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滾邊們的打算和行動有時小氣到令人驚奇的程度。行動特派員先琴科取走了被捕的帶兵軍官的圖囊和軍用包,並當著他的麵使用起來。藉助於筆錄上的花招取去了另一個被捕者的外國手套(在我軍進攻時期特別勾起他們不快的,是他們的戰利品不是第一手的)——逮捕我的第48集團軍的反間諜人員,對我的煙盒起了覬覦之心——其實這甚至並不是什麽煙盒,而是德國人辦公用的某種小盒子,但具有誘人的鮮紅顏色。為了這個不值一錢的東西,他採取了一整套公務上的迂迴戰術:先是不把它寫入筆錄(“這個你可以留在自己身上。”),然後,明知口袋裏再也沒有什麽別的東西了,還是叫人把我重新搜查一遍。“啊,這是什麽?取走!”——為了使我不能抗議:“把他關到禁閉室去!”(哪個沙皇的憲兵敢於這樣對待祖國的保衛者?)——每一個偵查員都撥給一定數量的菸捲,那是為了鼓勵招認者和眼線用的。有些偵查員就把菸捲全部吞沒了。甚至在偵查的鍾點上——在付給他們加倍工資的夜間工作的鍾點上,他們也搞鬼:我們曾在夜間的筆錄上發覺“從”幾點“到”幾點的時間被拉長了。——偵查員費多羅夫(列舍塔站,二三五號信箱)在搜查自由人科爾祖興住所時親自偷了手錶。——偵查員尼古拉·費多羅維奇·克魯日科夫在列寧格勒圍困時期公然對自己的受偵查人k·11·斯特拉霍維奇的妻子伊莉莎白·維克多羅芙娜說;“我需要一條棉被。給我帶來!”她回答說:“存放冬季衣物的房間已經被查封了。”那時他就上她家去,不破壞國家安全機關的鉛封,把整個門把手卸了下來(偵查員快樂地對她說:“瞧,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就是這樣工作的!”),他動手從那裏取出她的冬季衣物,順手還把一件水晶器皿塞進口袋(伊·維自己也盡力拿,自己的東西嘛。他製止說:“你拿的夠了!”.而自己卻還在拿)。


    一九五四年,這個精力充沛和意誌堅強的女人(她的丈夫對一切,甚至對死刑判決,都原諒了,並勸阻說:別去幹這事!)出庭揭發偵查員克魯日科夫。由於克魯日科夫幹這種事並不是第一次,而且違反了機關的利益,他得到了二十五年。然而在那裏能呆久嗎?……


    這類事件是無窮無盡的,隻要有係統地問問過去的被捕者和他們的妻子,就可以出版上幹本“白皮書”(從一九一八年起)。也許現在和過去都有一些從來不偷東西的、不侵吞什麽的藍滾邊們—一但我斷然不能想像出一個這樣的藍滾邊!我幹脆不明白,既有這樣的思想體係,如果他看中了一件東西,有什麽能製止住他呢?還在三十年代初,當我們穿著青年突擊服,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在西方貴族式的沙龍裏,如像孔科爾吉婭·約塞的住宅,舉辦起晚會來了,他們的夫人就已經全身外國服飾打扮——這從哪裏弄來的呢?


    請看他們的姓名——好像他們是根據姓名被挑去工作的!例如,在克麥羅沃省的國家安全機關裏五十年代初期有:檢察長特魯特涅夫(俄語中有“不勞而食者”的意思——此處及以下各姓的俄語含義均為譯者注),偵查處長什庫爾金少校(”自私自利者”的意思),副處長巴蘭京中校(“爛菜湯”的意思),他們有個偵查員叫斯科羅赫瓦托夫(“抓得快”的意思)。這連想都想不出來!一下都湊在一起了!我已不再重複提沃爾科比亞洛夫(“狼瞪眼”的意思)和格拉比辛科(“搶劫”的意思)之類了。這類的姓名又是這樣地集中,難道完全沒有反映出什麽東西來嗎?


    又要怪囚犯的記憶力;ii·科爾涅耶夫忘掉了那個同他一起蹲過弗拉基米爾隔離所的國家安全機關上校的姓名,他是孔科爾吉婭·約塞的朋友(科爾涅耶夫也認識她)。這個上校是追求權力本能和追逐暴利本能的混合化身。一九四五年初,在最寶貴的“戰利品”時期,他死氣白賴要求到機關中負責監督這種搶劫的單位去工作,這些單位(由阿巴庫莫夫親自帶頭)不是為國家而是為自己拚命撈取“戰利品”(並且很得手)。我們這位英雄搜颳了整整幾車廂的東西,造了好幾所別墅(一所在克林)。戰後,他的氣派那麽大,當他一抵達新西伯利亞車站時,就命令把餐廳裏的全部顧客趕走,並讓人把姑娘和女人們趕到一起,強迫她們光著身子在桌子_l跳舞,以供自己和他那些酒肉朋友尋歡作樂,即使幹這種事他本來也會平安無事,但是他卻違背了另一條重要的戒律,像克魯日科夫那樣,觸犯了自己人。那個是欺騙了機關,而這個則是專拿引誘別人妻子打賭,他引誘的不是隨便什麽人的,而是契卡行動工作同誌的妻子。於是就沒有得到原諒!——帶著五十八條被關進了政治隔離所。他在牢裏,一想到有人竟敢把他關起來,感到十分惱火。他毫不懷疑上頭還會改變生意的(也許已經改變了主意)。


    這種倒黴的命運——自己坐牢,對於藍滾邊們並不是那麽稀有的,避免這種命運的真正包票是沒有的,但不知何故他們很少吸取過去的教訓。想必又是由於缺乏高級理性的緣故,而低級理性則對他們說:情形稀見,碰上的人也很少,我會躲掉的,況且自己人也不會撒手不管。


    在患難中自己人確實盡力照顧,他們有一條默契:對於自己人至少在待遇上要給予優惠(馬爾芬特種監獄裏的h·q·沃羅比約夫上校、盧賓卡監獄裏的上麵已經說到過的b·h·伊利英在八年多的時間內一直享受優待)。他們中因私人過失而個別坐牢的那些人,由於這種行幫內的照顧措施,通常過得並不壞,這使他們認識到平時工作中那種逍遙法外的感覺是有根據的。然而,也知道有幾個把勞改營行動特派員扔到一般勞改營服刑的例子,他們甚至碰上了自己過去管轄的犯人,這時他們的處境就不妙了(例如,一向把盜竊犯當依靠對象並且刻骨仇恨五十八條犯人的行動人員蒙申,就被他依靠過的那些盜竊犯趕到了板鋪底下)。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探聽到這些事例的詳情——無法細說。


    但是,有失掉一切的危險的是那些落入水流中(他們也有自己的水流!……)的國家安全人員。水流——這是一種自然力量,這是一種比機關本身還要強的力量,這裏誰也不會來幫你的忙,否則連自己也會被卷進這個深淵去。


    在最後的時刻,如果你消息靈通,有強烈的契卡人員意識,你還可逃出這個狂瀾,證明你與它無關。例如薩延科大尉(不是那個以槍殺、用軍刀在身體上鑽眼、打斷小腿、用重錘壓扁腦袋和用火刑聞名的一九一八年哈爾科夫的木匠一契卡人員,——但也許是親戚?)出於一時軟弱愛上了中東鐵路人員科漢斯卡啞並同她結了婚。突然,在浪潮剛一興起時,他就打聽到要抓捕中東鐵路人員。他在這時是阿爾漢格爾斯克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行動處長。他分秒不失地採取了什麽行動呢?——一把心愛的妻子投進監獄!——甚至不是作為中東鐵路人員,而是給她炮製了一個案子。於是就不僅保全了自己,而且高升了,成了托姆斯克的內務局長。(又是一個題材,這種題材這裏有多少呀!也許什麽人能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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