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我們同意進內務人民委員部學校的沒有任何理由的內在原因，用三言兩語是講不清楚的。它絕不是來自我們聽過的歷史唯物主義課：這種課講得很清楚，反對內部敵人的鬥爭是一條激烈的戰線，是一項光榮的任務。它也不符合我們的實際利益：當時上外省的大學，除了將來分配到偏僻邊區的鄉村學校教書和拿微薄的工資外，沒有什麽別的前途，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學校則保證我們將來能領到高額口糧和兩三倍的工資。我們內心的感覺是沒有語言可以表達的(如果有的話，那末互相間也不會放心地說出來)。進行反抗的完全不是頭部器官，而是胸部器官。從四麵八方都向你嚷嚷：“應該去，”你自己的頭腦也說：“應該去!”而心裏卻起反感：我不願去，討厭!沒有我怎麽都可以，我不參與。
這種觀念是源遠流長的，大約是來自萊蒙托夫吧。它來自那幾十年的俄國生活，當時哪一個正派人都會公開表示，沒有比憲兵的差事更壞更醜惡的了。不，還要更深遠些。我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我們曾祖時代的金盧布被兌換成一些爛銅板，他們用這些爛銅板把我們從那個時代贖買出來。在那個時代道德還沒有被認為是相對的，而善惡是單純地由心靈來區分的。
但畢竟我們中間有些人當時應募了。我想，要是施加的壓力很大——也許我們大家都會屈服。所以現在我就想設想一下;如果在戰爭爆發前我已經有了藍領章——那我會成為什麽樣的人呢?當然，現在可以自我安慰，我的心一定忍受不了，我會在那裏發表反對意見，我會發脾氣、砰的一聲把門關上。但是，躺在監獄的板鋪上，我開始又一次回顧自己真實的軍官道路——我便感到害怕起來了。
我不是從一個大學生一下子直接成為軍官的，而是經過了半年受壓抑的當兵生活，那時全身好似都浸透了必恭必敬隨時準備服從那些也許並不值得你服從的人的精神。以後是半年軍事學校的煎熬。是我活該永遠當兵受苦，忍飢挨凍，體無完膚地過日子嗎?不。為了安慰起見，給我在肩章上釘上了兩顆小星，然後是三顆、四顆——於是一切都忘掉了!……
那麽，我是不是至少保持了大學生的愛好自由精神呢?可是，這種精神我們從來就沒有過。我們有的是愛好列隊、愛好行軍的精神。
記得很清楚，正是從軍官學校開始，我感到了一種身為軍人無須思考的簡單化的喜悅;嚐試按一般人的習俗、按我國軍界的慣例生活的喜悅;把從童年時代養成的細膩感情一概忘卻的喜悅。
在學校裏我們經常吃不飽，所以總是東張西望，想在什麽地方多弄到一塊吃的，彼此死死地盯住——誰的手腳來得快。我們最怕的是等不到戴上軍官領章(已經把沒有學完的派到史達林格勒城下去7)。而訓練我們要像小野獸一樣：盡量使我們憋一肚子火，好讓我們以後想朝誰就朝誰發泄出來。我們經常睡不夠覺——在熄燈後還會迫使單獨一個人(在軍士的口令下)做隊列動作——這是作為一種懲罰。或者半夜裏把整個然叫起來列隊站在一隻沒有擦幹淨的靴子周圍：瞧!他這個下賤坯，現在將把靴子擦到閃閃發光——你們都得站著看。
於是，在對軍官領章的殷切期待中我們練就了老虎般的軍官步態和發號施令的金屬般的嗓音。
終於給擰上了軍官領章!過了個把月，在後方編組炮兵連時，我已經逼迫我手下那個懶散的小兵別爾別涅夫熄燈後在木順從我的軍士梅特林的口令下正步走了(我已經忘記了這件事，幾年來我把這些事真的統統忘掉了，現在寫到筆頭上我才想了起來……)。某個碰巧來檢查工作的老上校把我叫去數落了一頓。我(還是上過大學的!)還辯解說：在軍官學校裏就是這樣教我們的。那就是說，既然我們是在軍隊裏，哪裏還能有什麽一般人的觀念?
(在機關裏就更不用說了……)
驕傲在心中增長起來，像豬身上的肥膘一樣。
我向下屬發出一個個不容爭辯的命令，堅信再不能有比之更好的命令了。甚至在火線上，處在死亡好像使我們人入平等的地方，我的權力使我相信，我是高等的人。我坐著聽取他們“立正”站著報告。打斷他們的話，作指示。對那些論年紀能當我父親或祖父的人，我以“你”相稱(他們當然稱我為“您”)。派他們鑽到槍林彈雨下去接通打斷的電線，隻是為了高級長官不致責備我(安得烈雅申就是這樣犧牲的)。我吃自己的軍官黃油加餅幹，毫不思考為什麽我該有這樣的東西而士兵卻沒有。我當然有一個勤務兵(說得好聽點叫通訊員)，我給他添了無數的麻煩，支使他照管我的生活，為我單獨做和士兵不一樣的飯食(盧賓卡的偵查員倒是沒有這種通訊員，這點對他們沒話可說)。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就迫使士兵們為我彎腰挖特殊的地下掩護所，頂上鋪些較粗的圓木，好讓我舒服而安全。啊，對不起，在我的炮兵連裏，也有過禁閉室，不錯!——就是設在樹林裏的那東西吧?——也是一個坑，當然要比戈羅霍維茨的陷阱好一些，因為是有遮蓋的，還能吃到士兵的口糧，維尤什科夫因為丟掉馬在那裏蹲過，還有波普科夫因為瞎擺弄卡賓槍也在那裏蹲過。啊，真對不起，還想起一件事來：當兵的用德國皮(不是人皮，木，是司機坐墊上的皮)給我縫製了一個圖囊，卻沒有皮帶。我正發愁。他們無意中在一個遊擊隊政委(當地區委裏的人)身上看到了正合適的一條皮帶——就把它卸下來了：我們是正規軍嘛，我們高人一等!(記得那個行動人員先琴科嗎?)最後，還有那個鮮紅色的煙盒也是我奪來的，怪不得我牢記著被人奪走的情景……
瞧，肩章會把人變成什麽樣子。祖母在聖像前的諄諄告誡都到哪兒去了呀!還有少先隊員關於未來神聖的平等的幻想都到哪裏去了!
因此，當反間諜人員在旅長的指揮所裏從我身上撕下這一對可詛咒的肩章，卸下皮帶，連推帶搡地把我帶出去上他們的汽車時，盡管我整個命運已經完蛋了，我仍然為一件事不安：我在這種被罷官的狀態中怎能走過電話員們的房間呢——我這副樣子不應當讓列兵們看到!
在被捕後第二天，就開始了我的徒步的弗拉基米爾之旅。一批被抓獲的人犯從集團軍反間諜機關發送到方麵軍反間諜機關。從奧斯特羅德押送我們步行走到布羅德尼茨。
把我從禁閉室帶出去列隊時，那裏已經站著七名囚犯，排成三對半背向著我。其中六人穿著破舊不堪的飽經風霜的俄國士兵大農，背上用洗不掉的白漆刷著“su”兩個大字母。意思是“sovietunion”(蘇聯)，我已經知道這個標記，不止一次地在那些帶著又悲傷又抱歉的神色拖著沉重的步子朝著解放了他們的隊伍迎麵走來的我們俄國戰俘的背上看到過。他們被解放了，但是在這種解放中沒有相互的歡樂，祖國同胞們用那種比對待德國人更陰鬱的眼光斜視著他們，而在不遠的後方，他們遭遇到的將是：被關進監牢。
這種觀念是源遠流長的，大約是來自萊蒙托夫吧。它來自那幾十年的俄國生活，當時哪一個正派人都會公開表示，沒有比憲兵的差事更壞更醜惡的了。不，還要更深遠些。我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我們曾祖時代的金盧布被兌換成一些爛銅板，他們用這些爛銅板把我們從那個時代贖買出來。在那個時代道德還沒有被認為是相對的，而善惡是單純地由心靈來區分的。
但畢竟我們中間有些人當時應募了。我想，要是施加的壓力很大——也許我們大家都會屈服。所以現在我就想設想一下;如果在戰爭爆發前我已經有了藍領章——那我會成為什麽樣的人呢?當然，現在可以自我安慰，我的心一定忍受不了，我會在那裏發表反對意見，我會發脾氣、砰的一聲把門關上。但是，躺在監獄的板鋪上，我開始又一次回顧自己真實的軍官道路——我便感到害怕起來了。
我不是從一個大學生一下子直接成為軍官的，而是經過了半年受壓抑的當兵生活，那時全身好似都浸透了必恭必敬隨時準備服從那些也許並不值得你服從的人的精神。以後是半年軍事學校的煎熬。是我活該永遠當兵受苦，忍飢挨凍，體無完膚地過日子嗎?不。為了安慰起見，給我在肩章上釘上了兩顆小星，然後是三顆、四顆——於是一切都忘掉了!……
那麽，我是不是至少保持了大學生的愛好自由精神呢?可是，這種精神我們從來就沒有過。我們有的是愛好列隊、愛好行軍的精神。
記得很清楚，正是從軍官學校開始，我感到了一種身為軍人無須思考的簡單化的喜悅;嚐試按一般人的習俗、按我國軍界的慣例生活的喜悅;把從童年時代養成的細膩感情一概忘卻的喜悅。
在學校裏我們經常吃不飽，所以總是東張西望，想在什麽地方多弄到一塊吃的，彼此死死地盯住——誰的手腳來得快。我們最怕的是等不到戴上軍官領章(已經把沒有學完的派到史達林格勒城下去7)。而訓練我們要像小野獸一樣：盡量使我們憋一肚子火，好讓我們以後想朝誰就朝誰發泄出來。我們經常睡不夠覺——在熄燈後還會迫使單獨一個人(在軍士的口令下)做隊列動作——這是作為一種懲罰。或者半夜裏把整個然叫起來列隊站在一隻沒有擦幹淨的靴子周圍：瞧!他這個下賤坯，現在將把靴子擦到閃閃發光——你們都得站著看。
於是，在對軍官領章的殷切期待中我們練就了老虎般的軍官步態和發號施令的金屬般的嗓音。
終於給擰上了軍官領章!過了個把月，在後方編組炮兵連時，我已經逼迫我手下那個懶散的小兵別爾別涅夫熄燈後在木順從我的軍士梅特林的口令下正步走了(我已經忘記了這件事，幾年來我把這些事真的統統忘掉了，現在寫到筆頭上我才想了起來……)。某個碰巧來檢查工作的老上校把我叫去數落了一頓。我(還是上過大學的!)還辯解說：在軍官學校裏就是這樣教我們的。那就是說，既然我們是在軍隊裏，哪裏還能有什麽一般人的觀念?
(在機關裏就更不用說了……)
驕傲在心中增長起來，像豬身上的肥膘一樣。
我向下屬發出一個個不容爭辯的命令，堅信再不能有比之更好的命令了。甚至在火線上，處在死亡好像使我們人入平等的地方，我的權力使我相信，我是高等的人。我坐著聽取他們“立正”站著報告。打斷他們的話，作指示。對那些論年紀能當我父親或祖父的人，我以“你”相稱(他們當然稱我為“您”)。派他們鑽到槍林彈雨下去接通打斷的電線，隻是為了高級長官不致責備我(安得烈雅申就是這樣犧牲的)。我吃自己的軍官黃油加餅幹，毫不思考為什麽我該有這樣的東西而士兵卻沒有。我當然有一個勤務兵(說得好聽點叫通訊員)，我給他添了無數的麻煩，支使他照管我的生活，為我單獨做和士兵不一樣的飯食(盧賓卡的偵查員倒是沒有這種通訊員，這點對他們沒話可說)。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就迫使士兵們為我彎腰挖特殊的地下掩護所，頂上鋪些較粗的圓木，好讓我舒服而安全。啊，對不起，在我的炮兵連裏，也有過禁閉室，不錯!——就是設在樹林裏的那東西吧?——也是一個坑，當然要比戈羅霍維茨的陷阱好一些，因為是有遮蓋的，還能吃到士兵的口糧，維尤什科夫因為丟掉馬在那裏蹲過，還有波普科夫因為瞎擺弄卡賓槍也在那裏蹲過。啊，真對不起，還想起一件事來：當兵的用德國皮(不是人皮，木，是司機坐墊上的皮)給我縫製了一個圖囊，卻沒有皮帶。我正發愁。他們無意中在一個遊擊隊政委(當地區委裏的人)身上看到了正合適的一條皮帶——就把它卸下來了：我們是正規軍嘛，我們高人一等!(記得那個行動人員先琴科嗎?)最後，還有那個鮮紅色的煙盒也是我奪來的，怪不得我牢記著被人奪走的情景……
瞧，肩章會把人變成什麽樣子。祖母在聖像前的諄諄告誡都到哪兒去了呀!還有少先隊員關於未來神聖的平等的幻想都到哪裏去了!
因此，當反間諜人員在旅長的指揮所裏從我身上撕下這一對可詛咒的肩章，卸下皮帶，連推帶搡地把我帶出去上他們的汽車時，盡管我整個命運已經完蛋了，我仍然為一件事不安：我在這種被罷官的狀態中怎能走過電話員們的房間呢——我這副樣子不應當讓列兵們看到!
在被捕後第二天，就開始了我的徒步的弗拉基米爾之旅。一批被抓獲的人犯從集團軍反間諜機關發送到方麵軍反間諜機關。從奧斯特羅德押送我們步行走到布羅德尼茨。
把我從禁閉室帶出去列隊時，那裏已經站著七名囚犯，排成三對半背向著我。其中六人穿著破舊不堪的飽經風霜的俄國士兵大農，背上用洗不掉的白漆刷著“su”兩個大字母。意思是“sovietunion”(蘇聯)，我已經知道這個標記，不止一次地在那些帶著又悲傷又抱歉的神色拖著沉重的步子朝著解放了他們的隊伍迎麵走來的我們俄國戰俘的背上看到過。他們被解放了，但是在這種解放中沒有相互的歡樂，祖國同胞們用那種比對待德國人更陰鬱的眼光斜視著他們，而在不遠的後方，他們遭遇到的將是：被關進監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