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放風回到監室，每次都等於一次小逮捕。甚至在我們的宏偉壯麗的監室裏，在放風以後空氣也變得好象沉悶起來。要是在放風後能稍稍吃點東西多好呀!但不要想、不要想這事!如果什麽人接到外麵送進來的牢飯，不知分寸，把自己的食物不是時候地攤在麵前並動嘴吃起來，那他就要倒黴。沒有關係，磨練一下自製力吧!如果哪本書的作者坑害你，竟然津津有味地講起吃食來——趕快把這本書扔掉!果戈理——扔掉!契訶夫——也扔掉!——講吃講得太多了!“他不想吃東西，但他還是吃了(狗崽子!)一份小牛肉，還唱了啤酒。”讀點精神方麵的東西吧!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正是囚犯們該讀的!但是對不起，這是他寫的吧：“孩子們挨著餓，已經有好幾天他們除了麵包和臘腸外什麽都沒有見到。”
盧賓卡的圖書館是它的光彩。誠然。圖書館女管理員叫人噁心——一個淡黃頭髮的身材稍具馬形的女郎，她盡一切力量使自己不好看，她的臉搽粉摸得象是玩偶的不動的假麵具，嘴唇是紫的，而拔過的眉毛則是黑顏色的(一般說，那是她的事情，但要是出現一個俊俏姑娘，我們就會愉快些——也許盧賓卡的長官已經考慮到了這一切?)。真是好極了：她每十天一次來取書的時候，還聽取我們的預約!——帶著那種沒人味的盧賓卡的機械性聽著，你弄不清楚——她聽到這些作者名字沒有?聽到這些書名沒有?甚至不知道，她聽見我們的話沒有?走了。我們經歷了幾小時又不安又高興的時刻。他們在這幾小時內一頁頁地翻閱和檢查我們交出的書：找尋我們是否在字母下留下了製孔或圈點(有這樣的獄中通信方法)，或者用指甲在喜歡的地方劃上記號。我們忐忑不安，雖然我們並沒有幹這種事，可是突然會來人說，發現了圈點。而且他們總是對的，而且總是不需要有什麽證據的，於是我們就會被剝奪三個月的讀書權，弄不好全監室還會轉入禁閉待遇。這是我們還沒有掉進勞改營的深坑以前，在獄中度過的最美好光明的月份，如果沒有書看，真是太遺憾了!是呀，我們不僅是擔心，我們心裏還突突直跳，好象年青的時候發出一封情書後等待著回答：會不會有回答?將是什麽樣的回答?
最後，書來了，它們決定著以後十天的日子如何過：是把更多的勁使在讀書上，還是因為送來了一堆無聊的東西，我們多談談話。監室裏有多少人就給送來多少本書——這是切麵包人的計算法而不是圖書館管理員的計算法：一人——一本，六人——六本。人多的監室就占便宜了。
有時候，女郎意想不到地送來我們預約的書!但即使把預約置之不顧，結果反正也是有意思的。因為大盧賓卡的圖書館本身就是稀見之珍。它的館藏大約是沒收來的私人藏書;它們的收藏者已經見上帝去了。但主要的是：國家安全機關挨個地檢查和閹割國內所有圖書館，一連搞了幾十年，可是卻忘了翻翻自己的懷裏——所以在這裏，在這個老窩裏，倒可讀到紮米亞金、皮利尼亞克、潘捷列伊蒙·羅曼諾夫的作品以及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中的任何一卷(有的人開玩笑說：我們被稱作死人，所以才讓看禁書。我則想，盧賓卡的圖書館管理員根本不懂得給我們看的是些什麽東西——懶惰加無知)。
午飯前的這幾小時讀得特別起勁。但書裏的一句話就足以使你跳起來，把你從窗口趕到(邊，從門邊趕到窗口。想告訴別人你讀到的內容和你的看法，於是爭論就開始了。這正是想尖銳地爭論的時候!
我們常常同尤裏·葉夫圖霍維奇發生爭論。
我們五個人被轉移到宮殿般的五十三號的那個三月的早晨，我們屋裏送進了第六個人。
他進來了——像一個影子，好像皮鞋踩在地板上都沒有聲音。他進來了，怕自己站不住，把背靠在門框上。監室裏的燈已經熄了，晨光昏暗，但是新來的人並不睜大眼睛，他眯著眼。他沉默著。
看他軍衣和褲子的呢料，既不能把他當成蘇聯軍人，又不能當成德國軍人，也不能當成波蘭或英國軍人。臉型是長的，很少俄國氣質。瞧他有多麽瘦呀!因為消瘦看上去很高。
我們用俄語問他——他不作聲。蘇濟用德語問他——他也不作聲。法斯堅科用法語、英語問他——他還是不作聲。隻是逐漸地在他那疲憊不堪的發黃的沒有生氣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我一生中所看到的唯一的這樣的笑容!
“人們”……他微弱地說出這個字，像是從昏迷中剛剛甦醒，或者像是昨夜通宵等待著槍決。他伸出了一隻軟弱枯瘦的手。手裏拿著一個破布小包袱。我們的“耳目”已經明白這是什麽東西，就奔過去抓住了小包袱，放在桌上打開——那裏有二百克的清淡菸葉，馬上給自己卷了一支四倍大的菸捲。
這樣，尤裏·尼古拉耶維奇·葉夫圖霍維奇蹲過了三星期的地下隔離室後，出現在我們麵前。
從一九二九年中東鐵路衝突時期起，國內流行著一支歌曲：
“挺起鋼鐵般的胸膛把敵人掃蕩，
二十七師守衛著邊防!”
國內戰爭時期建立的二十七步兵師炮兵團長是前沙皇軍官尼古拉·葉夫圖霍維奇(我記起了這個姓名，我在我們的炮兵教科書的作者中看到過它)。他同形影不離的妻子坐在宿營車裏越過伏爾加和烏拉爾，一會兒往東，一會兒往西。在這個宿營車裏，他的兒子尤裏，生於一九一七，革命的同齡人，度過了自己最初的幾年。
從那遙遠的時候起，他的父親在列寧格勒定居下來，在軍事學院教書，生活條件優裕，又有名氣，兒子也在指揮人員學校畢丁業。芬蘭戰爭時期，尤裏爭著要去為祖國打仗，但父親的朋友們把他安插在集團軍司令部裏當副官。尤裏盡管沒有爬向芬蘭的地堡群、沒有在偵察中陷入包圍、沒有在狙擊手的子彈下趴在雪地裏挨凍，但紅旗勳章——不是別的什麽東西!——端端正正地別到了他的製服上。他就這樣結束了芬蘭戰爭，認為它是正義的，認為自己也在戰爭中出了力。
但是，在下一個戰爭中他就沒能這麽順利了。尤裏能講一口流利的德語，讓他穿上被俘德國軍官的製服，帶上他的證件，派去進行偵察。他完成了任務，為返回部隊而換上了蘇軍製服(從死人身上扒下來的)，可這時自己又當了德軍的俘虜。他被送到了維爾紐斯郊區的軍官集中營。
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有一個對他整個的人——他的命運，他的信念，他的激情起決定作用的事件。這個集中營裏的兩年生活使尤裏裏裏外外變了樣。這個集中營的實況，既不能用現成字眼編造，也不能用三段論法搪塞—一在這個集中營裏是應當死去的，如果沒有死，就應當從中做出結論。
可以活下來的有營警——從俘虜中選任的營內警察。當然尤裏沒有去當營警。活下來的還有炊事員。翻譯員也能活下來——德方搜羅這類人才。尤裏的德語說得很好，但他沒有露底。他懂得，當翻譯就不得不出賣自己人。還可以去幹挖墳的活兒來延緩自己的死亡，但那裏用的是比他更結實更靈活的人。尤裏自稱是個美術家。確實，在他的多方麵的家庭教育中也有繪畫課。尤裏油畫畫得不壞，隻是因為想仿效他引以自豪的父親，他才沒有進美術專科學校。
盧賓卡的圖書館是它的光彩。誠然。圖書館女管理員叫人噁心——一個淡黃頭髮的身材稍具馬形的女郎，她盡一切力量使自己不好看，她的臉搽粉摸得象是玩偶的不動的假麵具，嘴唇是紫的，而拔過的眉毛則是黑顏色的(一般說，那是她的事情，但要是出現一個俊俏姑娘，我們就會愉快些——也許盧賓卡的長官已經考慮到了這一切?)。真是好極了：她每十天一次來取書的時候，還聽取我們的預約!——帶著那種沒人味的盧賓卡的機械性聽著，你弄不清楚——她聽到這些作者名字沒有?聽到這些書名沒有?甚至不知道，她聽見我們的話沒有?走了。我們經歷了幾小時又不安又高興的時刻。他們在這幾小時內一頁頁地翻閱和檢查我們交出的書：找尋我們是否在字母下留下了製孔或圈點(有這樣的獄中通信方法)，或者用指甲在喜歡的地方劃上記號。我們忐忑不安，雖然我們並沒有幹這種事，可是突然會來人說，發現了圈點。而且他們總是對的，而且總是不需要有什麽證據的，於是我們就會被剝奪三個月的讀書權，弄不好全監室還會轉入禁閉待遇。這是我們還沒有掉進勞改營的深坑以前，在獄中度過的最美好光明的月份，如果沒有書看，真是太遺憾了!是呀，我們不僅是擔心，我們心裏還突突直跳，好象年青的時候發出一封情書後等待著回答：會不會有回答?將是什麽樣的回答?
最後，書來了，它們決定著以後十天的日子如何過：是把更多的勁使在讀書上，還是因為送來了一堆無聊的東西，我們多談談話。監室裏有多少人就給送來多少本書——這是切麵包人的計算法而不是圖書館管理員的計算法：一人——一本，六人——六本。人多的監室就占便宜了。
有時候，女郎意想不到地送來我們預約的書!但即使把預約置之不顧，結果反正也是有意思的。因為大盧賓卡的圖書館本身就是稀見之珍。它的館藏大約是沒收來的私人藏書;它們的收藏者已經見上帝去了。但主要的是：國家安全機關挨個地檢查和閹割國內所有圖書館，一連搞了幾十年，可是卻忘了翻翻自己的懷裏——所以在這裏，在這個老窩裏，倒可讀到紮米亞金、皮利尼亞克、潘捷列伊蒙·羅曼諾夫的作品以及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中的任何一卷(有的人開玩笑說：我們被稱作死人，所以才讓看禁書。我則想，盧賓卡的圖書館管理員根本不懂得給我們看的是些什麽東西——懶惰加無知)。
午飯前的這幾小時讀得特別起勁。但書裏的一句話就足以使你跳起來，把你從窗口趕到(邊，從門邊趕到窗口。想告訴別人你讀到的內容和你的看法，於是爭論就開始了。這正是想尖銳地爭論的時候!
我們常常同尤裏·葉夫圖霍維奇發生爭論。
我們五個人被轉移到宮殿般的五十三號的那個三月的早晨，我們屋裏送進了第六個人。
他進來了——像一個影子，好像皮鞋踩在地板上都沒有聲音。他進來了，怕自己站不住，把背靠在門框上。監室裏的燈已經熄了，晨光昏暗，但是新來的人並不睜大眼睛，他眯著眼。他沉默著。
看他軍衣和褲子的呢料，既不能把他當成蘇聯軍人，又不能當成德國軍人，也不能當成波蘭或英國軍人。臉型是長的，很少俄國氣質。瞧他有多麽瘦呀!因為消瘦看上去很高。
我們用俄語問他——他不作聲。蘇濟用德語問他——他也不作聲。法斯堅科用法語、英語問他——他還是不作聲。隻是逐漸地在他那疲憊不堪的發黃的沒有生氣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我一生中所看到的唯一的這樣的笑容!
“人們”……他微弱地說出這個字，像是從昏迷中剛剛甦醒，或者像是昨夜通宵等待著槍決。他伸出了一隻軟弱枯瘦的手。手裏拿著一個破布小包袱。我們的“耳目”已經明白這是什麽東西，就奔過去抓住了小包袱，放在桌上打開——那裏有二百克的清淡菸葉，馬上給自己卷了一支四倍大的菸捲。
這樣，尤裏·尼古拉耶維奇·葉夫圖霍維奇蹲過了三星期的地下隔離室後，出現在我們麵前。
從一九二九年中東鐵路衝突時期起，國內流行著一支歌曲：
“挺起鋼鐵般的胸膛把敵人掃蕩，
二十七師守衛著邊防!”
國內戰爭時期建立的二十七步兵師炮兵團長是前沙皇軍官尼古拉·葉夫圖霍維奇(我記起了這個姓名，我在我們的炮兵教科書的作者中看到過它)。他同形影不離的妻子坐在宿營車裏越過伏爾加和烏拉爾，一會兒往東，一會兒往西。在這個宿營車裏，他的兒子尤裏，生於一九一七，革命的同齡人，度過了自己最初的幾年。
從那遙遠的時候起，他的父親在列寧格勒定居下來，在軍事學院教書，生活條件優裕，又有名氣，兒子也在指揮人員學校畢丁業。芬蘭戰爭時期，尤裏爭著要去為祖國打仗，但父親的朋友們把他安插在集團軍司令部裏當副官。尤裏盡管沒有爬向芬蘭的地堡群、沒有在偵察中陷入包圍、沒有在狙擊手的子彈下趴在雪地裏挨凍，但紅旗勳章——不是別的什麽東西!——端端正正地別到了他的製服上。他就這樣結束了芬蘭戰爭，認為它是正義的，認為自己也在戰爭中出了力。
但是，在下一個戰爭中他就沒能這麽順利了。尤裏能講一口流利的德語，讓他穿上被俘德國軍官的製服，帶上他的證件，派去進行偵察。他完成了任務，為返回部隊而換上了蘇軍製服(從死人身上扒下來的)，可這時自己又當了德軍的俘虜。他被送到了維爾紐斯郊區的軍官集中營。
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有一個對他整個的人——他的命運，他的信念，他的激情起決定作用的事件。這個集中營裏的兩年生活使尤裏裏裏外外變了樣。這個集中營的實況，既不能用現成字眼編造，也不能用三段論法搪塞—一在這個集中營裏是應當死去的，如果沒有死，就應當從中做出結論。
可以活下來的有營警——從俘虜中選任的營內警察。當然尤裏沒有去當營警。活下來的還有炊事員。翻譯員也能活下來——德方搜羅這類人才。尤裏的德語說得很好，但他沒有露底。他懂得，當翻譯就不得不出賣自己人。還可以去幹挖墳的活兒來延緩自己的死亡，但那裏用的是比他更結實更靈活的人。尤裏自稱是個美術家。確實，在他的多方麵的家庭教育中也有繪畫課。尤裏油畫畫得不壞，隻是因為想仿效他引以自豪的父親，他才沒有進美術專科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