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正是他們住過的監室。但監室的牆壁——從那時起糊牆紙已幾經撕掉，不止一次地抹過灰泥，粉刷過，油漆過——已經不能向我們提供往日的任何痕跡(相反，它們通過竊聽器凝神地聽著我們入關於這些監室的老住戶，關於在這裏進行過的談話，關於從這裏押上刑場、走向索洛維茨的那些思想，什麽地方也沒有寫下來，說出來。一卷這樣的作品抵得上四十車廂我國當代的著作，但是大約已經不會出現了。
那些還活著的，隻能告訴我們一些雞毛蒜皮：這裏過去是木床，床墊裏裝的是麥草。還在二十年代，在給窗戶戴上籠口之前，窗玻璃直到最頂上都已經塗了白堊。而籠口在一九二三年確確實實就已經有了(我們卻一致以為是貝利亞平的事)。對於敲牆打暗號對話，據說這裏在二十年代還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那時還莫名其妙地保存著沙皇監獄的荒唐傳統：一個犯人如果不和鄰室敲敲打打，那他還有什麽可幹呢?還有：整個二十年代這裏的看守都是拉脫維亞人(有從拉脫維亞步兵中來的，有的不是)，送飯的也都是身材高大的拉脫維亞女人。
固然是雞毛蒜皮，但也是值得深思的。
我本人很需要進這個蘇聯的主要政治監獄，謝謝把我帶到了這裏：我關於布哈林想過很多，我想體會一下當時的情景。然而，有一種感覺，好象我們已經忘乎所以了，把我們關進任何一個省的內部監牢裏也夠抬舉的了。而這個地方——是太大的榮幸。
同我在這裏邂逅相遇的人們在一起，是不會感到無聊的。有可以聽一聽的人，有可以比一比的人。
那個有著一雙生動的眉毛的小老頭(在六十三歲的年紀，他顯得完全不像個老頭)叫阿納托裏·伊裏奇·法斯堅科。他，作為舊俄羅斯監獄傳統的保存者和俄國曆次革命的活歷史，使我們的盧賓卡監室大為生色。他保存在記憶裏的東西，好似衡量一切過去發生的事情和現在發生的事情的一根比例尺。這樣的人不僅在監室中是可貴的，而且在整個社會裏也是很缺少的。
就在這裏，在監室裏，在一本偶然落到我們手中的關於一九0五年革命的書中，我們就讀到了法斯堅科的姓名。法斯堅科是很久很久前的社會民主黨人，以至於現在已經不像是這樣的人了。
他得到自己的第一個刑期時，還是個年輕人，是在一九0四年，但根據一九0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宣言》被完全釋放了。
我們中間誰沒有從中學歷史課本和《簡明教程》中知道並且背得滾瓜爛熟，說這個卑鄙挑釁的“宣言”是對自由的嘲弄，說沙皇下命令“死者得自由，活人進牢監”呢?但這句俏皮話是騙人的。根據這個宣言，允許一切政治黨派的存在，召開了杜馬，並且實行了誠實的極端廣泛的大赦(至於是被迫的，那是另一回事)，那就是：一根據大赦令，無例外地、不分刑期和刑種，不多不少地釋放了一切政治犯。隻有刑事犯還留下來繼續坐牢。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史達林的大赦(誠然，它不是被迫的)則做得恰恰相反：所有的政治犯都留下來繼續坐牢。
(他講的關於那次大赦的情況很有意思。在那些年代，監獄的窗上當然還沒有任何籠口，因此，在法斯堅科所坐的別洛采爾科夫監獄裏，囚犯們可以從窗中自由觀看監獄的院子、收進和離去的犯人、街道，同外麵任何人打招呼。已經是十二月十七日的白天了，外麵的人從電訊中一知道大赦的消息，就向犯人們宣布了這個新聞。政治犯開始高興地大吵大鬧起來，打碎窗上的玻璃，弄破門戶，要求典獄長立即釋放他們。他們中有人當場挨了拳打腳踢嗎?被關進禁閉室了嗎?罰禁某個監室閱讀書籍或購買東西了嗎?根本沒有!手足失措的典獄長從一個監室跑到另一個監室說好話：“先生們，我懇求你們——要通情達理!我無權根據電訊消息釋放你們。我應當從基輔我的上司那裏得到直接指示。我請求你們湊合再過上一夜。”——果真把他們蠻橫地又扣留了一晝夜……在史達林的大赦令發布後，如後麵還將講到的，把被赦的人多扣留了兩三個月，照舊強迫他們幹重活，而對此誰也木感到是非法的。)
獲得了自由後，法斯堅科和他的同誌們當即投入了革命活動。在一九0六年，法斯堅科得到了八年苦役刑，那就是：四年戴鐐銬和四年流放。頭四年他在塞瓦斯托波爾中心監獄服刑，那裏，在他目睹之下，正好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越獄，這次越獄是各革命政黨——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合作從外麵組織的。用炸彈在監獄牆壁上爆破開一個可供一名騎馬者出入的缺口，於是二十名左右的囚犯(不是誰想出去就出去，隻是那些由本黨批準越獄的人才能出去，他們事先在監獄中就通過某些看守配備了手槍)，蜂擁至缺口處，除了一個以外都逃走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指示阿納托裏·法斯堅科不越獄，而是去轉移看守的注意力，並製造混亂。
可是在葉尼塞的流放中他沒有呆多久。把他所講的(還有其他倖存者所講的)情形，和我國革命者曾經成百成百地從流放地逃跑並且更多地是跑到國外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擺在一起，便可得出一個結論，隻有懶漢才不從沙皇的流放地逃跑，因為這是那麽簡單。法斯堅科“逃跑了”，就是說。沒有身份證隨隨便便離開了流放地點。他到了海參崴，指望通過某個熟人關係在那裏坐上輪船。但不知為什麽沒有成功。於是，他照舊沒有身份證，放心地坐火車穿過整個俄羅斯母親到了烏克蘭，在那裏成了布爾什維克地下工作者，在那裏他又被捕入獄。從外麵給他送來了一張別人的護照，於是他便向奧地利邊界出發。這個圖謀是那麽不受威脅，而法斯堅科又是那麽不感到自己後麵有追捕的氣息，以致他表現出了驚人的疏忽大意：到達了邊境並且已經向警察官員交出了護照以後，他突然發現，沒有記住自己的新姓名!怎麽辦呢?旅客約有四十來人，官員已經開始喊姓名了。法斯堅科靈機一動：裝成睡覺的樣子。他聽到，所有的護照都已經分發完了，已經有幾次喊到馬卡羅夫這個姓名，但這時還不能斷定馬卡羅夫就是他。最後，帝製的保衛者向這位地下工作者俯下身去，有禮貌地碰了他一下肩膀說：“馬卡羅夫先生!馬卡羅夫先生!您的護照，請拿走!”
法斯堅科到了巴黎。他在那裏認識了列寧、盧那察爾斯基，在隆瑞莫的黨校裏擔任了總務工作。同時他學法語，熟悉環境—一這時產生了多走一些地方，看看這個世界的念頭。在大戰前，他到了加拿大，在那裏當了一名工人，他也在美國住過。這些國家自由自在的穩定生活使法斯堅科感到吃驚：他得出結論，那裏永遠也不會發生任何無產階級革命，甚至推論出，那裏也未必需要這種革命。
而這裏，在俄國，卻發生了——比預期的早——盼望已久的革命，於是大家都回來了，接著又發生了一次革命。法斯堅科內心已經感覺不到先前的對這些革命的激情。但是，服從著那個驅使候鳥遷飛的規律，他仍是回來了。
那些還活著的，隻能告訴我們一些雞毛蒜皮：這裏過去是木床，床墊裏裝的是麥草。還在二十年代，在給窗戶戴上籠口之前，窗玻璃直到最頂上都已經塗了白堊。而籠口在一九二三年確確實實就已經有了(我們卻一致以為是貝利亞平的事)。對於敲牆打暗號對話，據說這裏在二十年代還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那時還莫名其妙地保存著沙皇監獄的荒唐傳統：一個犯人如果不和鄰室敲敲打打，那他還有什麽可幹呢?還有：整個二十年代這裏的看守都是拉脫維亞人(有從拉脫維亞步兵中來的，有的不是)，送飯的也都是身材高大的拉脫維亞女人。
固然是雞毛蒜皮，但也是值得深思的。
我本人很需要進這個蘇聯的主要政治監獄，謝謝把我帶到了這裏：我關於布哈林想過很多，我想體會一下當時的情景。然而，有一種感覺，好象我們已經忘乎所以了，把我們關進任何一個省的內部監牢裏也夠抬舉的了。而這個地方——是太大的榮幸。
同我在這裏邂逅相遇的人們在一起，是不會感到無聊的。有可以聽一聽的人，有可以比一比的人。
那個有著一雙生動的眉毛的小老頭(在六十三歲的年紀，他顯得完全不像個老頭)叫阿納托裏·伊裏奇·法斯堅科。他，作為舊俄羅斯監獄傳統的保存者和俄國曆次革命的活歷史，使我們的盧賓卡監室大為生色。他保存在記憶裏的東西，好似衡量一切過去發生的事情和現在發生的事情的一根比例尺。這樣的人不僅在監室中是可貴的，而且在整個社會裏也是很缺少的。
就在這裏，在監室裏，在一本偶然落到我們手中的關於一九0五年革命的書中，我們就讀到了法斯堅科的姓名。法斯堅科是很久很久前的社會民主黨人，以至於現在已經不像是這樣的人了。
他得到自己的第一個刑期時，還是個年輕人，是在一九0四年，但根據一九0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宣言》被完全釋放了。
我們中間誰沒有從中學歷史課本和《簡明教程》中知道並且背得滾瓜爛熟，說這個卑鄙挑釁的“宣言”是對自由的嘲弄，說沙皇下命令“死者得自由，活人進牢監”呢?但這句俏皮話是騙人的。根據這個宣言，允許一切政治黨派的存在，召開了杜馬，並且實行了誠實的極端廣泛的大赦(至於是被迫的，那是另一回事)，那就是：一根據大赦令，無例外地、不分刑期和刑種，不多不少地釋放了一切政治犯。隻有刑事犯還留下來繼續坐牢。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史達林的大赦(誠然，它不是被迫的)則做得恰恰相反：所有的政治犯都留下來繼續坐牢。
(他講的關於那次大赦的情況很有意思。在那些年代，監獄的窗上當然還沒有任何籠口，因此，在法斯堅科所坐的別洛采爾科夫監獄裏，囚犯們可以從窗中自由觀看監獄的院子、收進和離去的犯人、街道，同外麵任何人打招呼。已經是十二月十七日的白天了，外麵的人從電訊中一知道大赦的消息，就向犯人們宣布了這個新聞。政治犯開始高興地大吵大鬧起來，打碎窗上的玻璃，弄破門戶，要求典獄長立即釋放他們。他們中有人當場挨了拳打腳踢嗎?被關進禁閉室了嗎?罰禁某個監室閱讀書籍或購買東西了嗎?根本沒有!手足失措的典獄長從一個監室跑到另一個監室說好話：“先生們，我懇求你們——要通情達理!我無權根據電訊消息釋放你們。我應當從基輔我的上司那裏得到直接指示。我請求你們湊合再過上一夜。”——果真把他們蠻橫地又扣留了一晝夜……在史達林的大赦令發布後，如後麵還將講到的，把被赦的人多扣留了兩三個月，照舊強迫他們幹重活，而對此誰也木感到是非法的。)
獲得了自由後，法斯堅科和他的同誌們當即投入了革命活動。在一九0六年，法斯堅科得到了八年苦役刑，那就是：四年戴鐐銬和四年流放。頭四年他在塞瓦斯托波爾中心監獄服刑，那裏，在他目睹之下，正好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越獄，這次越獄是各革命政黨——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合作從外麵組織的。用炸彈在監獄牆壁上爆破開一個可供一名騎馬者出入的缺口，於是二十名左右的囚犯(不是誰想出去就出去，隻是那些由本黨批準越獄的人才能出去，他們事先在監獄中就通過某些看守配備了手槍)，蜂擁至缺口處，除了一個以外都逃走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指示阿納托裏·法斯堅科不越獄，而是去轉移看守的注意力，並製造混亂。
可是在葉尼塞的流放中他沒有呆多久。把他所講的(還有其他倖存者所講的)情形，和我國革命者曾經成百成百地從流放地逃跑並且更多地是跑到國外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擺在一起，便可得出一個結論，隻有懶漢才不從沙皇的流放地逃跑，因為這是那麽簡單。法斯堅科“逃跑了”，就是說。沒有身份證隨隨便便離開了流放地點。他到了海參崴，指望通過某個熟人關係在那裏坐上輪船。但不知為什麽沒有成功。於是，他照舊沒有身份證，放心地坐火車穿過整個俄羅斯母親到了烏克蘭，在那裏成了布爾什維克地下工作者，在那裏他又被捕入獄。從外麵給他送來了一張別人的護照，於是他便向奧地利邊界出發。這個圖謀是那麽不受威脅，而法斯堅科又是那麽不感到自己後麵有追捕的氣息，以致他表現出了驚人的疏忽大意：到達了邊境並且已經向警察官員交出了護照以後，他突然發現，沒有記住自己的新姓名!怎麽辦呢?旅客約有四十來人，官員已經開始喊姓名了。法斯堅科靈機一動：裝成睡覺的樣子。他聽到，所有的護照都已經分發完了，已經有幾次喊到馬卡羅夫這個姓名，但這時還不能斷定馬卡羅夫就是他。最後，帝製的保衛者向這位地下工作者俯下身去，有禮貌地碰了他一下肩膀說：“馬卡羅夫先生!馬卡羅夫先生!您的護照，請拿走!”
法斯堅科到了巴黎。他在那裏認識了列寧、盧那察爾斯基，在隆瑞莫的黨校裏擔任了總務工作。同時他學法語，熟悉環境—一這時產生了多走一些地方，看看這個世界的念頭。在大戰前，他到了加拿大，在那裏當了一名工人，他也在美國住過。這些國家自由自在的穩定生活使法斯堅科感到吃驚：他得出結論，那裏永遠也不會發生任何無產階級革命，甚至推論出，那裏也未必需要這種革命。
而這裏，在俄國，卻發生了——比預期的早——盼望已久的革命，於是大家都回來了，接著又發生了一次革命。法斯堅科內心已經感覺不到先前的對這些革命的激情。但是，服從著那個驅使候鳥遷飛的規律，他仍是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