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願意用半個晚上的時間把這些全告訴他們——我懷著那樣的自豪感，好像一切勝利和包圍都是我親手幹的事情。但是這時看守把我的床拿了進來，應當沒有聲響地把它放好。給我幫忙的是一個同我年齡不相上下的小夥子，也是個軍人：他的飛行員的製服和船形帽就掛在床欄杆上。他還在小老頭以前就向我問過話，隻是不是問戰事，而是問有沒有菸草。但是，不管我對我的新朋友們怎樣敞開心胸，不管在幾分鍾內所說的話是多麽少——我的這個同齡人及前線戰友卻使我感到有某種格格不入的東西，於是我就對他立即並永遠關上了門。
(我還不知道有“耳目”這個詞，也不知道在每個監室裏都應當有這種“耳目”，一般說我還沒有來得及考慮好並說出來我不喜歡格奧爾吉·克拉馬連科這個人——而我身上的精神繼電器、探測繼電器就已經發生了作用，於是我便對這個人永遠關閉起來了。這種情形如果是絕無僅有的，我就不會去提它了。但是，我很快就懷著驚奇、興奮和不安的心情感覺到，我身子裏麵的那個探測繼電器的功能變成了我的固有的天性。歲月流逝，我同幾千幾百個人在一專板鋪上躺過，在一個隊列裏走過，在一個小隊裏工作過，這個絲毫不是我創造出來的神秘的探測繼電器總是在我想到它以前就已發生作用，在一見到人的臉孔、眼睛，一聽到最初的聲音時就發生作用——它叫我向這個人敞開大門，或者隻開一條縫，或者關得死死的。這總是那麽準確無誤，以致我開始覺得行動特派員們為安排眼線而費的工夫完全是瞎忙。因為誰充當了叛徒的角色，總會在臉上、聲音裏顯出來，有的似乎假裝得很巧妙——但不幹淨。反過來，探測器還幫助我識別出對什麽人初次相逢便可以推心置腹，把足以掉腦袋的隱情和秘密向他公開。我度過了八年的監禁，三年的流放，還有六年風險絲毫不小於前者的地下寫作生涯，——在這十七年裏我冒失地對好幾十人開誠相見——卻一次也沒有失誤!——這類事情我未見有人寫過，在這裏寫出來僅供心理學愛好者們參考。我覺得，這樣的精神裝置在我們中間的許多人身上都有，但是，我們這些過分推崇技術和理智的時代的人，都忽視這種奇蹟，不讓它在我們身上發展起來)。
我的床已經放好——這時我本應開始講述(當然是躺著低聲講，免得馬上被人從這舒適地方送進禁閉室)，但我們的第三個同監難友，中年人，剃頭的頭頂上已經長出白色的頭髮楂子，不很滿意地瞧著我，帶著那種使北方人的麵容生色的嚴峻神氣說：
“明天再說。夜晚是為了睡覺的。”
這是最明智的意見。我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人在任何時刻都可能被拽出去審訊並在那裏一直呆到早晨六點鍾，那時偵查員要去睡覺了，而這裏卻已經禁止睡眠。
一夜不受幹擾的睡眠比世上一切遭遇都更為重要!
我一開口向他們介紹外麵的情況，便感覺到一種使我為難的但一下又抓不住的東西，當時就把它明確地說出來我還沒有那個能力：(從我們每個人被捕時起)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反轉過來了，或者說一切概念都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彎，我那麽陶醉地開始講述的東西，也許對於我們根本不是值得高興的。
他們轉過了身去，拿手帕蒙上眼睛遮住兩百瓦的燈光，用毛巾纏住那隻放在被子上麵挨凍的手臂，象小偷似地把另一隻手臂藏起來，於是就睡著了。
我卻躺著，充滿與人們在一起歡度節目的感覺。一小時前我還不能指望他們會把我和什麽人帶到一起。我可能什麽人也見不到就在後腦門挨上一顆子彈而結束生命(偵查員老是這樣向我許願)。我頭上依舊懸著偵查的重壓，但是它已經遠遠地退居次要地位!明天我將講述(當然不是關於自己的案子)，他們明天也將講述——明天將是一個多麽有意思的日子呀，我生活中最好的一個日子(我很早就清楚地意識到：監獄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無底深淵，而是生活中最重大的轉折)。
監室裏的每個細節都使我發生興趣，睡意不知消失到哪兒去了，當監視孔中沒有人瞧著的時候，我便偷偷地研究起來。瞧，在一麵牆的上邊，有一個三磚寬的不大的凹處，上麵掛著藍色紙簾。我已經打聽出來：這是窗子，啊!——在監室裏有窗子!——而紙簾則是防空的偽裝。明天將有微弱的白晝亮光進來，在白天將有幾分鍾的時間關掉刺眼的電燈。這是多麽了不起呀!——白天可以生活在白晝的亮光下!
監室裏還有一張桌子。桌子上，在最顯眼的地方，放著茶壺、象棋、一疊書(我還木知道為什麽要放在最顯眼的地方。原來又是依照盧賓卡的規矩：時時刻刻地通過監視孔窺看時，看守應當確信，沒有人濫用行政當局的這些恩賜：沒有人用茶壺來鑿牆，沒有人甘冒自絕於人民、當不成蘇聯公民的危險，把棋子吞進肚裏;沒有人想法點著書籍企圖把監獄燒掉。而囚犯自己的眼鏡被認為是那麽危險的武器，所以夜裏不準放在桌上，看守把它們收去到早晨再發還)。
多麽舒適的生活呀!——象棋，書籍，彈簧床，厚厚的墊子，幹淨的被單。是呀，我不記得整個戰爭中哪天這樣睡過。擦得亮亮的鑲木地板。從窗到門幾乎可以走四步路。這不枉是中心政治監獄——純粹的療養院。
也沒有炮彈掉下來……我一會兒記起它們在頭上高高飛過時的呼呼的聲音，一會兒記起越來越強的尖嘯聲和爆炸的轟隆聲。迫擊炮彈的嗖嗖聲是多麽溫柔。而天牛產下的四個卵震得周圍天搖地動。我記起伏爾姆迪特城下的爛泥，我就是從那裏被抓走的，我們的人現在還在那裏踩著爛泥和濕雪，不讓德軍從大包圍圈中逃出去。
見你們的鬼去嗎，不要我打仗——一那就不打。
在失去了的許多尺度中，我們還失去了這樣一個，那就是在我們之前用俄語說過話和寫作過的那些人的高度的堅定性。奇怪的是，在我們革命前的著作中，對他們幾乎沒有什麽描寫。我們描寫的，要不就是多餘的人，要不就是脆弱的、缺乏適應能力的幻想家。單憑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幾乎沒法理解：俄羅斯靠什麽人維持了十個世紀，是靠什麽人支撐著的?而且它最近這半個世紀，還不是靠他們過來的嗎?而且是更加要靠它們了。另外還有這些幻想家們。他們看到的太多，所以不能選定一種。他們對崇高的事物追求得太強烈，所以不能在地上站車。在每一個社會衰亡之前，總會出現那麽一個明智的思想者的階層—一思想者，僅此而已。而他們受到怎樣的嘲笑啊!受到怎樣的戲弄啊!他們隻能得到害群之馬的外號。因為這些人是香味過分幽雅的早開的花朵，所以他們就落到了刈草機的刀口下。在私生活中，他們特別沒有辦法：既不會卑躬屈膝，又不會裝模作樣，也不會搞好關係，動不動就是意見、激動、抗議。這樣的人正好是對草機收割的對象。這樣的人正好被鍘草機粉碎。
(我還不知道有“耳目”這個詞，也不知道在每個監室裏都應當有這種“耳目”，一般說我還沒有來得及考慮好並說出來我不喜歡格奧爾吉·克拉馬連科這個人——而我身上的精神繼電器、探測繼電器就已經發生了作用，於是我便對這個人永遠關閉起來了。這種情形如果是絕無僅有的，我就不會去提它了。但是，我很快就懷著驚奇、興奮和不安的心情感覺到，我身子裏麵的那個探測繼電器的功能變成了我的固有的天性。歲月流逝，我同幾千幾百個人在一專板鋪上躺過，在一個隊列裏走過，在一個小隊裏工作過，這個絲毫不是我創造出來的神秘的探測繼電器總是在我想到它以前就已發生作用，在一見到人的臉孔、眼睛，一聽到最初的聲音時就發生作用——它叫我向這個人敞開大門，或者隻開一條縫，或者關得死死的。這總是那麽準確無誤，以致我開始覺得行動特派員們為安排眼線而費的工夫完全是瞎忙。因為誰充當了叛徒的角色，總會在臉上、聲音裏顯出來，有的似乎假裝得很巧妙——但不幹淨。反過來，探測器還幫助我識別出對什麽人初次相逢便可以推心置腹，把足以掉腦袋的隱情和秘密向他公開。我度過了八年的監禁，三年的流放，還有六年風險絲毫不小於前者的地下寫作生涯，——在這十七年裏我冒失地對好幾十人開誠相見——卻一次也沒有失誤!——這類事情我未見有人寫過，在這裏寫出來僅供心理學愛好者們參考。我覺得，這樣的精神裝置在我們中間的許多人身上都有，但是，我們這些過分推崇技術和理智的時代的人，都忽視這種奇蹟，不讓它在我們身上發展起來)。
我的床已經放好——這時我本應開始講述(當然是躺著低聲講，免得馬上被人從這舒適地方送進禁閉室)，但我們的第三個同監難友，中年人，剃頭的頭頂上已經長出白色的頭髮楂子，不很滿意地瞧著我，帶著那種使北方人的麵容生色的嚴峻神氣說：
“明天再說。夜晚是為了睡覺的。”
這是最明智的意見。我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人在任何時刻都可能被拽出去審訊並在那裏一直呆到早晨六點鍾，那時偵查員要去睡覺了，而這裏卻已經禁止睡眠。
一夜不受幹擾的睡眠比世上一切遭遇都更為重要!
我一開口向他們介紹外麵的情況，便感覺到一種使我為難的但一下又抓不住的東西，當時就把它明確地說出來我還沒有那個能力：(從我們每個人被捕時起)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反轉過來了，或者說一切概念都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彎，我那麽陶醉地開始講述的東西，也許對於我們根本不是值得高興的。
他們轉過了身去，拿手帕蒙上眼睛遮住兩百瓦的燈光，用毛巾纏住那隻放在被子上麵挨凍的手臂，象小偷似地把另一隻手臂藏起來，於是就睡著了。
我卻躺著，充滿與人們在一起歡度節目的感覺。一小時前我還不能指望他們會把我和什麽人帶到一起。我可能什麽人也見不到就在後腦門挨上一顆子彈而結束生命(偵查員老是這樣向我許願)。我頭上依舊懸著偵查的重壓，但是它已經遠遠地退居次要地位!明天我將講述(當然不是關於自己的案子)，他們明天也將講述——明天將是一個多麽有意思的日子呀，我生活中最好的一個日子(我很早就清楚地意識到：監獄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無底深淵，而是生活中最重大的轉折)。
監室裏的每個細節都使我發生興趣，睡意不知消失到哪兒去了，當監視孔中沒有人瞧著的時候，我便偷偷地研究起來。瞧，在一麵牆的上邊，有一個三磚寬的不大的凹處，上麵掛著藍色紙簾。我已經打聽出來：這是窗子，啊!——在監室裏有窗子!——而紙簾則是防空的偽裝。明天將有微弱的白晝亮光進來，在白天將有幾分鍾的時間關掉刺眼的電燈。這是多麽了不起呀!——白天可以生活在白晝的亮光下!
監室裏還有一張桌子。桌子上，在最顯眼的地方，放著茶壺、象棋、一疊書(我還木知道為什麽要放在最顯眼的地方。原來又是依照盧賓卡的規矩：時時刻刻地通過監視孔窺看時，看守應當確信，沒有人濫用行政當局的這些恩賜：沒有人用茶壺來鑿牆，沒有人甘冒自絕於人民、當不成蘇聯公民的危險，把棋子吞進肚裏;沒有人想法點著書籍企圖把監獄燒掉。而囚犯自己的眼鏡被認為是那麽危險的武器，所以夜裏不準放在桌上，看守把它們收去到早晨再發還)。
多麽舒適的生活呀!——象棋，書籍，彈簧床，厚厚的墊子，幹淨的被單。是呀，我不記得整個戰爭中哪天這樣睡過。擦得亮亮的鑲木地板。從窗到門幾乎可以走四步路。這不枉是中心政治監獄——純粹的療養院。
也沒有炮彈掉下來……我一會兒記起它們在頭上高高飛過時的呼呼的聲音，一會兒記起越來越強的尖嘯聲和爆炸的轟隆聲。迫擊炮彈的嗖嗖聲是多麽溫柔。而天牛產下的四個卵震得周圍天搖地動。我記起伏爾姆迪特城下的爛泥，我就是從那裏被抓走的，我們的人現在還在那裏踩著爛泥和濕雪，不讓德軍從大包圍圈中逃出去。
見你們的鬼去嗎，不要我打仗——一那就不打。
在失去了的許多尺度中，我們還失去了這樣一個，那就是在我們之前用俄語說過話和寫作過的那些人的高度的堅定性。奇怪的是，在我們革命前的著作中，對他們幾乎沒有什麽描寫。我們描寫的，要不就是多餘的人，要不就是脆弱的、缺乏適應能力的幻想家。單憑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幾乎沒法理解：俄羅斯靠什麽人維持了十個世紀，是靠什麽人支撐著的?而且它最近這半個世紀，還不是靠他們過來的嗎?而且是更加要靠它們了。另外還有這些幻想家們。他們看到的太多，所以不能選定一種。他們對崇高的事物追求得太強烈，所以不能在地上站車。在每一個社會衰亡之前，總會出現那麽一個明智的思想者的階層—一思想者，僅此而已。而他們受到怎樣的嘲笑啊!受到怎樣的戲弄啊!他們隻能得到害群之馬的外號。因為這些人是香味過分幽雅的早開的花朵，所以他們就落到了刈草機的刀口下。在私生活中，他們特別沒有辦法：既不會卑躬屈膝，又不會裝模作樣，也不會搞好關係，動不動就是意見、激動、抗議。這樣的人正好是對草機收割的對象。這樣的人正好被鍘草機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