘——正是那些用自己身體承受了打擊並阻擋住德國國防軍的人。祖國任憑他們死在戰俘營裏而棄之不顧，這是第二次沒有心肝地出賣了他們。
而現在這是第三次，她用慈母之愛(“祖國原諒了!祖國在召喚!”)把他們騙回來，而在國境線上就用繩索套上脖子，從而沒有良心地又一次出賣了他們嚴
俄羅斯建立國家以來的一千一百年間，卑鄙齷齪的事情好像不知幹過多少，見過多少!——但是有沒有過像這種對幾百萬人幹下的下流勾當：出賣了自己的戰士而又宣布他們為叛徒?!
我們多麽輕易地把他們從自己的帳上一筆勾掉：叛變了?——可恥!——勾掉!是呀!還在我們之前我們的父親就已經把他們註銷了：他把裝備著一八六六年製造的獨子步槍(而且還是五人一枝)的莫斯科知識界的精華投進了維亞茲馬的絞肉機。(有哪個列夫·托爾斯泰能向我們展示這個博羅季諾的場麵呢?)而偉大的戰略家用肥胖的短手指在地圖上拙笨地移動一下，在四一年十二月，光為了製造一條動人的新年新聞，就把十二萬我們的小夥子——幾乎是投入博羅季諾戰役的全部俄國軍隊——運過了刻赤海峽，不經戰鬥全部奉送給德國人。
不知為什麽成為叛徒的竟不是他，而是他們。
(我們多麽易於受先入為主的稱呼的影響，我們多麽輕易地同意了把這些忠誠的人算做叛徒!那年春天，在市蒂爾卡的一個監室裏關著一個叫列別捷夫的老頭，冶金工作者，擁有教授的稱號，但看外表倒像上一世紀甚至上上世紀捷米多夫工廠的強壯工匠。寬肩膀、寬腦門，長著一把普加喬夫式的大鬍子，而那張大手掌足可托起四普特重的小型鋼水包。在監室裏他穿著直接套在內衣.上麵的褪了色的灰色工作服，很不講究清潔，當他沒有坐下讀書，臉上沒有顯出他慣常的思想威力的光彩的時候，可能被人以為是一個獄中的雜役。人們經常聚在他身邊，他很少談論冶金，而常用那定音鼓似的低音解釋說，史達林是與伊凡雷帝一樣的惡犬：“拚命地槍殺吧!勒死吧!”說高爾基是個沒出息的和胡說八道的人，是劊子手的辯護人。我很讚賞這個列別捷夫：在這個有著智慧的頭腦和莊稼人手腳的粗壯結實的軀體上，我仿佛看到了整個俄羅斯人民的化身。他已經思考過那麽多!——我向他學習理解世界!而他突然揮動大手，發出雷鳴般的聲音：五十八條第1分條一乙——都是祖國的叛徒，不能原諒他們。而周圍的板鋪上卻擠滿著“第1分條一乙”，唉，小夥子們心裏多麽委屈呀!老頭子是代表農民的和勞動的俄羅斯堅信不疑他鄭重聲明的——麵對這一方麵的責難，小夥子們難於並恥於為自己辯護。為他們辯護並和老頭子評理的責任落到我以及兩個“第十分條”的小傢夥身上。但是幹篇一律的國家謊言已經使人們的頭腦昏亂到什麽程度!甚至我們中間最有容量的人也隻能容下他親身體嚐過的那一部分真理。
關於這種情形，維特科夫斯基有比較概括的敘述(關於三十年代)：奇怪的是，被誣陷的暗害分子清楚自己並不是什麽暗害分子，卻表態說整一整軍人和神甫是正確的。軍人們心裏明白他們並沒有為外國間諜機關服務也沒有破壞紅軍，但卻樂意相信工程師們是暗害分子，而神甫們應該消滅。一個坐車的蘇維埃人是這樣考慮問題的：我本人是無辜的，但對待他們，對待這些敵人，任何方法都合適。偵查的教訓和牢房的教訓都不能使他們清醒過來，他們就是被判了刑也還保持著在外麵養成的迷信：相信到處都有陰謀、放毒、暗害、間諜活動。
俄國不知進行過多少次戰爭(還不如少些好……)，——在所有這些戰爭中我們聽到過有許多叛徒嗎?是不是發現過叛變是俄國士兵精神上根深蒂固的東西呢?現在，在世界上最正義的製度下發生了一場最正義的戰爭，突然普通人民中出了幾百萬叛徒。這怎樣理解呢?怎樣解釋呢?
有時我們想說謊話，但語言卻不讓我們這樣做。把這些人宣布為叛徒，但在語言上卻明顯地搞錯了——審判員、檢察長、偵查員都搞錯了。被判刑的人，全體人民，所有報紙都重複了並固定了這個錯誤，同時卻不由自主地說出了真話：本想把他們宣布為背叛祖國者，但誰都說成甚至在審判材料上也都寫成“祖國背叛者”。
這可是你說的!這些不是背叛了她的人，而是被她背叛了的
人。不是他們這些不幸的人背叛了祖國，而是精打細算的祖國背叛了他們，而且背叛了三次。
第一次是她由於無能而在戰場上出賣了他們——當時受祖國寵信的政府做盡了一切為了打輸戰爭所能做的事：先拆毀了防禦工事，它把空軍擺到必遭覆滅的位置，它拆卸了坦克和大炮、摘掉了有見識的將領並禁止了軍隊進行抵抗。戰俘——正是那些用自己身體承受了打擊並阻擋住德國國防軍的人。祖國任憑他們死在戰俘營裏而棄之不顧，這是第二次沒有心肝地出賣了他們。
而現在這是第三次，她用慈母之愛(“祖國原諒了!祖國在召喚!”)把他們騙回來，而在國境線上就用繩索套上脖子，從而沒有良心地又一次出賣了他們嚴
俄羅斯建立國家以來的一千一百年間，卑鄙齷齪的事情好像不知幹過多少，見過多少!——但是有沒有過像這種對幾百萬人幹下的下流勾當：出賣了自己的戰士而又宣布他們為叛徒?!
我們多麽輕易地把他們從自己的帳上一筆勾掉：叛變了?——可恥!——勾掉!是呀!還在我們之前我們的父親就已經把他們註銷了：他把裝備著一八六六年製造的獨子步槍(而且還是五人一枝)的莫斯科知識界的精華投進了維亞茲馬的絞肉機。(有哪個列夫·托爾斯泰能向我們展示這個博羅季諾的場麵呢?)而偉大的戰略家用肥胖的短手指在地圖上拙笨地移動一下，在四一年十二月，光為了製造一條動人的新年新聞，就把十二萬我們的小夥子——幾乎是投入博羅季諾戰役的全部俄國軍隊——運過了刻赤海峽，不經戰鬥全部奉送給德國人。
不知為什麽成為叛徒的竟不是他，而是他們。
(我們多麽易於受先入為主的稱呼的影響，我們多麽輕易地同意了把這些忠誠的人算做叛徒!那年春天，在市蒂爾卡的一個監室裏關著一個叫列別捷夫的老頭，冶金工作者，擁有教授的稱號，但看外表倒像上一世紀甚至上上世紀捷米多夫工廠的強壯工匠。寬肩膀、寬腦門，長著一把普加喬夫式的大鬍子，而那張大手掌足可托起四普特重的小型鋼水包。在監室裏他穿著直接套在內衣.上麵的褪了色的灰色工作服，很不講究清潔，當他沒有坐下讀書，臉上沒有顯出他慣常的思想威力的光彩的時候，可能被人以為是一個獄中的雜役。人們經常聚在他身邊，他很少談論冶金，而常用那定音鼓似的低音解釋說，史達林是與伊凡雷帝一樣的惡犬：“拚命地槍殺吧!勒死吧!”說高爾基是個沒出息的和胡說八道的人，是劊子手的辯護人。我很讚賞這個列別捷夫：在這個有著智慧的頭腦和莊稼人手腳的粗壯結實的軀體上，我仿佛看到了整個俄羅斯人民的化身。他已經思考過那麽多!——我向他學習理解世界!而他突然揮動大手，發出雷鳴般的聲音：五十八條第1分條一乙——都是祖國的叛徒，不能原諒他們。而周圍的板鋪上卻擠滿著“第1分條一乙”，唉，小夥子們心裏多麽委屈呀!老頭子是代表農民的和勞動的俄羅斯堅信不疑他鄭重聲明的——麵對這一方麵的責難，小夥子們難於並恥於為自己辯護。為他們辯護並和老頭子評理的責任落到我以及兩個“第十分條”的小傢夥身上。但是幹篇一律的國家謊言已經使人們的頭腦昏亂到什麽程度!甚至我們中間最有容量的人也隻能容下他親身體嚐過的那一部分真理。
關於這種情形，維特科夫斯基有比較概括的敘述(關於三十年代)：奇怪的是，被誣陷的暗害分子清楚自己並不是什麽暗害分子，卻表態說整一整軍人和神甫是正確的。軍人們心裏明白他們並沒有為外國間諜機關服務也沒有破壞紅軍，但卻樂意相信工程師們是暗害分子，而神甫們應該消滅。一個坐車的蘇維埃人是這樣考慮問題的：我本人是無辜的，但對待他們，對待這些敵人，任何方法都合適。偵查的教訓和牢房的教訓都不能使他們清醒過來，他們就是被判了刑也還保持著在外麵養成的迷信：相信到處都有陰謀、放毒、暗害、間諜活動。
俄國不知進行過多少次戰爭(還不如少些好……)，——在所有這些戰爭中我們聽到過有許多叛徒嗎?是不是發現過叛變是俄國士兵精神上根深蒂固的東西呢?現在，在世界上最正義的製度下發生了一場最正義的戰爭，突然普通人民中出了幾百萬叛徒。這怎樣理解呢?怎樣解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