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否能歸納起來說，當時關進監獄的完全是些無罪的人呢?但是我們忘了說明，罪這個概念本身早已為無產階級革命所取消，而在三十年代初則被宣布為右傾機會主義!因而我們已經不能用有罪與無罪這些落後概念來進行投機了嚴
一九三九年的回放是機關歷史上的一個難以置信的事件，是它們歷史上的汙點!不過這個回流是不大的，約占已經抓起來還沒有判刑、還沒有遠送和沒有死掉的總數的百分之一、二。數字不大，可是用得巧。這是從一個盧布找回的一個戈比，為了把一切推在卑鄙的葉若夫身上，鞏固新上任的貝利亞的地位，為了使領袖形象更光輝，這樣做是需要的。用這一個戈比就機巧地把整個盧布理進地裏。如果這些人“弄清了問題，獲得釋放”，(甚至報紙都不打哆嗦地寫到個別受誣陷的人)那就等於說其餘被抓進去的肯定是壞蛋!而回來的人都一聲不響。他們具了甘結。他們嚇成了啞巴。群島的秘密很少人知道，也知道得很少。分工依然如故。夜間“烏鴉車”，白天遊行隊伍。
而且，就在那幾年內，根據包羅萬象的五十八條的同一些分條，這個戈比很快就收回去了。比方說有誰注意到一九四0年的一條不肯和才去斷線學係的妻子的水流?在這個和平的年份，唐波夫市“摩登”電影院爵士樂隊的全體成員被抓進監獄，因為說他們都是人民敵人，這件事就在當地現在有誰記得?有準注意到一九三九年從被占領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出來投奔斯拉夫祖國蘇聯的三萬名捷克人呢?不能擔保其中沒有個把間諜。他們全都被送進了北方勞改步(在戰爭時期捷克兵團就是從那兒冒出來)。啊，對不起，我們木是在一九三九年向西部烏克蘭人、西部白俄羅斯人、後來在一九四0年又向波羅的海沿岸人以及摩爾達維亞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嗎?我們的手足兄弟們原來都根本沒有經過清理，於是一股一股的社會預防的水流就從那些地方湧出來了。捉拿太殷實、太有影響的人.也一併捉拿太獨立不羈、太聰明、太引人注目的人，在過去屬於波蘭的省份裏，特別集中地捉拿波蘭人(正是在那個時候募集起了不幸的卡騰事件的蒙難者，為未來的西科爾斯基-安德爾斯軍隊貯存了青飼料)。到處捕捉軍官。老百姓被弄得惶惶不可終日，愈來愈沉默。他們失去了反抗運動的潛在領袖人物。大家都學會了識時務，舊關係、舊熟人都漸漸疏遠了。
芬蘭留給了我們一條沒有居民的峽地，然而，一九四0年在整個卡累利阿和列寧格勒卻對有芬蘭血統的人實行搜捕和遷移。我們沒有察覺這股小溪流：我們不是芬蘭血統。
把我方被俘人員當作叛國分子審理一這也是在對芬戰爭期間的第一次嚐試。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嚐試!一然而真怪，我們卻沒有察覺。
排練熟了恰好戰爭也就爆發了，同時又是大規模撤退。從準備放棄給敵人的西部各共和國裏，應當趕緊在幾天之內把還可以抓的人抓出來。在立陶宛，倉卒間丟下了整個部隊、團隊、高射炮營和炮兵營但卻運出了幾千家不可靠的立陶宛人(其中四千家後來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勞改營裏交給了盜竊犯去洗劫)。從六月二十八日起，在拉脫維亞、在愛沙尼亞開始緊急逮捕。但火燒眉毛，撤退的任務更緊。忘了把布列斯特要塞之類的整個要塞撤出來，但沒有忘掉在利沃夫、羅夫諾、塔林及其他許多西部監獄的監房和院子裏把政治犯槍斃掉。在塔爾圖監獄裏槍殺了一百九十二人，屍體扔進了井裏。
怎樣想像這種場麵呢?你什麽也不知道，牢房的門打開，就向你開槍。你作垂死的呼喊，一除了監獄的石牆，誰也聽不見，誰也不會傳出去。不過，據說，也有中彈後沒有死的。我們也許還能讀到一部關於這件事的書?
一九四一年德軍如此迅速地包抄和切斷了塔幹羅格，車站廠的貨車裏還留著待撤退的犯人。怎麽辦?總不能釋放吧。也不能交給德國人。拉來油罐車，把貨車車廂都澆上石油，然後點燃。全部都活活地燒死了。
在後方，第一股戰時的水流是一謠言傳播者和恐慌製造者，這是根據戰爭最初幾天頒布的法典外的專門法令逮起來的。這是試驗性放血，是為了維持整體的振作。所有的都是判十年，但不算是五十八條(那些在戰爭年代勞改營裏活下來的為數不多的人，於一九四五年得到大赦)。
我差點兒沒有親身去嚐嚐這個法令的滋味：我正在麵包店前排隊，一個民警把我叫去並把我帶走問罪。如果不是幸好有人說情，那我一開頭就得上古拉格，而不用去打仗了。
然後是未交出收音機或無線電零件者的水流。發現(根據告密)一個電子管就判十年。
同時也出現了日爾曼族水流一伏爾加流域的日爾曼人、烏克蘭和北高加索的日爾曼族移民，以及在蘇聯任何地方居住的所有日爾曼人。決定因素是血統，甚至國內戰爭的英雄和老黨員，隻要是日爾曼人，也都在流放之列。
血統是根據姓名來判斷的。設計工程師華西裏·奧科洛科夫認為在設計方案上籤這個姓名木好看，就在三十年代改名(那時還可以這樣做)為羅伯特·施坦凱爾多漂亮!而且還設計了藝術字體寫法現在卻有口難辯，被當作日爾曼人抓起來“這是你的真名嗎?從法西斯特務機關接到些什麽任務?……”而那個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把不好聽的姓改成了科爾貝的唐波夫省人卡維爾茲涅夫是何時得到了與奧科洛科夫同樣遭遇的?……
日爾曼族的流放本質上與消滅富農一樣，隻是輕一些，因為允許攜帶較多的東西，並且不是送到那麽致命的壞地方。至於法律形式，跟消滅富農一樣，它也是沒有的。刑法典是一回事，幾十萬人的流放又是一回事。這是君主的聖諭。此外，這是它第一次作這類的民族試驗，這在理論上使他感到興趣。
從一九四一年夏末起，尤其是秋天，迸湧出了突圍者的水流。他們是祖國的保衛者，是幾個月前我國各城市用樂隊和花束歡送過的。在此以後，他們遭遇了德軍坦克的最沉重的打擊，在普遍的混亂中，完全不是出於自己的過錯，沒有當上俘虜。相反!他們結成分散的戰鬥小組，在德軍的包圍圈裏度過一段時間，然後突圍出來。他們回來以後，非但沒有像親兄弟般擁抱他們(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都會這樣做)，讓他們休整、探親，然後歸隊反而被當作嫌疑分子編成喪失權利、解除武裝的小隊，帶到審查甄別站，在那裏，保衛部門的軍官們一開始對他們的每一句話都不相信，甚至懷疑他們冒名頂替。審查的方法是交叉訊問、當麵對質、互相供述。經過審查，一部分突圍者重新獲得自己原來的姓名、軍銜和信任，編入各部隊。另一部分，暫時是小部分，則構成了叛國分子的第一股水流。他們得到五十八條1一乙，但起初，在標準製定前，刑期在十年以下。
作戰部隊這樣清洗。但是遠東和蒙古還有一支龐大的不作戰部隊。不讓這支軍隊生鏽是保衛部門的一項崇高任務。哈爾欽河和哈桑湖的英雄們不作戰閑話就多起來，再加上現在又讓他們練習使用原來對自己的軍人都保密的捷格嘉遼夫式自動步槍和團迫擊炮。手裏拿著這樣的武器，他們很難理解，為什麽我們在西線退卻。隔著西伯利亞和烏拉爾，他們怎麽也搞不通，我們一天後退一百二十公裏，不過是重複庫圖佐夫誘敵深入的策略。隻有從東部軍隊搞出一股水流，才能打通這個思想。嘴巴收緊了，信念也就成為鐵的了。
一九三九年的回放是機關歷史上的一個難以置信的事件，是它們歷史上的汙點!不過這個回流是不大的，約占已經抓起來還沒有判刑、還沒有遠送和沒有死掉的總數的百分之一、二。數字不大，可是用得巧。這是從一個盧布找回的一個戈比，為了把一切推在卑鄙的葉若夫身上，鞏固新上任的貝利亞的地位，為了使領袖形象更光輝，這樣做是需要的。用這一個戈比就機巧地把整個盧布理進地裏。如果這些人“弄清了問題，獲得釋放”，(甚至報紙都不打哆嗦地寫到個別受誣陷的人)那就等於說其餘被抓進去的肯定是壞蛋!而回來的人都一聲不響。他們具了甘結。他們嚇成了啞巴。群島的秘密很少人知道，也知道得很少。分工依然如故。夜間“烏鴉車”，白天遊行隊伍。
而且，就在那幾年內，根據包羅萬象的五十八條的同一些分條，這個戈比很快就收回去了。比方說有誰注意到一九四0年的一條不肯和才去斷線學係的妻子的水流?在這個和平的年份，唐波夫市“摩登”電影院爵士樂隊的全體成員被抓進監獄，因為說他們都是人民敵人，這件事就在當地現在有誰記得?有準注意到一九三九年從被占領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出來投奔斯拉夫祖國蘇聯的三萬名捷克人呢?不能擔保其中沒有個把間諜。他們全都被送進了北方勞改步(在戰爭時期捷克兵團就是從那兒冒出來)。啊，對不起，我們木是在一九三九年向西部烏克蘭人、西部白俄羅斯人、後來在一九四0年又向波羅的海沿岸人以及摩爾達維亞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嗎?我們的手足兄弟們原來都根本沒有經過清理，於是一股一股的社會預防的水流就從那些地方湧出來了。捉拿太殷實、太有影響的人.也一併捉拿太獨立不羈、太聰明、太引人注目的人，在過去屬於波蘭的省份裏，特別集中地捉拿波蘭人(正是在那個時候募集起了不幸的卡騰事件的蒙難者，為未來的西科爾斯基-安德爾斯軍隊貯存了青飼料)。到處捕捉軍官。老百姓被弄得惶惶不可終日，愈來愈沉默。他們失去了反抗運動的潛在領袖人物。大家都學會了識時務，舊關係、舊熟人都漸漸疏遠了。
芬蘭留給了我們一條沒有居民的峽地，然而，一九四0年在整個卡累利阿和列寧格勒卻對有芬蘭血統的人實行搜捕和遷移。我們沒有察覺這股小溪流：我們不是芬蘭血統。
把我方被俘人員當作叛國分子審理一這也是在對芬戰爭期間的第一次嚐試。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嚐試!一然而真怪，我們卻沒有察覺。
排練熟了恰好戰爭也就爆發了，同時又是大規模撤退。從準備放棄給敵人的西部各共和國裏，應當趕緊在幾天之內把還可以抓的人抓出來。在立陶宛，倉卒間丟下了整個部隊、團隊、高射炮營和炮兵營但卻運出了幾千家不可靠的立陶宛人(其中四千家後來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勞改營裏交給了盜竊犯去洗劫)。從六月二十八日起，在拉脫維亞、在愛沙尼亞開始緊急逮捕。但火燒眉毛，撤退的任務更緊。忘了把布列斯特要塞之類的整個要塞撤出來，但沒有忘掉在利沃夫、羅夫諾、塔林及其他許多西部監獄的監房和院子裏把政治犯槍斃掉。在塔爾圖監獄裏槍殺了一百九十二人，屍體扔進了井裏。
怎樣想像這種場麵呢?你什麽也不知道，牢房的門打開，就向你開槍。你作垂死的呼喊，一除了監獄的石牆，誰也聽不見，誰也不會傳出去。不過，據說，也有中彈後沒有死的。我們也許還能讀到一部關於這件事的書?
一九四一年德軍如此迅速地包抄和切斷了塔幹羅格，車站廠的貨車裏還留著待撤退的犯人。怎麽辦?總不能釋放吧。也不能交給德國人。拉來油罐車，把貨車車廂都澆上石油，然後點燃。全部都活活地燒死了。
在後方，第一股戰時的水流是一謠言傳播者和恐慌製造者，這是根據戰爭最初幾天頒布的法典外的專門法令逮起來的。這是試驗性放血，是為了維持整體的振作。所有的都是判十年，但不算是五十八條(那些在戰爭年代勞改營裏活下來的為數不多的人，於一九四五年得到大赦)。
我差點兒沒有親身去嚐嚐這個法令的滋味：我正在麵包店前排隊，一個民警把我叫去並把我帶走問罪。如果不是幸好有人說情，那我一開頭就得上古拉格，而不用去打仗了。
然後是未交出收音機或無線電零件者的水流。發現(根據告密)一個電子管就判十年。
同時也出現了日爾曼族水流一伏爾加流域的日爾曼人、烏克蘭和北高加索的日爾曼族移民，以及在蘇聯任何地方居住的所有日爾曼人。決定因素是血統，甚至國內戰爭的英雄和老黨員，隻要是日爾曼人，也都在流放之列。
血統是根據姓名來判斷的。設計工程師華西裏·奧科洛科夫認為在設計方案上籤這個姓名木好看，就在三十年代改名(那時還可以這樣做)為羅伯特·施坦凱爾多漂亮!而且還設計了藝術字體寫法現在卻有口難辯，被當作日爾曼人抓起來“這是你的真名嗎?從法西斯特務機關接到些什麽任務?……”而那個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把不好聽的姓改成了科爾貝的唐波夫省人卡維爾茲涅夫是何時得到了與奧科洛科夫同樣遭遇的?……
日爾曼族的流放本質上與消滅富農一樣，隻是輕一些，因為允許攜帶較多的東西，並且不是送到那麽致命的壞地方。至於法律形式，跟消滅富農一樣，它也是沒有的。刑法典是一回事，幾十萬人的流放又是一回事。這是君主的聖諭。此外，這是它第一次作這類的民族試驗，這在理論上使他感到興趣。
從一九四一年夏末起，尤其是秋天，迸湧出了突圍者的水流。他們是祖國的保衛者，是幾個月前我國各城市用樂隊和花束歡送過的。在此以後，他們遭遇了德軍坦克的最沉重的打擊，在普遍的混亂中，完全不是出於自己的過錯，沒有當上俘虜。相反!他們結成分散的戰鬥小組，在德軍的包圍圈裏度過一段時間，然後突圍出來。他們回來以後，非但沒有像親兄弟般擁抱他們(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都會這樣做)，讓他們休整、探親，然後歸隊反而被當作嫌疑分子編成喪失權利、解除武裝的小隊，帶到審查甄別站，在那裏，保衛部門的軍官們一開始對他們的每一句話都不相信，甚至懷疑他們冒名頂替。審查的方法是交叉訊問、當麵對質、互相供述。經過審查，一部分突圍者重新獲得自己原來的姓名、軍銜和信任，編入各部隊。另一部分，暫時是小部分，則構成了叛國分子的第一股水流。他們得到五十八條1一乙，但起初，在標準製定前，刑期在十年以下。
作戰部隊這樣清洗。但是遠東和蒙古還有一支龐大的不作戰部隊。不讓這支軍隊生鏽是保衛部門的一項崇高任務。哈爾欽河和哈桑湖的英雄們不作戰閑話就多起來，再加上現在又讓他們練習使用原來對自己的軍人都保密的捷格嘉遼夫式自動步槍和團迫擊炮。手裏拿著這樣的武器，他們很難理解，為什麽我們在西線退卻。隔著西伯利亞和烏拉爾，他們怎麽也搞不通，我們一天後退一百二十公裏，不過是重複庫圖佐夫誘敵深入的策略。隻有從東部軍隊搞出一股水流，才能打通這個思想。嘴巴收緊了，信念也就成為鐵的了。